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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朱秀海的《穿越死亡》是一部以边境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军旅小说。战争是一个包含着生死与存亡、荣辱与成败、正义与邪恶等的复杂存在，作为词语符号，“战争”一词在军人备战前后及战场上的片面化出场，对参战官兵们的人性考验、作战心态及思想方面的转变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战争；符号；片面化；死亡；意义
作者简介：罗会毅，男，贵州铜仁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32-0-02
战争与和平是文学永恒抒写的主题。在文学作品中，战争被视为一个可怕的存在，由它人们联想到的也常是硝烟带来的杀戮与血泪，震撼山河的浩气与撕心裂肺的悲痛，进而由战争带来的死亡引发大多数人内心的巨大恐惧。对死亡的恐惧，杀伤力是最大的。“由于死亡既无法感知、体验，缺乏客观认识，又无法通过科学试验等手段实现对其的观察和相关数据采集，所以死亡就成为人们欲知却又无从得知、必然却又偶然的归宿和结局。”[1]朱秀海的长篇小说《穿越死亡》“直逼死亡这一战争的主要矛盾和战争文学的重大主题，以死亡为鉴来洞彻人物的灵魂。照取人性的深度，揭示出了当代中国军人从平凡走向英雄的心路历程，具有强烈‘战壕里的真实’”[2]。需注意的是，死亡固然可以窥探人性，但毕竟不是战争的全部，胜利、生存、荣辱等因子也能关照出人性的多维度。
一
“符号载体只是与接收相关的可感知品质之片面化集合。”“意义不在场才需要符号”。[3]枪声未真正打响之前，“战争”一词对于备战军人来说，都只是一个简单的语言符号。它承载的意义是：“敌对双方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经济、领土的完整性等目的而进行的武装战斗”。备战阶段“战争”这一符号在场，但战争主体部分中代表“作战场面”的意义并不在场，“战争”符号的呈现是片面化、局部的，而战争前的军人们参战备战心态及目的不同则是这种局部化呈现的直接后果。在这种状态下，人性的呈现便深深地烙上了社会脚印。
C团三营九连在战争之初是被当着“预备队中的预备队”，战斗力量最弱、内部人心涣散，却出其不意地成了夺取634高地决定此次战斗胜败的唯一力量。备战前他们参战的可能性非常小，而许多人正是冲着“九连不用打仗”这一点来的。九连连长程明是典型，他深知“参过战的连长就是战斗骨干，而战斗骨干非有特殊原因总会提升和留用，这样战后他将老婆孩子转为商品粮户口不再有问题。”[4]指导员梁鹏飞，为了解决待业问题走入军营，下基层的目的是晋升官职，使老婆在单位有资格排队等房子。而当得知“九连不仅要上战场，而且要最先上战场”，战争符号中的“死亡”一面急遽地现前。程明由惊恐想到了逃亡，情绪也由兴奋转为狂躁与愤怒。梁鹏飞也做出了同样的“由恐惧到逃亡”的反映，“巨大的恐惧就悄悄攫住了他的心。”[5]“九连已上战场，退出去是不现实的，不打仗却可以努力争取到！”[6]所以梁鹏飞故意在军队中制造分歧与矛盾，以期团长刘宗魁放弃让九连参战。这些思想也牢牢地抓住了赵光明、赵光亮这一对孤儿。与程、梁不同的是，他们来部队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当兵的梦想，但只想当兵不想打仗，求生的本能，使他们下定决心不能“糊里糊涂在战场上打死”。
“战争”符号给上述几人的是恐惧、死亡、荣耀等，并由此表现出人性的多面性。而七班班长刘有才带着父母让他提干或转为志愿兵的愿望参战，上战场之前他在“衬衣口袋里留下了一封遗书”。连一排排长林洪生怀揣逃避父亲找到独立的生活和人格尊严的期许，因而他备战时的心境是亢奋的。可以看到，虽则“战争”符号中的“死亡”因子在上官峰那里被凸显出来，但它不是作为原本的恐惧之物存在，而是一个虚妄的符号。九班长李乐因从小在母亲近乎苛刻的要求下患上考试“恐惧症”，因战后部队要送一批战斗骨干去军校深造，而可以不用考试且能实现母亲寄托在他身上的“大学梦”，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上战场。
