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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岂之教授在一次讲座中给任先生的定位是“我国杰出的人文学者”，然后解释说：
“人文学者”是指从事文学、史学、哲学、艺术等人文学科的研究者。我希望“人文学者”这个词能在我国普及开来，与“科学家”具有等重要地位。
我心目中的任继愈先生是一位真正的杰出人文学者。为什么说“真正的”？因为他的言行一致，严格要求自己，不张扬，不赶时髦，扎扎实实做学问，为人师表，体现了我国当代人文学者的风范。
我非常赞同张先生的这个定位和评价。现在《任继愈文集》出版了，借此机会，我想仅就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讲几点感想。
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和继承与发展。人文学者的责任之一，就是如何去保护和继承发展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在这方面，任先生的贡献是巨大的，成绩单可以开出一大摞，而我以为最重要的，是与之有关的几个原则问题。
从抢救、收集到整理保存，任先生的原则是，不拘“精华”“糟粕”，宁滥勿缺，尽可能详尽地收集和保存起来再说。这是有惨痛教训的：从秦始皇焚书坑儒、楚霸王火烧阿房宫开始，历次造反、“革命”无不把前朝的文化建设当作发泄愤怒，势不两立的对象加以摧毁；而中华文化历史之长，文物之多，积累之厚，按“物以稀为贵”的价值观，确实也难有去一一珍惜保存的动力。到了宋代，佛教已经感到本国佛典流失之苦，而鸦片战争之后，才知道秦砖汉瓦宋版也是宝贝。上世纪60年代，中央提出抢救文化遗产的要求，佛教是最重要的项目之一，在任先生着手编綦《中华大藏经》的一开始，就感到佛教汉文文献缺失的严重；当佛教的信仰和研究的需求同时高涨之期，不得不普遍使用日本版的《佛教大藏经》，真是令人汗颜——中国的传统文化，还得从国外回流！这个教训绝不可继续重复。这是任先生苦心竭力编綦《中华大藏经》及其《续编》的主要原因。这对我们看待和处理传统文化遗产具有普遍的启示意义。
传统文化遗产收集了，保存了，如何继承和发展就成了头等的大事。当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定性，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譬如，孔子的学说是否可用《弟子规》去概括做代表？向中小学生和孔子学院推荐是否恰当？就值得考虑。至少在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思想史上，包括任先生的论著，这本书是没有地位的。不过我在读私塾时，老师曾教过我们。我十分尊重的这位启蒙老师，他在教授在《三字经》《百家姓》之后，不教《论语》等四书，而是教《日用杂字》和《弟子规》。我理解他贯彻的是农耕为本、孝悌为先的祖训，是应该受到尊重的；但这些祖训是在外无侵略，内无苦难的小农经济和田园生活中形成的一种世界观和伦理观，到了21世纪的今天，仍要孩子们去学习，去践行，立志做人，是要他们回归到二百年以前么？
还有一种流行的说法：与西方比较，中国的传统是“天人合一”。首先，这个判断没有充分的根据。翻一翻任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中国的哲学始终讨论的是“天人之际”的问题；这有两大派，一派主“天人之分”，最高原则是“制天命而用之”，民谚是“人定胜天”；另一派才是“天人合一”。这派中影响最大的是“天人感应”，要实现的是“君权天授”，民谚则是“听天由命”或“靠天吃饭”。此外还有一派，叫“天人交相胜”，可惜研究的人不是太多。如此看来，怎么会只有一个“天人合一”？原因之一，是“新儒学”的元老们发表的《宣言》就这么确定下来了，而“人体科学”的创建者更作为特异功能的理论基石，即使最著名的“国学”大师也是这样倡导的。然而，这不符合史实，也难说都是精华：现时的“相面”，早期流行的“骨相”迷信，都是把“天人合一”当做“哲学”依据的。
从任先生的哲学研究中可以看出，中国的封建制度是比较稳定的，但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形成的学术精神，却始终是维系和持续着我们文化生气的元素；魏晋以来形成的儒释道三教鼎立与互补融合的主流，彻底防止了敬畏一个神、一部经、一种信仰的文化专制主义和宗教迫害、宗教冲突的黑暗统治在中国的发生。这种多元化兼容并茂的文化传统，应该是我们56个民族联合形成中华一体的重要因素。
现在有种颇为流行的观点，是道德滑坡，信仰危机；原因是五四运动以来对传统的批判、否定，断裂了我们作为礼仪之邦的文化传承。这股风与西方后现代主义对启蒙运动的否定是一致的，具有颇大的势力。但这也是唯心的，随意的胡说。我认为任先生的品格及其作风与学风，体现的就是五四新文化的精神。五四运动在政治上是爱国主义的，针对的是卖国主义、葬我民族文化的；在思想上发扬的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民”。除旧布新是中华文化的生命力。一些人拼命诅咒维新革命，可谓无知。一些以传统名义反共和反社会主义的人，竟不知道毛泽东的共产主义理想与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天下为公”，都有自己历史的根源《礼运篇》，而邓小平的“小康”社会理念，也是出自这篇经典。
