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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非援助对非洲国家带来的最大礼物可能并非具体的项目，而是中国自身的发展经验。“中国自身的试验已经让上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他们相信投资、贸易和技术是发展的手段。”
2015年的中国系列重大外交活动以“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收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将免除非洲有关最不发达国家截至2015年年底到期未还的政府间无息贷款债务，并承诺将向中非未来3年的10大合作计划提供6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
这一数字是3年前中国承诺对非洲资金支持规模的3倍。一些西方媒体的报道略带醋意，称中国自身经济放缓、2015年对非投资额大减的背景下，慷慨地“再次挥动对非援助的大手笔”。
从1956年中国开始对埃及援助开始，“援助”始终是中非关系的关键词之一。时至今日，不少中国人印象中，中国对非洲的援助还停留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那时中国开展“勒紧裤腰带”式援非，尽可能多地为“同一阵营”的非洲提供技术人员和物资援助，甚至将国内紧缺的钢材等建筑材料运往非洲，用于修建铁路等基础设施，不计成本，不求回报。
仔细分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对非援助，早已不全是人们想象中的“纯政治需求主导下的全额赠送”。改革开放后，中国从“情感/意识形态主导型”的援非进入“理性援非”阶段，资金援助中无偿援助比例下降，贴息贷款和政策性补贴援助比例不断上升。
事实上，中国在不同时期的援非策略是特定的时代塑造而成的，是与中国自身需求相适应的。
随着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不断增大，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援助体系也日渐成型，有力推动了中非的互利合作。另一方面，事实上，中国与西方不同的对非援助模式已经成为双方在非洲和世界范围内进行软实力比拼的重要内容。
目前，中国官方对外发展援助分为三类：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中国的对外援助（2014）》白皮书显示，2010至2012年3年中，中国对外援助金额近900亿元人民币，其中对外提供无偿援助约占对外援助总额的36%。
以此次宣布的“600亿美元”为例，新华社通稿显示，其中的无偿援助和无息贷款为50亿，其余则为优惠性质贷款、出口信贷额度、为中非发展基金和非洲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贷款的注资、以及为“中非产能合作基金”提供的资金。
从中国获得西方国家难以提供或不愿提供的融资，再加上有经验有效率的中国施工方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在非洲落地，这被认为是中国对非洲的巨大帮助。
事实上，一些国内外学者倾向于用“国际发展合作”一词来代替“援助”，以拓展“援助”一词中狭义的无偿、赠予的内涵。
通过三十多年来的摸索，中国在非洲已经形成了一种“将贸易，投资与援助结合的综合经济方略”——中国向非洲国家提供大规模的灵活信贷，与中国的机械、设备和建筑服务等优势产业结合，为当地提供高效、高质的项目建设，一些贷款用石油或其他资源来担保和偿还。
曾被学界和媒体广泛关注的“安哥拉模式”就是这类做法的典型：中国为安哥拉提供信贷支持，在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前提下，中国承包商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安哥拉以石油为担保承担债务风险。
南京大学非洲研究所所长张振克认为，政府引导、企业全力推进、专门金融机构对面向非洲国家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基金进行管理，这样的国际发展合作模式一方面解决了中非合作中的资金瓶颈，为非洲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也随着中国对非国际发展合作投资的不断扩大走进非洲，参与中非互利双赢合作，不断开拓企业的国际发展空间。数据显示，非洲如今已是中国第二大海外工程承包市场。
当年中国援建坦赞铁路时是帮助非洲国家干“西方帝国主义不愿干的事”，援建的政治意义远远超过了经济意义。而在建设蒙内铁路时，互利共赢的商业意义更加明显。据媒体报道，这项耗资38亿美元的铁路项目，90%资金是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信用贷款，项目由中国路桥集团承建，肯尼亚设立专门的海关税种基金进行还税担保。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非各领域务实合作突飞猛进。2014年，中非贸易额突破2220亿美元，中国对非投资存量超过300亿美元，分别是2000年的22倍和60倍。某种意义上而言，中非之间贸易与投资蓬勃发展、非洲在过去几年成为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大陆，其中中国援助与优惠贷款的作用不可忽视。
