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会与NGO的合作，刚刚开始
　　朱健刚(中山大学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就笔者对刚刚结束的典范工程颁奖典礼的观察，壹基金正如同许多刚成立的本土基金会一样，一方面雄心勃勃，力图引领整个公益行业，但另一方面又明显地能力不足、经验尚浅。难能可贵的是，壹基金的团队表现出专业的谦虚，他们承认自己对NGO的认知不足，于是典礼最令人难忘的反而是典礼前的自律吧的大会，众多的NGO以民主的方式讨论规范，又组成领导团队，壹基金在这里没有基金会惯有的傲慢，而是展现出一个专业基金会的虚心和坚定。而这正是很多本土基金会所缺乏的最基本的素质。
　　然后壹基金的力量不仅在这里，会场上不设主席台，评选典范工程上不拘泥于刻板的规定，而是推出三江源生态保护协会这样带有浓郁的藏族乡土文化特点的NGO以及自然之友这样的倡导型机构，都表达出壹基金确实在试图展示出某种公民社会的价值观：平等、多元、责任。更令人惊讶的是，虽然李连杰在谈到气候变暖这样的话题时还略显肤浅，但是从他的讲话中我们会发现，壹基金并不把自己局限在中国，而是已经具有了全球眼光，与其说它是本土的基金会，不如说它试图成为拥有国际视野的基金会。
　　就行内而言，壹基金所评选的这些机构或许还远远不能称为NGO的典范，它们更多的似乎还只是需要经费支持和声名传播的潜力组织。壹基金本身似乎也不能称为本土基金会的典范和标杆，它更多是体现出私募基金会在中国发展的众多道路中较为独特的一种。但是在公民社会兴起的初期，我们或许并不必要去纠缠于名和实的相称，更重要的是自由地行动。在这些壹基金典范工程上我们看到的是NGO在不同路向上的扎根，而壹基金自身，正将世界与中国的公益更紧密地连接起来，走上专业的道路。这条道路充满荆棘，前途未卜，但是当下的探索，已经让我们钦佩。(2009年第24期《壹基金：1.7亿善款的募集和支出》)
　　
　　浙商为何“踩刹车”?
　　杨轶清(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
　　
　　关于浙商的进化史，曾经有—个通俗形象的概括：开始是“做人家不愿做的事”；后来是“做人家不敢做的事”；再后来是“做人家做不了的事”。但是金融危机使得浙商这位原先一路领跑的金牌运动员踩下了“刹车”，其先发优势和先天优势受到冲击，浙江遭遇的困境比全国其它地区相对更加严重。概括起来，浙商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分别是“干不了”、“不想干”和“不让干”，浙商发展正进入一个瓶颈期。
　　第一是“干不了”。浙江民营经济原来依赖要素组合的低成本优势和外延式的增长：生产组织的快捷化、生产要素组合即成本的外部化、全球销售市场的海量化。但是新的市场使得浙商的这些传统低成本优势不复存在，因为浙江的GDP外贸依存度高，在外需萎缩的背景下，企业的销售和利润都受到了明显冲击；二是浙江产业多处于中下游，而且一般加工业多，高新技术比重偏低，企业受到两头挤压，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减弱；三是原本处于劣势的劳动力和土地等资源要素制约越来越严重。另外，产业集群是浙江经济的一个特色，块状经济内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情形比较严重。
　　第二是“不想干”。早期浙商原始积累的财富属性为“生物性财富”，即为了填饱肚子或个人发家致富是他们创造财富的原始动力。在财富积累到超过个人和家庭的消费需要之后，这种动力随之消失，而“溢出”的财富可能转化为灰色或黑色消费，这种情况在部分浙商身上已经发生。面对难题和困境，有创业者萌生退意马放南山，或者无奈“杨志卖刀”；在投资实业热情减退的同时，热衷股市楼市等非实体经济投资，从直接创造财富的企业家到以资本参与财富分配的食利一族，表明支撑浙商创业的动力在衰退。
　　第三就是“不让干”。很多事实表明，“国进民退”客观存在。这在市场空间上制约了浙商的成长升级。民营经济发展的规律：一是微观主体的组织化规模化程度越来越高；二是集聚的资源和允许进入的行业越来越多。但事实上准入门槛的提高和金融等核心资源分配的不均衡，使得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趋于局促和复杂，使得民营企业决策者的未来预期发生变化。(2009年第24期《浙江产业资本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