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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拥有资本或者资本的支配权,就越是可以具有性格的魅力和生动的感情;反之,越是被资本挤压,就越是丧失作为“人”的各种美,并最终不再成为一个有任何吸引力的“人”。□《蜗居》一书可以提醒我们:对于资本体制的批判或许应该成为文化批判的基础?
蜗居
六六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
作为一部21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六六的《蜗居》显示了一种久违的批判倾向。电视剧改编的成功,更使得这本书影响巨大,一时之间成为我们关注的热点图书。这部小说的“可怕”在于,它的这种批判,深深打击了我们对于现实的种种希望,令我们陷入罗兰•巴特所鼓吹的那种“阅读沮丧”之中。有趣的是,联系马克思的《资本论》来分析小说的思想内涵,可以引发我们思考一个社会学的复杂问题:“资本”是如何令人臣服的?
在作品中,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值得玩味的情节:海萍发现丈夫借了高利贷,精神崩溃,找到妹妹海藻,狠狠打了自己一个耳光。在这个瞬间,我们看到海萍一家人因为购房,不仅仅“榨干”了所有亲人的有限资源,还经历了目前社会上各种形式的资本的层层挤压;为了筹措姐姐购买“坟墓”(房子)的钱,海藻觉得走投无路,只好去找宋思明;没想到宋思明轻巧地说“多年的经历告诉我,凡是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大问题。……你可以背金钱的债,却不能背感情的债”。
在这一段话里,我们看到宋思明所讲的“感情第一”的哲理,正是当下社会流行的意识形态话语。轻物质而重情义,这个看似千古不破的道理,在这里却显示出一种特殊的“奢侈”:只有资本的控制者或者拥有者,才有资格和能力谈感情。于是,《蜗居》显示了一种诡异的反讽:海萍之所以无力购买房子,正是因为宋思明与各路房地产巨头巧妙策划并使房价上涨;而海藻为了海萍却去寻求这个“资本陷阱”的制造者的帮助。
《蜗居》想象出来的这个巧合,可以让我们看到一种吊诡的城市故事:一个女孩儿因为感觉现实生存的艰难而热情投身到造成这种艰难的人物怀中;与之相应,宋思明以及房地产巨头造就了城市普通人的生存艰辛,却博得了来自这个阶层的女孩的艳羡。
在这里,《蜗居》充分显示了现代社会四处谋求利润的“资本”所具有的两种令我们不得不臣服的“伟大能力”:直接购买产品和劳动的能力(并调用各种社会资源,为这种购买提供便利);间接购买对它的服从和认同的能力(并通过控制各种文化资源,以道德、爱情、美学的名义,掩盖这个购买的实质)。
第一种购买,显示了资本的冷漠无情与自私自利;第二种购买,表达了资本的千变万化与机智温柔。一方面,资本可以毫不留情地与地方威权相结合,形成雄伟坚实难以对抗的品格;另一方面,资本总是潜身到各种充满热情、温情和激情的话语之中,造就这个世界的温暖和安全感。
在《蜗居》中,我们同时感受到了资本的这样两种品格——从海萍到海藻,她们的命运,恰好分别对应了资本的自私与温暖这样两个层面的品格。海萍要购买房子,直接遭到了资本的挤压,并在这种挤压中,卷入资本的性格之中:狂热地计算自己的生活、毫不留情地抛弃了温柔浪漫的想象、以尖牙利齿的方式对待任何影响自己赚钱的行为……海藻则扮演姐姐苦难的解救者的角色,并且在这种解救的过程中,被宋思明的深挚情感与夺人风采所感染。
于是,《蜗居》的可怕乃在于,它不动声色地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种悖谬的现代城市生存逻辑:越是拥有资本或者资本的支配权,就越是可以具有性格的魅力和生动的感情;反之,越是被资本挤压,就越是丧失作为“人”的各种美,并最终不再成为一个有任何吸引力的“人”。在这里,所谓“劳动者”黯然失色,而资本的拥有者则光彩四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这样说道:“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劳动者,尾随于后。一个高视阔步,踌躇满志;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于是,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体制下的两种面孔就这样出现在了《蜗居》之中。
