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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抛弃种族、党派和宗教的门户之见,在二战中拯救了超过15人的性命,其中包括电影《钢琴家》的原型波兰犹太钢琴家弗拉季斯拉夫•施皮尔曼,但他的名誉在战后却迟迟没有恢复。直到今年6月18日,他的名字才被载入“和平义士”名册,他是维尔姆•霍森菲尔德。
2009年6月18日,在德国首都柏林的犹太博物馆,德国和以色列官员齐聚一堂,为一位受人尊敬的德军上尉举行了一个仪式,将他的名字正式载入了二战中救人于水火的“和平义士”名册,他就是维尔姆•霍森菲尔德。
“我为自己的人民感到羞耻”
也许你看过波兰斯基的电影《钢琴家》,2002年该片曾荣获奥斯卡奖。故事讲的是二战期间,波兰犹太钢琴家弗拉季斯拉夫•施皮尔曼从特雷布林卡集中营奇迹逃生,为避免重新落入纳粹魔爪而东躲西藏,隐身于华沙城的重重废墟中。值得庆幸的是,他的音乐才华感动了一名德国军官维尔姆•霍森菲尔德,在其冒死相助下,钢琴家终于捱到了战争结束,迎来了自由的曙光。
重获自由后,施皮尔曼将这段亲身经历写成小说,以《死亡的城市》为书名在1946年出版,但很快遭到官方查禁。直到上世纪90年代,这本书才重见天日,在美国发行英译本后,一举登上了畅销书排行榜。
书中有这样一段经典描写:
“在我的身后,站着一位身材匀称、气质儒雅的德国军官……忽然,我大彻大悟地意识到,要跳出这又一个陷阱,我已经无能为力了。
——随你怎么处置吧,我是不会挪地方的。
——我不打算对你怎么样!你是什么人?
——我是钢琴演奏家。
他上下仔细地打量着我,眼神里分明透着几分揣疑。
——请跟我来。
我们走进一个房间,墙边摆放着一架钢琴。
——随便弹点什么。
这一回,我不得不用弹琴来救自己一命。但我已有两年半没有摸琴了,我的手指骨节僵硬,上面还沾满厚厚一层污垢。我双手微微颤抖着,张开十指按向了琴键,开始弹奏肖邦的一首小调夜曲。整座城市原本就死一般沉寂,而当我一曲终了,这种寂静就更觉阴森诡异,令人毛骨悚然。军官默默地伫立着,良久才长叹一声,说道:
——我会送你出城的,你到那里就安全了。
——我不能走出这儿。
——你是犹太人?
——对。
——你的确不能离开这里。我会给你带吃的来。
——你是德国人?
——是的,很不幸,我是德国人。我很清楚这里在干什么,我为自己的人民感到羞耻。
他毅然决然地向我伸出了手,旋即走了出去。”
维尔姆•霍森菲尔德上尉不仅没有出卖施皮尔曼,而且还带来了食物,并把他隐藏在阁楼上,而这里可是戒备森严的纳粹华沙城防司令部。
在影片《钢琴家》中,镜头曾久久定格于上尉办公桌上的一张照片,那是他的儿子德特勒夫•霍森菲尔德的真实照片。德特勒夫回忆说:“我们一家原来生活在福尔达附近的一个小村庄。1927年,当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当上了小学校长。他教过我两年,他小学的课程什么都教,有历史、宗教、自然、德语和国家社会主义。”
维尔姆•霍森菲尔德出生于1895年。当他上大学时,他选定了教师为未来的职业。1911年,他加入了“旅行鸟”青年组织,亲身感悟到了大自然的美妙,并与同伴们一道收集民间文化艺术,推动民族传统的回归。20世纪20年代该组织出现分裂,分成了“宗教”、“无产阶级”、“自由德国青年”和“人民”四个分支,“人民”在思想上最接近新兴的法西斯运动,而霍森菲尔德恰巧选择了它。
