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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当代社会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却被某些思想所解构，因此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更要注重精神文化的发展。而《论语》作为中国儒家文化经典之一，其内在映射现世社会的文化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本文从《论语》中表现出的仁、恻隐之心、忠恕思想以及新儒学对儒家思想的阐释来谈《论语》中体现的“我们”文化及其现代意义。
关键词：“我们”文化；仁；恻隐之心；忠恕；新儒学；现代意义
作者简介：张依婷（1991.12-），女，甘肃金昌人，硕士研究生，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中国先秦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2-0-02
“我们”是一个常用代词，是指包括自己在内的若干人。就中国文化而言，“我们”一词所蕴含的是区别于西方个人主义的集体主义意识。纵观整部《论语》，孔子及其弟子在日常生活及行为礼仪中，在许多方面都谈到了“我们”文化。
一、“仁”与“我们”文化
谈到《论语》中的“仁”，冯铁流在《先秦诸子学派源流考》中提到：“仁是在周人逐渐产生出来的文化中本身所含的人伦观念。孔子站在调和主义的立场，把它重新表述出来，形成了《论语》中的仁。”可见，“仁”的意识在先秦时代已经是大众意识了，孔子只是把他做了概括和表达。依杨伯峻注本，“仁”一字在整部《论语》中总共出现了一百零九次，所表达的内在含义是一种尊崇孝悌之道，克己复礼，爱人的内在修养。《说文解字》也对仁做出了类似的解释：“仁，亲也，从人从二。”按郑玄注：“仁者兼爱，故从二如邻切。”也就是说，是由两个人才能表现出仁的意思，是由两个及两个以上的人才能形成“仁”的文化圈，由此来说便是一种个人意识的传播，即是从爱己到爱人，从我到我们。那么具有“仁”这种品格的人到底是怎样的呢？笔者认为，孔子以仁的思想框架建构出来的立体形象就是孔子口中的君子。“君子”原指社会地位，随着时代的变化，渐渐成为具有美好人格之士的专称。《论语》中提到了君子的三种生存状态。第一种状态是“吾日三省吾身。”即一天之中多次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这种反省自身的做法，正是在关照“我们”这个群体，将自身利益与群体利益区分开来而又有机的结合，考虑自身行为是否与群体中的“我们”利益相悖，这样就可能与群体达成一致，使“我”与群体更加融合，从而由“我”过渡到“我们”。第二种状态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意思是没有了“义”，财富和地位对“我”来说也如浮云，不值一提。也就是说当义与利发生冲突时，君子必定舍利取義。当我们面对不可兼得的“鱼”和“熊掌”时，如何取舍是决定我们个人发展的关键。而当我们选择为义而放弃利时，“我们”这种文化就会在我们的周围形成。第三种状态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强烈的社会关怀意识，即“任重而道远”的社会责任感，“仁以为己任”的使命感，“死而后已”的自我牺牲精神，这是一个人由“我”到“我们”的巨大跨越，牺牲自我，奉献社会，将“大家”的利益作为自身的价值追求，将“我们”的利益始终担在肩上。立足当今社会，只有人人都将社会当作自己的家，努力建设和关怀我们的“大家”，才能使自己的“小家”受益。
二、“恻隐之心”与“我们”文化
从《论语》中不难看出，孔子对整个社会怀有极深切的悲悯之心。《论语》中有许多篇章可以为证。首先，对于自己亲近的人，孔子有恻隐之心。《论语·先进》中有“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颜渊是孔子最心爱的弟子，也是在众多弟子中受孔子称赞最多的，当自己朝夕相处的人去世后，伤心是最寻常不过的了。说明孔子这位圣人也有着普通人最寻常的感情。其次，对待朋友，孔子也有真切的同情心。《论语·乡党》：“朋友死，无所归，曰：‘于我殡。’”可见，对待朋友，孔子也有着真挚的关怀，当朋友去世后没有得到应有的礼葬，便伤心的亲自来埋葬他。再次，孔子对于陌生人，也有恻隐之心。《论语·述而》：“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可见他对于陌生人的死亡，也有发自内心的关怀。而这些恻隐之心，这些对陌生人的关怀与同情，就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互爱互助的“我们”文化圈。这与当代社会所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谐有很大的共性。和谐社会倡导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爱，用关怀代替冷漠，用友爱之手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而这种对于陌生人的恻隐之心，显然在行为上可以形成“我们”文化圈。
三、“忠恕”与“我们”文化
孔子曾说自己的道是“一以贯之”，《论语·里仁》中有记载：“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另有《论语·卫灵公》中记载：“子贡问曰：‘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说“恕”是可以用来终身信奉的行为标准。那么“忠恕”二字到底应该怎么解释呢？章太炎解释说“周以察物曰忠，心能推度曰恕。”《说文解字》中说：“中心为忠，如心为恕。”梁启超和胡适也都认为，孔子的忠恕即‘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综上所述，“忠恕”即一种利人、达人的文化价值观，是在告诉我们在行为处事方面要考虑别人的感受，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就不要强加给别人，这其实也是在建构一种“我们”的群体观念。
