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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他从家乡诸暨奔赴延安参加革命，斗争磨难、革命洗礼和勤于治学使他成为中共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理论家；1978年，在胡耀邦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他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为实现拨乱反正作了突出贡献。
为了寻访真理标准讨论幕后的故事，在北京东城区的一处闹中取静的公寓里，笔者终于见到了真理标准讨论的重要人物、令人仰慕的理论大家——94岁高龄的吴江先生。眼前的吴老身材魁梧，额宽目阔，眉发皆白，声音浑厚，举手投足之间彰显大家气象。
【延安走来的革命者】
1918年2月，吴江生于浙江诸暨县的一户耕读家庭。1931年，他考取了浙江省立一中。入学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刚进入中学的吴江出于一腔爱国热情与同学们跑到教育厅门前的广场静坐，也是这时，吴江的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他开始把心思转向文学，立志要做一名作家。后来，吴江回忆自己退学主要受到高尔基《我的大学》影响。
1937年11月，吴江经一位地下党员介绍加入了党组织。1938年2月，吴江带着上鲁迅艺术学院的念头奔赴延安。一路历经磨难，躲过日寇和国民党的层层封锁，终于在10月到达延安，却因为党组织关系无法正常转入，背上了脱党的“原罪”，使得他在1945年不得不重新入党。直到1983年3月终于找到他当时的入党介绍人马行健，中央组织部才恢复了他1937年11月到1945年11月的党籍。
在延安，吴江先是进入陕北公学分校当教员，在这里他第一次正式接触马列主义理论。1939年春末，他终于进入梦寐以求的鲁艺，可夏天就被派往晋察冀敌后根据地新成立的华北联合大学工作。没想到，来到那不久，他就遭诬陷进了监狱。1941年底，时任晋察冀分局副书记的刘澜涛主持正义将他解放出来。
从1941年底到1945年日本投降，吴江一直在“晋察冀边区抗日群众联合会”负责联合会机关刊物《群众报》的工作。1945年底，华北联合大学迁入张家口，吴江被分配到边区抗联总工会任教育科长。这时，《工人日报》开始创刊，也就是在这段时日，他遇到了从华北联大分配到《工人日报》工作的邱晴，邱晴当时只有17岁，吴江把这段经历称为“惊喜一幕”。一直背着脱党原罪的“黑锅”默默工作的他，在不经意间找到了相濡以沫的伴侣。
新中国成立后, 邱晴一直从事金融工作，先后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光大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驻香港）。在70多年的沧桑岁月里，吴江之所以一直站在理论前沿的风口浪尖，很关键的一点是得到了夫人邱晴的支持。
1956年以后，刘澜涛担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第四办公室主任，第四办公室的职责是协助中央管理工青妇的工作，吴江奉派联系团中央，列席团中央书记处会议，恰在此时，胡耀邦同志调任团中央书记。这段经历，为日后胡耀邦任用他带领中央党校理论班子推动拨乱反正打下了基础。
1957年下半年，吴江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两年之后转入刚刚创刊的红旗杂志社，担任编委。由于有人贴大字报说吴江诽谤《红旗》总编辑陈伯达，“文革”一开始，他就作为黑帮分子被揪出来示众。
“文革”期间，吴江以诗言志，他于1967年1月所作的《蝶恋花》一词最能表明当时的心境：
《蝶恋花•岩上有鹰》
岩上有鹰终日伏。何事慵闲，忘却云天阔？道是连年征战恶，枪林弹雨翅微折。
野鸷犷刚无媚质。肯效堂燕，婉转啼梁侧？自舔羽毛除污血，创收一锉便飞挚。
【拨乱反正的第一个行动】
1975年 11月，在《红旗》杂志社干校监督劳动的吴江被调至中央党校，但这时党校正在搞“批林批孔”，他被安置到哲学教研室，实际上是赋闲。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1977年12月吴江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揭露“四人帮”封建法西斯主义的文章《法家学说的历史演变》。《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均摘要介绍。1977年3月胡耀邦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日常工作, 吴江理所当然地进入了他的视野。
