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羡慕她命好，不知道诀窍就是心淡。”
　　小说《百年好合》里这句，或许也可用来形容作者蒋晓云本人。
　　年近耳顺的她，圆圆脸上两道弯弯眉，嘴角漾起祥和的笑，一看就是福相之人。
　　这位昔日“台湾文坛一姐”，跟朱天文、朱天心等人同时出道。1975年发表处女作《随缘》名动台湾文坛，得到作家朱西宁盛赞。1976年起连续以短篇《掉伞天》《乐山行》，中篇《姻缘路》，三度榮获“联合报文学奖”，被夏志清喻为“又一张爱玲”。
　　然而，1980年，她却选择了赴美留学、成家，转投计算机行业，又修了个统计学学位，随后进入全球200强公司，在美国任职高管，“很少用中文，每天八九个小时都在办公室写公文。”
　　阔别文坛30年后，蒋晓云选择复出，她给自己制定了庞大的写作计划：写38个生于民国的女人，一人一个传奇，写下这群经历过中华民国又漂散到世界各地的普通人的故事。“民国名人已经有很多故事了，但我们社会其实多数都是素人，这些人离开大陆后发生了什么事？我身边很多这样的人，她们的时代给了她们很多限制，所以我选择这个群体进行创作。”
　　蒋晓云试图把从亲友那里听来的旧事与当年时事糅在一起，小说开场以生于民国一年的上海女子兰熹为主人公，家族经营着举国闻名的企业，而后举家颠沛逃难到美国，百岁时又回到上海办寿宴，寿宴上来的人，彼此不是沾亲就是带故。
　　“我确实参加过这样一个寿宴，老太太可美了，当年做过钢笔小姐，老了还很苗条，她的子孙从世界各地来，讲什么语言都有，互相只能讲英语。有趣的是，那个老太太生日还瞒了几岁，她先生跟她一起70年也不知道，或者知道也没戳破，这个细节成了我的灵感。”
　　小说结构从这寿宴展开，12个短篇勾勒出14位民国女性：私奔台湾的面馆老板娘、远嫁美国独自创业的上海滩舞女、享尽繁华的军官小姐、躲避正房到台湾再也回不了大陆的情妇……每个人物之间都相互牵扯，合为民国素人志系列的第一本《百年好合》。
　　王安忆作序称赞：“她的人物族谱与张爱玲的某一阶段上相合……张爱玲攫取其中一段，正是走下坡路且回不去的一段，凄凉苍茫；蒋晓云却是不甘心，要博一博，看能不能博出一个新天地。”在专栏作家小宝眼中，“蒋晓云这种有教养又聪明的文字非常少见，她整个叙述节奏非常好，她看人的眼光可以很毒，但她写的时候又非常收敛。”
　　蒋晓云出身书香门第，年少敦敏。文学创作的机缘则完全始于偶然，大一时，小伙伴拿着她写了一半的文章去参加比赛，结果受到朱西宁赏识，让她连夜把小说写完，就这样，她的处女作《随缘》诞生了。“那时我才20出头，写的是一个二十七八岁还没嫁出去的老小姐，后来碰到一个牙医，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恋爱，就是一个小品。”
　　年少成名，22岁的蒋晓云以文坛新人身份出席某大报宴会，座中还有同龄的林青霞。美人周遭颇多美誉，令她觉得鬻文寒酸。“原来一个新出来的作家还比不上一个女明星；当时另一件不开心的事是，我跟一个编辑要稿费，那编辑就说我贪心，那个稿费本来就我应得的，有什么贪心不贪心呢？这让我觉得写作是件很清苦的事，我还不如继续好好读书，就维持这个兴趣的纯洁性好了。”
　　没多久，蒋晓云就去了美国，还选了个跟文科完全不搭界的计算机专业，“我对语言很敏感，程序也就是一种语言而已，只是学着跟机器讲话。我其实命挺好，念大学时得了3个文学奖，去美国留学是拿稿费和奖金去的，也没打过工。陈冲不是在大陆得了个影后吗？可我在洛杉矶时，她还在餐馆打工呢！那时美国生活程度跟这里差很多，工资大概比台湾高10倍。我那时自己挣了钱去念书，在美国还买了辆新车，过得挺舒服，一年后又拿了奖学金。”
　　30年后归来，蒋晓云先以书写两岸议题的长篇小说《桃花井》复出，作家张大春为之激动，直呼“她是我的偶像”。
　　“《桃花井》写到动情时我泪流满面，刚好我儿子在后面叫我，我说干嘛，他吓一跳：‘What happened？’我说我正在写一段很感人的故事，我儿子就说你真会拍你自己马屁！很搞笑，可我写得很动心，后来有个朋友说我写的什么鬼东西，害她哭湿了两盒面纸，那我觉得很成功。我这一辈父母教导说要救国救民救人类，立大志，不能赚大钱，可你发现立了大志救不了国救不了民救不了人类，发现赚大钱好像要容易得多，一边赚钱同时知道这个世界有很多不愉快的事，自己能做到的就是保持一颗悲悯之心。”
　　《桃花井》后，蒋晓云开启了“民国素人志”的创作，将目光远掷两岸，横跨百年。“当你活到我这岁数，回首往事，发现人跟人之间的联系非常有趣：有时在某个点碰到的人居然跟你在另一个时空中有联系，这事很触动我。我们是自己故事里的主角，可到别人的故事里有时连配角也算不上，只是路人甲乙丙丁，可路人也有他的人生，他在自己的故事里再卑微再简单，他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

