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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博士
民族学是一门理论与应用并重的科学，其看家本领是田野调查。作为民族学的“成人礼”——田野调查，民族学历史上那些大的成就，无不通过田野调查得出，如：费孝通先生的导师马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航海者》、《野蛮社会的犯罪与习俗》等，费孝通先生的巨著《江村经济》等。
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思想观念较为传统，村落里演绎着自己独特的文化，有着依循自己独特的心性和逻辑生活，拥有一套处理纠纷的方法。
田野经验代代传
1994年，我考入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的本科专业，然后读本专业的硕士。硕士毕业工作一段时间后， 2017年，我又回到民大读民族学博士学位。我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民族地区乡村纠纷症结及其解决机制。
我工作期间曾在民族地区做过律师，感觉到处理乡村纠纷很棘手。通过阅读文献和自身的经历，感受到“无讼”的乡村社会，单靠法律解决纠纷，远远达不到良好的社会效益，也不利于纠纷的解决。为什么在今天的法治社会，人们还耻于诉讼呢？带着这个疑问，开启了我的田野调查之旅。
我在导师贾仲益教授的指导下，选定了广西中南部的一个壮族聚居的村庄作为我的田野点，在为期一年多的调查中，我秉承前辈们的田野调查方法，与当地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参与到当地人的生活中，体验人们日常生活与思想境界，记录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来展示不同文化是如何满足人的普遍的基本需求，努力寻求乡村社会在法治社会的今天，文化如何调试社会变迁的问题，进而理解注重人情纽带的中国传统社会的礼治秩序在今天依然存在，并不会被瓦解。
田野调查“技巧性”很高，临行前，贾老师嘱咐了我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及处理方法。如要有甘当小学生的精神，向当地人请教，因为作为一名研究者，对地方性知识还存在众多的不解，而当地人只是缺乏理论上的建构，但却对这些“地方性知识”（对他们这些都不是知识，就是生活本身）了如指掌，因此要有向当地人虚心请教的态度;田野调查是项艰苦的工作，可能会遇到一些危险，比如农村人为了防盗，喜欢在家养狗，一些女生怕狗，他的经验就是可以带上一把长雨伞，既可以防狗，还可以遮风挡雨，遇到恶狗不可跑，要拿出伞来对峙，就可以把狗吓跑。地方禁忌比较多，初到陌生地方，不能随便去触碰一些文化禁忌的东西，以免带来一些“麻烦”;出门在外，行李要少带一些，轻装上阵更方便;田野调查离不开谈话和观察，这个过程需要耐心、仔细和主动，很多信息可以在不经意的谈话或活动中得到。
除上述日常应注意的问题之外，在调查过程中还要有一个专业性更强的技能要掌握——如何做田野笔记。田野笔记一般包含四部分：信息、情景、理解和反思，材料类型要完备，包括对话、场景、事件的来龙去脉、印象、分析和反思、手绘地图、谱系等等，让所写人物和事件在社会和地方上落脚。要通过详实的记录，使读者通过阅读，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我的田野
我自己根据以前的经验也总结了一些田野调查的方法。到了田野点，为了取得村民的信任，我首先亮出学校开具的介绍信，当村民知道我是一名教师和兼职律师身份后，几乎没有了对陌生人的戒备心理，在日后的调查中，我还为村民在乡村纠纷方面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更加深了彼此的信任，我询问的问题，对方一般都不隐瞒地回答我。
在少数民族聚居区的调查，还会遇到语言的障碍问题。当地人日常的交流一般都使用地方方言，刚开始的时候，我都听不懂，这种状况非常不利于开展田野调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一方面自学当地方言，并向村民请教;另一方面，为了不中断调查，我请当地精通普通话和当地方言的村民作为翻译。这种状况持续了半年之久，之后，我可以不借助翻译，虽然我用当地方言表达较为吃力，但可以独立和当地人用方言交流，突破了语言障碍后，一下子拉近了我与当地人的心理距离，我似乎成了“当地人”，这种身份的“转换”，对于顺利进行田野调查是非常重要的。
随着调查深入，对于进入田野点前的疑惑，我逐渐看到了解答的曙光。首先，村民之所以对打官司大多持否定态度，因为他们觉得，人与人之间抬头不见低头见，都是乡里乡亲的，如果打起官司的话，是件丢脸的事情，“以和为贵、耻于纠纷、不喜争利、团结互助、爱面子”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其次，如今的村落社会，也有政府、村委会、家族长者或者乡村法杰（能人）等，一旦发现村民间有了纠纷，都会及时处理，在这些权威面前，纠纷当事人一般都会接受用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因此村民之间也就少了诉讼止纷的可能。最后，一般说来，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思想观念较为传统，村落里演绎着自己独特的文化，有着依循自己独特的心性和逻辑生活，拥有一套处理纠纷的方法。
一年多的田野调查时间里，我在村寨访谈了70多人，查阅了村史、村志等地方文献，倾听纠纷当事人、司法部门工作人员的诉说，了解了当地人处理纠纷的过程，体会到了地方文化在法治社會的今天与现行法律的有机整合，理解了司法部门因地制宜，把法律与地方文化融会贯通处理纠纷的方法，田野调查前我对乡村“无讼”的种种疑惑，终于有了答案。我还整理了调查的访谈录音和有关资料，撰写了10余万字的田野笔记，拍摄有关图片几百张，为后续的博士论文写作打下了坚实的材料基础。
希望的“田野”