胡耀邦到中央党校首先进行的工作是复校和揭批“四人帮”。在第一次揭批“四人帮”大会上，耀邦就认出了吴江，休会时把吴江拉到一边说:“我知道你已来党校，多年不见了，我一直是你的读者。关于法家学说那篇文章写得好，揭露‘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做得对，封建主义在我们这里很有市场呢！理论就要联系实际才有人爱看。你有时间请到我那里谈谈。”
会议结束后的一个下午，吴江如约来到耀邦在中央党校的临时办公室。在谈了“文革”和红旗杂志社的一些情况后，耀邦突然说：“我们也需要有自己的刊物，没有一个阵地不行。你看党校出个刊物如何？”“是校刊？”吴江问。耀邦摇摇头说：“是议论性的刊物，针对时弊，短小精悍，供党政干部阅读。”
197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华国锋为《毛选》五卷出版而作的长文《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这篇文章贯彻“两个凡是”原则，指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主要是“抓党内走资派”，“继续革命”就是“继续反右”。这实际上也是为即将召开的十一次党代会定调子。
7月12日，耀邦在中央党校召集各教研室的同志座谈，吴江即席发言，主题是应当如何完整、准确地理解“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一命题。他说，对“继续革命”有个总的理解问题，不宜只限于“文化大革命”的范围，何况现在“文革”已经结束。关于“继续革命”，吴江讲了三点意见：第一，不能将“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走资派”这一提法扩大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对象是整走资派”，这样完全有可能被某些野心家利用来不停顿地“打倒一切”。第二，“继续革命”的任务应包括经济基础方面的革新和技术革命，即生产力方面的革命。吴江特别引证了毛泽东1958年所写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的一句话：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要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吴江指出，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不首先抓科学技术革命是不行的；第三，吴江进一步指出，不断革命就是不断反右，这不是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他引用毛主席的话：“我们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也反对右。”这篇讲话在学员中产生了强烈反响。
当晚，胡耀邦把吴江叫到办公室，兴奋地说：“我们的刊物可以办了。你将今天的发言整理成一篇短文，字数不超过五千字，明天交稿，我作为创刊号的文章发表。刊物的名字我已经想好了，就叫《理论动态》吧！每五天出一期，一期只登一篇文章。”
吴江回忆说，他当时是即兴讲话，并且其中心思想与华主席的讲话是貌合神离，同题异调，因此要整理成文发表还需要煞费苦心。吴江连夜将文章写出，题目就叫《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这篇文章后来被胡耀邦称为“思想理论上拨乱反正的第一声号角” 。
1977年7月15日，《理论动态》创刊号出版。发行范围是中央和中央各部委以及各省市负责人，党校全体学员。
《理论动态》创刊不久，胡耀邦就调任中组部部长，依然兼任中央党校副校长。1977年10月的一天，耀邦同志请吴江到他位于富强胡同的家里吃饭，当时，耀邦的夫人李昭和三子胡德华、女儿满妹都在家。胡耀邦对吴江说：“我走以后，《理论动态》就拜托你了。”吴江回答:“我尽力而为！重要的是以后您还要继续为我们出题目，继续为我们审稿。” 耀邦提出：“以后要成立一个政策研究室。” 吴江说：“党校不是制定政策的，还是叫理论研究室吧。”后来就成立了理论研究室，下设三个组：动态组、研究组、外文资料组。实际上，从此以后，胡耀邦就很少为《理论动态》出题目了，但审稿还是他审。到耀邦取代华国锋之后，考虑到耀邦根本没有时间审稿，吴江就基本不再送他审稿了。
【签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谈到真理标准讨论，吴江说，1977年9月至11月间，真理标准问题已在中央党校教学中两次提出并加以讨论，其影响已迅速扩散开去。后来因《理论动态》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而引起党内和社会上更大范围的讨论，多少有些偶然性。