四、新儒学中的“我们”文化观
20世纪以来，学术界掀起了一股“新儒学”热潮，新儒学研究者对于儒学的现代阐释值得我们深思。美籍华人杜维明将儒家的“仁”解释为一个同心圆，是由个体到社会共同体的映照，是从内到外，由私到公的。这个观念有其现实性。《论语》中所表现出来的“我们”文化便是指引我们要从自己利益关照集体利益，发挥仁爱的精神，对他人包含宽容与恻隐之心，树立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金耀基在研究儒商文化中对儒商定义时，其中除了对个人修养的要求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以义制利，要有广博的关怀意识”。近代最早兴起的民族企业，都是本着实业救国的终极目的，都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笔者认为，这种行为举动就很好的再现了《论语》中“仁以为己任，任重而道远”的“我们”文化。他们把整个国家乃至社会看作是自己的责任。这是仁的最高境界。
五、“我们”文化的现代意义
人与人之间怎样形成“我们”？如果人与人之间没有爱，就无法形成“我们”。只有人与人之间相互宽容、关怀，现代社会才能走向良好的一端，我们的社会才能真正达到和谐的状态。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在体现和谐、友善，笔者认为，践行由“我”到我们的思想观念转化，才能从经济、文化、政治上实现质的飞越。当代中国俨然已进入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然而，金钱的副产品也已凸显，面对金钱的诱惑，人和人之间的信任感已岌岌可危。对物质生活的过分追求，使得人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人们似乎已经丧失了精神家园。而西方理念和西方价值观的大量涌入，也使得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遭到了解构，如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庸俗化、娱乐化等现象充斥在中国人的生活中，中国人正逐渐地在混乱的文化中迷失。中国现代化进程与传统文化的断裂，提醒我们不得不重拾中国传统文化，从孔子那里重新找寻正在渐渐消失的中国精神。在自我主义横行的当代，我们更应该从《论语》中学习儒家的“仁道”，以爱和宽容对待他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站在自身立场考虑他人的利益是否受到侵害；对他人和社会怀有恻隐之心，用自身的友爱和良善帮助他人；我们年轻人更要有社会责任感，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约束自己行为的同时，报答社会，奉献社会，真正的建立起一个和谐的“我们”群体。这就是论语中“我们”文化对现代社会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商务印书馆.2011.
[2]章太炎讲演，曹聚仁整理.国学概论[M].上海世纪出版社.2008.
[3]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M].商务印书馆.2011.
[4]杜维明.儒家传统的现代化[J].浙江大学学报.2004.
关键词：“我们”文化；仁；恻隐之心；忠恕；新儒学；现代意义
作者简介：张依婷（1991.12-），女，甘肃金昌人，硕士研究生，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中国先秦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2-0-02
“我们”是一个常用代词，是指包括自己在内的若干人。就中国文化而言，“我们”一词所蕴含的是区别于西方个人主义的集体主义意识。纵观整部《论语》，孔子及其弟子在日常生活及行为礼仪中，在许多方面都谈到了“我们”文化。
一、“仁”与“我们”文化
谈到《论语》中的“仁”，冯铁流在《先秦诸子学派源流考》中提到：“仁是在周人逐渐产生出来的文化中本身所含的人伦观念。孔子站在调和主义的立场，把它重新表述出来，形成了《论语》中的仁。”可见，“仁”的意识在先秦时代已经是大众意识了，孔子只是把他做了概括和表达。依杨伯峻注本，“仁”一字在整部《论语》中总共出现了一百零九次，所表达的内在含义是一种尊崇孝悌之道，克己复礼，爱人的内在修养。《说文解字》也对仁做出了类似的解释：“仁，亲也，从人从二。”按郑玄注：“仁者兼爱，故从二如邻切。”也就是说，是由两个人才能表现出仁的意思，是由两个及两个以上的人才能形成“仁”的文化圈，由此来说便是一种个人意识的传播，即是从爱己到爱人，从我到我们。那么具有“仁”这种品格的人到底是怎样的呢？笔者认为，孔子以仁的思想框架建构出来的立体形象就是孔子口中的君子。“君子”原指社会地位，随着时代的变化，渐渐成为具有美好人格之士的专称。《论语》中提到了君子的三种生存状态。第一种状态是“吾日三省吾身。”即一天之中多次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这种反省自身的做法，正是在关照“我们”这个群体，将自身利益与群体利益区分开来而又有机的结合，考虑自身行为是否与群体中的“我们”利益相悖，这样就可能与群体达成一致，使“我”与群体更加融合，从而由“我”过渡到“我们”。第二种状态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意思是没有了“义”，财富和地位对“我”来说也如浮云，不值一提。也就是说当义与利发生冲突时，君子必定舍利取義。当我们面对不可兼得的“鱼”和“熊掌”时，如何取舍是决定我们个人发展的关键。而当我们选择为义而放弃利时，“我们”这种文化就会在我们的周围形成。第三种状态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强烈的社会关怀意识，即“任重而道远”的社会责任感，“仁以为己任”的使命感，“死而后已”的自我牺牲精神，这是一个人由“我”到“我们”的巨大跨越，牺牲自我，奉献社会，将“大家”的利益作为自身的价值追求，将“我们”的利益始终担在肩上。立足当今社会，只有人人都将社会当作自己的家，努力建设和关怀我们的“大家”，才能使自己的“小家”受益。
