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希武在《教育学术月刊》2012年第11期撰文指出，道德是一个经验建构的过程，是情感体验更是身体体验的建构过程。我们经常把道德教育作为一项事业来进行理性的规划，却很少审视道德建构的经验性。道德建构虽然获得情感的认同才变得牢固，但诸多的道德事实上是通过活在现实生活世界中的身体的“触、摸、看”建构起来的。所谓的道德教育回归生活世界，应当是回归到主体间建构的生活世界，而不能简单地说是日常生活世界。
　　现在一些学校注意到了道德灌输的难度和低效，转而走向体验式德育。但学校的很多体验式德育活动，为了改变说教方式，把设定的道德价值隐藏于体验活动之后，表面上看是一种德育体验，但其实是一种导演下的表演。体验的场景必须是真实的，只有在真实的场景中学生才能获得情感的体验。个体依赖于自身的体悟和经验，这种体悟可以从两个层面上进行：一个是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比如通过开展符合学生生活特性的实践活动（生活技能教育、体育运动、艺术活动等），提高学生的道德实践能力与道德建构能力；另一个是建立符合人性的教学模式，通过教学形式的改变，使学生在知识或能力教育中加强互动、合作、交流，从而建构起学生的道德认知和道德品质，比如相互的尊重、相互的欣赏、平等的合作等。课堂教学要成为学生的经验建构过程，真正地回归学生的生活世界，更实在地建构起学生的道德人生。
　　邓传樱：公民教育应坚持权利优先性
　　邓传樱在《当代教育科学》2012年第19期撰文指出，当代中国公民教育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过于强调义务与责任造成“义务异化”。“义务异化”极度强调个体的义务和责任，抹杀个体权利。我国当下的义务教育和公民教育，权责教育的缺失极其明显。很多学校和教师都忽视对学生进行权责教育，即使有所提及，也仅仅是强调学生作为公民对社会以及他人所应承担的义务，却极少关注权利。而作为在学校中承担着公民教育的主要教材，《品德与社会》更是注重义务和责任的教育，缺少权利和自由的教育。长此以往，这必将造成学生权利意识的淡漠，逐步失去主体人格，缺少自我独立性，也就丧失了公民品质。
　　权利与义务之间本是矛盾存在，但另一方面，义务却又是权利的衍生体，有权利才有义务。我国公民教育应坚持权利优先性，进行全民“权利启蒙”，同时培养公民责任意识，达到权责共生，促进公民社会的成长。“权利启蒙”主要是指对公民的权利意识进行启蒙，主要包括启蒙公民的权利认知、权利要求以及权利主张。对于学校教育来讲，可让学生通过更多的社会参与来增强其权责意识。首先从课堂教学开始，从理论和意识上对学生进行权责教育；其次让学生更多地参与到班级建设和学校事务中来，让学生建言献策、监督批评；最后，学校要增加与社区的联系，让学生走进社区，通过对社区事务的参与，培养学生的公民权责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