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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日，是原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耿飚去世十周年。八年抗战，他保卫陕甘宁，收复张家口；解放战争中，他是著名的“杨罗耿”兵团的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他是第一位驻西方国家的“将军大使”。
耿飚长女耿莹，小女耿焱，一位是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的理事长，一位曾求学于哈佛大学、在香港城市大学任教。无论现在做的是什么，在均已年过花甲的她们看来，父亲并不遥远，永远都在那里。
“我父亲2岁拿枪杆子，到91岁去世，他一辈子只有一个信念：解放全中国，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耿莹说。
留守“抗日大本营”
“共赴国难!”当1937年8月1日，镰刀斧头与青天白日两面旗在延安共同升起时，耿飚心里想着这样一句话。
“七七卢沟桥事变”时，耿飚在红四方面军第4军任参谋长。1937年8月22日至25目的洛川会议上，决定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主力部队挥戈出征抗日后，要留下一支部队巩固陕甘宁根据地，使陕北成为抗日大本营。
1937年9月6日，耿飚任八路军第129师385旅参谋长。10月中旬，耿飚随部队进驻陇东防区——庆阳、合水、镇原、宁县和枸邑。“385旅的防区，是我们党中央和延安革命根据地的西南大门。”耿莹说。
之前，毛泽东还与耿飚有过一段对话。“主席说话很幽默，他一直叫我父亲小老乡，湖南人嘛。”耿莹说。
毛泽东说：“小老乡，你知道我叫你来干什么?”
耿飚说：“报告主席，我不知道。”
毛泽东说：“鸟有巢，毛毛有摇篮，你说我叫你来干什么。”
耿莹解释说：“主席这句没头没脑的话很难捉摸。我们湖南是管婴儿叫毛毛。我父亲想了想，他说报告主席，你是不是让我建立根据地。到什么地方?”
毛泽东回答：“对头，小老乡就是小老乡。”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耿飚带领部队在甘肃庆阳建立了根据地。
“庆阳城很小，没多少户人家，战士们没地方住，我父亲就带领战士们挖了T19孔窑洞，作为战士们的住地。这些窑洞至今保留着。”耿莹说。
当年对于开辟根据地的部队来说，最棘手的还不是吃住，而是深山丛林里出没的猛兽。
耿飚便组织部队打猎，“一个月下来，打到四只老虎，七八只豹子，上百条狼、狐狸，上千只野兔。”
在这些猎物中，最难打的是豹子。耿飚就出了个主意：把手榴弹塞进兔子的肚子里、裹在羊肉里，拉火弦固定在树桩上，豹子咬上就走，手榴弹一炸，豹子就被炸死了。
耿飚还曾经送了一只老虎到延安，给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品尝。耿飚本人曾经对此有详细的回忆：看到老虎，毛泽东对朱德说：你能不能一个人把他举起来?朱德试了试说：不行，得吃掉“九牛二虎”才有那么大的力气。
“无所畏惧的领导”
在耿焱家中保存着一本珍贵的影集，是一个美国友人送给耿飚的。这本影集的第一页就是一张耿飚与一位美国军人的合影。
这位军人就是耿飚从延安奔赴抗日前线时护送到晋察冀去的美军观察组组长德穆克上尉。1988年5月，已经成为美国政府顾问的德穆克随一个美国商务代表团访问中国，派人将一张名片送给耿飚，要求与他会面。此时的耿飚正忙于其他活动。未能抽空与德穆克见面。德穆克在归国前托人转来一本影集。扉页上方用英文写着：“送给无所畏惧的领导——耿飚。”
时间追溯到1944年9月。耿莹说：“那时有个美军观察组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去考察，父亲率部队护送。美国人习惯了坐车，不会骑马。我们哪有汽车啊?骑不上马就骂人，一路上笑话很多。”
一路上，这些美国人架子大、脾气大，他们把警卫当作他们的勤务兵，埋怨他们照顾不周，甚至提出要吃西餐。
让耿飚头疼的是，这些美国人不仅不会骑马，连从哪边上马都不知道，总有人从马背上摔下来。于是，他们就抽打牲口。
耿飚没办法，只好决定每两个战士保护一个美国人并教他们学骑马。几天后，他们的骑术大进，每当宿营下马后还拍拍马脖子、吻马脸，竖起大拇指夸这些马“顶好”。
美国人对中国的事物充满好奇。路上过一辆牛车，他们也要停下来围观，拍照，嘴里发出“噢!”“噢”的惊奇声。他们还经常会问“妇女为什么不搽口红”、“老太太脚是怎么变小的”这类问题。
耿莹说：“父亲说，接近黄河时，天空开始出现日军飞机。对我军来说，行军路上遇到空袭，只要指挥员一声令下，几分钟内就会疏散隐蔽完毕。”
然而这些美国人一听见飞机声就乱了套，先是指着飞机大喊“在那边”，然后就策马乱穿，把他们的大衣、行囊扔得遍地都是。战士们解释“那是侦察机”，可他们听不懂。
几分钟的骚乱，常常得花一个小时才能收拢队伍。有的人骑马跑出好远，有的钻到灌木丛里、庄稼地里，找都找不出来。警卫排的战士们不得不到处去找他们丢失的零星物品，大到电台部件，小到项链、十字架。
在即将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德穆克曾问耿飚：“我们该怎样评价这次伟大的冒险?”耿飚想起在延安学习时常用的一句话：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他回答说：“无所畏惧。”德穆克向他的同伴们转达了这个词，引起一阵低低的“噢!”“OK!”