由上可知，上至团长下至一般的士兵，都带着各种夙愿参加到此次战争中来。“任何意义传达过程的诸构成成分，必有某些成分不在场，或尚未充分在场有缺失环节，过程才具有展开的动势。”[7]正是由于战争作为一个蕴含着生死、胜败、荣辱等具有多向意义的符号，在战斗号角未真正吹响之前，它展现的更多的是胜利、功名等。战争前“战争”符号中死亡因子的不充分在场性，使得官兵们带有社会性的一面充分地展现了出来。这样的描述其用义有二：一是用人物的性格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二是在于与战争过程中及战后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相照应，即用故事情节的发展反向推动人物性格的发展。作者别出心裁地在战争热火朝天进行中补叙人物的身世、性格、经历等相关情况，有张有弛，体现了作者写作运思的别具匠心。战争符号的片面化出场，使读者充分认识了人物的品格与性情，也使读者顺着以往的阅读习惯信心满满地预想着枪炮声响起后他们的表现。事实并非如此，近乎三百六十度的转变。这种转变同样源于“战争”符号的片面化出场，但隆重登台的是遮蔽了“战争”符号中成败、荣辱等因子的“死亡”因子。死亡符号的充分在场对官兵作战心态及表现发生了何种作用又是怎样发生作用的？在血与火的面前，进入战场人性的复杂便能逐一探析出来。
二
九连作为“预备队中的预备”，而当境况由“几乎不可能参战”转变为“不仅要参战，而且要最先上战场。”死亡符号的不充分在场陡然发生翻转，这种突如其来的消息，使全体官兵委实一惊的同时是他们的作战心态及战场表现朝着出人意料的方向发展。
上官峰前后思想的变化尤其是战争过程中的所思所想是作者着力描写的。“超越着的主体通过存在行为使符号发生运动。”[8]战前的他把战争和死亡尤其是死亡视为虚空的存在，使战争符号化为虚无。随着战争的进行，上官峰开始思考战争和生命：“个人的生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战争的胜利……当你面对一场战争时，除了个人的生死之外，还有一个责任问题”，[9]这一思考使他做出与其屈辱地上军事法庭不如英勇战死的决定。于江涛而言，战争符号中的胜利、建功立业的诱惑远远超过了死亡带来的威胁。因而与九连失去联系无可奈何之际，江涛亲自带着A团的官兵冲进危险重重的634高地。战争中的死亡因素几近对江涛毫无影响，他一心只想着战争的胜利，自己的建功立业。 此外，战场上其他人的表现也值得一提。林洪生在战场上用壮烈的身躯为身后尾随的部队减轻死亡威胁。弥留之际，他以一种超度亡魂的轻松欣喜之情与这个世界告别“我到底解脱了……我解脱了，竹音也解脱了……我用这种方式从耻辱中解脱，这很好……”[10]死亡的不在场，唤起的是林洪生对死亡的向往，死亡一旦出现，而不再是内心的一个幻想，就让他获得了解脱。姜伯玉和岑浩则是在用死亡来诠释深厚的兄弟情，战争进行到千钧一发时刻，姜伯玉告诫自己：不能再犹豫了，必须马上开枪了，把主要危险引到自己这边来。[11]岑浩也同样惦念着姜伯玉的安全。“假若只有一个人死，这个人就该是自己，他绝不能让姜伯玉死。”[12]赵氏兄弟有着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他们也是竭尽脑汁地想法子逃亡——磨蹭到队伍最后尾、躲在岩石后面。“我程明即便不是一个合格的步兵连长，难道连一个勇敢的人也算不上吗？……说到底就是一个死，大伙一样上战场，炮弹和子弹也不会专打我自己。”[13]随着死亡的逼近，程明由原来的恐惧逃避到渐渐地战胜自己，梁鹏飞和程明一样，也慢慢地完成了精神上由软弱到坚强的转变。“现在我已经置身战场了，但是不管发生了什么，我都要想办法活下去。”[14]。正因战争符号的多面性，它不仅在不同的人身上起着相异的作用，且在同人不同的时间段有着不同的影响，如上所提到的赵氏兄弟和程明、梁鹏飞等人。战争和死亡符号对人性变化及思想等的成熟所起的作用由此凸显出来。
三