这样，就有一个大前提必须解决：什么是真正的中华文化传统？我以为它应该包含两项基本内容：第一，是哪些思想精神从古至今贯穿于我们的民族历史之中，维系着我们民族的生存，激发着我们民族的发展，促进我们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第二，这样的思想精神应该与人类整个文明发展的方向是一致的，领先的，但与其他民族国家的文明相比，又是有自己鲜明特点的。
最后还要再强调一次。任先生的全部研究，都是以他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的。有人认为这是一大缺点，而我以为这是一大优势。有人认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去掌握马克思主义是被迫的“思想改造”，我以为这种“改造”是一种伟大的机遇，是冲破愚昧黑暗的封锁，进入独立创造的飞跃。这里可以引一段恩格斯描述马克思读到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一书时的心境：
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而这种新的观点又如何强烈地影响了他（尽管还有批判性的保留意见）啊！
凡初次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人，大都有过类似的心境。我的佛学老师吕秋逸先生，就是把掌握马克思主义当作他的学术生涯的新生的，由此启发了他的灵感，推动他的佛学创新。那时他的欢快，在他为我们授课时都能流露出来。读读他的《印度佛学源流略讲》和《中国佛学源流略讲》，马克思主义对他的发现和发明有多大的助力，就可以知道个大概。众所周知，冯友兰先生是中国哲学史研究最早的开创者，也是“新理学”的倡导者，但他坚定地留在解放了的北京，并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反思自己过去的学术思路，直到晚年，还出版了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这也是“强迫”的产物？
老一代学者纷纷向马克思主义学习，在旧社会的严禁之下如此，在新社会提倡之下也是如此，说明这与政治背景无关，而在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魅力：它不是信仰的教条，整人的棍子，而是开发人们智慧的科学。学习马克思主义使人聪明，作为传播和推动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出版社，光荣！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任继愈研究会会长）
“人文学者”是指从事文学、史学、哲学、艺术等人文学科的研究者。我希望“人文学者”这个词能在我国普及开来，与“科学家”具有等重要地位。
我心目中的任继愈先生是一位真正的杰出人文学者。为什么说“真正的”？因为他的言行一致，严格要求自己，不张扬，不赶时髦，扎扎实实做学问，为人师表，体现了我国当代人文学者的风范。
我非常赞同张先生的这个定位和评价。现在《任继愈文集》出版了，借此机会，我想仅就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讲几点感想。
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和继承与发展。人文学者的责任之一，就是如何去保护和继承发展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在这方面，任先生的贡献是巨大的，成绩单可以开出一大摞，而我以为最重要的，是与之有关的几个原则问题。
从抢救、收集到整理保存，任先生的原则是，不拘“精华”“糟粕”，宁滥勿缺，尽可能详尽地收集和保存起来再说。这是有惨痛教训的：从秦始皇焚书坑儒、楚霸王火烧阿房宫开始，历次造反、“革命”无不把前朝的文化建设当作发泄愤怒，势不两立的对象加以摧毁；而中华文化历史之长，文物之多，积累之厚，按“物以稀为贵”的价值观，确实也难有去一一珍惜保存的动力。到了宋代，佛教已经感到本国佛典流失之苦，而鸦片战争之后，才知道秦砖汉瓦宋版也是宝贝。上世纪60年代，中央提出抢救文化遗产的要求，佛教是最重要的项目之一，在任先生着手编綦《中华大藏经》的一开始，就感到佛教汉文文献缺失的严重；当佛教的信仰和研究的需求同时高涨之期，不得不普遍使用日本版的《佛教大藏经》，真是令人汗颜——中国的传统文化，还得从国外回流！这个教训绝不可继续重复。这是任先生苦心竭力编綦《中华大藏经》及其《续编》的主要原因。这对我们看待和处理传统文化遗产具有普遍的启示意义。
传统文化遗产收集了，保存了，如何继承和发展就成了头等的大事。当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定性，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譬如，孔子的学说是否可用《弟子规》去概括做代表？向中小学生和孔子学院推荐是否恰当？就值得考虑。至少在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思想史上，包括任先生的论著，这本书是没有地位的。不过我在读私塾时，老师曾教过我们。我十分尊重的这位启蒙老师，他在教授在《三字经》《百家姓》之后，不教《论语》等四书，而是教《日用杂字》和《弟子规》。我理解他贯彻的是农耕为本、孝悌为先的祖训，是应该受到尊重的；但这些祖训是在外无侵略，内无苦难的小农经济和田园生活中形成的一种世界观和伦理观，到了21世纪的今天，仍要孩子们去学习，去践行，立志做人，是要他们回归到二百年以前么？
