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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世纪末,薛福成代表清政府出使西洋四国,通过考察,加深了他对西方文化及近代教育等方面的认知。他从理论上分析了中西宗教的不同,并提醒清政府警惕西方借教案侵略中国;在学习西方器物层面上又大力提倡西方近代教育,优先培养专门人才,从根本上扭转落后于西方的局面。
关键词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转型
中图分类号:G40-09文献标识码:A
两次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惊醒了满清统治者,也震惊了正在苦读四书五经、以求科考进仕的传统知识分子。面对汹涌而来的“西潮和新潮”,面对西方先进的科技和异质文化,近代士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独尊的认识随着对西方认识的加深也逐渐发生了动摇,在意识形态领域逐渐趋于接纳与有效吸取。薛福成适逢“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他的观点显示了他那一代人走出国门、勇敢接纳异质文明的气魄和胆识。
薛福成(1838.4-1894.7)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宾雁里人。出生于书香门第、官宦之家。薛福成幼时苦读经书,尤致力于经世致用实学。咸丰八年(1858年),中秀才。后效力于曾国藩幕府,颇受曾的器重。光绪元年(1875年),薛福成写下《治平六策》、《海防密议十条》等万余言,上书朝廷,很快引起了朝廷的重视,薛福成也至此得到了世人的关注。光绪元年(1875年)下半年,薛入李鸿章幕府,写成《论与英使议约事宜书》,上书李鸿章,主张与英进行外交上的交涉,不应事事忍让,而应有理有利有节,体现中英平等。这是薛福成在外交上的初步崭露。1889年春,由于李鸿章的举荐,薛福成被派为英法义比四国公使,游历欧洲,考察访问。期间写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以下简称《日记》)。1894年离任回国,不久病逝,终年五十六岁。
《日记》中记述了大量有关外交、文化风俗、政治制度、教育等内容。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关注薛福成,有论其外交思想的;①也有对其人口思想、重商思想的研究,②还有对其在认知西方政治制度上的研究。③而对薛福成在认识介绍宗教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研究很少。在此,仅就薛福成在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时对西方近代教育、中西文化的见闻和思考做一简要述评。
1 对近代教育的认识
薛福成在游欧期间,大量地参观和考察了西方的教育制度和西方近代学校。在做了充分的分析后,他不无感慨地认为在教育人才上,西方确有其优势的一面。也认识到教育乃立国之本,强国之基。但这种认识不是盲目的要中国去效法西方,而是有所择取。
他首先肯定中国人在智力和潜力上并不逊于西人,“谁谓中国之才人学士,不逮西人之智力哉!”并举出中国名著中的《管子》和《庄子》书中所述而与西方现代科技相印证。“《管子》一书,以富国强兵为宗主;然其时去三代未远,其言之粹者,非尽失先王遗意也。余观泰西各邦治国之法,或暗合《管子》之旨,择其擅强盛之势亦较多。”在光绪十六年十月二十七日记:“《庄子》一书,寓言也,亦卮言也,而与近来泰西之学有相出入者。……夫庄子当时著书,不过汪洋自恣以适己意而已;岂知试验其事者,在后世,在异域也?然则读《庄子》者,安得概谓荒唐之辞而忽之?”
