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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中旬，印度出现了“上网笔记本电脑热”，数家公司争相推出便宜的上网本，价格最低的只有99美元（约合632元人民币）。与此同时，贫穷的印度农村学校出现了让农村穷孩子学会上网的热潮。推出最便宜上网本的拉克丝公司总经理杰恩说，他们要用这种电脑制造出更多的印度人才。拉克丝公司的投资者，来自华尔街；他们培养的人才，有很多也将进入华尔街，正如无数已经活跃在那里的印度人一样。
在华尔街，没人会小看印度人。同样是来自亚洲的移民，华人通常很难做到管理层，做到企业高管的更是凤毛麟角，而来自印度的管理人员却比比皆是。
美国沃顿商学院的一位教授曾统计过，在2009年，财富500强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中，有两个中国大陆人，两个北美华人，而印度人有13个。在进入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的500家上市公司中，“当家人”除了美国人，就要数印度人，他们领导了7个大公司，而美国的近邻加拿大人才掌管了4家。
他们让人“不敢小看”
花旗银行的首席执行官潘伟迪是印度人；百事可樂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英德阿·诺伊、德勤公司的董事长庞尼特·仁岩，都是印度来的；印度裔的温迪·班格尔是私募基金赖斯公司的合伙人；他的弟弟埃杰·班格尔从雀巢公司起步，后负责花旗集团的亚洲业务，去年当上了万事达卡国际组织的首席执行官。
班格尔兄弟是华尔街印度精英的代表，他们都是纯粹的“印度制造”。对他们来说，艰苦生活比学位更有助于事业成功。
班格尔兄弟的父亲哈勃岩·班格尔，是印度陆军的将军。一家人经常要随着他的调动而搬家。兄弟俩小村子待过，大城市住过，从小就被迫适应新环境、结交新朋友，他们把这当成自己成功的秘密，因为这跟在跨国公司担任CEO一样——你必须时时面对新环境、解决新问题。
两兄弟都不怕苦。老大温迪1975年大学毕业后就进了联合利华公司的印度公司，一待就是33年。一开始，联合利华把他派到印度最偏远的地方。为了了解当地农民对联合利华洗涤用品的看法，他每天晚上都跑到农家小院去聊天。后来，他想出了一个办法，给农村妇女提供贷款，让她们批发联合利华的产品在村里卖。女性有了工作，公司有了销售网络。2000年，他当上了联合利华印度公司主席。2009年，温迪成为赖斯公司的合伙人。
弟弟埃杰则是在1981年进入雀巢公司，在13年时间里做遍了从销售到管理的各个职位。印度天热，雀巢公司的巧克力卖不掉，农村又没电，冰箱都没法用。埃杰设法制造了一种专门的冰箱，将巧克力送往农村，又在村中小店装了发电机、安了空调，让印度农民吹着凉风吃巧克力。加入百事可乐后，他主持肯德基在印度的业务，为了解一线情况，他曾卷起袖子去门店炸鸡。
2010年7月1日，埃杰·班格尔戴着印度式头帕，留着大胡子到万事达卡国际组织纽约总部接CEO的位置。他这副“行头”，在金融圈里引来一阵议论。后来他半开玩笑地告诉印度老家的媒体，他是故意戴着头帕去上任的。因为在那种跨国大公司里，“别人看到一个戴着头帕的家伙做到那么高的位置，就会认定他一定极为聪明，不敢小看”。
他们懂美国，也善于编织关系网
这些印度精英凭什么让人才汇集的华尔街“不敢小看”？
一位在美资投资银行香港分部工作的华人，最近发现主管中国业务的上司换成了印度人。“他们懂中国吗？”他很郁闷地跟朋友发牢骚。朋友说：“但是他们懂美国，这更重要。”事实也是如此：在大公司的高层，能和老板侃侃百老汇，也许比谈业务报表更有价值。而在一些美国人眼里，印度人说英语，又“极为自信”，和西方打交道多年，是西方人“熟悉而又亲切”的“亚洲面孔”。
有不少人认为，印度人在大公司里爬得快，得益于英语好。这话其实只说对了一小部分。印度人说的英语，口音很重，不过英美国家的人与他们沟通倒是没问题。印度裔的英籍作家拉什迪说，印度人用英语思考，但同时，他们又成长于一个多元文化、多元信仰的社会，他们的成长环境几乎就是现代全球市场的翻版。由此锻炼出的应付各种复杂环境的能力，正是现代跨国公司管理层最需要的。