袍子都还没有，哪来的虱子呢？

　　人物周刊：这本书虽说写民国人物，但我读来觉得不少语言很鲜活很有现代感，像是熔炉里出来的？
　　蒋晓云：我要先谢谢你，人家看这书都觉得很古典，以为作者八十多岁了，你说很现代，我听了很开心。我经历比较复杂，在台湾出生长大，在美国读书就业，又外派到中国大陆来做高管，旅行全世界，很多乱七八糟的语言、经历都已经内化了，书里有些上海话，比如“摒牢”，等同现代人说“Hold住”，我就是跟周立波学的，我从2006年到2010年呆在上海，刚好是他红起来的几年。对我来讲，创作的时候只是拿出真心来，写的时候看起来好像设计很多，可更多的是诚意。我不是文学家庭出身，但我写出来的作品当得起“诚恳”两字。 　　人物周刊：小说的“套曲”结构很有意思，一个故事串一个故事，你对读者的阅读有何期待？
　　蒋晓云：这个结构很古典，《蜀山剑侠传》就是这么写的，出门碰到道士，他身上发生了什么，道士走到哪里又碰到一个和尚，那个和尚又发生了什么。我希望读者就当武侠小说一样看，没有负担。刚开始就是看个故事，尤其是对大陆读者来说，你不是怀疑内战时期突然消失的邻居去哪了吗？不是想知道“文革”时期你的一个亲戚到了美国或台湾干了什么事吗？就从这个角度切入，当八卦一样看这本书，我觉得OK。我自己就是一个普通读者，对我来讲，书只有两种：好看和不好看。很少有像《红楼梦》这样的经典可以让我一直不停地回头去看，我当然没写得那么好，但我也希望我的书不要让你看完就丢掉。用这样的设计，如果可以讓你有空回看，那就是作者的成功，我希望达到这样的效果。