不妨在这里回到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这本书中,卢卡奇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商品社会“物化”的景观。一方面,商品化的社会通过资本的合理运算,实现所谓的合理化,另一方面,则让人们感情和价值依附于机器和商品,构成所谓的非人性化。也就是说,资本通过物化一个社会,而让人们陷入理性算计与商品依赖的境地。而这两种合力,无形中造就了宋思明的魅力和海藻的烦恼。
于是,我们看到,只有在具备巨大资本的控制地位的条件下,宋思明才能具有那种令人着迷的夜深孤独感,才能在夜色弥漫的江边一边流泪一边送海藻回家。宋思明的悲哀、沮丧和孤独,是异常奢侈的,在他身上,资本显示的不仅仅是一种享乐欲望的实现能力,而是一种塑造“完美感情”和“神圣拯救感”的能力。与之相应,海藻和宋思明的深挚爱情,正是自私自利的资本温柔面孔的有趣体现。
更加有趣的是,《蜗居》的故事却在制造一种“道德批判”的意识。也就是说,《蜗居》通过一个女孩与一个贪官的真情相爱,把观众从对资本双重性格的反思困境中解脱了出来。在这部电视剧中,海藻的命运被讲述成了一个贪恋大城市生活、并缺少自主把握自己生活方式能力的故事。换句话说,《蜗居》用一种对城市生存方式的抽象批判,代替了对资本的专制与虚伪品格的现实反思。
而在电视剧中,宋思明与地产商的鬼鬼祟祟在近镜头和柔光镜塑造中,显得从容镇定、毫无狡诈之色;而老阿婆幻想用自己的小房子赚取一套大房子的欲望,则被定格为狭隘庸俗的得意洋洋。显然,《蜗居》时时刻刻提醒观众,大城市的生活,四处漂浮着不合理的欲望,并不能带来实际的人生价值的实现;而质朴、单纯的生活,才是人生的真谛。
于是,海萍买房子的过程,变成了一个逐渐丧失合理性和合法性的过程——仿佛我们逃脱资本控制的唯一办法就是,回到一种简朴简单、不求物欲的心理欲望中来。事实上,海萍的所谓“贪欲”,是被资本塑造出来的贪欲,她并不是违背了道德的心灵律条,而是被卷入了资本的冰冷性情之中;与之相应,海藻的罪过,也不是“贪慕虚荣”那么简单,而是陷入了充满感情魅力的资本陷阱之中。
《蜗居》显示了今天资本汇聚而大型化之后,是如何通过各种流氓化的操控手段形成一种日常生活的困境的状况。一旦资本汇聚到一定的规模,就不再直接从事产业开发,而是通过资本的数字化运作,在不形成产值的条件下,直接博取利润。大型资本通过“闪现”的方式,套取更多的资本,并直接将这些新资本转化为利润。在这里,大型资本的基本升值策略就是通过低价购买权力支持来获得高价出售的生活资源。这样,大型资本逐渐脱离民生,成为一种自身自然增值的流氓资本。
在文化上,大型资本的流氓化则呈现出《蜗居》中的诡异景观:大型资本的狂热升值,正在裂变中国城市生存的贫富两极,并通过奢侈的温情,打造整个社会意识对资本魅力的顺从和憧憬。当人们唏嘘于“宋思明”的帅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这个“帅”不仅仅是演员的一种资质,还包含了人们看待一种文化性情的怨羡眼光。
而在这个过程中,大型资本也让“国家权力”丧失了职业魅力。不难想见,宋思明之所以在工作一天后疲倦和空虚,正是国家权力被资本购买之后丧失了神圣性光彩之后的一种心理结果——当权力沦为庸俗的赚钱工具的时候,“理想主义”的政治热情就熄灭了。
也就是说,就连宋思明也是大型资本流氓化的一个廉价牺牲品。在《蜗居》中,许多观众似乎感受到了一种“文化末世”的沮丧: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是无意义的,一切爱情和温暖,都是依附于金钱的。正如一个网友所写的:“《奋斗》满足了80后最后逝去的一丝幻想情节;《蜗居》刺痛了80后正在面临的一个严酷现实。”显然,“刺痛”这个词,正是《蜗居》所无意中造就的一种阅读效果:这部小说在讲述一个女孩子不伦之恋的时候,无意中显示了“资本臣服”的深刻社会内涵。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不难发现这样一个更加值得深思的问题:在今日之中国,四处流行一种道德批判的意识。无论是自由主义的道德自恋还是新左派的道德失衡,无论是国学派的道德幻象还是斯特劳斯学派的道德怀旧,都不能点到目前中国社会文化的真正痛处。《蜗居》一书可以提醒我们:对于资本体制的批判或许应该成为文化批判的基础?评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蜗居
六六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
作为一部21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六六的《蜗居》显示了一种久违的批判倾向。电视剧改编的成功,更使得这本书影响巨大,一时之间成为我们关注的热点图书。这部小说的“可怕”在于,它的这种批判,深深打击了我们对于现实的种种希望,令我们陷入罗兰•巴特所鼓吹的那种“阅读沮丧”之中。有趣的是,联系马克思的《资本论》来分析小说的思想内涵,可以引发我们思考一个社会学的复杂问题:“资本”是如何令人臣服的?