薛福成是近代由士转为仕的传统社会的官吏,自然在文化认同上更趋向于中学,但他没有以传统文化卫道士者自居,而是主张体用结合,以西学带动中学。
他在《日记》中大量记载了西方的教育制度。在光绪十七年辛卯正月初三日记写道:“西洋各国教民之法,莫盛于今日。凡男女八岁以上不入学堂者,罪其父母。男固无人不学,女亦无人不学,即残疾聋瞽喑哑之人亦无不有学。其贫穷无力及幼孤无父母者,皆有义塾以收教之。”他又介绍西方教育多设专门学校,以培养不同人才:“文则有仕学院,武则有武学院,农则有农政院,工则有工艺院,商则有通商院。非仅谓士者有学,即为兵为工为农为商,亦莫不有学。”从而就不难发现,西方强盛的原因了,“夫观大局之兴废盛衰,必究其所以致此之本原。学校之盛有如今日,此西洋诸国所以勃兴之本原欤?”而反观中国,开关已有半个世纪,却还没有多少精于洋务和对外交涉的专门人才的培养。“中国自文忠公而后,总理衙门大臣萃毕生之全力以经理交涉事务者,殆鲜其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薛福成认为是中国管制有问题,长期处于浮游移动的状态,各个部门的官员互相调动派遣,很难形成专门从事某行业的人才。鉴于此,他主张中国也应该培养自己的人才,特别是在专门人才的培养上应加快步伐,以期与西方竞争,从根本上扭转落后挨打的局面。在当时的背景下,批评政府存在的弊病而把培养专门人才放在了突出重要的位置,这不能不说是薛福成超出常人的地方。
2 对中西文化观的比较
关于薛福成的文化观的研究,已有专文论述,④但在其宗教观和社会伦理上的论述笔者还没见到。此处不揣冒昧,简单述评一下薛福成在这两方面的认识。
薛福成是从封建营垒中走出的官僚仕人,自然对中国传统文化及与西方文化在价值观和社会规范上有着难以避免的对比。我们首先应该了解的一点是这种文化观的比较是建立在“西学中源”论基础之上的。
(1)在宗教观上,薛福成认为中国的儒教是治国的根本,认为佛教太弱,回教强却难持久:“行回教之地,骤强而易亡;行佛教之地,久存而易弱。谟罕默德以鸷忍为体,以诈力为用,有不服其教者,则兴兵攻之,故其势无不强;然人所以从之者,劫于威也,非心服也。回教未兴之时,则有秦始皇;回教虽兴而不必存尊奉回教之心,则有元太祖。其道皆暗于回教合。然秦得天下,二世而亡;元太祖力征经营,威震宇宙,其后裔之所以能绵延至于今日者,则以佛教行于塞外,蒙古各族皆不过做到与人无患、与世无争而止;然以之经纬区宇,非特不知富国强兵之术,亦不讲经世宰物之略。若论大学次序,则但有诚正一截工夫,而于修齐以下缺焉;且所谓诚正者,并不从格致入手,则已有毫厘之差,此其道之不足以治国也审矣。惟彼之处身应世,一以柔弱为务,故亦无太刚则折之患。然余观南洋各国盛行佛教之地,近皆受制于人,其效亦可睹矣。於戏,本末兼该,体用兼备,裁制得中而无可訾议者,舍儒教吾谁与归!”
在儒教与基督教的比较中,薛福成在对比了中西方在对待子孙传承延续后代上观念的差异后,认为耶教有“不仁之讥”:“中国以嗣续为最重,孟子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盖有‘鬼犹求食’之说,又有‘神不歆非祀’之说。‘若敖氏之鬼,不其馁而?’……故以人之生前造孽者谓饿鬼;鬼而称之谓饿,再则鬼真求食矣。求食必赖子孙之祭祀;……泰西风气则不然。往往有富拥巨万而终身不娶,将死,则输之教堂、分之朋友者。……盖彼本视子孙为甚轻,若居可有可无之列。所以然者,彼谓人死之后,归于溟漠,无所谓求食也,此耶酥之说之与儒佛不同者也。”中西观念的不同,却不能抹杀作为人的本性与伦理,“然‘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为也’,圣人岂不能为洋人之核实哉?盖深有见于鬼神之德,体物不遗;祖宗与子孙,实有相依相系之理。人人知此,则为善者有所劝,为恶者有所惩,而报本追远之意油然而生。”所以,“耶酥之教,非不核实,然而难免不仁之讥矣。”