若说战争符号中的“死亡”因子的充分在场带给官兵的是绝地逢生的勇敢，那战后他们对战争的反思以及并由此而引起的人生观价值观的转变则是战争符号再次片面化的结果。于大多数军人而言，死亡已不是幻想之物，而成为已在生命中沉淀与内化的符号。
战争后发生最大变化的是江涛。战争到最后一刻的时候，江涛的脑海中充斥的仍是诸如建功立业此类的思想。“如果在午夜二十四时前还拿不下634高地，等待他的就只有耻辱了，[15]战前的踌躇满志与此刻的束手无策形成鲜明的对比。争符号中的“失败”因子的充分在场，对江涛来说是件好事，是它使江涛思想有了发生转变的契机，做出去634高地参加战斗的决定。但“他清楚地意识到：目前他的生命中没有634高地，没有失败和耻辱，有的只是这条随时会把他炸死的雷区中的小路！”[16]刘二柱为掩护江涛而做出牺牲，使江的思想又一次发生变化：由其他人生命的不管不顾，认识到生命的可贵。“我从来没想到那是几百个人的生命。我一直不愿让自己蒙受耻辱，其实这就是最大的耻辱。”在此情形下，江开始反思此前的种种：“以前他总是把事业和成功看得比自己和别人的生命都重要，此刻却突然发觉，同生命的损失比起来，人的别的损失——功名、荣耀、前程——都不算什么了！”[17]最后得出：“同今天这一夜的经历比起来，自己过去三十四年的生命，都是没有价值的了”。[18]是真实的战争、一场身临奇境的恶战使江涛发生了思想行动与人格品质的转变。若说江涛的变化是一个在战场体验中实现启蒙与觉醒的转变，那么对于厌恶军事，在别人眼里还是小孩的上官峰来说，则是实现了对战争和人生真谛看法逐渐成熟的大众教化范本。身处战争中，上官峰因恐惧而开始思考战争、死亡及人生。“没有了对生的眷恋。没有了对死的恐惧、惊慌和痛苦，没有了对往事的回忆，没有思维”。[19]在他深邃的思绪中包含着复杂的战场体验：“所有人的巨大牺牲和悲哀背后隐藏的是两个民族对土地和生存本身的执著的热情与渴望。” [20]上官峰能够对战争、死亡和生命达到这样深刻的理解，正是战争符号的死亡因子，不断刺激他的结果。可以说，由死亡带来的巨大恐惧渐渐地转化为临危不惧再到最后的挑战死亡，将士们完成了对战争的全新认识，朝着作者塑造的标杆人物——刘宗魁的军人形象成长转变。战争不仅教会了军人如何面对生死存亡、荣辱成败，也教会了他们如何对待人生，意义非凡。
结语：
战争是一个由几个单面组成的复杂符号，它的每一次出现都不可能是全面的，诚如赵毅衡先生所言，符号是片面化的集合。正是由于符号的“片面化”，当事者在面对它的时候，只能看到它的局部。战争的淬炼带给作战军人思想立场的改变，正是战争符号中的生存死亡、荣辱胜败，正义邪恶等因子轮番出场的结果。这一结果体现的正是战争符号的诸多价值和特殊意义！作者为人物安排的各种结局，无不体现着作为中华儿女根深蒂固的家庭伦理观念，爱好和平的民族优良传统，体现着作者对人类生生不息精神的推崇。不仅是作品中的人物也包括作者自己都自觉不自觉地进入人类生存的永恒价值层面思考着战争的本体，把战争看着是一个超越当下的永恒存在之物。
参考文献：
[1]王天兵.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小说死亡叙事研究[D].2008.吉林大学.
[2]第二届冯牧文学奖.朱秀海获奖评语[EB/OL].2007-01-08，中国作家网http：//www.chinawriter.com.cn.
[3]赵毅衡.符号过程的悖论及其不完整变体[J].符号与传媒，2010（1）
[4][5] [6]朱秀海.穿越死亡[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1.p.66.p.65
[7]赵毅衡.在场与不在场：符号表意过程中的基本动力[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2（3）
[8]魏全凤.符号与存在——塔拉斯蒂存在符号学简述[J]符号与传媒，2011（1）
[9]_[20]朱秀海.穿越死亡[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1.p81. p198. p209.p215. p137.p138. p296. p304. p305. p307. P307. p364.