回顾民族学发展历史，20世纪初，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国外民族学著作逐渐介绍到中国来，1926年，蔡元培先生在《一般》杂志上发表了《说民族学》的论文。20世纪30年代，民族学在中国诞生，涌现了吴文藻、潘光旦、孙本文、杨成志、费孝通、林耀华等一大批学者，他们在民族学科领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早期一大批学者在大学和研究机构工作的民族学家都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调查，足迹遍布全国各地。一些重要的研究著作，如《江村经济》、《金翼》等都是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完成的。抗战期间，许多研究机构和学者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还有的学者，如吴文藻先生提出了民族学与边疆政治结合的专门学问——“边政学”。新中国成立之后，配合党的方针、政策，民族学者在应用方面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开展了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比如我的导师贾仲益教授的研究方向是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历史与文化、当代少数民族发展与民族地区社会问题、中国民族关系。我作为一名大学教师兼律师，结合自身的工作及民族学科的特点，在攻读博士学位阶段，我把法律人类学（民族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民族学是一片希望的“田野”。
贾老师每年寒暑假都会自驾车，带上自己指导的研究生到南方一些省份，如贵州、云南、四川、广西等地做田野调查，他带着学生深入民族聚居区，走家串户，收集资料，亲力亲为，给学生做田野调查的示范。而在自己的研究领域，贾老师以贵州、广西、云南为主要调查区域，以文献法、访谈法、实地研究法、观察法等田野调查方法为手段，对当地少数民族文化进行定性研究。
据贾教授介绍，他的导师宋蜀华先生（1923—2004，曾任中国民族学会会长）非常重视民族学的田野调查，宋先生的足迹主要在西南区域，早在1951年的时候，先生参加了由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组织的西藏科学工作队入藏进行科学考察，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入藏进行研究的学者队伍，与科考队成员一起翻越山岭、骑马徒步，过雪山草地，历经千难万险，历时一个月才抵达拉萨。西藏考察归来后，先生撰写了“西藏社会概况”、“昌都地区社会概况”部分稿子，此后又根据调查所得资料，对西藏农奴制和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农奴制进行了对比研究，成为该研究领域之先驱。除西藏外，先生还在青海、云南、贵州等地进行过深入的田野调查。
责任编辑：陈晓丽
民族学是一门理论与应用并重的科学，其看家本领是田野调查。作为民族学的“成人礼”——田野调查，民族学历史上那些大的成就，无不通过田野调查得出，如：费孝通先生的导师马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航海者》、《野蛮社会的犯罪与习俗》等，费孝通先生的巨著《江村经济》等。
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思想观念较为传统，村落里演绎着自己独特的文化，有着依循自己独特的心性和逻辑生活，拥有一套处理纠纷的方法。
田野经验代代传
1994年，我考入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的本科专业，然后读本专业的硕士。硕士毕业工作一段时间后， 2017年，我又回到民大读民族学博士学位。我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民族地区乡村纠纷症结及其解决机制。
我工作期间曾在民族地区做过律师，感觉到处理乡村纠纷很棘手。通过阅读文献和自身的经历，感受到“无讼”的乡村社会，单靠法律解决纠纷，远远达不到良好的社会效益，也不利于纠纷的解决。为什么在今天的法治社会，人们还耻于诉讼呢？带着这个疑问，开启了我的田野调查之旅。
我在导师贾仲益教授的指导下，选定了广西中南部的一个壮族聚居的村庄作为我的田野点，在为期一年多的调查中，我秉承前辈们的田野调查方法，与当地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参与到当地人的生活中，体验人们日常生活与思想境界，记录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来展示不同文化是如何满足人的普遍的基本需求，努力寻求乡村社会在法治社会的今天，文化如何调试社会变迁的问题，进而理解注重人情纽带的中国传统社会的礼治秩序在今天依然存在，并不会被瓦解。
田野调查“技巧性”很高，临行前，贾老师嘱咐了我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及处理方法。如要有甘当小学生的精神，向当地人请教，因为作为一名研究者，对地方性知识还存在众多的不解，而当地人只是缺乏理论上的建构，但却对这些“地方性知识”（对他们这些都不是知识，就是生活本身）了如指掌，因此要有向当地人虚心请教的态度;田野调查是项艰苦的工作，可能会遇到一些危险，比如农村人为了防盗，喜欢在家养狗，一些女生怕狗，他的经验就是可以带上一把长雨伞，既可以防狗，还可以遮风挡雨，遇到恶狗不可跑，要拿出伞来对峙，就可以把狗吓跑。地方禁忌比较多，初到陌生地方，不能随便去触碰一些文化禁忌的东西，以免带来一些“麻烦”;出门在外，行李要少带一些，轻装上阵更方便;田野调查离不开谈话和观察，这个过程需要耐心、仔细和主动，很多信息可以在不经意的谈话或活动中得到。