1933年希特勒上台,时任村小学校长霍森菲尔德欣喜若狂,当年便加入了纳粹党和冲锋队,并成为了其中的活跃分子。霍森菲尔德衷心拥护消除失业、大搞建设的政策,乐观地期盼着国家的振兴,而对排斥异己、解散议会、禁止言论自由和种族主义倾向并不在意,认为那是建设新社会不可避免的阵痛,只要目的伟大可以不择手段。
到了1938年5月,据霍森菲尔德的日记显示,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开始怀疑先前无条件接受的东西:“傍晚,冲锋队几名负责人开了会。如果再这样下去,我就没法子好好干了。我看不到任何可以吸引我的目标,……现在,我在他们中间常常感到孤独,我感到厌恶。”
在排挤犹太人的所谓的“水晶之夜”事件发生后,霍森菲尔德在1938年11月12号写道:“在全德国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帝国的形势实在可怕,已不再有法律和秩序,只有欲盖弥彰的虚伪与谎言。”
觉醒
1939年8月,预备役军人霍森菲尔德被正式征召入伍。9月初,他来到了波兰,第一次目睹了当地人民流离失所、受尽屈辱的惨状,发现了现实与雷鸣山响的宣传那么格格不入,清楚了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的实质。1939年9-10月,他被调到“弗兰肯”营,负责看管关押着的1.5万波兰战俘的集中营。
1943年,德特勒夫17岁了,已经懂得大人的事情。他回忆说:“父亲回家休了两三天假期,告诉了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因对所发生的一切无能为力,使他的内心深受折磨,但他是名军人,服从命令是他的天职。不过,父亲试图以某种途径摆脱这种噩梦,就写信告诉我们每天都干了些什么。如果这些信件送去审查,他注定会被枪毙。”
霍森菲尔德开始写日记,并把他那个袖珍笔记本随时带在身上。1944年,他把日记本通过野战军邮寄回了家,希望通过这种办法躲过检查。德特勒夫说:“也许,父亲很想让我们知道,这些年来他在想什么,他的真实感受是什么样。 他明白,我们也许不会再见面了。”
经过仔细甄别校对,专家确定认了霍森菲尔德日记的真实性,2004年该日记在德国出版。这本日记中虽常常出现半句话,语言也远非完美,但这些匆忙写下的语句,却是一个德国人发自内心的告白和意识的觉醒。他认识到自己的轻信与盲从,认识到自己投身的事业原来是在犯罪。
霍森菲尔德并没有宽恕自己,他在1943年8月写下:“在那些事情面前,我们都保持沉默,我们是何等的怯懦。惩罚将落到我们和我们无辜的孩子身上,因为我们在纵容那种犯罪,我们成了他们的同谋。”
1944年8月11日,霍森菲尔德在日记中写道:“看来,元首已下令将华沙夷为平地,这已经开始了。如果希特勒的这一命令确实存在,那么我就清楚了,我们将放弃华沙,丢掉波兰,输掉战争。我们必须承认,一切都将失去。这是我们东方政策的破产,我们毁掉华沙,等于把这一政策送入坟墓。”
1944年8月23日,正值华沙起义,他对妻子写道:“我每天都在审讯。我不是那种人,进行这种残忍的拷问我干不了。但我仍高兴能干这个,因为我起码可以为什么人做点好事。今天又来了一个积极分子,她是一名16岁的女孩。昨天,被带来的有一个女大学生,然后还有一位56岁的波兰警察总长。对这些怀有一片赤诚爱国之心的人,我们却没有能力拯救。但我想尽我的所能,去救每一个人。”
在霍森菲尔德上尉救出的人中,有一位是华沙天主教司铎安东尼•齐采拉。霍森菲尔德知道,盖世太保曾四处通缉这位神父,但也知道如果隐瞒真相,他们俩将来都难免一死,但他还是豁出性命救了神父。在一个霍森菲尔德偶然认识的人的掩护下,神父偷偷爬出了开赴刑场的汽车,得以大难不死。