党校学员在讨论中对实践标准提出一些问题，比如说，各个人的实践不同，究竟根据谁的实践来确定哪个是真理呢？诸如此类。吴江跟当时理论研究室担任研究组组长的孙长江谈起这个问题，孙长江自告奋勇愿意为《理论动态》写一篇文章，澄清一些糊涂认识，发给学员参考。吴江同意了，题目就由吴江确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吴江说，这大概是1978年的2、3月间。
就在孙长江起草文章的过程中，曾做过中央党校第一期学员的《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送来一篇谈实践标准的稿件，题目是《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原稿作者是南京大学哲学教师胡福明。杨西光来到吴江的办公室，对他说：“有篇稿子你看看，帮助改一改，你看完之后我让耀邦再看看，看是否由‘动态’发比较好！”意思是为了保险起见，要在《理论动态》上先发。直到这时吴江才看到这篇已修改了几遍的稿子。吴江看到，原作者胡福明的稿子已被孙长江大量修改，有三分之二已是孙长江写的了。此前，吴江并不知道孙长江已修改这个稿子。吴江看稿子还可以，但文字还要再推敲，就把孙长江找来，让他再作修改，并向他建议，将题目中的“一切”真理，改为“唯一”真理。吴江对笔者说：“‘唯一’二字，采自列宁。”孙长江再次修改后交吴江，吴江又作了些修改，写上定稿批语，就送了耀邦。吴江说：“关于后来出现的作者之争，错在我身上。我定稿之后就在文章后面写上胡福明的名字。这是我在《红旗》杂志时的一个习惯，有的来稿几乎是修改得重新写了，仍旧署上原作者的名字。后来，动态组的同志提出，这个文章不能再署胡福明的名字了。我认为，‘此文由胡福明写初稿，最后由孙长江同志修改完成’这个提法比较好。”
1978年5月10日出版的《理论动态》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第二天即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人民日报》同日转载。
5月12日晚11点，也就是文章发表的当晚，吴冷西就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打电话，严厉指责这篇文章。根据胡绩伟当时的电话记录稿，吴冷西说了这篇文章是“砍旗”、“犯了方向性错误”、“政治上问题很大，很坏”、“哲学上否认相对真理”等话。而吴冷西后来解释说，当时他只是说这篇文章提倡怀疑一切、不可知论，否认真理的相对性，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说过这篇文章的基本倾向是要修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会使读者提出究竟是“砍旗”还是“举旗”，会在国内外引起很坏的反应；并说文章是批判教条主义而不是批判修正主义，因此方向偏了等等。
6月15日，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人汪东兴召开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紧急会议，专门批评“实践标准”这篇文章。汪东兴批评说：“特约，是谁嘛？不知道。这些特约评论员文章有问题。”他批评《人民日报》“没有党性”、“没有把好关”，今后不能随便发这类文章，特别是“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华国锋也亲自向胡耀邦点了有关人士的名，包括吴江在内。后来，胡耀邦对吴江说，自己当时有压力。
【撰写《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关于真理标准讨论，吴江认为，这篇文章的发表竟引起一场大讨论，是始料不及的。之所以产生这么大反响，“头功”应在吴冷西，当时如果没有吴冷西对这篇文章提出那样严厉的指责，也不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在“凡是派”和“真理派”的这场斗争中，实际上，真正起巨大作用的是“第二篇文章”，耀邦同志也是这个观点。吴江所说的“第二篇文章”就是1978年6月 24日《解放军报》发表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这篇文章就是出自吴江之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起的争论，华国锋、汪东兴、吴冷西等人的态度，使吴江感到周围空气的沉重。怎么办?如果对于当时的严厉指责保持沉默，那就是表示无理可说，而这样一来，真理标准讨论势必夭折；但若提出反驳，倘局势依旧，后果也难以设想。
吴江考虑再三，最后还是决定撰文做出正面回答，据理驳斥，等待适当时机并用适当方式发表。那就是6月24日（离汪东兴召开的宣传系统会议不到10天）发表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考虑到胡耀邦当时的处境——他的两个顶头上司已经向他发出责难，因此起草这篇文章时，吴江事先没向耀邦报告，写出第一稿才呈送给他。耀邦看完后叫秘书给吴江打电话：“等三个月以后再说。”吴江理解耀邦此时的处境和心情，作为一位高级领导人，总要顾及组织原则；但他觉得已不能再等下去了。为了不再给领导添麻烦，至少在形式上摆脱胡耀邦与这篇文章的干系，吴江自行决定把文章拿到《解放军报》发表。