(2)对基督教的认识,薛福成已开始从中西发展历史和习俗加以考察。“中国以嗣续为最重,孟子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泰西风气则不然。彼谓人死之后,归于溟漠,无所谓求食也,此耶酥之说之与儒佛不同者也。”他认为,虽然中西观念不同,但作为人则不应抹杀人伦礼仪:“然‘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为也’,圣人岂不能为洋人之核实哉?”薛福成认为如果不考虑西方传统习俗,在中国人看来基督教义难免有“不仁之讥”。可见,薛福成已能较客观地来认识基督教,而非盲目仇视排挤。
基督教传入中国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引起了薛福成的注意。早在光绪十八年,薛福成即撰写《中国教务日棘之故》一文,分析天主教传入中国后,教案频发的种种原因。
在地方百姓与传教士关系上,最引起紧张的是谣言,“愚民之莫释疑忿者,信迷拐幼孩之说也”。而薛福成在主张遏制基督教的同时,却不盲从谣言。通过与西方的接触,他力驳采生折割传闻的荒诞不经,认为“偶得传闻,并非事实”。并为基督教辩诬:“耶稣之说,亦以仁慈为宗旨。……岂有残酷至挖眼剖心,而欧洲各国习不为怪者?!”他又从西方医学角度来批驳采生折割的不可行性,“即彼之精于化学医学者,亦谓无心眼入药之理。”
薛福成递呈了《分别教案治本治标之计疏》,认为在目前内忧外患,强邻环伺的情况下,对洋人借教案侵略中国应提高警惕:“昔年俄罗斯之侵土尔其,法兰西之割越南,皆以护教为名,此中机括,不可不谨之于微也。”他认为应与各国订立条约,双方互能遵守约定,在一定规约下允许传教但又不得防碍中国内部事务,教民犯法与普通百姓同罪;而中国政府也不能以其是教民而生歧视之意,更不能借口治罪。“如能办到,教务或有裨益”。针对总理衙门1871年提出的关于约束教士行为的条款而遭西方列强拒绝,薛福成认为目下关键是择其可行者行之,循序善诱,从而达到维护中国主权,保障民众权益的目的:“与其未必能行而悉为所阻,不如择其可行而先为商办。……虽效之迟速不可知,但尽一分心力,必有一分补救。”
(3)在社会伦理道德上,他认为各有长短优劣。在社会伦理道德上,薛福成介绍了西方与中国不同的社会现象。他慨然承认西方在政教上的先进性:“西洋各国经理学堂、医院、监狱、街道,无不法良意美,绰有三代以前遗风。”介绍西方男女平等:“泰西风俗无男女之别。……欲求妇女之可用,则莫如略其礼法,去其防闲,于是毅然以改俗变礼为务。”他又介绍了西方在传嗣上与中国继承制的不同:“西洋各国通例,有子立子,无子立女。女复传其子,则以外孙为孙矣。又有立其姊妹之子者,则以甥为子矣。……在中国必有莒人灭鄫之嫌,且有‘不歆非类,不祀非族’之说。然耶酥之教,本以祭祀为非,英人视之,并不谓为易姓也,以为仍系旧主之后人而已矣。”
虽然他认为西方尊重妇女有与男子同等的权利,但认为那是因为西洋“地不甚广,民不甚众,而欲创霸国之雄图,不得已而出此也。”他介绍但不主张在中国实行妇女有与男子同等的权利,认为其“违圣人之道”。
从薛福成对西方礼制的认知上我们可以看到,封建伦理纲常在他身上的斑斑烙印。这也正是晚清士人在近代转型中的心理轨迹。
3 结语
薛福成作为十九世纪之交的外交家和思想家,充分利用对西方的认识来加快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对西方的异质文明既没有表现鄙夷的排外态度,也没有对先进的文明一昧盲从,而是主张有选择地学习和借鉴西方先进科技和教育制度;既主张在“用”上可以大胆利用,又谨慎小心地在西方的文化侵略下保有民族的精华不被蚕食。在文化上做到“有礼有节,不失礼于西人”。在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在建设新型社会主义文化上,《日记》带给我们的思考和借鉴是深刻而久远的。