在作品中,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值得玩味的情节:海萍发现丈夫借了高利贷,精神崩溃,找到妹妹海藻,狠狠打了自己一个耳光。在这个瞬间,我们看到海萍一家人因为购房,不仅仅“榨干”了所有亲人的有限资源,还经历了目前社会上各种形式的资本的层层挤压;为了筹措姐姐购买“坟墓”(房子)的钱,海藻觉得走投无路,只好去找宋思明;没想到宋思明轻巧地说“多年的经历告诉我,凡是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大问题。……你可以背金钱的债,却不能背感情的债”。
在这一段话里,我们看到宋思明所讲的“感情第一”的哲理,正是当下社会流行的意识形态话语。轻物质而重情义,这个看似千古不破的道理,在这里却显示出一种特殊的“奢侈”:只有资本的控制者或者拥有者,才有资格和能力谈感情。于是,《蜗居》显示了一种诡异的反讽:海萍之所以无力购买房子,正是因为宋思明与各路房地产巨头巧妙策划并使房价上涨;而海藻为了海萍却去寻求这个“资本陷阱”的制造者的帮助。
《蜗居》想象出来的这个巧合,可以让我们看到一种吊诡的城市故事:一个女孩儿因为感觉现实生存的艰难而热情投身到造成这种艰难的人物怀中;与之相应,宋思明以及房地产巨头造就了城市普通人的生存艰辛,却博得了来自这个阶层的女孩的艳羡。
在这里,《蜗居》充分显示了现代社会四处谋求利润的“资本”所具有的两种令我们不得不臣服的“伟大能力”:直接购买产品和劳动的能力(并调用各种社会资源,为这种购买提供便利);间接购买对它的服从和认同的能力(并通过控制各种文化资源,以道德、爱情、美学的名义,掩盖这个购买的实质)。
第一种购买,显示了资本的冷漠无情与自私自利;第二种购买,表达了资本的千变万化与机智温柔。一方面,资本可以毫不留情地与地方威权相结合,形成雄伟坚实难以对抗的品格;另一方面,资本总是潜身到各种充满热情、温情和激情的话语之中,造就这个世界的温暖和安全感。
在《蜗居》中,我们同时感受到了资本的这样两种品格——从海萍到海藻,她们的命运,恰好分别对应了资本的自私与温暖这样两个层面的品格。海萍要购买房子,直接遭到了资本的挤压,并在这种挤压中,卷入资本的性格之中:狂热地计算自己的生活、毫不留情地抛弃了温柔浪漫的想象、以尖牙利齿的方式对待任何影响自己赚钱的行为……海藻则扮演姐姐苦难的解救者的角色,并且在这种解救的过程中,被宋思明的深挚情感与夺人风采所感染。
于是,《蜗居》的可怕乃在于,它不动声色地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种悖谬的现代城市生存逻辑:越是拥有资本或者资本的支配权,就越是可以具有性格的魅力和生动的感情;反之,越是被资本挤压,就越是丧失作为“人”的各种美,并最终不再成为一个有任何吸引力的“人”。在这里,所谓“劳动者”黯然失色,而资本的拥有者则光彩四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这样说道:“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劳动者,尾随于后。一个高视阔步,踌躇满志;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于是,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体制下的两种面孔就这样出现在了《蜗居》之中。
不妨在这里回到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这本书中,卢卡奇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商品社会“物化”的景观。一方面,商品化的社会通过资本的合理运算,实现所谓的合理化,另一方面,则让人们感情和价值依附于机器和商品,构成所谓的非人性化。也就是说,资本通过物化一个社会,而让人们陷入理性算计与商品依赖的境地。而这两种合力,无形中造就了宋思明的魅力和海藻的烦恼。
