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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世纪的学术话语中，海外汉学的声音尤其惹人注意。它既是众声喧哗中的一种声音，又与其他声音构成多层次的对话，由此可以显现当代中国学术多元繁复的话语谱系，如一面多棱之镜，在不同角度折射出学术文化的色彩斑斓，及其背后所包含的思维、情感与经验的杂糅与丰富。季进教授把近年来所做的海外汉学家访谈系列，结集成册，并命名为《另一种声音》出版，虽说其所谓的“汉学”，主要集中在中国文学尤其是现代文学领域，但从中国当代文化与学术的大小语境与发展状况而言，也足以体现这种文化学术的折射之效果。
与谨严的学术论著相比，访谈对话的形式要自由得多，虽说对所涉概念和命题的表述无法严密到“咬文嚼字”的地步，但那种放下“架子”、随意道来的对话本身的现场感，会带来另一种表述效果，那“看似琐碎的闲话，却悄然渗透了这些学者深厚的学养，也透露了无限的话语机锋”，除了说出来的、字面可以记录的东西之外，对话本身如何把不同语境中的种种差异聚焦、激发，凸显对话双方共同的问题意识，如何通过回归话语现场的活泼的言论，并辅助于对话者的表情、停顿和语气，呈现出那种未经刻意修饰的平易的治学理路等，都是读者可以关注的层面，这正是与正经高头讲章相比，学术对话所特有的亲切感和另一种丰富性。
《另一种声音》所访谈的对象，无论是耄耋之年的夏志清、高利克，还是中年学者王德威；无论是外籍汉学家宇文所安、顾彬、葛浩文，还是分别来自中国大陆或台湾的叶凯蒂和奚密，都是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界卓有成就和影响的著名学者。但海外汉学绝不是一个整体，其间的差异要远远大过共性。在“海外汉学家”符号背后，更多的则是他们的成长背景、文化身份、学术传承、研究对象和问题焦点的种种差异，他们与采访者之间的学术对话，本身就是一种跨越不同文化语境的学术交往，就是理论、方法、视点、立场的对照和比较，就是不同学术领域和问题意识的对话与交锋，这种跨文化的交锋，不仅使思想内容得以展开，也使思维主体在历史文化语境中的处境得以显露。同时，它也是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特别是现代文学研究传统和学术谱系的一种呈现。比如作为本书关注重点的北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如何从冷战时期以费正清为标志的区域研究中脱胎出来，经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直至更年轻一代学人的承续与新变，经不同访谈者从不同角度的描述，便有了特别清晰的脉络。更重要的是，根据所访谈对象的研究领域和传承谱系的不同，访谈围绕中国文化与文学的传统特征与当代价值、本土意识与全球境遇、阐释传承与转化创新，为读者展示了一系列学术议题的动态辩证：中国古代文化与文学传统的现代阐释；文化与审美的差异性与普适性的张力关系；特别是对全球性现代进程中，在中国文学的传承与新变中所蕴含的现代性经验之当代意义检视，更是此书所特别关注的问题，尤其在对李欧梵、王德威的访谈中得以多层次的呈现。
就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而言，北美学术群体对近三十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它以夏志清、李欧梵和王德威为代表，几乎直接改变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研究格局。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研究，深深地入了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写”历程；李欧梵从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转向都市文化研究，既是美国汉学界的某种缩影，也对中国大陆九十年代以来的学术转型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王德威对晚清文学历史意义的强调，对华语文学谱系的论析，对当代汉语文学创作跟踪式批评，都与本土学术构成了深度融合。有些已被广泛接受的学术共识，就是由这一海外学术群体率先提出。比如“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命题，把现代文学研究追溯到晚清，既表达了对“五四”思潮过于精英化之局限的反思，也进一步从晚清出发，寻找与“五四”的关系，以及它对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影响。这与本土学界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恰成一种有力的呼应，合力重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当代叙述。