　　人物周刊：夏志清将你喻作“又一张爱玲”，你自己怎么看？
　　蒋晓云：对很多年轻读者来讲，张爱玲已经作古了，可在我年轻时她还活着，而且也还有作品，比如她五十多岁写了《色戒》。夏先生当年还把我一篇得奖文章寄给她看，她不是很开心的，她本人是不喜欢这种比较的。夏先生是比较文学的教授，这是他一种学术探讨的方式，可是作为被比较的对象，在我二十多岁时当然是高攀不上的，难怪人家要生气。
　　我现在已经到了张爱玲当时的年纪，回头去看，觉得一个人的命运、文字跟创作都受到个性的影响。我跟张爱玲真不是同一时代的人，也没有相同的个性。说老实话，我很尊敬这些提携我的前辈，可基本上没什么可比性。张爱玲就是我描写的母姐辈的人物，她们幽怨， 受到环境的限制，尤其是张爱玲，她是比较忧郁的，她看事情总看到“华美的袍子上的虱子”，像我的时代大家要挣的是那一袭“华美的袍子”，袍子都还没有，哪来的虱子呢？
　　人物周刊：《小团圆》你看了吗？
　　蒋晓云：看了，我挺喜欢的，对我来讲，她以前的作品和这个作品都属于好看的作品，这个作品更可以看到她的诚恳和内心。我喜欢看她的作品，可是作为一个文学上的后辈，我跟她个性不一样，张爱玲笔下都是哭的人，我笔下的人擦干眼泪，站起来继续往前走。
　　有人认为悲剧比较伟大，有人认为喜剧比较困难，像我写第一个作品《随缘》就是一个喜剧，那时写喜剧的人少，因为作者很清贫，生活困顿高兴不起来，有人甚至得了忧郁症。张爱玲总觉得写着写着就到一个没有光的所在，可我觉得就算在最深黑的地方，会看到隧道的尽头是有光的。这是天生的性格。《小团圆》中，她就记得父亲打了她一下，但她为什么就不记得抱她一下的时候呢？都五十多岁了，还那么放不下。

胡兰成是个老狐狸

　　人物周刊：听说您年轻时也上过胡兰成的课，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蒋晓云：我见过他，我觉得他就是一个老狐狸。（笑）他那时应该七十多岁，我才22岁。在一个22岁女孩子眼里看到的就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先生，觉得他老得不行了，他穿一个青青黑黑的长袍，头发都白了，可是还有女弟子跟着他，近身服侍他，有件事我都不知该不该说，他穿那个长袍马褂，扣子从腋下一直扣到下面，那时我印象很深，那个女弟子就帮他扣，一直扣到下面要跪下去，他也坦然接受这样的服侍，我就觉得凭什么啊？我不太喜欢他这个人，感觉上他挺狡猾的，他给我的感觉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有时候他对你的赞美你会觉得“真的吗”？有点承受不起的感觉。
　　人物周刊：还记得那时候的上课情景吗？他给你们讲些什么？
　　蒋晓云：当时情况好像是胡兰成被视作“汉奸”，不能在文化学院给学生开课，所以被解聘了，在很落魄的情形下，朱西宁先生就请他到他们家去，在隔壁几步路的地方替他租了一个房子，他在那边每天没事干啦，就开了一个《易经》讲授的班。在我的情况是，朱西宁先生打电话给我，要我去听他的课，那时我应该已经得奖了，算是一个比较知名的青年作者，我在盛情难却之下去过两三次。在胡兰成那里上课，我记得是有一次打了瞌睡被他叫醒，很丢脸。有一两次我可能还带了男朋友去，就不认真嘛！我心想又不是大学里的课，耽误我约会时间，就带着男朋友一起去。我记得就一个小小的客厅，零零散散坐了十几二十人吧。我从来没好好上过课，他也很不喜欢我，因为我没有对他很仰慕。
　　我后来好像在网上看到朱天文的回忆文字，大意说胡兰成说她小说写得如何如何好，她就老老实实地跟胡兰成说蒋晓云写得比她好，胡兰成就觉得这人怎么这么老实，很不以为然，因为胡兰成其实不喜欢我。我记得那时上课有个女生特别会拍马屁，英文讲，就是嘴巴特别甜、会抹奶油的“butter up”小姐，大家那时在说最令人向往的事：在一个草地上躺着，风吹来翻动了书页，你就看那一页，觉得那是一个很浪漫的事。那女生就说，那本书必须是胡兰成的《今生今世》，我大概当时脸就挂不住了，年纪轻嘛，一脸不屑的样子。
　　人物周刊：《今生今世》和《山河岁月》在大陆出版时引起过轰动，很多人赞美他的文字。
　　蒋晓云：所以我要得罪死人了，我可以理解他的文字有他优美的地方，他有他的学问。像《今生今世》里非常好的一点是，他把儒释道各种学问都熔于一炉，对有些人来说是有吸引力的。任何一个东西你去钻营，其实很难懂的，可你看胡兰成，这里也讲一句那里也讲一句，最后说这些都是好的，但他这种文字，这也是好那也是好，什么都是好，倒霉的事亦是好的，某一种程度上是不负责任的，可在另一个程度上可以很迷人，因为有的时候人就需要一种盲目的乐观。