吴江说，文章为什么拿到《解放军报》去发表呢？这是因为当时不仅《理论动态》不可能刊登这篇文章，在宣传系统下达禁令后，《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也都不可能刊登这类文章了。那时军队刚召开过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解放军报》刊登了6月2日邓小平在会上的重要讲话，而这个讲话在实质上正是同“两个凡是”针锋相对的。吴江认为这是一个适当的时机，也是较适当的方式，于是决定求助于《解放军报》。刚巧那时他正与《解放军报》副总编辑姚远方有来往，姚远方是他延安鲁艺时期的同学。于是，吴江写了封信，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将文章送给他。不想姚远方和《解放军报》总编辑华楠都表示完全赞成这篇文章的观点，答应刊登。吴江提议不用他个人名义而用“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以加重文章的分量，姚远方和华楠都同意。就这样，文章定稿后既未送胡过目，也没有请示如何处置，就在《解放军报》发表了。文章发表当天，《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均以显著版面刊登，新华社也在当天转发，各省市地方报纸也陆续转载。
吴江回忆说，这里特别要提一下的是，当他接到第一次发稿清样时，突然想起，建议将文章送请当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过目，因为罗瑞卿与吴江早在上世纪50年代的中央华北局会议上就认识，《解放军报》1978年4月间向吴江约稿，也是由罗瑞卿提议的。吴江此举的目的自然是想寻求支持。罗瑞卿对这件事情十分重视，不仅表示支持，还通过编辑部口头向吴江建议作两处重要增补：一是多介绍《实践论》的思想，二是再援引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中的一段重要文字。对此，吴江都一一照办。由于此文发表前未征得胡耀邦同意，因此文章发表前夕，吴江特意以检讨的口气向胡耀邦报告。没想到耀邦告诉他，关于这篇文章罗瑞卿已与他通过几次电话了，并且说，罗也将6月15日中央宣传系统会议的情况捅上去了（指报告了邓小平）。文章发表后不久，罗瑞卿出国治病，临行时留下一句话：“这篇文章如果要打屁股的话，我愿意领受40大板”。
吴江说，这篇文章发表后，邓小平找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部长谈话，询问6月15日会议情况并提出了批评意见。接着，小平同志于9月中旬赴吉林省检查工作，提到真理标准讨论这件事，说：“对‘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这是邓小平对真理标准讨论的第一次公开表态。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历史贡献，邓小平同志有这样的评价：“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问题。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1982年12月，吴江直接给胡耀邦同志写信辞去中央党校校务委员、第一副教育长、理论研究室主任职务。三年之后，组织又任命他为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1987年，70岁的吴江离开了工作岗位，但他却没有停止自己的哲学思考和理论探索。
作为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和理论家，吴江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建设、十年“文革”、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等各个历史时期，在长达70多年的革命和理论生涯中，他始终矢志不移地信仰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立于历史与时代的浪头，时至今日，仍思想奔涌，壮心不已。暮年的吴江依然关注着国家的发展道路和党的理论前沿，经常撰写发表具有真知灼见的理论文章。他给自己的书房起名“冷石斋”，字里行间折射出书斋主人冷眼观云，洞察世界，丹心为党、为国的独特品格。这也使我想起了卡尔•马克思的名言：最好把真理比作燧石，它受到的敲打越厉害，发射出的光辉就越灿烂。最后，以一首七绝献给这位为思想解放作出突出贡献的世纪哲人：