二、“恻隐之心”与“我们”文化
从《论语》中不难看出，孔子对整个社会怀有极深切的悲悯之心。《论语》中有许多篇章可以为证。首先，对于自己亲近的人，孔子有恻隐之心。《论语·先进》中有“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颜渊是孔子最心爱的弟子，也是在众多弟子中受孔子称赞最多的，当自己朝夕相处的人去世后，伤心是最寻常不过的了。说明孔子这位圣人也有着普通人最寻常的感情。其次，对待朋友，孔子也有真切的同情心。《论语·乡党》：“朋友死，无所归，曰：‘于我殡。’”可见，对待朋友，孔子也有着真挚的关怀，当朋友去世后没有得到应有的礼葬，便伤心的亲自来埋葬他。再次，孔子对于陌生人，也有恻隐之心。《论语·述而》：“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可见他对于陌生人的死亡，也有发自内心的关怀。而这些恻隐之心，这些对陌生人的关怀与同情，就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互爱互助的“我们”文化圈。这与当代社会所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谐有很大的共性。和谐社会倡导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爱，用关怀代替冷漠，用友爱之手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而这种对于陌生人的恻隐之心，显然在行为上可以形成“我们”文化圈。
三、“忠恕”与“我们”文化
孔子曾说自己的道是“一以贯之”，《论语·里仁》中有记载：“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另有《论语·卫灵公》中记载：“子贡问曰：‘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说“恕”是可以用来终身信奉的行为标准。那么“忠恕”二字到底应该怎么解释呢？章太炎解释说“周以察物曰忠，心能推度曰恕。”《说文解字》中说：“中心为忠，如心为恕。”梁启超和胡适也都认为，孔子的忠恕即‘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综上所述，“忠恕”即一种利人、达人的文化价值观，是在告诉我们在行为处事方面要考虑别人的感受，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就不要强加给别人，这其实也是在建构一种“我们”的群体观念。
四、新儒学中的“我们”文化观
20世纪以来，学术界掀起了一股“新儒学”热潮，新儒学研究者对于儒学的现代阐释值得我们深思。美籍华人杜维明将儒家的“仁”解释为一个同心圆，是由个体到社会共同体的映照，是从内到外，由私到公的。这个观念有其现实性。《论语》中所表现出来的“我们”文化便是指引我们要从自己利益关照集体利益，发挥仁爱的精神，对他人包含宽容与恻隐之心，树立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金耀基在研究儒商文化中对儒商定义时，其中除了对个人修养的要求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以义制利，要有广博的关怀意识”。近代最早兴起的民族企业，都是本着实业救国的终极目的，都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笔者认为，这种行为举动就很好的再现了《论语》中“仁以为己任，任重而道远”的“我们”文化。他们把整个国家乃至社会看作是自己的责任。这是仁的最高境界。
五、“我们”文化的现代意义
人与人之间怎样形成“我们”？如果人与人之间没有爱，就无法形成“我们”。只有人与人之间相互宽容、关怀，现代社会才能走向良好的一端，我们的社会才能真正达到和谐的状态。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在体现和谐、友善，笔者认为，践行由“我”到我们的思想观念转化，才能从经济、文化、政治上实现质的飞越。当代中国俨然已进入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然而，金钱的副产品也已凸显，面对金钱的诱惑，人和人之间的信任感已岌岌可危。对物质生活的过分追求，使得人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人们似乎已经丧失了精神家园。而西方理念和西方价值观的大量涌入，也使得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遭到了解构，如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庸俗化、娱乐化等现象充斥在中国人的生活中，中国人正逐渐地在混乱的文化中迷失。中国现代化进程与传统文化的断裂，提醒我们不得不重拾中国传统文化，从孔子那里重新找寻正在渐渐消失的中国精神。在自我主义横行的当代，我们更应该从《论语》中学习儒家的“仁道”，以爱和宽容对待他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站在自身立场考虑他人的利益是否受到侵害；对他人和社会怀有恻隐之心，用自身的友爱和良善帮助他人；我们年轻人更要有社会责任感，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约束自己行为的同时，报答社会，奉献社会，真正的建立起一个和谐的“我们”群体。这就是论语中“我们”文化对现代社会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商务印书馆.2011.
[2]章太炎讲演，曹聚仁整理.国学概论[M].上海世纪出版社.2008.
[3]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M].商务印书馆.2011.
[4]杜维明.儒家传统的现代化[J].浙江大学学报.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