关键词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转型
中图分类号:G40-09文献标识码:A
两次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惊醒了满清统治者,也震惊了正在苦读四书五经、以求科考进仕的传统知识分子。面对汹涌而来的“西潮和新潮”,面对西方先进的科技和异质文化,近代士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独尊的认识随着对西方认识的加深也逐渐发生了动摇,在意识形态领域逐渐趋于接纳与有效吸取。薛福成适逢“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他的观点显示了他那一代人走出国门、勇敢接纳异质文明的气魄和胆识。
薛福成(1838.4-1894.7)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宾雁里人。出生于书香门第、官宦之家。薛福成幼时苦读经书,尤致力于经世致用实学。咸丰八年(1858年),中秀才。后效力于曾国藩幕府,颇受曾的器重。光绪元年(1875年),薛福成写下《治平六策》、《海防密议十条》等万余言,上书朝廷,很快引起了朝廷的重视,薛福成也至此得到了世人的关注。光绪元年(1875年)下半年,薛入李鸿章幕府,写成《论与英使议约事宜书》,上书李鸿章,主张与英进行外交上的交涉,不应事事忍让,而应有理有利有节,体现中英平等。这是薛福成在外交上的初步崭露。1889年春,由于李鸿章的举荐,薛福成被派为英法义比四国公使,游历欧洲,考察访问。期间写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以下简称《日记》)。1894年离任回国,不久病逝,终年五十六岁。
《日记》中记述了大量有关外交、文化风俗、政治制度、教育等内容。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关注薛福成,有论其外交思想的;①也有对其人口思想、重商思想的研究,②还有对其在认知西方政治制度上的研究。③而对薛福成在认识介绍宗教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研究很少。在此,仅就薛福成在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时对西方近代教育、中西文化的见闻和思考做一简要述评。
1 对近代教育的认识
薛福成在游欧期间,大量地参观和考察了西方的教育制度和西方近代学校。在做了充分的分析后,他不无感慨地认为在教育人才上,西方确有其优势的一面。也认识到教育乃立国之本,强国之基。但这种认识不是盲目的要中国去效法西方,而是有所择取。
他首先肯定中国人在智力和潜力上并不逊于西人,“谁谓中国之才人学士,不逮西人之智力哉!”并举出中国名著中的《管子》和《庄子》书中所述而与西方现代科技相印证。“《管子》一书,以富国强兵为宗主;然其时去三代未远,其言之粹者,非尽失先王遗意也。余观泰西各邦治国之法,或暗合《管子》之旨,择其擅强盛之势亦较多。”在光绪十六年十月二十七日记:“《庄子》一书,寓言也,亦卮言也,而与近来泰西之学有相出入者。……夫庄子当时著书,不过汪洋自恣以适己意而已;岂知试验其事者,在后世,在异域也?然则读《庄子》者,安得概谓荒唐之辞而忽之?”