矢志不移邦国兴，真理只与实践同。冷石斋里听风雨，大江歌罢仍从容。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记者、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网编辑）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11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为了寻访真理标准讨论幕后的故事，在北京东城区的一处闹中取静的公寓里，笔者终于见到了真理标准讨论的重要人物、令人仰慕的理论大家——94岁高龄的吴江先生。眼前的吴老身材魁梧，额宽目阔，眉发皆白，声音浑厚，举手投足之间彰显大家气象。
【延安走来的革命者】
1918年2月，吴江生于浙江诸暨县的一户耕读家庭。1931年，他考取了浙江省立一中。入学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刚进入中学的吴江出于一腔爱国热情与同学们跑到教育厅门前的广场静坐，也是这时，吴江的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他开始把心思转向文学，立志要做一名作家。后来，吴江回忆自己退学主要受到高尔基《我的大学》影响。
1937年11月，吴江经一位地下党员介绍加入了党组织。1938年2月，吴江带着上鲁迅艺术学院的念头奔赴延安。一路历经磨难，躲过日寇和国民党的层层封锁，终于在10月到达延安，却因为党组织关系无法正常转入，背上了脱党的“原罪”，使得他在1945年不得不重新入党。直到1983年3月终于找到他当时的入党介绍人马行健，中央组织部才恢复了他1937年11月到1945年11月的党籍。
在延安，吴江先是进入陕北公学分校当教员，在这里他第一次正式接触马列主义理论。1939年春末，他终于进入梦寐以求的鲁艺，可夏天就被派往晋察冀敌后根据地新成立的华北联合大学工作。没想到，来到那不久，他就遭诬陷进了监狱。1941年底，时任晋察冀分局副书记的刘澜涛主持正义将他解放出来。
从1941年底到1945年日本投降，吴江一直在“晋察冀边区抗日群众联合会”负责联合会机关刊物《群众报》的工作。1945年底，华北联合大学迁入张家口，吴江被分配到边区抗联总工会任教育科长。这时，《工人日报》开始创刊，也就是在这段时日，他遇到了从华北联大分配到《工人日报》工作的邱晴，邱晴当时只有17岁，吴江把这段经历称为“惊喜一幕”。一直背着脱党原罪的“黑锅”默默工作的他，在不经意间找到了相濡以沫的伴侣。
新中国成立后, 邱晴一直从事金融工作，先后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光大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驻香港）。在70多年的沧桑岁月里，吴江之所以一直站在理论前沿的风口浪尖，很关键的一点是得到了夫人邱晴的支持。
1956年以后，刘澜涛担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第四办公室主任，第四办公室的职责是协助中央管理工青妇的工作，吴江奉派联系团中央，列席团中央书记处会议，恰在此时，胡耀邦同志调任团中央书记。这段经历，为日后胡耀邦任用他带领中央党校理论班子推动拨乱反正打下了基础。
1957年下半年，吴江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两年之后转入刚刚创刊的红旗杂志社，担任编委。由于有人贴大字报说吴江诽谤《红旗》总编辑陈伯达，“文革”一开始，他就作为黑帮分子被揪出来示众。
“文革”期间，吴江以诗言志，他于1967年1月所作的《蝶恋花》一词最能表明当时的心境：
《蝶恋花•岩上有鹰》
岩上有鹰终日伏。何事慵闲，忘却云天阔？道是连年征战恶，枪林弹雨翅微折。
野鸷犷刚无媚质。肯效堂燕，婉转啼梁侧？自舔羽毛除污血，创收一锉便飞挚。
【拨乱反正的第一个行动】
1975年 11月，在《红旗》杂志社干校监督劳动的吴江被调至中央党校，但这时党校正在搞“批林批孔”，他被安置到哲学教研室，实际上是赋闲。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1977年12月吴江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揭露“四人帮”封建法西斯主义的文章《法家学说的历史演变》。《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均摘要介绍。1977年3月胡耀邦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日常工作, 吴江理所当然地进入了他的视野。
胡耀邦到中央党校首先进行的工作是复校和揭批“四人帮”。在第一次揭批“四人帮”大会上，耀邦就认出了吴江，休会时把吴江拉到一边说:“我知道你已来党校，多年不见了，我一直是你的读者。关于法家学说那篇文章写得好，揭露‘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做得对，封建主义在我们这里很有市场呢！理论就要联系实际才有人爱看。你有时间请到我那里谈谈。”