这些人，那些事

　　人物周刊：这些年，朱天文、朱天心的作品在大陆日渐风靡，你和朱家姐妹交往多吗？
　　蒋晓云：我跟同时代的作家交集都很有限，就是认识，一年吃一次饭，作者在一起吃饭你以为都讲书吗？就讲八卦呀！比如谁谁谁又干嘛，谁谁谁又去了哪。去年我们吃饭，天文说她挺忙的，因为在写《聂隐娘》的电影剧本，现在正在拍，我很期待，因为我喜欢看武侠片。
　　虽然我只比她们大一两岁，可是感觉上好像是差了半代，我看到她们的时候大家都还是小朋友，可我回来她们已经变成文坛大师了，我们之间相处的感觉和印象好像还是三十多年前，我到现在还没办法把她们当大师，我看到的都是她们的少作，她们作品最成熟的时候我已经不在台湾了，可能还需要点时间去看她们的作品。
　　人物周刊：据说你当年参加一个文艺界宴会，和林青霞同座。
　　蒋晓云：我那时候受到很大的刺激，《中国时报》的老板举办一个艺文界聚会，也不知为什么把演电影的、搞文学的统统放到一起。我跟林青霞同年，那时候她也红了。我们那个时代，会念书的小孩不去演戏，可你会觉得她是众星捧月的，报社方面都奉承她，你会觉得自己被冷落了，觉得文学家这个职业没什么好。我那时算是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那天只有白先勇来理我，因为大家都围着林青霞坐着。我一直很谢谢他在那天還特意走过来跟我说，“蒋晓云你写得很好，要继续写下去哦。”我感动得不得了，所以我一直对他印象好得不得了。（笑）因为小孩子受到冷落了嘛！Come on，也许她比较漂亮，穿得很好，你可能穿得不怎么样，因为没她那个工资，可我还可以继续读书啊，我不会死在那里。（林青霞也写书了，你看了吗？）当然没看，怎么样也不能捧这个场。（笑）我还写了个杂文开这件事的玩笑呢，说现在这些退休影星都来写东西了，这样可以拉抬一下作家的人均收入，让大家身价都高一些。
　　人物周刊：说到白先勇，你笔下的应雪艳和他笔下的尹雪艳是同一个人吗？
　　蒋晓云：我觉得白先勇比我胆子大，因为他年纪比我大，说不定他见过这位大姐，我是听说过这人但没见过，这位大姐确有其人，以前花名叫“小北京”，是百乐门的红牌舞女，她有18寸的腰，这是有原型的，她的前半生我不知道，中间有没有嫁过空军这些是我编出来的，但事实上这位大姐最后的结局我是知道的，她八十多岁住在旧金山的豪宅区，日子过得挺好，真没受到报应。老了，八十多岁了，她一个九十多岁的男朋友不让原配知道，然后偷偷摸摸去拜访她，因为我认识这个九十多岁的男朋友，我听说他去拜访“小北京”觉得真是太浪漫了，所以就忍不住把这个人物给拉出来。因为三十多年前我看过白先勇先生的《永远的尹雪艳》，大概印象中有这么一号人物，我也写了一身穿白色旗袍的应雪艳，就是向他致敬吧。
　　（实习记者徐雨峤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