在他的掩护下,德国共产党人卡尔•赫利也劫后余生。据德特勒夫回忆:“对于自己和战友们在集中营的行动计划,赫利毫不隐讳地告诉了父亲。他们还谈了很多当下的时局,父亲听后感到十分震惊:既然我们能这样对付持不同政见的同胞,那么对非雅利安人就不难想象了。”
身为德国军人,霍森菲尔德既脱离不了自己的人民,也无法摆脱那暴行滔天的奇异制度:“在街上我总感到羞愧,每个波兰人都有权朝我们脸上啐口水。再往后只会更糟,但我们已没有权利抱怨。”
战争的灾难使霍森菲尔德猛醒了,使他成为了一名反法西斯斗士,尽管他本人未必会这样认为。他成了同伴中的异类,那些先前的志同道合者变得越来越陌生:“对于所有的邪恶,所有的杀戮,所有的苦难,我们现在将全民受过并偿还。我们已让自己蒙上了无法抹去的耻辱,我们只有永远忏悔。我们不会得到宽恕,我们咎由自取。”
徒劳营救
1945年1月16日,在华沙城熊熊大火的映照下,霍森菲尔德写下了最后一封信。一天之后,他成了苏军的俘虏。
1946年的圣诞节前,霍森菲尔德的妻子和孩子们头一次收到了苏联战俘营传来的音信,那是一张盖着国际红十字会大印的明信片,他在上面写道,“我现在有了一个好工作,负责分拣邮件”。因接受强制检查,第二张明信片在路上走了一个月才到,“想念成长中的孩子们,他们已经长大成人了吧,可以自立了吧?”霍森菲尔德认为自己可以提前获释,他告诉家人:“下一个新年我们一定团聚。”
大约在同一时期,与霍森菲尔德同营关押的一名德军士兵获释,为霍森菲尔德家人带回了一张他救过的人的名单。
钢琴家不是被上尉惟一救出的人,在他的救助下幸免遇难的人超过十五个。在这份“霍森菲尔德名单”上,名列第九的就是弗拉季斯拉夫•施皮尔曼。名单的附言中说:“亲爱的安奈米:请写信给这些住在波兰的人,他们会感谢我的,会提供帮助的。15.07.46。”
钢琴家施皮尔曼与霍森菲尔德上尉所见的最后一面,是在1944年12月12日。上尉临分手时知道了被救助者的名字,但一直到1950年,施皮尔曼才知道救命恩人的名字和下落。
莱昂•瓦尔姆原是来自华沙犹太人隔离区的囚犯,从开往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的火车上逃出后,拿到霍森菲尔德为其虚开的“雅利安人”证件和工作证,最终得以逃脱纳粹的魔掌。1950年,瓦尔姆已移居澳大利亚,便开始公开寻找住在德国的恩人一家。霍森菲尔德的妻子向他出示了丈夫所救者的名单。因担心邮递到波兰出差错,瓦尔姆通过朋友之手屡经辗转,将霍森菲尔德的一张照片和讲述自己命运的信交到了钢琴家手中。
施皮尔曼为了救出恩人,便去求波兰部长会议副主席雅各布•贝尔曼,他掌管着波兰安全机构。但贝尔曼委婉地拒绝了,说插手苏联的事是不可能的,而且他从未想过要帮助纳粹分子。四处碰壁之后,施皮尔曼的救助努力化为了泡影。1957年,施皮尔曼到联邦德国巡回演出,终于见到了霍森菲尔德的妻子。他也见到了那份被救者名单,从此一直与恩人和其他获救者的家人保持着联系。
为了解救霍森菲尔德,安东尼•齐采拉神父也向苏联方面求情。苏联第7056战俘营指挥官收到了神父的信:“自1942年起,我就知道霍森菲尔德上尉。在我家人的请求下,霍森菲尔德上尉在华沙找到了我,并以德军体校兼体育场负责人的便利,将我安置到他的办公室做雇员。因我要躲避盖世太保的追查,他就向我提供了所需文件和工作证,两次把我从死亡线上救了下来。我每天都在为他祈祷。”