从此，他们便把这次行军称做“无所畏惧行动”，把耿飚叫做“无所畏惧的领导”。
习近平给耿飚当秘书
习仲勋是陕目。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曾担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在庆阳的耿飚与习仲勋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耿焱说：“因为都很熟悉，他们俩性格都很耿直，几十年来都比较合得来，习仲勋伯伯的儿子近平还曾经在父亲身边担任秘书。”
耿焱补充说：“近平先是在陕北插队，后来从清华毕业，就直接去了我父亲那儿，工作了大概3年。”
1979年，习近平从清华大学学成毕业后，分配到中央军委办公厅，担任当时的国防部长、政治局委员耿飚的秘书。
“父亲觉得近平是一个非常踏实的小伙子，用心学习。当时父亲有3个秘书，习近平最年轻。”耿焱说。
在习近平3年的秘书生涯中，“其中两年我父亲在任上。这段经历应该对他很重要，他可以参加很多中央的会议，参与一些军队、地方和外事的工作，有些会议、文件。中央怎么处理他应该都很清楚。”耿焱说。
习近平在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前，还曾特意到耿家看望耿飚的妻子赵兰香老人，“当时他说那3年秘书工作对他有很大的作用。后来，在中央政治局他分管港澳台工作，当年我父亲曾负责港澳台工作，近平做秘书时看了很多的资料，还随我父亲接见港澳台的人物。近平说，那时候积累的经验和知识非常重要，接手工作的时候就不会觉得陌生。”
如今，每逢新年，习近平都会送贺年片给赵兰香老人，并写上“身体健康”等祝福语。
女儿眼里的耿将军
耿飚的长女耿莹现在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挽救。作为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的理事长，她花费了长达4年的时间才拿下批文。“基金会的作用就是唤醒大家：老祖宗的东西不要都破坏完了，要留下来。”
耿莹说，正是父亲让她懂得了什么是“文化”，懂得了什么叫“遗产”。
“和平解放宁夏的前夕，我父亲在前线，我跟在他身边。那是在一个破庙里，我发现父亲手里头有一大张地图，上面用红蓝铅笔作了标记，蓝颜色的圈圈，还有红颜色的箭头。我就问爸爸说蓝颜色的是什么?我爸爸说是我们的炮口啊，我说那为什么不打啊?爸爸也在发愁，指着地图说：你看看这里头都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古物。”
耿莹说：“你看他们一边打仗，一边还想着给后代留下什么。现在还有没有哪个干部心里想着要给后代留下什么?拆一片和建一片，天壤之别!”
与姐姐耿莹一样，耿焱认为父亲的爱好特别多，而摄影这一爱好贯穿了父亲的一生。“1932年部队缴获了五六个相机和全套的冲洗设备。他拿着银元到照相馆去，让师傅教他照相，师傅就把全套都教了他，从此他一路照相，长征全程他都记录了。”
“斯诺写西行漫记的时候，收集资料，问他要，他不给，后来上级只好下命令要。后来这东西就没还回来，成为他一生很大的一个遗憾。”
耿焱说，“长征沿途的照片，包括过雪山、草地，照片都被斯诺拿走了。父亲从来没间断过找寻，解放后，他通过外交部找了斯诺。斯诺说给了丁玲，让丁玲转交。但是当时丁玲已经在农场劳改了。后来他又找了农业部，农业部就派人到丁玲的地方去问她，丁玲说‘我的东西都不知道哪儿去了，肯定没有了。’”
在耿焱的记忆里，父亲对一样东西保存的特别好，那就是他的党证。“那是他在江西苏维埃政府的时候组织上发的。当时就那么一两年发过党证。他保护的别提多好了，拿个塑料布包着，长征期间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被水洇过。里面交党费的签字都清清楚楚”。
无论是耿莹还是耿焱，对父亲的爱都被埋藏在心底。当被问及“现在想起父亲会出现的是什么样的场景?”耿莹说：“我有烦心事的时候会在他坟前和他聊聊天。我觉得我父亲好像没死，在什么地方等我。我一定要去找他。”
“前些日子去参加革命前辈、开国少将陈锐霆伯伯的葬礼，他今年6月13日去世，享年105岁。我看着满墙的照片对他女儿说：父亲陪了我们这么长时间，我们老了父亲才走，这是我们一辈子最幸福的。我也给陈伯伯说，如果见着我父亲，给他带个好。”耿莹说。
耿飚长女耿莹，小女耿焱，一位是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的理事长，一位曾求学于哈佛大学、在香港城市大学任教。无论现在做的是什么，在均已年过花甲的她们看来，父亲并不遥远，永远都在那里。
“我父亲2岁拿枪杆子，到91岁去世，他一辈子只有一个信念：解放全中国，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耿莹说。
留守“抗日大本营”
“共赴国难!”当1937年8月1日，镰刀斧头与青天白日两面旗在延安共同升起时，耿飚心里想着这样一句话。
“七七卢沟桥事变”时，耿飚在红四方面军第4军任参谋长。1937年8月22日至25目的洛川会议上，决定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主力部队挥戈出征抗日后，要留下一支部队巩固陕甘宁根据地，使陕北成为抗日大本营。
1937年9月6日，耿飚任八路军第129师385旅参谋长。10月中旬，耿飚随部队进驻陇东防区——庆阳、合水、镇原、宁县和枸邑。“385旅的防区，是我们党中央和延安革命根据地的西南大门。”耿莹说。
之前，毛泽东还与耿飚有过一段对话。“主席说话很幽默，他一直叫我父亲小老乡，湖南人嘛。”耿莹说。
毛泽东说：“小老乡，你知道我叫你来干什么?”
