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梁国际学校:教育的“麦当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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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课上所说的所有话.所做的所有动作.都写在他始终拿在手上的一本不比A5纸大的电子书阅读器屏幕上。每天早上,因宗贝利都会登录进桥梁国际学校的系统下载讲稿。课程开始后,他只用听从指示就行。讲稿中写着:“你们有两分钟时间。现在开始。”于是因宗贝利就说:“你们有两分钟时间。现在开始。”
  除了极少的不同,这些话在所有国家的所有科目都差不多,不管是数学还是斯瓦希里语。这些讲稿绝大部分由这家公司的员工在美国写作完成。他们坐在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办公室中,写下了几百名教师在相距数千公里外的课堂上要说的话。
  “放下笔,看着我。”因宗贝利说,因为这正是他的电子书阅读器屏幕上的话。阅读器也会指示他怎样做。“等待30秒钟,点一个坐姿端正的年龄稍大的学生回答问题。”“让学生们鼓掌。”
  在这里,老师就像一名演员,英语课就像一出戏剧.并在几百所桥梁国际学校同时上演。这家公司希望教师质量不依赖于教师本身的能力,而是让所有教师能够永远保持同等水平,使得课堂标准化、自动化,只是在这些学校中工作的并不是机器人.而是来自周围贫民窟或村庄的高校毕业生。桥梁国际学校为他们上5-6周的培训课,给他们一个电子书阅读器和一份工资.虽然工资可谈.但远低于肯尼亚一名有大学毕业证书的专业教师的平均工资——约200欧元。这样,公司省了钱.可以为学生提供每月只需缴纳5-7欧元的课程。只是给学生上课的并不是一名教师,而是一名朗读者。

第一所桥梁国际学校


  该灵感来自一对美国夫妻:沙农·梅和杰·济梅尔曼。梅在哈佛大学和伯克利大学学习了人类学,在中国研究访问时,她开始在一所乡村学校教英语。她注意到,一些老师干劲不高,受教育程度也很低,而且老师旷工率居高不下。
  这是个全球性问题。研究表明,在亚非的很多国家,高达50%的教师经常无故旷课。由于公立学校不足,很多地方建起了私立学校,它们常常由宗教团体、非政府组织或贫民窟和村民经营,学生只需每月缴纳几美元学费就能上。在一些贫困地区,这种廉价私立学校的学生数量多于公立学校。教室常常设立在后院或草屋中,一个班有多达百名学生,教学上存在很多缺陷,教师旷课的情况也常有出现。
  贫穷国家的人们其实愿意为教育花钱.但是那里的教育资源实在太过差劲,沙农·梅从中看到了一个市场空缺。企业家杰·济梅尔曼支持她,他在硅谷靠一款登记考试成绩的软件挣了数百万。在非洲度蜜月期间,他们询问当地小学生、教师和学生家长对教育的期望是什么。
  随后两人搬到内罗毕,为学校寻找合适的选址,与村里的长者和地区主管谈话。2009年,他们在木库鲁的贫民窟建起第一所桥梁国际学校。
  刚过9点,五年级的斯瓦希里语课结束了,课间休息后就要上下一堂课了。11岁的格蕾丝穿着一条绿裙子,头发编成了一个花环,她的父亲在一家肥料厂工作,母亲售卖二手衣服。格蕾丝和她的两个兄弟姐妹在桥梁国际学校上学两年了。“那之前我去过另一所私立学校。”格蕾丝说,“早上,老师给我们布置完作业就走了,没有人监督,我们只知道在教室玩耍,什么也没学。”现在一切都更好了:“我们可以随时问老师问题.他们上课时一直都在教室。”   确保教职人员待在教室——这确实是桥梁国际学校取得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由于老师必须用电子书阅读器登录,公司能清楚地看到某个教师是否旷了工,是什么时候旷的工。如果有老师生病或需要请事假,公司就会安排代课老师。校长每天都会监管教学工作,确认老师是否真的在上课,是否在按照讲稿讲课。
  学生的每门成绩都会由老师填入系统,父母可以随时掌控孩子的成绩情况,此外学校还会和老师交流,为学生树立学习目标,就好像这些老师是一家公司的职员。在桥梁国际学校的广告上,写着他们的学生比公立学校学生的成绩更好,除了学龄前儿童预备班,这家公司还提供完整的八年制肯尼亚小学教育。
  “这里老师的教学方式和其他学校完全不同。”米奇拉尼亚纳罗说。他的儿子和女儿分别6岁和4岁,正在桥梁国际学校上学。“我的儿子会英语,能读会写,比在其他学校上学的孩子会的东西多得多。”尼亚纳罗在离学校只有10分钟步程的地方经营一家售货亭,售卖肥皂和大米,每天从日出到日落不停工作。“要筹齐学费并不容易,”他说,“有时候如果暂时没钱交学费.我会请求校长宽限些时日。”
  威尔森·索西恩不像是个会恐惧的人,他是总部在内罗毕市中心的肯尼亚国家教师联盟主席。“我知无不言。”他说,“桥梁国际学校在肯尼亚是非法的,这些学校都没在政府注册,教师都没有受过专业培训。”
  过去几年,这位工会首领一直领导着反对桥梁国际学校扩张的斗争。几周后,他将飞往柏林警告人们廉价私立教育的后果。“桥梁国际学校在我们这里建了几百所学校,来排挤我们国家的公立教育机构。”他说,“但这是一家公司,它可能会宣布破产。一旦它破产,我们该怎么办呢?谁来教我们的孩子呢?”