神父的恳求当然没有分量,共产党员卡尔•赫利只好出面,他战后在德国哈瑙市任纳粹罪行调查联合会主任。然而,对于西德共产党的请求,苏联方面仍然没有理采。一年半以后,即1947年10月,赫利已升任纳粹罪行调查联合会主席,再一次求苏联集中营指挥官放人,并向其介绍了霍森菲尔德的政治立场、救人的事迹和对抵抗运动的帮助。但这一切努力仍旧是徒劳无功。
战俘营
为了与苏军官兵友好相处,霍森菲尔德在战俘营里学起了俄语。但在1947年8月,他的明信片给家人带来了他病重的消息:“我在用左手写字。星期天,我右手和双腿突然瘫痪了,连说话都困难。集中营的俄罗斯医生对我照顾得很好。”
至于苏联人对这位被俘德国军官的态度,几封审查后的明信片已经给出了足够的暗示:“我们离战争灾难太近了,我们都是牺牲品。你们在家里认为,一切都已经过去,但并非如此。……只有我对你们的爱和意志力,才能帮我克服一切。”
从1947年11月至1948年5月,家人没有得到任何来自战俘营的消息,因为他在此期间病得很重。过了一段时间后,霍森菲尔德才与家人恢复通信,但他的希望已被绝望所取代:“红房子仍然可怕,但我并不害怕。返乡之事我们已不想再提,这里就像进了天堂。我总是抱着希望,总在胡思乱想。谁进了红房子,谁就不再有希望。地狱吞噬着这种希望……我相对健康,心情愉快。”
霍森菲尔德继续给家人写信,直到1949年9月。最后几张明信片清楚地表明,他在精神和肉体都到了崩溃的边缘。
对于霍森菲尔德的经历,俗称“红房子”的营地军事法庭做过描述:1945年1月17日,在华沙市以西被俘。1949年12月21日,被苏联内务部明斯克第168战俘营逮捕并关押。对霍森菲尔德的逮捕令指出:从1944年8月1日至9月初,在纳粹镇压华沙起义期间,他亲自审讯了40-50名波兰公民,此后他们便被送往集中营,至今下落不明。
1950年5月27日,苏联内务部明斯克军事法庭在宣判中说:霍森菲尔德自1939年起加入德军。1939年9月至10月,在“弗兰肯”警卫营看守关押波兰战俘的集中营。到1944年,他在华沙警备司令部任军官。1944年8月,他在那里参加了镇压波兰人起义的行动。他亲自审问犯人,并将他们送进监狱。
鉴于霍森菲尔德为德国法西斯效过力,并助长了对苏联的敌对活动,苏联军事法庭对其宣判如下:“剥夺自由,在监关押25年。”但他的刑期不是从被俘时算起,而是从1949年12月21日开始,前五年的牢算是白坐了。面对这样的结局,霍森菲尔德试图上诉,但毫无结果。
再往后,霍森菲尔德传来的只有病痛的消息。现摘录一段苏联的病历内容,这本是只允当事人的家人翻阅的:“自1947年起,右半身四次中风瘫痪。1945年——营养不良,水肿……不能自己行走。血压:高压225,低压140。精神方面出现失常倾向:病人时常病态地哭笑不止,记忆衰退。”
1952年8月13日,霍森菲尔德死在了苏联集中营。
名誉难全
事实上,在饱尝纳粹蹂躏之苦的苏联,要他们对认定的纳粹战犯法外开恩实在太难。在苏联解体后的白俄罗斯,这起案子也没有得到重审。2000年11月,白俄罗斯检察院驳回了德国大使馆对霍森菲尔德平反的请求,理由是:“他犯下了战争罪,判决是合理的,不属平反之列。”
在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大屠杀纪念馆,题写着一句古老的箴言:“凡救人一命,就是拯救整个世界。”自1953年纪念馆落成伊始,纪念馆就开始搜寻好心的犹太人救助者,总共查明了全世界33个国家的22216人,其中既有奥斯卡•辛德勒和罗尔•瓦伦堡那样的名人,也有大量默默无闻的无名英雄。