会议结束后的一个下午，吴江如约来到耀邦在中央党校的临时办公室。在谈了“文革”和红旗杂志社的一些情况后，耀邦突然说：“我们也需要有自己的刊物，没有一个阵地不行。你看党校出个刊物如何？”“是校刊？”吴江问。耀邦摇摇头说：“是议论性的刊物，针对时弊，短小精悍，供党政干部阅读。”
197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华国锋为《毛选》五卷出版而作的长文《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这篇文章贯彻“两个凡是”原则，指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主要是“抓党内走资派”，“继续革命”就是“继续反右”。这实际上也是为即将召开的十一次党代会定调子。
7月12日，耀邦在中央党校召集各教研室的同志座谈，吴江即席发言，主题是应当如何完整、准确地理解“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一命题。他说，对“继续革命”有个总的理解问题，不宜只限于“文化大革命”的范围，何况现在“文革”已经结束。关于“继续革命”，吴江讲了三点意见：第一，不能将“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走资派”这一提法扩大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对象是整走资派”，这样完全有可能被某些野心家利用来不停顿地“打倒一切”。第二，“继续革命”的任务应包括经济基础方面的革新和技术革命，即生产力方面的革命。吴江特别引证了毛泽东1958年所写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的一句话：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要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吴江指出，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不首先抓科学技术革命是不行的；第三，吴江进一步指出，不断革命就是不断反右，这不是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他引用毛主席的话：“我们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也反对右。”这篇讲话在学员中产生了强烈反响。
当晚，胡耀邦把吴江叫到办公室，兴奋地说：“我们的刊物可以办了。你将今天的发言整理成一篇短文，字数不超过五千字，明天交稿，我作为创刊号的文章发表。刊物的名字我已经想好了，就叫《理论动态》吧！每五天出一期，一期只登一篇文章。”
吴江回忆说，他当时是即兴讲话，并且其中心思想与华主席的讲话是貌合神离，同题异调，因此要整理成文发表还需要煞费苦心。吴江连夜将文章写出，题目就叫《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这篇文章后来被胡耀邦称为“思想理论上拨乱反正的第一声号角” 。
1977年7月15日，《理论动态》创刊号出版。发行范围是中央和中央各部委以及各省市负责人，党校全体学员。
《理论动态》创刊不久，胡耀邦就调任中组部部长，依然兼任中央党校副校长。1977年10月的一天，耀邦同志请吴江到他位于富强胡同的家里吃饭，当时，耀邦的夫人李昭和三子胡德华、女儿满妹都在家。胡耀邦对吴江说：“我走以后，《理论动态》就拜托你了。”吴江回答:“我尽力而为！重要的是以后您还要继续为我们出题目，继续为我们审稿。” 耀邦提出：“以后要成立一个政策研究室。” 吴江说：“党校不是制定政策的，还是叫理论研究室吧。”后来就成立了理论研究室，下设三个组：动态组、研究组、外文资料组。实际上，从此以后，胡耀邦就很少为《理论动态》出题目了，但审稿还是他审。到耀邦取代华国锋之后，考虑到耀邦根本没有时间审稿，吴江就基本不再送他审稿了。
【签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谈到真理标准讨论，吴江说，1977年9月至11月间，真理标准问题已在中央党校教学中两次提出并加以讨论，其影响已迅速扩散开去。后来因《理论动态》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而引起党内和社会上更大范围的讨论，多少有些偶然性。
党校学员在讨论中对实践标准提出一些问题，比如说，各个人的实践不同，究竟根据谁的实践来确定哪个是真理呢？诸如此类。吴江跟当时理论研究室担任研究组组长的孙长江谈起这个问题，孙长江自告奋勇愿意为《理论动态》写一篇文章，澄清一些糊涂认识，发给学员参考。吴江同意了，题目就由吴江确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吴江说，这大概是1978年的2、3月间。