关键词：战争；符号；片面化；死亡；意义
作者简介：罗会毅，男，贵州铜仁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32-0-02
战争与和平是文学永恒抒写的主题。在文学作品中，战争被视为一个可怕的存在，由它人们联想到的也常是硝烟带来的杀戮与血泪，震撼山河的浩气与撕心裂肺的悲痛，进而由战争带来的死亡引发大多数人内心的巨大恐惧。对死亡的恐惧，杀伤力是最大的。“由于死亡既无法感知、体验，缺乏客观认识，又无法通过科学试验等手段实现对其的观察和相关数据采集，所以死亡就成为人们欲知却又无从得知、必然却又偶然的归宿和结局。”[1]朱秀海的长篇小说《穿越死亡》“直逼死亡这一战争的主要矛盾和战争文学的重大主题，以死亡为鉴来洞彻人物的灵魂。照取人性的深度，揭示出了当代中国军人从平凡走向英雄的心路历程，具有强烈‘战壕里的真实’”[2]。需注意的是，死亡固然可以窥探人性，但毕竟不是战争的全部，胜利、生存、荣辱等因子也能关照出人性的多维度。
一
“符号载体只是与接收相关的可感知品质之片面化集合。”“意义不在场才需要符号”。[3]枪声未真正打响之前，“战争”一词对于备战军人来说，都只是一个简单的语言符号。它承载的意义是：“敌对双方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经济、领土的完整性等目的而进行的武装战斗”。备战阶段“战争”这一符号在场，但战争主体部分中代表“作战场面”的意义并不在场，“战争”符号的呈现是片面化、局部的，而战争前的军人们参战备战心态及目的不同则是这种局部化呈现的直接后果。在这种状态下，人性的呈现便深深地烙上了社会脚印。
C团三营九连在战争之初是被当着“预备队中的预备队”，战斗力量最弱、内部人心涣散，却出其不意地成了夺取634高地决定此次战斗胜败的唯一力量。备战前他们参战的可能性非常小，而许多人正是冲着“九连不用打仗”这一点来的。九连连长程明是典型，他深知“参过战的连长就是战斗骨干，而战斗骨干非有特殊原因总会提升和留用，这样战后他将老婆孩子转为商品粮户口不再有问题。”[4]指导员梁鹏飞，为了解决待业问题走入军营，下基层的目的是晋升官职，使老婆在单位有资格排队等房子。而当得知“九连不仅要上战场，而且要最先上战场”，战争符号中的“死亡”一面急遽地现前。程明由惊恐想到了逃亡，情绪也由兴奋转为狂躁与愤怒。梁鹏飞也做出了同样的“由恐惧到逃亡”的反映，“巨大的恐惧就悄悄攫住了他的心。”[5]“九连已上战场，退出去是不现实的，不打仗却可以努力争取到！”[6]所以梁鹏飞故意在军队中制造分歧与矛盾，以期团长刘宗魁放弃让九连参战。这些思想也牢牢地抓住了赵光明、赵光亮这一对孤儿。与程、梁不同的是，他们来部队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当兵的梦想，但只想当兵不想打仗，求生的本能，使他们下定决心不能“糊里糊涂在战场上打死”。
“战争”符号给上述几人的是恐惧、死亡、荣耀等，并由此表现出人性的多面性。而七班班长刘有才带着父母让他提干或转为志愿兵的愿望参战，上战场之前他在“衬衣口袋里留下了一封遗书”。连一排排长林洪生怀揣逃避父亲找到独立的生活和人格尊严的期许，因而他备战时的心境是亢奋的。可以看到，虽则“战争”符号中的“死亡”因子在上官峰那里被凸显出来，但它不是作为原本的恐惧之物存在，而是一个虚妄的符号。九班长李乐因从小在母亲近乎苛刻的要求下患上考试“恐惧症”，因战后部队要送一批战斗骨干去军校深造，而可以不用考试且能实现母亲寄托在他身上的“大学梦”，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上战场。
