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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我写过一篇文章，谈到日本是适合孩子生活的国家。许多人读完文章之后，都产生了一個共同的疑问：“既然日本这么适合孩子生活，为什么日本人不愿意生孩子？”
面对这样的疑问，不想生孩子的日本人，最简单的回答应该是两个字：“面倒。”
“面倒”，是指“麻烦、费事、棘手”的意思。
“日本人从小就被教育：不要给别人添麻烦。”——这句话，许多中国人都早已知道了。因为在介绍日本的公共秩序为什么那么好时，这句话通常作为一个重要依据被反复引用。其实，这句话背后还有另一句话，那就是：“不要给自己添麻烦。”
不过，上面这樣的回答有点粗暴，显然无法令人满意。所以，下面还是详细谈谈个人浅见罢。
首先，源于高学历化社会。
日本是个高学历化国家。只要经济负担得起，不管会不会读书，几乎人人都能上大学。有一句很夸张的话，是这样说的：“日本已经到了只要会写自己的名字，就可以上大学的时代。”当然，这样的高学历化社会，很有点鱼目混珠的味道，但也意味着两件很现实的事：第一是教育费用的增加；第二是步入社会开始自立的年龄被推迟。这样的现实带来的结果，就是日本人的晚婚化。日本厚生劳动省2016年12月提供过一个1950—2015年日本人婚姻率的数据：现代日本人初婚的平均年龄，男性为31.1岁，女性为29.4岁。女性生产第一孩的平均年龄为30.6岁。换言之，不少日本女性都在面对年过三十生孩子的现实。年龄越大，产子的风险也越大，出于对母子健康的种种顾虑，理所当然会选择不生孩子或少生孩子。
其次，是战后教育带来的价值观转变。
日本战前教育的“政治正确”，是以国家道德之本为教育之本的国家主义；战后日本教育的“政治正确”，则强调民主自由，主张个性主义，以及对于多元价值观的尊重。日本著名学者■屋太一曾对接受战后教育长大的日本人予以如下评价：
“他们不崇拜天皇，也不信奉旧式日本传统的武士道精神。他们崇拜的是脱离家长制的个性主义，信奉的是安全即正义、暴力是绝对的恶、勇气与果敢是一种过去式、胆怯被称赞为‘谨慎’、温柔则演变为男人的美德。”
在这样的教育中长大的日本人，以“国家”为前提的全体主义思维被彻底弱化，而以“个体”为本的个性主义则实现了肥大化。换言之，与“国家”相比，人们普遍更在意“个体”的自由与尊严。年轻人普遍缺乏国家忧患意识，不会因为日本这个国家正在少子化，就忧政府之忧，为了国家努力生孩子。
再者，则源于现代日本多元化的价值观。
曾经，在日本经济高度成长期的时候，幸福家庭的理想模式是：早出晚归勤奋工作的丈夫、贤惠体贴持家育儿的妻子，以及一男一女两个聪明可爱的孩子。他们应该居住在一套带院子的日式小楼里，庭院整洁，鲜花朵朵，早晚有饭菜飘香，黄昏有琴声叮当。周末假日一至，乘上私家车全家出行……多么美好的现代家庭！
但曾几何时，这种单一的幸福价值观被打破了。一对恩爱夫妻，即使相亲相爱但也许会并不想要孩子，而只想与自己的爱猫或爱犬生活在一起：谁规定家里必须有孩子的笑声才是幸福呢？听到猫咪的叫声，看到小狗满地打滚，就浑身上下幸福感四溢难道不可以？幸福，并不非得是有儿有女的传统式大和谐。只享受二人世界的甜蜜，可以是幸福，只拥有一个人独处的放肆，也可以是幸福。当幸福生活的价值观被不同的个体，按各自不同的意愿进行新的解释并付诸实施时，曾经覆盖整个社会的那种全体主义幸福价值观也就随之碎片化——因此，现代日本人通常认为自己所处的社会“不幸福”，因为“幸福”成为了一种非常碎片非常私有的东西，人们再也看不到曾经有过的那个单一而庞大的幸福模式了。