海外中国学家群体因其跨文化的学术语境，对国际文化思潮、理论与方法有着时空上的便利，世界性视野是他们最普遍的共同特征。因此，如何将中国经验，特别是近代以来的中国经验给予世界性的意义阐发，是其学术活动中最具聚焦性的问题意识，体现在文学研究中，就是世界性眼光和比较文学的学术视野。其实，这批海外中国文学学者与比较文学学科都有着种种关联，不是曾拿了比较文学学位，就是担任比较文学教职，即使在大学的东亚系任职，也在当下北美学术建制中与比较文学有着最为接近的关系。尤其对以中华文化为主要身份认同的学者而言，中国传统与现代经验的世界意义阐发就是其学术活动中最具安身立命意义的精神内涵。在这一点上，王德威的追问可以作为某种代表：我们应该叩问在什么意义上，近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发明可以放在跨文化的平台上，成为独树一帜的贡献？西方理论的洞见如何可以成为我们的不见，反之亦然？传统理论的大开大阖与当代理论的分门别类是否可以相互融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中西古今的壁垒可以被重新界定，中国文学论述的现代重镇：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王梦鸥等可以被引领到比较文学的论坛上去？而有关全球背景下华人世界和华语文学谱系的论述，则最典型性地体现了这一学术群体所提供的世界文学视野下中华文学谱系的跨文化论述。
以对话的形式呈现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视野，还可以为读者提供另一种“后设”观察的视角。海外学者的话语语境、个人承担、历史抱负、洞见与不见是什么？海外汉学内部有着怎样的差异与对话关系？海外汉学与本土学术又可以构成怎样的对话关系，从而推进问题朝多元、积极的面向拓展？王德威建议：我们应该以对话的姿态分析这种洞见与不见，而不是在对话展开之前，就以其“不见”而停止对话，从而遮蔽自己的不见。这种建议对参与对话的双方或者多方同样有效，并已经在《另一种声音》的对话中开辟出一些重要议题的新的思维向度。比如，宇文所安对中国文学的普适性诉求与艾朗诺对北美汉学话语的边缘自觉之间，可以构成怎样的对话？还有，德国汉学家顾彬对汉语作家外语能力的绝对性强调，与王德威的华语文学谱系论述对华语多元化分层阐释之间，又可以构成何种意义上的对话？而这些对话，与本土相关论述之间又可以形成何种意义上的“对话的对话”呢？
关于全球语境下的华人文化与华语文学，经过李欧梵与王德威的论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多元视野下的跨文化参照。李欧梵的“华人”概念，是指不受民族国家模式限制，以语言、文化认同为归依，包括大陆、香港、台湾，以及亚洲、美洲甚至全世界“出身”（而非“出生”）于中华文化的人群。在全球化境遇中，以跨文化研究、国际性视野和多元文化的参照进行华人文化与文学的研究，以此人文立场来对抗资本全球化和经济、媒体的统一化趋势，就必然要立足于“大中华”文化而接受世界各种不同文化的冲击，取长补短，融会贯通，从而组成华人世界本身的多元化。当世界各地华人之间的信息更流通、旅行更方便、语言更丰富，而政治认同更模糊的时候，华人世界主义就会成为不可避免的话题。而王德威的“华语文学”视野，则更具体地在文学范畴内，从外部拓展了中华文学的多元性论述空间，认为当代华语文学视野可以扩及港、台及海外，广义的包括欧、美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人社群。这些地方不同华人的历史观，对文字操作的不同面相，对文学的最基本的认知，都有很多契合，也有更多不同的地方，因此，中华文学世界性意义的呈现，就是从中文文学的立场出发，参与世界文学的书写与阐释。
这样的多元视野，正可以和本土中国文学研究形成积极的对话，并有可能启示出世界文学视野中对中国文学意义的新阐释。在笔者看来，至少可以从传统中国文学范畴的“内部”与“外部”两个方面，拓展出中华文学的丰富内涵及其阐释层面。一方面，从李欧梵到王德威的大中华“华语文学”谱系分析，揭示了华人文学的跨文化、全球性的杂糅与多层次格局，并显示其对全球语境下的共同境遇的差异化书写实践。这是从传统中国文学范畴的“外部”，即从世界文学的语境与视角，从华人经验和中文世界切入的意义阐释。正如从纳博科夫、奈保尔、拉什迪到哈金等一系列边缘性英语写作，为主流英语文学传统带来新的挑战与活力一样，不同区域的华人在多语文化环境中的中文书写，因为所受文化刺激更多、更复杂，因而更加具有语言与文化的自觉意识和多元创造性。如王德威所言，“事实上，在离散与一统之间，现代中国文学已经铭刻了复杂的族群迁徙、政治动荡的经验，难以用以往的地理诗学来涵盖。在大陆，在海外的各个华人社群早已发展了不同的创作谱系”，其所衍生的国族想象、文化传承如何参差对照，已经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