就在孙长江起草文章的过程中，曾做过中央党校第一期学员的《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送来一篇谈实践标准的稿件，题目是《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原稿作者是南京大学哲学教师胡福明。杨西光来到吴江的办公室，对他说：“有篇稿子你看看，帮助改一改，你看完之后我让耀邦再看看，看是否由‘动态’发比较好！”意思是为了保险起见，要在《理论动态》上先发。直到这时吴江才看到这篇已修改了几遍的稿子。吴江看到，原作者胡福明的稿子已被孙长江大量修改，有三分之二已是孙长江写的了。此前，吴江并不知道孙长江已修改这个稿子。吴江看稿子还可以，但文字还要再推敲，就把孙长江找来，让他再作修改，并向他建议，将题目中的“一切”真理，改为“唯一”真理。吴江对笔者说：“‘唯一’二字，采自列宁。”孙长江再次修改后交吴江，吴江又作了些修改，写上定稿批语，就送了耀邦。吴江说：“关于后来出现的作者之争，错在我身上。我定稿之后就在文章后面写上胡福明的名字。这是我在《红旗》杂志时的一个习惯，有的来稿几乎是修改得重新写了，仍旧署上原作者的名字。后来，动态组的同志提出，这个文章不能再署胡福明的名字了。我认为，‘此文由胡福明写初稿，最后由孙长江同志修改完成’这个提法比较好。”
1978年5月10日出版的《理论动态》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第二天即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人民日报》同日转载。
5月12日晚11点，也就是文章发表的当晚，吴冷西就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打电话，严厉指责这篇文章。根据胡绩伟当时的电话记录稿，吴冷西说了这篇文章是“砍旗”、“犯了方向性错误”、“政治上问题很大，很坏”、“哲学上否认相对真理”等话。而吴冷西后来解释说，当时他只是说这篇文章提倡怀疑一切、不可知论，否认真理的相对性，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说过这篇文章的基本倾向是要修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会使读者提出究竟是“砍旗”还是“举旗”，会在国内外引起很坏的反应；并说文章是批判教条主义而不是批判修正主义，因此方向偏了等等。
6月15日，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人汪东兴召开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紧急会议，专门批评“实践标准”这篇文章。汪东兴批评说：“特约，是谁嘛？不知道。这些特约评论员文章有问题。”他批评《人民日报》“没有党性”、“没有把好关”，今后不能随便发这类文章，特别是“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华国锋也亲自向胡耀邦点了有关人士的名，包括吴江在内。后来，胡耀邦对吴江说，自己当时有压力。
【撰写《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关于真理标准讨论，吴江认为，这篇文章的发表竟引起一场大讨论，是始料不及的。之所以产生这么大反响，“头功”应在吴冷西，当时如果没有吴冷西对这篇文章提出那样严厉的指责，也不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在“凡是派”和“真理派”的这场斗争中，实际上，真正起巨大作用的是“第二篇文章”，耀邦同志也是这个观点。吴江所说的“第二篇文章”就是1978年6月 24日《解放军报》发表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这篇文章就是出自吴江之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起的争论，华国锋、汪东兴、吴冷西等人的态度，使吴江感到周围空气的沉重。怎么办?如果对于当时的严厉指责保持沉默，那就是表示无理可说，而这样一来，真理标准讨论势必夭折；但若提出反驳，倘局势依旧，后果也难以设想。
吴江考虑再三，最后还是决定撰文做出正面回答，据理驳斥，等待适当时机并用适当方式发表。那就是6月24日（离汪东兴召开的宣传系统会议不到10天）发表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考虑到胡耀邦当时的处境——他的两个顶头上司已经向他发出责难，因此起草这篇文章时，吴江事先没向耀邦报告，写出第一稿才呈送给他。耀邦看完后叫秘书给吴江打电话：“等三个月以后再说。”吴江理解耀邦此时的处境和心情，作为一位高级领导人，总要顾及组织原则；但他觉得已不能再等下去了。为了不再给领导添麻烦，至少在形式上摆脱胡耀邦与这篇文章的干系，吴江自行决定把文章拿到《解放军报》发表。