维尔姆•霍森菲尔德抛弃种族、党派和宗教的门户之见,像其他义士一样勇敢地加入了救助者的行列,但因霍森菲尔德的名誉并没有彻底恢复,耶路撒冷大屠杀纪念馆的专家们至今拿不定主意,不知是否该承认他为“和平义士”。在大屠杀纪念馆理事会在实践中,承认被官方贴上“战犯”标签的人为“义士”,目前还没有过先例。
2009年6月18日,在德国首都柏林的犹太博物馆,德国和以色列官员齐聚一堂,为一位受人尊敬的德军上尉举行了一个仪式,将他的名字正式载入了二战中救人于水火的“和平义士”名册,他就是维尔姆•霍森菲尔德。
“我为自己的人民感到羞耻”
也许你看过波兰斯基的电影《钢琴家》,2002年该片曾荣获奥斯卡奖。故事讲的是二战期间,波兰犹太钢琴家弗拉季斯拉夫•施皮尔曼从特雷布林卡集中营奇迹逃生,为避免重新落入纳粹魔爪而东躲西藏,隐身于华沙城的重重废墟中。值得庆幸的是,他的音乐才华感动了一名德国军官维尔姆•霍森菲尔德,在其冒死相助下,钢琴家终于捱到了战争结束,迎来了自由的曙光。
重获自由后,施皮尔曼将这段亲身经历写成小说,以《死亡的城市》为书名在1946年出版,但很快遭到官方查禁。直到上世纪90年代,这本书才重见天日,在美国发行英译本后,一举登上了畅销书排行榜。
书中有这样一段经典描写:
“在我的身后,站着一位身材匀称、气质儒雅的德国军官……忽然,我大彻大悟地意识到,要跳出这又一个陷阱,我已经无能为力了。
——随你怎么处置吧,我是不会挪地方的。
——我不打算对你怎么样!你是什么人?
——我是钢琴演奏家。
他上下仔细地打量着我,眼神里分明透着几分揣疑。
——请跟我来。
我们走进一个房间,墙边摆放着一架钢琴。
——随便弹点什么。
这一回,我不得不用弹琴来救自己一命。但我已有两年半没有摸琴了,我的手指骨节僵硬,上面还沾满厚厚一层污垢。我双手微微颤抖着,张开十指按向了琴键,开始弹奏肖邦的一首小调夜曲。整座城市原本就死一般沉寂,而当我一曲终了,这种寂静就更觉阴森诡异,令人毛骨悚然。军官默默地伫立着,良久才长叹一声,说道:
——我会送你出城的,你到那里就安全了。
——我不能走出这儿。
——你是犹太人?
——对。
——你的确不能离开这里。我会给你带吃的来。
——你是德国人?
——是的,很不幸,我是德国人。我很清楚这里在干什么,我为自己的人民感到羞耻。
他毅然决然地向我伸出了手,旋即走了出去。”
维尔姆•霍森菲尔德上尉不仅没有出卖施皮尔曼,而且还带来了食物,并把他隐藏在阁楼上,而这里可是戒备森严的纳粹华沙城防司令部。
在影片《钢琴家》中,镜头曾久久定格于上尉办公桌上的一张照片,那是他的儿子德特勒夫•霍森菲尔德的真实照片。德特勒夫回忆说:“我们一家原来生活在福尔达附近的一个小村庄。1927年,当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当上了小学校长。他教过我两年,他小学的课程什么都教,有历史、宗教、自然、德语和国家社会主义。”
维尔姆•霍森菲尔德出生于1895年。当他上大学时,他选定了教师为未来的职业。1911年,他加入了“旅行鸟”青年组织,亲身感悟到了大自然的美妙,并与同伴们一道收集民间文化艺术,推动民族传统的回归。20世纪20年代该组织出现分裂,分成了“宗教”、“无产阶级”、“自由德国青年”和“人民”四个分支,“人民”在思想上最接近新兴的法西斯运动,而霍森菲尔德恰巧选择了它。
1933年希特勒上台,时任村小学校长霍森菲尔德欣喜若狂,当年便加入了纳粹党和冲锋队,并成为了其中的活跃分子。霍森菲尔德衷心拥护消除失业、大搞建设的政策,乐观地期盼着国家的振兴,而对排斥异己、解散议会、禁止言论自由和种族主义倾向并不在意,认为那是建设新社会不可避免的阵痛,只要目的伟大可以不择手段。