一位专门从事高级人才招聘工作的猎头公司负责人也说，印度人能到达顶层，原因就在于，印度人对东西方文化的熟悉，让他们在现代公司管理上游刃有余，但更重要的则是，印度的新一代管理者们，已经习惯了面对多元文化、复杂的竞争环境和有限的资源。
在世界银行评出的世界各国经商难易度排行榜上，印度名列第134位。写过《印度CEO》的作家斯宾塞尔说，在印度要建个工厂，你得“到80个地方盖80个章”。一位印度裔的华尔街高管曾说，在中国，你要办成一件事，关键在于找到能拍板的官员；在印度，你也许得跟600个官员打交道，而他们有600个主意。糟糕的经营环境带来的意外收获是，印度人特别善于编织关系网。
印度裔的谷歌首席商务官亚罗拉这样评价印度人的能力来源：在一个什么都缺的国家长大，逼着你去突破束缚，发现答案。
他们更加团结、重视道德
当中国的年轻人把做公务员当成人生第一追求的时候，印度的人才争先恐后地想进国际大公司。他们认为，政府工作再稳定，也只是靠纳税人的钱吃口太平饭。在全球化的经济环境下，在国际企业打拼越成功，能为印度做的事情也越多。
印度的教育体系，也帮助“印度帮”在国际企业中站稳脚跟。在印度，最吃香的学校是印度理工学院和印度管理学院。有的印度人甚至说，这两所学校是“天下第一”，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只是他们的第二选择。其实，这两所学院条件很艰苦，校舍陈旧，宿舍也狭小。但是，学校教学严格，声誉良好，校友们组成了紧密的全球网络，彼此提拔、帮忙。毕业多年后，不少校友还记得当年的考试成绩和排名。所以在国际公司，往往一个印度人做了“老大”，就提拔起一批印度人。中国人则远不如印度人那么团结。
印度高管们还有一个特点：他们很关注社会责任。沃顿商学院副院长辛格说：“印度的CEO们总是说，如果你不知道帮助社会，你就无法成功。”也许这与印度人重视道德修养和施舍助人的宗教传统有关。管理咨询公司海雅集团曾做过一项领导力调查，结果发现，领导者的道德水准和价值观会影响到领导力的实现，这被称为“内在力量”。印度人的形象与西方企业文化中强调社会责任的一面不谋而合，让印度高管更容易通过升迁中的“道德关”。
灵活、责任、互助，华尔街上印度人的成功给了华裔压力，也提供了榜样。
编辑：刘心印 美编：陈思璐 编审：张勉
在华尔街，没人会小看印度人。同样是来自亚洲的移民，华人通常很难做到管理层，做到企业高管的更是凤毛麟角，而来自印度的管理人员却比比皆是。
美国沃顿商学院的一位教授曾统计过，在2009年，财富500强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中，有两个中国大陆人，两个北美华人，而印度人有13个。在进入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的500家上市公司中，“当家人”除了美国人，就要数印度人，他们领导了7个大公司，而美国的近邻加拿大人才掌管了4家。
他们让人“不敢小看”
花旗银行的首席执行官潘伟迪是印度人；百事可樂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英德阿·诺伊、德勤公司的董事长庞尼特·仁岩，都是印度来的；印度裔的温迪·班格尔是私募基金赖斯公司的合伙人；他的弟弟埃杰·班格尔从雀巢公司起步，后负责花旗集团的亚洲业务，去年当上了万事达卡国际组织的首席执行官。
班格尔兄弟是华尔街印度精英的代表，他们都是纯粹的“印度制造”。对他们来说，艰苦生活比学位更有助于事业成功。
班格尔兄弟的父亲哈勃岩·班格尔，是印度陆军的将军。一家人经常要随着他的调动而搬家。兄弟俩小村子待过，大城市住过，从小就被迫适应新环境、结交新朋友，他们把这当成自己成功的秘密，因为这跟在跨国公司担任CEO一样——你必须时时面对新环境、解决新问题。
两兄弟都不怕苦。老大温迪1975年大学毕业后就进了联合利华公司的印度公司，一待就是33年。一开始，联合利华把他派到印度最偏远的地方。为了了解当地农民对联合利华洗涤用品的看法，他每天晚上都跑到农家小院去聊天。后来，他想出了一个办法，给农村妇女提供贷款，让她们批发联合利华的产品在村里卖。女性有了工作，公司有了销售网络。2000年，他当上了联合利华印度公司主席。2009年，温迪成为赖斯公司的合伙人。