由上可知，上至团长下至一般的士兵，都带着各种夙愿参加到此次战争中来。“任何意义传达过程的诸构成成分，必有某些成分不在场，或尚未充分在场有缺失环节，过程才具有展开的动势。”[7]正是由于战争作为一个蕴含着生死、胜败、荣辱等具有多向意义的符号，在战斗号角未真正吹响之前，它展现的更多的是胜利、功名等。战争前“战争”符号中死亡因子的不充分在场性，使得官兵们带有社会性的一面充分地展现了出来。这样的描述其用义有二：一是用人物的性格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二是在于与战争过程中及战后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相照应，即用故事情节的发展反向推动人物性格的发展。作者别出心裁地在战争热火朝天进行中补叙人物的身世、性格、经历等相关情况，有张有弛，体现了作者写作运思的别具匠心。战争符号的片面化出场，使读者充分认识了人物的品格与性情，也使读者顺着以往的阅读习惯信心满满地预想着枪炮声响起后他们的表现。事实并非如此，近乎三百六十度的转变。这种转变同样源于“战争”符号的片面化出场，但隆重登台的是遮蔽了“战争”符号中成败、荣辱等因子的“死亡”因子。死亡符号的充分在场对官兵作战心态及表现发生了何种作用又是怎样发生作用的？在血与火的面前，进入战场人性的复杂便能逐一探析出来。
二
九连作为“预备队中的预备”，而当境况由“几乎不可能参战”转变为“不仅要参战，而且要最先上战场。”死亡符号的不充分在场陡然发生翻转，这种突如其来的消息，使全体官兵委实一惊的同时是他们的作战心态及战场表现朝着出人意料的方向发展。
上官峰前后思想的变化尤其是战争过程中的所思所想是作者着力描写的。“超越着的主体通过存在行为使符号发生运动。”[8]战前的他把战争和死亡尤其是死亡视为虚空的存在，使战争符号化为虚无。随着战争的进行，上官峰开始思考战争和生命：“个人的生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战争的胜利……当你面对一场战争时，除了个人的生死之外，还有一个责任问题”，[9]这一思考使他做出与其屈辱地上军事法庭不如英勇战死的决定。于江涛而言，战争符号中的胜利、建功立业的诱惑远远超过了死亡带来的威胁。因而与九连失去联系无可奈何之际，江涛亲自带着A团的官兵冲进危险重重的634高地。战争中的死亡因素几近对江涛毫无影响，他一心只想着战争的胜利，自己的建功立业。 此外，战场上其他人的表现也值得一提。林洪生在战场上用壮烈的身躯为身后尾随的部队减轻死亡威胁。弥留之际，他以一种超度亡魂的轻松欣喜之情与这个世界告别“我到底解脱了……我解脱了，竹音也解脱了……我用这种方式从耻辱中解脱，这很好……”[10]死亡的不在场，唤起的是林洪生对死亡的向往，死亡一旦出现，而不再是内心的一个幻想，就让他获得了解脱。姜伯玉和岑浩则是在用死亡来诠释深厚的兄弟情，战争进行到千钧一发时刻，姜伯玉告诫自己：不能再犹豫了，必须马上开枪了，把主要危险引到自己这边来。[11]岑浩也同样惦念着姜伯玉的安全。“假若只有一个人死，这个人就该是自己，他绝不能让姜伯玉死。”[12]赵氏兄弟有着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他们也是竭尽脑汁地想法子逃亡——磨蹭到队伍最后尾、躲在岩石后面。“我程明即便不是一个合格的步兵连长，难道连一个勇敢的人也算不上吗？……说到底就是一个死，大伙一样上战场，炮弹和子弹也不会专打我自己。”[13]随着死亡的逼近，程明由原来的恐惧逃避到渐渐地战胜自己，梁鹏飞和程明一样，也慢慢地完成了精神上由软弱到坚强的转变。“现在我已经置身战场了，但是不管发生了什么，我都要想办法活下去。”[14]。正因战争符号的多面性，它不仅在不同的人身上起着相异的作用，且在同人不同的时间段有着不同的影响，如上所提到的赵氏兄弟和程明、梁鹏飞等人。战争和死亡符号对人性变化及思想等的成熟所起的作用由此凸显出来。
三
若说战争符号中的“死亡”因子的充分在场带给官兵的是绝地逢生的勇敢，那战后他们对战争的反思以及并由此而引起的人生观价值观的转变则是战争符号再次片面化的结果。于大多数军人而言，死亡已不是幻想之物，而成为已在生命中沉淀与内化的符号。