到了1938年5月,据霍森菲尔德的日记显示,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开始怀疑先前无条件接受的东西:“傍晚,冲锋队几名负责人开了会。如果再这样下去,我就没法子好好干了。我看不到任何可以吸引我的目标,……现在,我在他们中间常常感到孤独,我感到厌恶。”
在排挤犹太人的所谓的“水晶之夜”事件发生后,霍森菲尔德在1938年11月12号写道:“在全德国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帝国的形势实在可怕,已不再有法律和秩序,只有欲盖弥彰的虚伪与谎言。”
觉醒
1939年8月,预备役军人霍森菲尔德被正式征召入伍。9月初,他来到了波兰,第一次目睹了当地人民流离失所、受尽屈辱的惨状,发现了现实与雷鸣山响的宣传那么格格不入,清楚了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的实质。1939年9-10月,他被调到“弗兰肯”营,负责看管关押着的1.5万波兰战俘的集中营。
1943年,德特勒夫17岁了,已经懂得大人的事情。他回忆说:“父亲回家休了两三天假期,告诉了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因对所发生的一切无能为力,使他的内心深受折磨,但他是名军人,服从命令是他的天职。不过,父亲试图以某种途径摆脱这种噩梦,就写信告诉我们每天都干了些什么。如果这些信件送去审查,他注定会被枪毙。”
霍森菲尔德开始写日记,并把他那个袖珍笔记本随时带在身上。1944年,他把日记本通过野战军邮寄回了家,希望通过这种办法躲过检查。德特勒夫说:“也许,父亲很想让我们知道,这些年来他在想什么,他的真实感受是什么样。 他明白,我们也许不会再见面了。”
经过仔细甄别校对,专家确定认了霍森菲尔德日记的真实性,2004年该日记在德国出版。这本日记中虽常常出现半句话,语言也远非完美,但这些匆忙写下的语句,却是一个德国人发自内心的告白和意识的觉醒。他认识到自己的轻信与盲从,认识到自己投身的事业原来是在犯罪。
霍森菲尔德并没有宽恕自己,他在1943年8月写下:“在那些事情面前,我们都保持沉默,我们是何等的怯懦。惩罚将落到我们和我们无辜的孩子身上,因为我们在纵容那种犯罪,我们成了他们的同谋。”
1944年8月11日,霍森菲尔德在日记中写道:“看来,元首已下令将华沙夷为平地,这已经开始了。如果希特勒的这一命令确实存在,那么我就清楚了,我们将放弃华沙,丢掉波兰,输掉战争。我们必须承认,一切都将失去。这是我们东方政策的破产,我们毁掉华沙,等于把这一政策送入坟墓。”
1944年8月23日,正值华沙起义,他对妻子写道:“我每天都在审讯。我不是那种人,进行这种残忍的拷问我干不了。但我仍高兴能干这个,因为我起码可以为什么人做点好事。今天又来了一个积极分子,她是一名16岁的女孩。昨天,被带来的有一个女大学生,然后还有一位56岁的波兰警察总长。对这些怀有一片赤诚爱国之心的人,我们却没有能力拯救。但我想尽我的所能,去救每一个人。”
在霍森菲尔德上尉救出的人中,有一位是华沙天主教司铎安东尼•齐采拉。霍森菲尔德知道,盖世太保曾四处通缉这位神父,但也知道如果隐瞒真相,他们俩将来都难免一死,但他还是豁出性命救了神父。在一个霍森菲尔德偶然认识的人的掩护下,神父偷偷爬出了开赴刑场的汽车,得以大难不死。
在他的掩护下,德国共产党人卡尔•赫利也劫后余生。据德特勒夫回忆:“对于自己和战友们在集中营的行动计划,赫利毫不隐讳地告诉了父亲。他们还谈了很多当下的时局,父亲听后感到十分震惊:既然我们能这样对付持不同政见的同胞,那么对非雅利安人就不难想象了。”