还有一种流行的说法：与西方比较，中国的传统是“天人合一”。首先，这个判断没有充分的根据。翻一翻任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中国的哲学始终讨论的是“天人之际”的问题；这有两大派，一派主“天人之分”，最高原则是“制天命而用之”，民谚是“人定胜天”；另一派才是“天人合一”。这派中影响最大的是“天人感应”，要实现的是“君权天授”，民谚则是“听天由命”或“靠天吃饭”。此外还有一派，叫“天人交相胜”，可惜研究的人不是太多。如此看来，怎么会只有一个“天人合一”？原因之一，是“新儒学”的元老们发表的《宣言》就这么确定下来了，而“人体科学”的创建者更作为特异功能的理论基石，即使最著名的“国学”大师也是这样倡导的。然而，这不符合史实，也难说都是精华：现时的“相面”，早期流行的“骨相”迷信，都是把“天人合一”当做“哲学”依据的。
从任先生的哲学研究中可以看出，中国的封建制度是比较稳定的，但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形成的学术精神，却始终是维系和持续着我们文化生气的元素；魏晋以来形成的儒释道三教鼎立与互补融合的主流，彻底防止了敬畏一个神、一部经、一种信仰的文化专制主义和宗教迫害、宗教冲突的黑暗统治在中国的发生。这种多元化兼容并茂的文化传统，应该是我们56个民族联合形成中华一体的重要因素。
现在有种颇为流行的观点，是道德滑坡，信仰危机；原因是五四运动以来对传统的批判、否定，断裂了我们作为礼仪之邦的文化传承。这股风与西方后现代主义对启蒙运动的否定是一致的，具有颇大的势力。但这也是唯心的，随意的胡说。我认为任先生的品格及其作风与学风，体现的就是五四新文化的精神。五四运动在政治上是爱国主义的，针对的是卖国主义、葬我民族文化的；在思想上发扬的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民”。除旧布新是中华文化的生命力。一些人拼命诅咒维新革命，可谓无知。一些以传统名义反共和反社会主义的人，竟不知道毛泽东的共产主义理想与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天下为公”，都有自己历史的根源《礼运篇》，而邓小平的“小康”社会理念，也是出自这篇经典。
这样，就有一个大前提必须解决：什么是真正的中华文化传统？我以为它应该包含两项基本内容：第一，是哪些思想精神从古至今贯穿于我们的民族历史之中，维系着我们民族的生存，激发着我们民族的发展，促进我们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第二，这样的思想精神应该与人类整个文明发展的方向是一致的，领先的，但与其他民族国家的文明相比，又是有自己鲜明特点的。
最后还要再强调一次。任先生的全部研究，都是以他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的。有人认为这是一大缺点，而我以为这是一大优势。有人认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去掌握马克思主义是被迫的“思想改造”，我以为这种“改造”是一种伟大的机遇，是冲破愚昧黑暗的封锁，进入独立创造的飞跃。这里可以引一段恩格斯描述马克思读到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一书时的心境：
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而这种新的观点又如何强烈地影响了他（尽管还有批判性的保留意见）啊！
凡初次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人，大都有过类似的心境。我的佛学老师吕秋逸先生，就是把掌握马克思主义当作他的学术生涯的新生的，由此启发了他的灵感，推动他的佛学创新。那时他的欢快，在他为我们授课时都能流露出来。读读他的《印度佛学源流略讲》和《中国佛学源流略讲》，马克思主义对他的发现和发明有多大的助力，就可以知道个大概。众所周知，冯友兰先生是中国哲学史研究最早的开创者，也是“新理学”的倡导者，但他坚定地留在解放了的北京，并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反思自己过去的学术思路，直到晚年，还出版了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这也是“强迫”的产物？
老一代学者纷纷向马克思主义学习，在旧社会的严禁之下如此，在新社会提倡之下也是如此，说明这与政治背景无关，而在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魅力：它不是信仰的教条，整人的棍子，而是开发人们智慧的科学。学习马克思主义使人聪明，作为传播和推动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出版社，光荣！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任继愈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