战争后发生最大变化的是江涛。战争到最后一刻的时候，江涛的脑海中充斥的仍是诸如建功立业此类的思想。“如果在午夜二十四时前还拿不下634高地，等待他的就只有耻辱了，[15]战前的踌躇满志与此刻的束手无策形成鲜明的对比。争符号中的“失败”因子的充分在场，对江涛来说是件好事，是它使江涛思想有了发生转变的契机，做出去634高地参加战斗的决定。但“他清楚地意识到：目前他的生命中没有634高地，没有失败和耻辱，有的只是这条随时会把他炸死的雷区中的小路！”[16]刘二柱为掩护江涛而做出牺牲，使江的思想又一次发生变化：由其他人生命的不管不顾，认识到生命的可贵。“我从来没想到那是几百个人的生命。我一直不愿让自己蒙受耻辱，其实这就是最大的耻辱。”在此情形下，江开始反思此前的种种：“以前他总是把事业和成功看得比自己和别人的生命都重要，此刻却突然发觉，同生命的损失比起来，人的别的损失——功名、荣耀、前程——都不算什么了！”[17]最后得出：“同今天这一夜的经历比起来，自己过去三十四年的生命，都是没有价值的了”。[18]是真实的战争、一场身临奇境的恶战使江涛发生了思想行动与人格品质的转变。若说江涛的变化是一个在战场体验中实现启蒙与觉醒的转变，那么对于厌恶军事，在别人眼里还是小孩的上官峰来说，则是实现了对战争和人生真谛看法逐渐成熟的大众教化范本。身处战争中，上官峰因恐惧而开始思考战争、死亡及人生。“没有了对生的眷恋。没有了对死的恐惧、惊慌和痛苦，没有了对往事的回忆，没有思维”。[19]在他深邃的思绪中包含着复杂的战场体验：“所有人的巨大牺牲和悲哀背后隐藏的是两个民族对土地和生存本身的执著的热情与渴望。” [20]上官峰能够对战争、死亡和生命达到这样深刻的理解，正是战争符号的死亡因子，不断刺激他的结果。可以说，由死亡带来的巨大恐惧渐渐地转化为临危不惧再到最后的挑战死亡，将士们完成了对战争的全新认识，朝着作者塑造的标杆人物——刘宗魁的军人形象成长转变。战争不仅教会了军人如何面对生死存亡、荣辱成败，也教会了他们如何对待人生，意义非凡。
结语：
战争是一个由几个单面组成的复杂符号，它的每一次出现都不可能是全面的，诚如赵毅衡先生所言，符号是片面化的集合。正是由于符号的“片面化”，当事者在面对它的时候，只能看到它的局部。战争的淬炼带给作战军人思想立场的改变，正是战争符号中的生存死亡、荣辱胜败，正义邪恶等因子轮番出场的结果。这一结果体现的正是战争符号的诸多价值和特殊意义！作者为人物安排的各种结局，无不体现着作为中华儿女根深蒂固的家庭伦理观念，爱好和平的民族优良传统，体现着作者对人类生生不息精神的推崇。不仅是作品中的人物也包括作者自己都自觉不自觉地进入人类生存的永恒价值层面思考着战争的本体，把战争看着是一个超越当下的永恒存在之物。
参考文献：
[1]王天兵.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小说死亡叙事研究[D].2008.吉林大学.
[2]第二届冯牧文学奖.朱秀海获奖评语[EB/OL].2007-01-08，中国作家网http：//www.chinawriter.com.cn.
[3]赵毅衡.符号过程的悖论及其不完整变体[J].符号与传媒，2010（1）
[4][5] [6]朱秀海.穿越死亡[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1.p.66.p.65
[7]赵毅衡.在场与不在场：符号表意过程中的基本动力[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2（3）
[8]魏全凤.符号与存在——塔拉斯蒂存在符号学简述[J]符号与传媒，2011（1）
[9]_[20]朱秀海.穿越死亡[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1.p81. p198. p209.p215. p137.p138. p296. p304. p305. p307. P307. p3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