薛福成是近代由士转为仕的传统社会的官吏,自然在文化认同上更趋向于中学,但他没有以传统文化卫道士者自居,而是主张体用结合,以西学带动中学。
他在《日记》中大量记载了西方的教育制度。在光绪十七年辛卯正月初三日记写道:“西洋各国教民之法,莫盛于今日。凡男女八岁以上不入学堂者,罪其父母。男固无人不学,女亦无人不学,即残疾聋瞽喑哑之人亦无不有学。其贫穷无力及幼孤无父母者,皆有义塾以收教之。”他又介绍西方教育多设专门学校,以培养不同人才:“文则有仕学院,武则有武学院,农则有农政院,工则有工艺院,商则有通商院。非仅谓士者有学,即为兵为工为农为商,亦莫不有学。”从而就不难发现,西方强盛的原因了,“夫观大局之兴废盛衰,必究其所以致此之本原。学校之盛有如今日,此西洋诸国所以勃兴之本原欤?”而反观中国,开关已有半个世纪,却还没有多少精于洋务和对外交涉的专门人才的培养。“中国自文忠公而后,总理衙门大臣萃毕生之全力以经理交涉事务者,殆鲜其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薛福成认为是中国管制有问题,长期处于浮游移动的状态,各个部门的官员互相调动派遣,很难形成专门从事某行业的人才。鉴于此,他主张中国也应该培养自己的人才,特别是在专门人才的培养上应加快步伐,以期与西方竞争,从根本上扭转落后挨打的局面。在当时的背景下,批评政府存在的弊病而把培养专门人才放在了突出重要的位置,这不能不说是薛福成超出常人的地方。
2 对中西文化观的比较
关于薛福成的文化观的研究,已有专文论述,④但在其宗教观和社会伦理上的论述笔者还没见到。此处不揣冒昧,简单述评一下薛福成在这两方面的认识。
薛福成是从封建营垒中走出的官僚仕人,自然对中国传统文化及与西方文化在价值观和社会规范上有着难以避免的对比。我们首先应该了解的一点是这种文化观的比较是建立在“西学中源”论基础之上的。
(1)在宗教观上,薛福成认为中国的儒教是治国的根本,认为佛教太弱,回教强却难持久:“行回教之地,骤强而易亡;行佛教之地,久存而易弱。谟罕默德以鸷忍为体,以诈力为用,有不服其教者,则兴兵攻之,故其势无不强;然人所以从之者,劫于威也,非心服也。回教未兴之时,则有秦始皇;回教虽兴而不必存尊奉回教之心,则有元太祖。其道皆暗于回教合。然秦得天下,二世而亡;元太祖力征经营,威震宇宙,其后裔之所以能绵延至于今日者,则以佛教行于塞外,蒙古各族皆不过做到与人无患、与世无争而止;然以之经纬区宇,非特不知富国强兵之术,亦不讲经世宰物之略。若论大学次序,则但有诚正一截工夫,而于修齐以下缺焉;且所谓诚正者,并不从格致入手,则已有毫厘之差,此其道之不足以治国也审矣。惟彼之处身应世,一以柔弱为务,故亦无太刚则折之患。然余观南洋各国盛行佛教之地,近皆受制于人,其效亦可睹矣。於戏,本末兼该,体用兼备,裁制得中而无可訾议者,舍儒教吾谁与归!”
在儒教与基督教的比较中,薛福成在对比了中西方在对待子孙传承延续后代上观念的差异后,认为耶教有“不仁之讥”:“中国以嗣续为最重,孟子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盖有‘鬼犹求食’之说,又有‘神不歆非祀’之说。‘若敖氏之鬼,不其馁而?’……故以人之生前造孽者谓饿鬼;鬼而称之谓饿,再则鬼真求食矣。求食必赖子孙之祭祀;……泰西风气则不然。往往有富拥巨万而终身不娶,将死,则输之教堂、分之朋友者。……盖彼本视子孙为甚轻,若居可有可无之列。所以然者,彼谓人死之后,归于溟漠,无所谓求食也,此耶酥之说之与儒佛不同者也。”中西观念的不同,却不能抹杀作为人的本性与伦理,“然‘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为也’,圣人岂不能为洋人之核实哉?盖深有见于鬼神之德,体物不遗;祖宗与子孙,实有相依相系之理。人人知此,则为善者有所劝,为恶者有所惩,而报本追远之意油然而生。”所以,“耶酥之教,非不核实,然而难免不仁之讥矣。”