另一方面，大陆本土的中国文学内部的多元性，也正在得到不断的、日益丰富的阐释。与费孝通所阐释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相对应，中华人民共和国范畴下的中国文学是一个多民族文学的共同体，五十六个民族中，五十三个有自己的语言，二十八个有自己的文字，它们是中华多民族文化的活化石，其中以蒙、藏、维、哈、朝、彝等文字的创作成果最多，其意义不单纯是体现文化的多样性，保留多民族文化的记忆，促进多民族间的交往与理解，保持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更是文化多样性前提下的相互促进和相互激发。即使从大陆汉语写作的范畴看，其内部文化身份也充满了多元性，它不仅纳入了众多方言与地域文化的内涵，更有一代代“出身”（而非出生）非汉民族的汉语作家的参与，从老舍、张承志、阿来到金仁顺、海力洪，他们的写作除了提供多民族共同生存的故事外，对汉语“杂交优势”所做出的贡献，也有待进一步发掘。而以比较文学的视野与方法，对共和国文学内部多元空间的分层研究，更亟待进一步展开，而不是仅仅局限在现有学术分科下的民族学院与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体制内部。
在这个意义上，再来读一读王德威的如下描述：“打开地理视界，扩充中文文学的空间坐标，把华语文学的场域全部拆开，让它们处于同一平台上，重新组合成文学对话的空间，而众声喧哗的复杂性、丰富性，正是华语文学深邃广阔的内涵所在。”只要把这里的“中文”、“华语”替换成“中华”和“中国”，或不拘泥于前者的字面内涵，在对中国文学的理解上，会不会有一种因对话而激发的启迪效果呢？
当然，海外汉学研究也有它的“不见”与局限。比如近年来北美中国文学研究界的过于理论化、专业化倾向所导致的部分研究对资料与文本的某种程度的轻视，等等。但在尊重文化差异和汉学家独有的文化视角的前提下，在充分自觉的文化意识中，依托本土学术文化资源，与海外学术展开平等对话，乃中国学术发展所必需之举。就中国文学研究而言，这种对话，对考察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实施中国文化输出战略，建构中国文学的世界性阐释维度，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另一种声音：海外汉学访谈录》,季进著，复旦大学出版社二○一一年七月版，28.00元）
与谨严的学术论著相比，访谈对话的形式要自由得多，虽说对所涉概念和命题的表述无法严密到“咬文嚼字”的地步，但那种放下“架子”、随意道来的对话本身的现场感，会带来另一种表述效果，那“看似琐碎的闲话，却悄然渗透了这些学者深厚的学养，也透露了无限的话语机锋”，除了说出来的、字面可以记录的东西之外，对话本身如何把不同语境中的种种差异聚焦、激发，凸显对话双方共同的问题意识，如何通过回归话语现场的活泼的言论，并辅助于对话者的表情、停顿和语气，呈现出那种未经刻意修饰的平易的治学理路等，都是读者可以关注的层面，这正是与正经高头讲章相比，学术对话所特有的亲切感和另一种丰富性。
《另一种声音》所访谈的对象，无论是耄耋之年的夏志清、高利克，还是中年学者王德威；无论是外籍汉学家宇文所安、顾彬、葛浩文，还是分别来自中国大陆或台湾的叶凯蒂和奚密，都是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界卓有成就和影响的著名学者。但海外汉学绝不是一个整体，其间的差异要远远大过共性。在“海外汉学家”符号背后，更多的则是他们的成长背景、文化身份、学术传承、研究对象和问题焦点的种种差异，他们与采访者之间的学术对话，本身就是一种跨越不同文化语境的学术交往，就是理论、方法、视点、立场的对照和比较，就是不同学术领域和问题意识的对话与交锋，这种跨文化的交锋，不仅使思想内容得以展开，也使思维主体在历史文化语境中的处境得以显露。同时，它也是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特别是现代文学研究传统和学术谱系的一种呈现。比如作为本书关注重点的北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如何从冷战时期以费正清为标志的区域研究中脱胎出来，经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直至更年轻一代学人的承续与新变，经不同访谈者从不同角度的描述，便有了特别清晰的脉络。更重要的是，根据所访谈对象的研究领域和传承谱系的不同，访谈围绕中国文化与文学的传统特征与当代价值、本土意识与全球境遇、阐释传承与转化创新，为读者展示了一系列学术议题的动态辩证：中国古代文化与文学传统的现代阐释；文化与审美的差异性与普适性的张力关系；特别是对全球性现代进程中，在中国文学的传承与新变中所蕴含的现代性经验之当代意义检视，更是此书所特别关注的问题，尤其在对李欧梵、王德威的访谈中得以多层次的呈现。