身为德国军人,霍森菲尔德既脱离不了自己的人民,也无法摆脱那暴行滔天的奇异制度:“在街上我总感到羞愧,每个波兰人都有权朝我们脸上啐口水。再往后只会更糟,但我们已没有权利抱怨。”
战争的灾难使霍森菲尔德猛醒了,使他成为了一名反法西斯斗士,尽管他本人未必会这样认为。他成了同伴中的异类,那些先前的志同道合者变得越来越陌生:“对于所有的邪恶,所有的杀戮,所有的苦难,我们现在将全民受过并偿还。我们已让自己蒙上了无法抹去的耻辱,我们只有永远忏悔。我们不会得到宽恕,我们咎由自取。”
徒劳营救
1945年1月16日,在华沙城熊熊大火的映照下,霍森菲尔德写下了最后一封信。一天之后,他成了苏军的俘虏。
1946年的圣诞节前,霍森菲尔德的妻子和孩子们头一次收到了苏联战俘营传来的音信,那是一张盖着国际红十字会大印的明信片,他在上面写道,“我现在有了一个好工作,负责分拣邮件”。因接受强制检查,第二张明信片在路上走了一个月才到,“想念成长中的孩子们,他们已经长大成人了吧,可以自立了吧?”霍森菲尔德认为自己可以提前获释,他告诉家人:“下一个新年我们一定团聚。”
大约在同一时期,与霍森菲尔德同营关押的一名德军士兵获释,为霍森菲尔德家人带回了一张他救过的人的名单。
钢琴家不是被上尉惟一救出的人,在他的救助下幸免遇难的人超过十五个。在这份“霍森菲尔德名单”上,名列第九的就是弗拉季斯拉夫•施皮尔曼。名单的附言中说:“亲爱的安奈米:请写信给这些住在波兰的人,他们会感谢我的,会提供帮助的。15.07.46。”
钢琴家施皮尔曼与霍森菲尔德上尉所见的最后一面,是在1944年12月12日。上尉临分手时知道了被救助者的名字,但一直到1950年,施皮尔曼才知道救命恩人的名字和下落。
莱昂•瓦尔姆原是来自华沙犹太人隔离区的囚犯,从开往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的火车上逃出后,拿到霍森菲尔德为其虚开的“雅利安人”证件和工作证,最终得以逃脱纳粹的魔掌。1950年,瓦尔姆已移居澳大利亚,便开始公开寻找住在德国的恩人一家。霍森菲尔德的妻子向他出示了丈夫所救者的名单。因担心邮递到波兰出差错,瓦尔姆通过朋友之手屡经辗转,将霍森菲尔德的一张照片和讲述自己命运的信交到了钢琴家手中。
施皮尔曼为了救出恩人,便去求波兰部长会议副主席雅各布•贝尔曼,他掌管着波兰安全机构。但贝尔曼委婉地拒绝了,说插手苏联的事是不可能的,而且他从未想过要帮助纳粹分子。四处碰壁之后,施皮尔曼的救助努力化为了泡影。1957年,施皮尔曼到联邦德国巡回演出,终于见到了霍森菲尔德的妻子。他也见到了那份被救者名单,从此一直与恩人和其他获救者的家人保持着联系。
为了解救霍森菲尔德,安东尼•齐采拉神父也向苏联方面求情。苏联第7056战俘营指挥官收到了神父的信:“自1942年起,我就知道霍森菲尔德上尉。在我家人的请求下,霍森菲尔德上尉在华沙找到了我,并以德军体校兼体育场负责人的便利,将我安置到他的办公室做雇员。因我要躲避盖世太保的追查,他就向我提供了所需文件和工作证,两次把我从死亡线上救了下来。我每天都在为他祈祷。”
神父的恳求当然没有分量,共产党员卡尔•赫利只好出面,他战后在德国哈瑙市任纳粹罪行调查联合会主任。然而,对于西德共产党的请求,苏联方面仍然没有理采。一年半以后,即1947年10月,赫利已升任纳粹罪行调查联合会主席,再一次求苏联集中营指挥官放人,并向其介绍了霍森菲尔德的政治立场、救人的事迹和对抵抗运动的帮助。但这一切努力仍旧是徒劳无功。
战俘营
