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帝，《中国青年报》的法治社会部首席记者，是获得中国新闻奖的最年轻的记者。他有着出众的才情，还有一个相爱至深的校园恋人，一切都美满得让人嫉妒。可是命运永远不会让人过于完美——25岁的他却被两次脑梗袭击，脑部大面积出血，生命的咽喉被死神牢牢扼住。
　　2014年3月，被医生宣判死刑的他不但重新站立，并且重新走上了他挚爱的新闻记者职位。回首一切，王帝最想感谢的那个人是他的妻子：在他生命徘徊的关头，她毅然嫁给他，陪他创造了一次又一次生命的奇迹……
　　本文由已经基本康复的王帝亲笔撰写——

婚礼没有了，梦想破了

　　我1987年出生在河北石家庄，父母都是当地公务员。2005年，我考入河北师范大学新闻专业，在这里我遇到了让我翩若惊鸿的恋人李木木。李木木也是河北人，是我的同学，她漂亮、文静、学习好，是系里公认的美女。20岁的我对她一见倾心，但由于我属于“重量级选手”，一米八四的我体重有180斤，腆着个大肚子也不太好意思直接展开追求。于是，我只是把她当成好朋友一样嘘寒问暖。苍天不负有心人，经过半年多的努力，李木木终于成了我的女朋友。
　　我和木木并没有因为谈恋爱而耽误学习，我们相约一起考研。在别的恋人都花前月下时，我和木木却每天相约着在图书馆自习。2009年，李木木如愿考上研究生，我则在考试前夕被前来校园招聘的《中国青年报》招致麾下。分别在即，我怀抱着悲伤的木木安慰她：“我先到北京打拼，为你打造一个幸福的小窝，等着你来和我团聚。”木木含泪点头。
　　我和木木开始了两地相思的日子。来到北京后，我才惊觉北京并不是我想象的天堂：2010年的北京房价已经高得离谱了，以我每个月几千的稿费，想要为我的木木建造一个小窝谈何容易？我只好奔波在采访一线，拼命写稿，通宵达旦是常事，饿了我就吃方便面，困了就趴在键盘上打个盹。我没有想到，生命的恶种已经在我亏欠身体时种下，总有一日它会张开它的狰狞大口将我吞噬。
　　那是2009年的冬天，没有雪，刚结束采访的我深深地感觉到记者行业的不易，面对监督对象的各种恶意，我感到很无助，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拿起手机给她发了条短信——“我想你”。平时我不会这么肉麻，也许察觉到了我的异样，她打过电话来问我怎么了。“没事。”我害怕她担心，连忙敷衍过去。当天凌晨0：24，我接到一条她的短信：“我在北京西站”。当我在北京西站看到木木单薄的身影站在路边，心中一半是心疼一半是感动。木木看到我，笑着扑到我怀里对我说：“不管有什么困难，一切都会过去的。风雨之后，就有彩虹。”就这样，无论是在田间地头调查，还是在高楼大厦写作;无论是在洛阳古墓中与尸骨相对无言，还是在全国两会上与代表畅言国事;无论是在寒冷的青藏高原，还是在闷热的明珠香港，在我困难的时候总会想到木木这句话。
　　2012年6月，木木硕士毕业也来到了北京，我们开始了幸福的同居生活。此时的我也在新闻业内闯出了一点名头。我采写的《一篇帖子换来被囚八日》，获得第二十届中国新闻奖，我成为行业内获得此殊荣最年轻的记者;同时，我报道的中石化油品质量问题，引起广泛关注，中石化由此决定，把报道的见报日定为中石化的产品质量日，并提出“每一滴油都是承诺”;我年年被评为报社的先进工作者，并被评为报社首席记者，薪水也随着职位的攀升而节节递增……
　　2012年9月27日，这天我起了个大早，准备采访工作结束后，与木木一起逛商场，为双方父母买见面礼。是的，我们要结婚了，结婚的日期挑选在10月11日。相恋5年，终成正果，我心中的喜悦难以掩藏，就连在北京站采访时也会不自觉地笑出来。中午十二点，我和木木打电话相约在崇文门见面。通完电话进地铁时，我脚下突然一软，右侧肩膀也感觉乏力。“是不是起太早了，身体没缓过来？”随即我就把这件“小事”扔在脑后。我怎么也没想到，中午的一下脚软竟是脑梗死的预兆。
　　傍晚18时，这种感觉更加强烈，甚至影响我上下楼梯，李木木坚持要带我去医院，我却拒绝了，只是将这些征兆归结于疲劳。我没想到我的这次拒绝让我差点和死神握手，也放弃了自己最后一次机会。
　　9月29日晨，我在做梦，梦中有我的木木。欢愉恨宵短，我从睡梦中醒来，习惯性地伸出右手去摸放在床头的手机时，身体却没有回应。我睁开眼，看到四周白茫茫的一片，木木却在我的床边：原来，我因为突发性脑梗，已经昏迷两天了。
　　在我的死缠烂打之下，医生吐露了实情。“你的情况很有可能是运动区脑梗死，你现在千万不能着急，不能有心理波动，否则会扩大脑梗面积……”医生说了许多，但自从我听到“脑梗”一词后，便再也听不进去。脑梗，意味着残疾，意味着偏瘫，也意味着死亡。一般好发于中老年人，像我这么年轻就得这种病确实非常罕见。更可怕的是，伴随着脑梗，我的脑部大面积出血，因为错过了黄金抢救时间，我的脑血管已经破裂，随时都可能大出血而死亡。目前，我只能保守治疗，无他。