弟弟埃杰则是在1981年进入雀巢公司，在13年时间里做遍了从销售到管理的各个职位。印度天热，雀巢公司的巧克力卖不掉，农村又没电，冰箱都没法用。埃杰设法制造了一种专门的冰箱，将巧克力送往农村，又在村中小店装了发电机、安了空调，让印度农民吹着凉风吃巧克力。加入百事可乐后，他主持肯德基在印度的业务，为了解一线情况，他曾卷起袖子去门店炸鸡。
2010年7月1日，埃杰·班格尔戴着印度式头帕，留着大胡子到万事达卡国际组织纽约总部接CEO的位置。他这副“行头”，在金融圈里引来一阵议论。后来他半开玩笑地告诉印度老家的媒体，他是故意戴着头帕去上任的。因为在那种跨国大公司里，“别人看到一个戴着头帕的家伙做到那么高的位置，就会认定他一定极为聪明，不敢小看”。
他们懂美国，也善于编织关系网
这些印度精英凭什么让人才汇集的华尔街“不敢小看”？
一位在美资投资银行香港分部工作的华人，最近发现主管中国业务的上司换成了印度人。“他们懂中国吗？”他很郁闷地跟朋友发牢骚。朋友说：“但是他们懂美国，这更重要。”事实也是如此：在大公司的高层，能和老板侃侃百老汇，也许比谈业务报表更有价值。而在一些美国人眼里，印度人说英语，又“极为自信”，和西方打交道多年，是西方人“熟悉而又亲切”的“亚洲面孔”。
有不少人认为，印度人在大公司里爬得快，得益于英语好。这话其实只说对了一小部分。印度人说的英语，口音很重，不过英美国家的人与他们沟通倒是没问题。印度裔的英籍作家拉什迪说，印度人用英语思考，但同时，他们又成长于一个多元文化、多元信仰的社会，他们的成长环境几乎就是现代全球市场的翻版。由此锻炼出的应付各种复杂环境的能力，正是现代跨国公司管理层最需要的。
一位专门从事高级人才招聘工作的猎头公司负责人也说，印度人能到达顶层，原因就在于，印度人对东西方文化的熟悉，让他们在现代公司管理上游刃有余，但更重要的则是，印度的新一代管理者们，已经习惯了面对多元文化、复杂的竞争环境和有限的资源。
在世界银行评出的世界各国经商难易度排行榜上，印度名列第134位。写过《印度CEO》的作家斯宾塞尔说，在印度要建个工厂，你得“到80个地方盖80个章”。一位印度裔的华尔街高管曾说，在中国，你要办成一件事，关键在于找到能拍板的官员；在印度，你也许得跟600个官员打交道，而他们有600个主意。糟糕的经营环境带来的意外收获是，印度人特别善于编织关系网。
印度裔的谷歌首席商务官亚罗拉这样评价印度人的能力来源：在一个什么都缺的国家长大，逼着你去突破束缚，发现答案。
他们更加团结、重视道德
当中国的年轻人把做公务员当成人生第一追求的时候，印度的人才争先恐后地想进国际大公司。他们认为，政府工作再稳定，也只是靠纳税人的钱吃口太平饭。在全球化的经济环境下，在国际企业打拼越成功，能为印度做的事情也越多。
印度的教育体系，也帮助“印度帮”在国际企业中站稳脚跟。在印度，最吃香的学校是印度理工学院和印度管理学院。有的印度人甚至说，这两所学校是“天下第一”，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只是他们的第二选择。其实，这两所学院条件很艰苦，校舍陈旧，宿舍也狭小。但是，学校教学严格，声誉良好，校友们组成了紧密的全球网络，彼此提拔、帮忙。毕业多年后，不少校友还记得当年的考试成绩和排名。所以在国际公司，往往一个印度人做了“老大”，就提拔起一批印度人。中国人则远不如印度人那么团结。
印度高管们还有一个特点：他们很关注社会责任。沃顿商学院副院长辛格说：“印度的CEO们总是说，如果你不知道帮助社会，你就无法成功。”也许这与印度人重视道德修养和施舍助人的宗教传统有关。管理咨询公司海雅集团曾做过一项领导力调查，结果发现，领导者的道德水准和价值观会影响到领导力的实现，这被称为“内在力量”。印度人的形象与西方企业文化中强调社会责任的一面不谋而合，让印度高管更容易通过升迁中的“道德关”。
灵活、责任、互助，华尔街上印度人的成功给了华裔压力，也提供了榜样。
编辑：刘心印 美编：陈思璐 编审：张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