除上述日常应注意的问题之外，在调查过程中还要有一个专业性更强的技能要掌握——如何做田野笔记。田野笔记一般包含四部分：信息、情景、理解和反思，材料类型要完备，包括对话、场景、事件的来龙去脉、印象、分析和反思、手绘地图、谱系等等，让所写人物和事件在社会和地方上落脚。要通过详实的记录，使读者通过阅读，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我的田野
我自己根据以前的经验也总结了一些田野调查的方法。到了田野点，为了取得村民的信任，我首先亮出学校开具的介绍信，当村民知道我是一名教师和兼职律师身份后，几乎没有了对陌生人的戒备心理，在日后的调查中，我还为村民在乡村纠纷方面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更加深了彼此的信任，我询问的问题，对方一般都不隐瞒地回答我。
在少数民族聚居区的调查，还会遇到语言的障碍问题。当地人日常的交流一般都使用地方方言，刚开始的时候，我都听不懂，这种状况非常不利于开展田野调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一方面自学当地方言，并向村民请教;另一方面，为了不中断调查，我请当地精通普通话和当地方言的村民作为翻译。这种状况持续了半年之久，之后，我可以不借助翻译，虽然我用当地方言表达较为吃力，但可以独立和当地人用方言交流，突破了语言障碍后，一下子拉近了我与当地人的心理距离，我似乎成了“当地人”，这种身份的“转换”，对于顺利进行田野调查是非常重要的。
随着调查深入，对于进入田野点前的疑惑，我逐渐看到了解答的曙光。首先，村民之所以对打官司大多持否定态度，因为他们觉得，人与人之间抬头不见低头见，都是乡里乡亲的，如果打起官司的话，是件丢脸的事情，“以和为贵、耻于纠纷、不喜争利、团结互助、爱面子”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其次，如今的村落社会，也有政府、村委会、家族长者或者乡村法杰（能人）等，一旦发现村民间有了纠纷，都会及时处理，在这些权威面前，纠纷当事人一般都会接受用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因此村民之间也就少了诉讼止纷的可能。最后，一般说来，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思想观念较为传统，村落里演绎着自己独特的文化，有着依循自己独特的心性和逻辑生活，拥有一套处理纠纷的方法。
一年多的田野调查时间里，我在村寨访谈了70多人，查阅了村史、村志等地方文献，倾听纠纷当事人、司法部门工作人员的诉说，了解了当地人处理纠纷的过程，体会到了地方文化在法治社會的今天与现行法律的有机整合，理解了司法部门因地制宜，把法律与地方文化融会贯通处理纠纷的方法，田野调查前我对乡村“无讼”的种种疑惑，终于有了答案。我还整理了调查的访谈录音和有关资料，撰写了10余万字的田野笔记，拍摄有关图片几百张，为后续的博士论文写作打下了坚实的材料基础。
希望的“田野”
回顾民族学发展历史，20世纪初，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国外民族学著作逐渐介绍到中国来，1926年，蔡元培先生在《一般》杂志上发表了《说民族学》的论文。20世纪30年代，民族学在中国诞生，涌现了吴文藻、潘光旦、孙本文、杨成志、费孝通、林耀华等一大批学者，他们在民族学科领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早期一大批学者在大学和研究机构工作的民族学家都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调查，足迹遍布全国各地。一些重要的研究著作，如《江村经济》、《金翼》等都是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完成的。抗战期间，许多研究机构和学者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还有的学者，如吴文藻先生提出了民族学与边疆政治结合的专门学问——“边政学”。新中国成立之后，配合党的方针、政策，民族学者在应用方面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开展了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比如我的导师贾仲益教授的研究方向是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历史与文化、当代少数民族发展与民族地区社会问题、中国民族关系。我作为一名大学教师兼律师，结合自身的工作及民族学科的特点，在攻读博士学位阶段，我把法律人类学（民族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民族学是一片希望的“田野”。
贾老师每年寒暑假都会自驾车，带上自己指导的研究生到南方一些省份，如贵州、云南、四川、广西等地做田野调查，他带着学生深入民族聚居区，走家串户，收集资料，亲力亲为，给学生做田野调查的示范。而在自己的研究领域，贾老师以贵州、广西、云南为主要调查区域，以文献法、访谈法、实地研究法、观察法等田野调查方法为手段，对当地少数民族文化进行定性研究。
据贾教授介绍，他的导师宋蜀华先生（1923—2004，曾任中国民族学会会长）非常重视民族学的田野调查，宋先生的足迹主要在西南区域，早在1951年的时候，先生参加了由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组织的西藏科学工作队入藏进行科学考察，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入藏进行研究的学者队伍，与科考队成员一起翻越山岭、骑马徒步，过雪山草地，历经千难万险，历时一个月才抵达拉萨。西藏考察归来后，先生撰写了“西藏社会概况”、“昌都地区社会概况”部分稿子，此后又根据调查所得资料，对西藏农奴制和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农奴制进行了对比研究，成为该研究领域之先驱。除西藏外，先生还在青海、云南、贵州等地进行过深入的田野调查。
责任编辑：陈晓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