就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而言，北美学术群体对近三十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它以夏志清、李欧梵和王德威为代表，几乎直接改变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研究格局。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研究，深深地入了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写”历程；李欧梵从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转向都市文化研究，既是美国汉学界的某种缩影，也对中国大陆九十年代以来的学术转型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王德威对晚清文学历史意义的强调，对华语文学谱系的论析，对当代汉语文学创作跟踪式批评，都与本土学术构成了深度融合。有些已被广泛接受的学术共识，就是由这一海外学术群体率先提出。比如“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命题，把现代文学研究追溯到晚清，既表达了对“五四”思潮过于精英化之局限的反思，也进一步从晚清出发，寻找与“五四”的关系，以及它对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影响。这与本土学界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恰成一种有力的呼应，合力重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当代叙述。
海外中国学家群体因其跨文化的学术语境，对国际文化思潮、理论与方法有着时空上的便利，世界性视野是他们最普遍的共同特征。因此，如何将中国经验，特别是近代以来的中国经验给予世界性的意义阐发，是其学术活动中最具聚焦性的问题意识，体现在文学研究中，就是世界性眼光和比较文学的学术视野。其实，这批海外中国文学学者与比较文学学科都有着种种关联，不是曾拿了比较文学学位，就是担任比较文学教职，即使在大学的东亚系任职，也在当下北美学术建制中与比较文学有着最为接近的关系。尤其对以中华文化为主要身份认同的学者而言，中国传统与现代经验的世界意义阐发就是其学术活动中最具安身立命意义的精神内涵。在这一点上，王德威的追问可以作为某种代表：我们应该叩问在什么意义上，近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发明可以放在跨文化的平台上，成为独树一帜的贡献？西方理论的洞见如何可以成为我们的不见，反之亦然？传统理论的大开大阖与当代理论的分门别类是否可以相互融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中西古今的壁垒可以被重新界定，中国文学论述的现代重镇：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王梦鸥等可以被引领到比较文学的论坛上去？而有关全球背景下华人世界和华语文学谱系的论述，则最典型性地体现了这一学术群体所提供的世界文学视野下中华文学谱系的跨文化论述。
以对话的形式呈现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视野，还可以为读者提供另一种“后设”观察的视角。海外学者的话语语境、个人承担、历史抱负、洞见与不见是什么？海外汉学内部有着怎样的差异与对话关系？海外汉学与本土学术又可以构成怎样的对话关系，从而推进问题朝多元、积极的面向拓展？王德威建议：我们应该以对话的姿态分析这种洞见与不见，而不是在对话展开之前，就以其“不见”而停止对话，从而遮蔽自己的不见。这种建议对参与对话的双方或者多方同样有效，并已经在《另一种声音》的对话中开辟出一些重要议题的新的思维向度。比如，宇文所安对中国文学的普适性诉求与艾朗诺对北美汉学话语的边缘自觉之间，可以构成怎样的对话？还有，德国汉学家顾彬对汉语作家外语能力的绝对性强调，与王德威的华语文学谱系论述对华语多元化分层阐释之间，又可以构成何种意义上的对话？而这些对话，与本土相关论述之间又可以形成何种意义上的“对话的对话”呢？