于是,我们看到,只有在具备巨大资本的控制地位的条件下,宋思明才能具有那种令人着迷的夜深孤独感,才能在夜色弥漫的江边一边流泪一边送海藻回家。宋思明的悲哀、沮丧和孤独,是异常奢侈的,在他身上,资本显示的不仅仅是一种享乐欲望的实现能力,而是一种塑造“完美感情”和“神圣拯救感”的能力。与之相应,海藻和宋思明的深挚爱情,正是自私自利的资本温柔面孔的有趣体现。
更加有趣的是,《蜗居》的故事却在制造一种“道德批判”的意识。也就是说,《蜗居》通过一个女孩与一个贪官的真情相爱,把观众从对资本双重性格的反思困境中解脱了出来。在这部电视剧中,海藻的命运被讲述成了一个贪恋大城市生活、并缺少自主把握自己生活方式能力的故事。换句话说,《蜗居》用一种对城市生存方式的抽象批判,代替了对资本的专制与虚伪品格的现实反思。
而在电视剧中,宋思明与地产商的鬼鬼祟祟在近镜头和柔光镜塑造中,显得从容镇定、毫无狡诈之色;而老阿婆幻想用自己的小房子赚取一套大房子的欲望,则被定格为狭隘庸俗的得意洋洋。显然,《蜗居》时时刻刻提醒观众,大城市的生活,四处漂浮着不合理的欲望,并不能带来实际的人生价值的实现;而质朴、单纯的生活,才是人生的真谛。
于是,海萍买房子的过程,变成了一个逐渐丧失合理性和合法性的过程——仿佛我们逃脱资本控制的唯一办法就是,回到一种简朴简单、不求物欲的心理欲望中来。事实上,海萍的所谓“贪欲”,是被资本塑造出来的贪欲,她并不是违背了道德的心灵律条,而是被卷入了资本的冰冷性情之中;与之相应,海藻的罪过,也不是“贪慕虚荣”那么简单,而是陷入了充满感情魅力的资本陷阱之中。
《蜗居》显示了今天资本汇聚而大型化之后,是如何通过各种流氓化的操控手段形成一种日常生活的困境的状况。一旦资本汇聚到一定的规模,就不再直接从事产业开发,而是通过资本的数字化运作,在不形成产值的条件下,直接博取利润。大型资本通过“闪现”的方式,套取更多的资本,并直接将这些新资本转化为利润。在这里,大型资本的基本升值策略就是通过低价购买权力支持来获得高价出售的生活资源。这样,大型资本逐渐脱离民生,成为一种自身自然增值的流氓资本。
在文化上,大型资本的流氓化则呈现出《蜗居》中的诡异景观:大型资本的狂热升值,正在裂变中国城市生存的贫富两极,并通过奢侈的温情,打造整个社会意识对资本魅力的顺从和憧憬。当人们唏嘘于“宋思明”的帅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这个“帅”不仅仅是演员的一种资质,还包含了人们看待一种文化性情的怨羡眼光。
而在这个过程中,大型资本也让“国家权力”丧失了职业魅力。不难想见,宋思明之所以在工作一天后疲倦和空虚,正是国家权力被资本购买之后丧失了神圣性光彩之后的一种心理结果——当权力沦为庸俗的赚钱工具的时候,“理想主义”的政治热情就熄灭了。
也就是说,就连宋思明也是大型资本流氓化的一个廉价牺牲品。在《蜗居》中,许多观众似乎感受到了一种“文化末世”的沮丧: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是无意义的,一切爱情和温暖,都是依附于金钱的。正如一个网友所写的:“《奋斗》满足了80后最后逝去的一丝幻想情节;《蜗居》刺痛了80后正在面临的一个严酷现实。”显然,“刺痛”这个词,正是《蜗居》所无意中造就的一种阅读效果:这部小说在讲述一个女孩子不伦之恋的时候,无意中显示了“资本臣服”的深刻社会内涵。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不难发现这样一个更加值得深思的问题:在今日之中国,四处流行一种道德批判的意识。无论是自由主义的道德自恋还是新左派的道德失衡,无论是国学派的道德幻象还是斯特劳斯学派的道德怀旧,都不能点到目前中国社会文化的真正痛处。《蜗居》一书可以提醒我们:对于资本体制的批判或许应该成为文化批判的基础?评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