(2)对基督教的认识,薛福成已开始从中西发展历史和习俗加以考察。“中国以嗣续为最重,孟子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泰西风气则不然。彼谓人死之后,归于溟漠,无所谓求食也,此耶酥之说之与儒佛不同者也。”他认为,虽然中西观念不同,但作为人则不应抹杀人伦礼仪:“然‘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为也’,圣人岂不能为洋人之核实哉?”薛福成认为如果不考虑西方传统习俗,在中国人看来基督教义难免有“不仁之讥”。可见,薛福成已能较客观地来认识基督教,而非盲目仇视排挤。
基督教传入中国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引起了薛福成的注意。早在光绪十八年,薛福成即撰写《中国教务日棘之故》一文,分析天主教传入中国后,教案频发的种种原因。
在地方百姓与传教士关系上,最引起紧张的是谣言,“愚民之莫释疑忿者,信迷拐幼孩之说也”。而薛福成在主张遏制基督教的同时,却不盲从谣言。通过与西方的接触,他力驳采生折割传闻的荒诞不经,认为“偶得传闻,并非事实”。并为基督教辩诬:“耶稣之说,亦以仁慈为宗旨。……岂有残酷至挖眼剖心,而欧洲各国习不为怪者?!”他又从西方医学角度来批驳采生折割的不可行性,“即彼之精于化学医学者,亦谓无心眼入药之理。”
薛福成递呈了《分别教案治本治标之计疏》,认为在目前内忧外患,强邻环伺的情况下,对洋人借教案侵略中国应提高警惕:“昔年俄罗斯之侵土尔其,法兰西之割越南,皆以护教为名,此中机括,不可不谨之于微也。”他认为应与各国订立条约,双方互能遵守约定,在一定规约下允许传教但又不得防碍中国内部事务,教民犯法与普通百姓同罪;而中国政府也不能以其是教民而生歧视之意,更不能借口治罪。“如能办到,教务或有裨益”。针对总理衙门1871年提出的关于约束教士行为的条款而遭西方列强拒绝,薛福成认为目下关键是择其可行者行之,循序善诱,从而达到维护中国主权,保障民众权益的目的:“与其未必能行而悉为所阻,不如择其可行而先为商办。……虽效之迟速不可知,但尽一分心力,必有一分补救。”
(3)在社会伦理道德上,他认为各有长短优劣。在社会伦理道德上,薛福成介绍了西方与中国不同的社会现象。他慨然承认西方在政教上的先进性:“西洋各国经理学堂、医院、监狱、街道,无不法良意美,绰有三代以前遗风。”介绍西方男女平等:“泰西风俗无男女之别。……欲求妇女之可用,则莫如略其礼法,去其防闲,于是毅然以改俗变礼为务。”他又介绍了西方在传嗣上与中国继承制的不同:“西洋各国通例,有子立子,无子立女。女复传其子,则以外孙为孙矣。又有立其姊妹之子者,则以甥为子矣。……在中国必有莒人灭鄫之嫌,且有‘不歆非类,不祀非族’之说。然耶酥之教,本以祭祀为非,英人视之,并不谓为易姓也,以为仍系旧主之后人而已矣。”
虽然他认为西方尊重妇女有与男子同等的权利,但认为那是因为西洋“地不甚广,民不甚众,而欲创霸国之雄图,不得已而出此也。”他介绍但不主张在中国实行妇女有与男子同等的权利,认为其“违圣人之道”。
从薛福成对西方礼制的认知上我们可以看到,封建伦理纲常在他身上的斑斑烙印。这也正是晚清士人在近代转型中的心理轨迹。
3 结语
薛福成作为十九世纪之交的外交家和思想家,充分利用对西方的认识来加快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对西方的异质文明既没有表现鄙夷的排外态度,也没有对先进的文明一昧盲从,而是主张有选择地学习和借鉴西方先进科技和教育制度;既主张在“用”上可以大胆利用,又谨慎小心地在西方的文化侵略下保有民族的精华不被蚕食。在文化上做到“有礼有节,不失礼于西人”。在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在建设新型社会主义文化上,《日记》带给我们的思考和借鉴是深刻而久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