吴江说，文章为什么拿到《解放军报》去发表呢？这是因为当时不仅《理论动态》不可能刊登这篇文章，在宣传系统下达禁令后，《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也都不可能刊登这类文章了。那时军队刚召开过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解放军报》刊登了6月2日邓小平在会上的重要讲话，而这个讲话在实质上正是同“两个凡是”针锋相对的。吴江认为这是一个适当的时机，也是较适当的方式，于是决定求助于《解放军报》。刚巧那时他正与《解放军报》副总编辑姚远方有来往，姚远方是他延安鲁艺时期的同学。于是，吴江写了封信，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将文章送给他。不想姚远方和《解放军报》总编辑华楠都表示完全赞成这篇文章的观点，答应刊登。吴江提议不用他个人名义而用“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以加重文章的分量，姚远方和华楠都同意。就这样，文章定稿后既未送胡过目，也没有请示如何处置，就在《解放军报》发表了。文章发表当天，《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均以显著版面刊登，新华社也在当天转发，各省市地方报纸也陆续转载。
吴江回忆说，这里特别要提一下的是，当他接到第一次发稿清样时，突然想起，建议将文章送请当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过目，因为罗瑞卿与吴江早在上世纪50年代的中央华北局会议上就认识，《解放军报》1978年4月间向吴江约稿，也是由罗瑞卿提议的。吴江此举的目的自然是想寻求支持。罗瑞卿对这件事情十分重视，不仅表示支持，还通过编辑部口头向吴江建议作两处重要增补：一是多介绍《实践论》的思想，二是再援引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中的一段重要文字。对此，吴江都一一照办。由于此文发表前未征得胡耀邦同意，因此文章发表前夕，吴江特意以检讨的口气向胡耀邦报告。没想到耀邦告诉他，关于这篇文章罗瑞卿已与他通过几次电话了，并且说，罗也将6月15日中央宣传系统会议的情况捅上去了（指报告了邓小平）。文章发表后不久，罗瑞卿出国治病，临行时留下一句话：“这篇文章如果要打屁股的话，我愿意领受40大板”。
吴江说，这篇文章发表后，邓小平找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部长谈话，询问6月15日会议情况并提出了批评意见。接着，小平同志于9月中旬赴吉林省检查工作，提到真理标准讨论这件事，说：“对‘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这是邓小平对真理标准讨论的第一次公开表态。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历史贡献，邓小平同志有这样的评价：“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问题。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1982年12月，吴江直接给胡耀邦同志写信辞去中央党校校务委员、第一副教育长、理论研究室主任职务。三年之后，组织又任命他为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1987年，70岁的吴江离开了工作岗位，但他却没有停止自己的哲学思考和理论探索。
作为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和理论家，吴江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建设、十年“文革”、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等各个历史时期，在长达70多年的革命和理论生涯中，他始终矢志不移地信仰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立于历史与时代的浪头，时至今日，仍思想奔涌，壮心不已。暮年的吴江依然关注着国家的发展道路和党的理论前沿，经常撰写发表具有真知灼见的理论文章。他给自己的书房起名“冷石斋”，字里行间折射出书斋主人冷眼观云，洞察世界，丹心为党、为国的独特品格。这也使我想起了卡尔•马克思的名言：最好把真理比作燧石，它受到的敲打越厉害，发射出的光辉就越灿烂。最后，以一首七绝献给这位为思想解放作出突出贡献的世纪哲人：
矢志不移邦国兴，真理只与实践同。冷石斋里听风雨，大江歌罢仍从容。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记者、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网编辑）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11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