“援助的死亡”是如何造成的
西方给非洲提供的发展模式是“华盛顿共识”，即政治民主、经济私有化以及政府减少干预，进而在对非洲的援助中强调民主建设，援助时通常有宏观政策指导，附加有确保援助使用透明度和人权等方面的条件。可以说，西方援助以“良治”为前提，援助是其在非洲推销西方政治经济模式和价值观念的杠杆之一。例如，美国2014年削减了对乌干达的援助资金，并采取了其他惩罚措施，以回应乌干达制定的新的反同性恋法。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执行所长张海冰在一篇论文中写道，与西方模式相比，中国是通过援助和广泛的经济合作“引导”非洲国家找到适合其自身条件的发展道路，一方面特别注重以受援国诉求为导向，关注与民生相关的基础设施和能力建设，另一方面强调平等协商、互利互惠。
近年来，不少西方学者也开始反思：为何在过去60年，西方向非洲提供的累计数千亿美元的援助并没有帮助非洲实现发展。赞比亚裔经济学家丹比萨·莫约在其著作《援助的死亡》中提出，西方对非援助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援助国对非援助政策带上了种种脱离非洲世界与环境的附加条件，使得援助的实际结果是“援助方比受援方受益更多”，而援助也成为“伪装成良药的疾病之本”。
美国学者黛博拉·布罗蒂加姆在《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中指出，中国对非援助对非洲国家带来的最大礼物可能并非具体的项目，而是中国自身的发展经验。“中国自身的试验已经让上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他们相信投资、贸易和技术是发展的手段。”
布罗蒂加姆在广泛、深入的调研后发现，中国实施援助或商业投资的方式实际上限制了腐败——与世界银行和其他捐助者不同，中国的贷款和援助很少进入受援国政府手中，通常在一个项目达成协议后，资金直接从中国的银行流入负责项目的中国建筑公司，从而限制了非洲政府官员贪腐的机会。
也有研究指出，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实际上是对西方机构援助项目的互补。中国对非洲基础设施投资很大，这是因为非洲国家对此需求巨大，而这些项目常因风险较高、信息缺乏等原因而让西方公司望而却步。
任何一种援助模式都不完美，中国与西方在对非援助上也绝非“零和博弈”。事实上，近年来一直有呼吁中国更积极地参加西方主导的国际援助体系，加强援非国际合作。
但中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姚桂梅强调，在中国、西方、非洲三方合作的过程中，应该始终坚持“非洲提出、非洲同意、非洲主导”的原则。
（蓝锦荐自《南方周末》）
2015年的中国系列重大外交活动以“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收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将免除非洲有关最不发达国家截至2015年年底到期未还的政府间无息贷款债务，并承诺将向中非未来3年的10大合作计划提供6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
这一数字是3年前中国承诺对非洲资金支持规模的3倍。一些西方媒体的报道略带醋意，称中国自身经济放缓、2015年对非投资额大减的背景下，慷慨地“再次挥动对非援助的大手笔”。
从1956年中国开始对埃及援助开始，“援助”始终是中非关系的关键词之一。时至今日，不少中国人印象中，中国对非洲的援助还停留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那时中国开展“勒紧裤腰带”式援非，尽可能多地为“同一阵营”的非洲提供技术人员和物资援助，甚至将国内紧缺的钢材等建筑材料运往非洲，用于修建铁路等基础设施，不计成本，不求回报。
仔细分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对非援助，早已不全是人们想象中的“纯政治需求主导下的全额赠送”。改革开放后，中国从“情感/意识形态主导型”的援非进入“理性援非”阶段，资金援助中无偿援助比例下降，贴息贷款和政策性补贴援助比例不断上升。
事实上，中国在不同时期的援非策略是特定的时代塑造而成的，是与中国自身需求相适应的。
随着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不断增大，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援助体系也日渐成型，有力推动了中非的互利合作。另一方面，事实上，中国与西方不同的对非援助模式已经成为双方在非洲和世界范围内进行软实力比拼的重要内容。
目前，中国官方对外发展援助分为三类：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中国的对外援助（2014）》白皮书显示，2010至2012年3年中，中国对外援助金额近900亿元人民币，其中对外提供无偿援助约占对外援助总额的36%。
以此次宣布的“600亿美元”为例，新华社通稿显示，其中的无偿援助和无息贷款为50亿，其余则为优惠性质贷款、出口信贷额度、为中非发展基金和非洲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贷款的注资、以及为“中非产能合作基金”提供的资金。