关于全球语境下的华人文化与华语文学，经过李欧梵与王德威的论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多元视野下的跨文化参照。李欧梵的“华人”概念，是指不受民族国家模式限制，以语言、文化认同为归依，包括大陆、香港、台湾，以及亚洲、美洲甚至全世界“出身”（而非“出生”）于中华文化的人群。在全球化境遇中，以跨文化研究、国际性视野和多元文化的参照进行华人文化与文学的研究，以此人文立场来对抗资本全球化和经济、媒体的统一化趋势，就必然要立足于“大中华”文化而接受世界各种不同文化的冲击，取长补短，融会贯通，从而组成华人世界本身的多元化。当世界各地华人之间的信息更流通、旅行更方便、语言更丰富，而政治认同更模糊的时候，华人世界主义就会成为不可避免的话题。而王德威的“华语文学”视野，则更具体地在文学范畴内，从外部拓展了中华文学的多元性论述空间，认为当代华语文学视野可以扩及港、台及海外，广义的包括欧、美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人社群。这些地方不同华人的历史观，对文字操作的不同面相，对文学的最基本的认知，都有很多契合，也有更多不同的地方，因此，中华文学世界性意义的呈现，就是从中文文学的立场出发，参与世界文学的书写与阐释。
这样的多元视野，正可以和本土中国文学研究形成积极的对话，并有可能启示出世界文学视野中对中国文学意义的新阐释。在笔者看来，至少可以从传统中国文学范畴的“内部”与“外部”两个方面，拓展出中华文学的丰富内涵及其阐释层面。一方面，从李欧梵到王德威的大中华“华语文学”谱系分析，揭示了华人文学的跨文化、全球性的杂糅与多层次格局，并显示其对全球语境下的共同境遇的差异化书写实践。这是从传统中国文学范畴的“外部”，即从世界文学的语境与视角，从华人经验和中文世界切入的意义阐释。正如从纳博科夫、奈保尔、拉什迪到哈金等一系列边缘性英语写作，为主流英语文学传统带来新的挑战与活力一样，不同区域的华人在多语文化环境中的中文书写，因为所受文化刺激更多、更复杂，因而更加具有语言与文化的自觉意识和多元创造性。如王德威所言，“事实上，在离散与一统之间，现代中国文学已经铭刻了复杂的族群迁徙、政治动荡的经验，难以用以往的地理诗学来涵盖。在大陆，在海外的各个华人社群早已发展了不同的创作谱系”，其所衍生的国族想象、文化传承如何参差对照，已经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
另一方面，大陆本土的中国文学内部的多元性，也正在得到不断的、日益丰富的阐释。与费孝通所阐释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相对应，中华人民共和国范畴下的中国文学是一个多民族文学的共同体，五十六个民族中，五十三个有自己的语言，二十八个有自己的文字，它们是中华多民族文化的活化石，其中以蒙、藏、维、哈、朝、彝等文字的创作成果最多，其意义不单纯是体现文化的多样性，保留多民族文化的记忆，促进多民族间的交往与理解，保持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更是文化多样性前提下的相互促进和相互激发。即使从大陆汉语写作的范畴看，其内部文化身份也充满了多元性，它不仅纳入了众多方言与地域文化的内涵，更有一代代“出身”（而非出生）非汉民族的汉语作家的参与，从老舍、张承志、阿来到金仁顺、海力洪，他们的写作除了提供多民族共同生存的故事外，对汉语“杂交优势”所做出的贡献，也有待进一步发掘。而以比较文学的视野与方法，对共和国文学内部多元空间的分层研究，更亟待进一步展开，而不是仅仅局限在现有学术分科下的民族学院与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体制内部。
在这个意义上，再来读一读王德威的如下描述：“打开地理视界，扩充中文文学的空间坐标，把华语文学的场域全部拆开，让它们处于同一平台上，重新组合成文学对话的空间，而众声喧哗的复杂性、丰富性，正是华语文学深邃广阔的内涵所在。”只要把这里的“中文”、“华语”替换成“中华”和“中国”，或不拘泥于前者的字面内涵，在对中国文学的理解上，会不会有一种因对话而激发的启迪效果呢？
当然，海外汉学研究也有它的“不见”与局限。比如近年来北美中国文学研究界的过于理论化、专业化倾向所导致的部分研究对资料与文本的某种程度的轻视，等等。但在尊重文化差异和汉学家独有的文化视角的前提下，在充分自觉的文化意识中，依托本土学术文化资源，与海外学术展开平等对话，乃中国学术发展所必需之举。就中国文学研究而言，这种对话，对考察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实施中国文化输出战略，建构中国文学的世界性阐释维度，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另一种声音：海外汉学访谈录》,季进著，复旦大学出版社二○一一年七月版，2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