当然，还有一类人，不愿意结婚生子，陷入低欲望的原因，是因为低收入。而低收入的原因，是因为“会社”这一现代日本的社会共同体正在弱化。
人类作为群居生活的物种，是需要共同体的。中国人的共同体是“家”，而现代日本人的共同体，则是“会社”。会社就是日本的公司。日本有个词，叫“会社人间”，翻译成中文，就是“公司人类”。意指以公司为家，在自己的生活中，除了公司和工作，再无其他嗜好与个人空间。
在景气好的时候，大锅饭是没有问题的。但景气变差时，这种大锅饭模式就难以继续维持了。因此，从90年代开始，日本公司的年功序列制度开始遭遇挑战，依据实绩考核工作能力的成果主义开始出现，许多能力不足而又有一定工龄的人，被调离到下属公司或是可有可无的岗位，遭遇“变相下岗”。接下来，进入21世纪后，持续景气低迷的日本企业——尤其是日本多家著名大企业，因为持续的经营赤字，而不得不开始大幅裁员。
曾经的日本人，对于会社是充满信赖感的，认为只要成为会社正式的一员，就会拥有终身保障，只要拼命努力，付出的汗水总会得到认可，因此才会有“公司人类”的出现。而现在，这样的认识正在逐渐改变。会社这一社会共同体形象，在年轻一代的日本人眼中，不再像他们父辈心目中那样显得坚实可靠。而多元化的价值观，也令许多年轻人不再愿意像“公司人类”那样为了会社而做出牺牲。在今年春季的大型企业招聘会上，日本媒体采访前来应聘的应届大学生，问他们希望进入什么样的企业工作，大部分回答是“加班少的”“可以按时回家的”，理由是“我不能只是工作”，“除了工作我还有自己的爱好与生活”。
而企业一方，为了尽可能削减人工成本，也大量雇佣派遣社员。所谓“派遣社员”，相当于中文里所说的“合同工”。“合同工”与“临时工”只有二字之遥，几乎没有差别，都不属于正式员工。非正式员工，对于公司不可能拥有归属感，没有归属感，也就等同于没有赖以生存的社会共同体。
所以，在大前研一的《低欲望社会》一书出版之后，有一位居无定所、四处打工维持生活的年轻人，在他的空间里写下这样一句读后感：“不是低欲望啊！而是对未来的恐惧超过了欲望。”
（李彩霞摘自“腾讯·大家”）
面对这样的疑问，不想生孩子的日本人，最简单的回答应该是两个字：“面倒。”
“面倒”，是指“麻烦、费事、棘手”的意思。
“日本人从小就被教育：不要给别人添麻烦。”——这句话，许多中国人都早已知道了。因为在介绍日本的公共秩序为什么那么好时，这句话通常作为一个重要依据被反复引用。其实，这句话背后还有另一句话，那就是：“不要给自己添麻烦。”
不过，上面这樣的回答有点粗暴，显然无法令人满意。所以，下面还是详细谈谈个人浅见罢。
首先，源于高学历化社会。
日本是个高学历化国家。只要经济负担得起，不管会不会读书，几乎人人都能上大学。有一句很夸张的话，是这样说的：“日本已经到了只要会写自己的名字，就可以上大学的时代。”当然，这样的高学历化社会，很有点鱼目混珠的味道，但也意味着两件很现实的事：第一是教育费用的增加；第二是步入社会开始自立的年龄被推迟。这样的现实带来的结果，就是日本人的晚婚化。日本厚生劳动省2016年12月提供过一个1950—2015年日本人婚姻率的数据：现代日本人初婚的平均年龄，男性为31.1岁，女性为29.4岁。女性生产第一孩的平均年龄为30.6岁。换言之，不少日本女性都在面对年过三十生孩子的现实。年龄越大，产子的风险也越大，出于对母子健康的种种顾虑，理所当然会选择不生孩子或少生孩子。
其次，是战后教育带来的价值观转变。
日本战前教育的“政治正确”，是以国家道德之本为教育之本的国家主义；战后日本教育的“政治正确”，则强调民主自由，主张个性主义，以及对于多元价值观的尊重。日本著名学者■屋太一曾对接受战后教育长大的日本人予以如下评价：
“他们不崇拜天皇，也不信奉旧式日本传统的武士道精神。他们崇拜的是脱离家长制的个性主义，信奉的是安全即正义、暴力是绝对的恶、勇气与果敢是一种过去式、胆怯被称赞为‘谨慎’、温柔则演变为男人的美德。”