从中国获得西方国家难以提供或不愿提供的融资，再加上有经验有效率的中国施工方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在非洲落地，这被认为是中国对非洲的巨大帮助。
事实上，一些国内外学者倾向于用“国际发展合作”一词来代替“援助”，以拓展“援助”一词中狭义的无偿、赠予的内涵。
通过三十多年来的摸索，中国在非洲已经形成了一种“将贸易，投资与援助结合的综合经济方略”——中国向非洲国家提供大规模的灵活信贷，与中国的机械、设备和建筑服务等优势产业结合，为当地提供高效、高质的项目建设，一些贷款用石油或其他资源来担保和偿还。
曾被学界和媒体广泛关注的“安哥拉模式”就是这类做法的典型：中国为安哥拉提供信贷支持，在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前提下，中国承包商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安哥拉以石油为担保承担债务风险。
南京大学非洲研究所所长张振克认为，政府引导、企业全力推进、专门金融机构对面向非洲国家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基金进行管理，这样的国际发展合作模式一方面解决了中非合作中的资金瓶颈，为非洲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也随着中国对非国际发展合作投资的不断扩大走进非洲，参与中非互利双赢合作，不断开拓企业的国际发展空间。数据显示，非洲如今已是中国第二大海外工程承包市场。
当年中国援建坦赞铁路时是帮助非洲国家干“西方帝国主义不愿干的事”，援建的政治意义远远超过了经济意义。而在建设蒙内铁路时，互利共赢的商业意义更加明显。据媒体报道，这项耗资38亿美元的铁路项目，90%资金是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信用贷款，项目由中国路桥集团承建，肯尼亚设立专门的海关税种基金进行还税担保。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非各领域务实合作突飞猛进。2014年，中非贸易额突破2220亿美元，中国对非投资存量超过300亿美元，分别是2000年的22倍和60倍。某种意义上而言，中非之间贸易与投资蓬勃发展、非洲在过去几年成为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大陆，其中中国援助与优惠贷款的作用不可忽视。
“援助的死亡”是如何造成的
西方给非洲提供的发展模式是“华盛顿共识”，即政治民主、经济私有化以及政府减少干预，进而在对非洲的援助中强调民主建设，援助时通常有宏观政策指导，附加有确保援助使用透明度和人权等方面的条件。可以说，西方援助以“良治”为前提，援助是其在非洲推销西方政治经济模式和价值观念的杠杆之一。例如，美国2014年削减了对乌干达的援助资金，并采取了其他惩罚措施，以回应乌干达制定的新的反同性恋法。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执行所长张海冰在一篇论文中写道，与西方模式相比，中国是通过援助和广泛的经济合作“引导”非洲国家找到适合其自身条件的发展道路，一方面特别注重以受援国诉求为导向，关注与民生相关的基础设施和能力建设，另一方面强调平等协商、互利互惠。
近年来，不少西方学者也开始反思：为何在过去60年，西方向非洲提供的累计数千亿美元的援助并没有帮助非洲实现发展。赞比亚裔经济学家丹比萨·莫约在其著作《援助的死亡》中提出，西方对非援助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援助国对非援助政策带上了种种脱离非洲世界与环境的附加条件，使得援助的实际结果是“援助方比受援方受益更多”，而援助也成为“伪装成良药的疾病之本”。
美国学者黛博拉·布罗蒂加姆在《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中指出，中国对非援助对非洲国家带来的最大礼物可能并非具体的项目，而是中国自身的发展经验。“中国自身的试验已经让上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他们相信投资、贸易和技术是发展的手段。”
布罗蒂加姆在广泛、深入的调研后发现，中国实施援助或商业投资的方式实际上限制了腐败——与世界银行和其他捐助者不同，中国的贷款和援助很少进入受援国政府手中，通常在一个项目达成协议后，资金直接从中国的银行流入负责项目的中国建筑公司，从而限制了非洲政府官员贪腐的机会。
也有研究指出，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实际上是对西方机构援助项目的互补。中国对非洲基础设施投资很大，这是因为非洲国家对此需求巨大，而这些项目常因风险较高、信息缺乏等原因而让西方公司望而却步。
任何一种援助模式都不完美，中国与西方在对非援助上也绝非“零和博弈”。事实上，近年来一直有呼吁中国更积极地参加西方主导的国际援助体系，加强援非国际合作。
但中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姚桂梅强调，在中国、西方、非洲三方合作的过程中，应该始终坚持“非洲提出、非洲同意、非洲主导”的原则。
（蓝锦荐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