为了与苏军官兵友好相处,霍森菲尔德在战俘营里学起了俄语。但在1947年8月,他的明信片给家人带来了他病重的消息:“我在用左手写字。星期天,我右手和双腿突然瘫痪了,连说话都困难。集中营的俄罗斯医生对我照顾得很好。”
至于苏联人对这位被俘德国军官的态度,几封审查后的明信片已经给出了足够的暗示:“我们离战争灾难太近了,我们都是牺牲品。你们在家里认为,一切都已经过去,但并非如此。……只有我对你们的爱和意志力,才能帮我克服一切。”
从1947年11月至1948年5月,家人没有得到任何来自战俘营的消息,因为他在此期间病得很重。过了一段时间后,霍森菲尔德才与家人恢复通信,但他的希望已被绝望所取代:“红房子仍然可怕,但我并不害怕。返乡之事我们已不想再提,这里就像进了天堂。我总是抱着希望,总在胡思乱想。谁进了红房子,谁就不再有希望。地狱吞噬着这种希望……我相对健康,心情愉快。”
霍森菲尔德继续给家人写信,直到1949年9月。最后几张明信片清楚地表明,他在精神和肉体都到了崩溃的边缘。
对于霍森菲尔德的经历,俗称“红房子”的营地军事法庭做过描述:1945年1月17日,在华沙市以西被俘。1949年12月21日,被苏联内务部明斯克第168战俘营逮捕并关押。对霍森菲尔德的逮捕令指出:从1944年8月1日至9月初,在纳粹镇压华沙起义期间,他亲自审讯了40-50名波兰公民,此后他们便被送往集中营,至今下落不明。
1950年5月27日,苏联内务部明斯克军事法庭在宣判中说:霍森菲尔德自1939年起加入德军。1939年9月至10月,在“弗兰肯”警卫营看守关押波兰战俘的集中营。到1944年,他在华沙警备司令部任军官。1944年8月,他在那里参加了镇压波兰人起义的行动。他亲自审问犯人,并将他们送进监狱。
鉴于霍森菲尔德为德国法西斯效过力,并助长了对苏联的敌对活动,苏联军事法庭对其宣判如下:“剥夺自由,在监关押25年。”但他的刑期不是从被俘时算起,而是从1949年12月21日开始,前五年的牢算是白坐了。面对这样的结局,霍森菲尔德试图上诉,但毫无结果。
再往后,霍森菲尔德传来的只有病痛的消息。现摘录一段苏联的病历内容,这本是只允当事人的家人翻阅的:“自1947年起,右半身四次中风瘫痪。1945年——营养不良,水肿……不能自己行走。血压:高压225,低压140。精神方面出现失常倾向:病人时常病态地哭笑不止,记忆衰退。”
1952年8月13日,霍森菲尔德死在了苏联集中营。
名誉难全
事实上,在饱尝纳粹蹂躏之苦的苏联,要他们对认定的纳粹战犯法外开恩实在太难。在苏联解体后的白俄罗斯,这起案子也没有得到重审。2000年11月,白俄罗斯检察院驳回了德国大使馆对霍森菲尔德平反的请求,理由是:“他犯下了战争罪,判决是合理的,不属平反之列。”
在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大屠杀纪念馆,题写着一句古老的箴言:“凡救人一命,就是拯救整个世界。”自1953年纪念馆落成伊始,纪念馆就开始搜寻好心的犹太人救助者,总共查明了全世界33个国家的22216人,其中既有奥斯卡•辛德勒和罗尔•瓦伦堡那样的名人,也有大量默默无闻的无名英雄。
维尔姆•霍森菲尔德抛弃种族、党派和宗教的门户之见,像其他义士一样勇敢地加入了救助者的行列,但因霍森菲尔德的名誉并没有彻底恢复,耶路撒冷大屠杀纪念馆的专家们至今拿不定主意,不知是否该承认他为“和平义士”。在大屠杀纪念馆理事会在实践中,承认被官方贴上“战犯”标签的人为“义士”,目前还没有过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