在这样的教育中长大的日本人，以“国家”为前提的全体主义思维被彻底弱化，而以“个体”为本的个性主义则实现了肥大化。换言之，与“国家”相比，人们普遍更在意“个体”的自由与尊严。年轻人普遍缺乏国家忧患意识，不会因为日本这个国家正在少子化，就忧政府之忧，为了国家努力生孩子。
再者，则源于现代日本多元化的价值观。
曾经，在日本经济高度成长期的时候，幸福家庭的理想模式是：早出晚归勤奋工作的丈夫、贤惠体贴持家育儿的妻子，以及一男一女两个聪明可爱的孩子。他们应该居住在一套带院子的日式小楼里，庭院整洁，鲜花朵朵，早晚有饭菜飘香，黄昏有琴声叮当。周末假日一至，乘上私家车全家出行……多么美好的现代家庭！
但曾几何时，这种单一的幸福价值观被打破了。一对恩爱夫妻，即使相亲相爱但也许会并不想要孩子，而只想与自己的爱猫或爱犬生活在一起：谁规定家里必须有孩子的笑声才是幸福呢？听到猫咪的叫声，看到小狗满地打滚，就浑身上下幸福感四溢难道不可以？幸福，并不非得是有儿有女的传统式大和谐。只享受二人世界的甜蜜，可以是幸福，只拥有一个人独处的放肆，也可以是幸福。当幸福生活的价值观被不同的个体，按各自不同的意愿进行新的解释并付诸实施时，曾经覆盖整个社会的那种全体主义幸福价值观也就随之碎片化——因此，现代日本人通常认为自己所处的社会“不幸福”，因为“幸福”成为了一种非常碎片非常私有的东西，人们再也看不到曾经有过的那个单一而庞大的幸福模式了。
当然，还有一类人，不愿意结婚生子，陷入低欲望的原因，是因为低收入。而低收入的原因，是因为“会社”这一现代日本的社会共同体正在弱化。
人类作为群居生活的物种，是需要共同体的。中国人的共同体是“家”，而现代日本人的共同体，则是“会社”。会社就是日本的公司。日本有个词，叫“会社人间”，翻译成中文，就是“公司人类”。意指以公司为家，在自己的生活中，除了公司和工作，再无其他嗜好与个人空间。
在景气好的时候，大锅饭是没有问题的。但景气变差时，这种大锅饭模式就难以继续维持了。因此，从90年代开始，日本公司的年功序列制度开始遭遇挑战，依据实绩考核工作能力的成果主义开始出现，许多能力不足而又有一定工龄的人，被调离到下属公司或是可有可无的岗位，遭遇“变相下岗”。接下来，进入21世纪后，持续景气低迷的日本企业——尤其是日本多家著名大企业，因为持续的经营赤字，而不得不开始大幅裁员。
曾经的日本人，对于会社是充满信赖感的，认为只要成为会社正式的一员，就会拥有终身保障，只要拼命努力，付出的汗水总会得到认可，因此才会有“公司人类”的出现。而现在，这样的认识正在逐渐改变。会社这一社会共同体形象，在年轻一代的日本人眼中，不再像他们父辈心目中那样显得坚实可靠。而多元化的价值观，也令许多年轻人不再愿意像“公司人类”那样为了会社而做出牺牲。在今年春季的大型企业招聘会上，日本媒体采访前来应聘的应届大学生，问他们希望进入什么样的企业工作，大部分回答是“加班少的”“可以按时回家的”，理由是“我不能只是工作”，“除了工作我还有自己的爱好与生活”。
而企业一方，为了尽可能削减人工成本，也大量雇佣派遣社员。所谓“派遣社员”，相当于中文里所说的“合同工”。“合同工”与“临时工”只有二字之遥，几乎没有差别，都不属于正式员工。非正式员工，对于公司不可能拥有归属感，没有归属感，也就等同于没有赖以生存的社会共同体。
所以，在大前研一的《低欲望社会》一书出版之后，有一位居无定所、四处打工维持生活的年轻人，在他的空间里写下这样一句读后感：“不是低欲望啊！而是对未来的恐惧超过了欲望。”
（李彩霞摘自“腾讯·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