  索西恩的担忧也有他的道理。因为根据肯尼亚法律,桥梁国际学校只能在特殊情况下雇佣没有资历证书的教师,它的教学计划也没有完全得到相关教育委员会的许可,但这也是因为肯尼亚国家教师联盟的代表对此有决定权,力图阻碍这项许可通过。
  2017年2月初,一项肯尼亚法律规定,因其糟糕的教学条件,多所桥梁国际学校必须关闭。这家美国公司提出了抗议,至今这些学校仍然继续存在着。相似的事情也发生在了乌干达,也是在一个教师工会组织的压力下,理由是桥梁国际学校没有达到卫生和法律标准,但是最终这家教育公司还是被允许继续运作。
  如果肯尼亚和乌干达的司法部门采取有力措施.不仅桥梁国际学校,大部分小型私立学校也必须中断授课。届时将有数十万学生涌向公立学校,或是根本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
  而索西恩最关心的是那些担心失去工作的教师们。在肯尼亚,我们可以在每个街角观察到,新的数字商业模式是如何迅速改变社会的。几乎到处都能用手机支付,一种名为M-Pesa的移动支付体系不需要开通银行账户就能便捷支付,因此也成了银行的竞争对手。很多人都利用即时用车软件优步便捷出行。在肯尼亚,出租车司机也在和这种新出行方式的引入作斗争.但是还没有取得成效。如今,教师们也加入了抗议一家美国公司的队伍。   肯尼亚国家教师联盟和世界教师总工会联合会——国际教育联合发表了一份关于桥梁国际学校在肯尼亚活动情况的报告,并得出结论,桥梁国际学校收取了隐性费用,因此收费比其官方宣称的要贵。对此,这家公司的回应是完整公开自身收入。不久,索西恩提出禁止公开谈论这家公司,但是同时他却说:“宪法保障言论自由的权利,一家像桥梁国际学校这样的骗子公司也无法改变这一点。”不管怎样,他占据了道德上的有利位置:桥梁国际学校象征着机器人式学习,“手持平板的外行朗读者不能代替真正的老师.因为课堂上教师不仅要为学生们传授知识,还要塑造他们的性格。”
  独立思考、判断能力和创造性都很难借助桥梁国际学校的教育体系实现,照此标准,一个通过平板电脑受到远程控制照本宣科的老师并不是个好榜样。“教学的成功依赖于交流。”德国班贝格大学教育学教授安奈特·朔恩普福路克说,“老师将自己的知识传递给他的学生们,并不能单纯依靠朗读教学材料。学生们必须积极参与其中。追根究底,桥梁国际学校并没有为顾客提供它许诺的低廉优质的教学。”朔恩普福路克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廉价私立学校。在她看来,当更高的收费为学生带来了更多的機会时,教育和盈利并非不能共存,但是桥梁国际学校的情况并非如此:“那些将孩子送到桥梁国际学校上学的家长们,他们的投入最后很可能得不到相应的回报。”
  桥梁国际学校的教学只持续到小学八年级,那之后是为时4年、大部分学生必须自行承担学费的中学教育。肯尼亚公立大学招生名额很少,挤不进去的学生也必须交钱上大学,以后才有机会做一份收入更高的工作。来自木库鲁贫民窟的大部分人都无法承担这些费用。
  到现在为止,桥梁国际学校的存在并没有为这个国家带来实质性的损害,因为肯尼亚的公立学校实在太糟糕了。2013年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显示,大约有一半教师经常旷课。2014年,桥梁国际学校平均每两天半就开办一所新学校。
  12个国家.1000万学生——这是桥梁国际学校为自己设立的2025年度目标。怀特说,目前还不考虑向欧洲扩张,“亚非的教育问题很严重,我们没工夫再管其他国家。”
  位于木库鲁郊区的这所桥梁国际学校,迎来了第一次课间大休息时间,孩子们在满是石头和泥土的空旷操场上奔跑。如果问这些学生长大后想做什么,他们会回答“律师”“飞行员”“护士”,显然没有一个人想成为“老师”。
  [译自德国《brand el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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