你若不离，我便不弃

　　我身体状况在一点一点地变坏，右半边身体的肌肉开始松弛，肩膀、手肘、肩部、膝盖、脚踝，逐渐变软直到再也支撑不住。我不仅手不能动，甚至连一根手指也动弹不得。一个星期后，我转入协和医院。协和的神经内科专家朱以诚医生看完我所有的检查结果，细心检查了上肢、下肢功能后，把家属叫到病房外。一会儿，父母与女友红着眼圈进了病房。他们强颜欢笑阻挡不了我的好奇心，在我百般询问之下，他们向我吐露了实情，“医生说，你以后可能永远也下不了床了。”看着悲伤的父母，我用仅存的半边脸僵硬地笑了笑，“没事！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半个身体嘛，残废就残废了吧。我还有脑子，能说话，还能写稿子。”看着李木木一脸快哭出来的表情，我意识到说什么都安慰不了他们。 　　是夜，父母已回旅馆休息。我的心情如潮水般退去，跌至冰冷的深渊。病房熄灯后，我躺在病床上反复思考着一个我一直在逃避的问题：我的世界崩塌了，我的未来将会怎样？七天了，我逐渐忘记我右手抓东西的感觉、右腿走路的感觉，这样的我存在的意义何在？而且我在想，我既然已经残疾，那么，李木木怎么办？难道我要耽误她一辈子吗？于是，我艰难地转过身来，对李木木说：“李木木，我既然已经这样了，其实你可以不用过得这么累的。”李木木只是轻轻地把我身体扶正，然后起身拎着水壶走出了病房，不久后，我接到一条短信，里面只有八个字：“你若不离，我便不弃。”
　　好俗，我想。随即笑了。笑容里有一丝咸味。
　　我得病的消息很快在报社传开，同事们给我专门开了一个微博，鼓励我早日战胜病魔。此时，残联主席张海迪看见我生病的微博后，立即给我打来了电话，海迪主席鼓励我一定要坚强，早日站起来。挂断海迪主席的电话，我不禁热泪盈眶：有这么多人爱我，我又有什么理由不坚强？
　　一个月后，我转入博爱康复医院进行康复治疗。
　　人在逆境中容易爆发出平时难以想象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