耿飚说：“报告主席，我不知道。”
毛泽东说：“鸟有巢，毛毛有摇篮，你说我叫你来干什么。”
耿莹解释说：“主席这句没头没脑的话很难捉摸。我们湖南是管婴儿叫毛毛。我父亲想了想，他说报告主席，你是不是让我建立根据地。到什么地方?”
毛泽东回答：“对头，小老乡就是小老乡。”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耿飚带领部队在甘肃庆阳建立了根据地。
“庆阳城很小，没多少户人家，战士们没地方住，我父亲就带领战士们挖了T19孔窑洞，作为战士们的住地。这些窑洞至今保留着。”耿莹说。
当年对于开辟根据地的部队来说，最棘手的还不是吃住，而是深山丛林里出没的猛兽。
耿飚便组织部队打猎，“一个月下来，打到四只老虎，七八只豹子，上百条狼、狐狸，上千只野兔。”
在这些猎物中，最难打的是豹子。耿飚就出了个主意：把手榴弹塞进兔子的肚子里、裹在羊肉里，拉火弦固定在树桩上，豹子咬上就走，手榴弹一炸，豹子就被炸死了。
耿飚还曾经送了一只老虎到延安，给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品尝。耿飚本人曾经对此有详细的回忆：看到老虎，毛泽东对朱德说：你能不能一个人把他举起来?朱德试了试说：不行，得吃掉“九牛二虎”才有那么大的力气。
“无所畏惧的领导”
在耿焱家中保存着一本珍贵的影集，是一个美国友人送给耿飚的。这本影集的第一页就是一张耿飚与一位美国军人的合影。
这位军人就是耿飚从延安奔赴抗日前线时护送到晋察冀去的美军观察组组长德穆克上尉。1988年5月，已经成为美国政府顾问的德穆克随一个美国商务代表团访问中国，派人将一张名片送给耿飚，要求与他会面。此时的耿飚正忙于其他活动。未能抽空与德穆克见面。德穆克在归国前托人转来一本影集。扉页上方用英文写着：“送给无所畏惧的领导——耿飚。”
时间追溯到1944年9月。耿莹说：“那时有个美军观察组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去考察，父亲率部队护送。美国人习惯了坐车，不会骑马。我们哪有汽车啊?骑不上马就骂人，一路上笑话很多。”
一路上，这些美国人架子大、脾气大，他们把警卫当作他们的勤务兵，埋怨他们照顾不周，甚至提出要吃西餐。
让耿飚头疼的是，这些美国人不仅不会骑马，连从哪边上马都不知道，总有人从马背上摔下来。于是，他们就抽打牲口。
耿飚没办法，只好决定每两个战士保护一个美国人并教他们学骑马。几天后，他们的骑术大进，每当宿营下马后还拍拍马脖子、吻马脸，竖起大拇指夸这些马“顶好”。
美国人对中国的事物充满好奇。路上过一辆牛车，他们也要停下来围观，拍照，嘴里发出“噢!”“噢”的惊奇声。他们还经常会问“妇女为什么不搽口红”、“老太太脚是怎么变小的”这类问题。
耿莹说：“父亲说，接近黄河时，天空开始出现日军飞机。对我军来说，行军路上遇到空袭，只要指挥员一声令下，几分钟内就会疏散隐蔽完毕。”
然而这些美国人一听见飞机声就乱了套，先是指着飞机大喊“在那边”，然后就策马乱穿，把他们的大衣、行囊扔得遍地都是。战士们解释“那是侦察机”，可他们听不懂。
几分钟的骚乱，常常得花一个小时才能收拢队伍。有的人骑马跑出好远，有的钻到灌木丛里、庄稼地里，找都找不出来。警卫排的战士们不得不到处去找他们丢失的零星物品，大到电台部件，小到项链、十字架。
在即将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德穆克曾问耿飚：“我们该怎样评价这次伟大的冒险?”耿飚想起在延安学习时常用的一句话：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他回答说：“无所畏惧。”德穆克向他的同伴们转达了这个词，引起一阵低低的“噢!”“OK!”
从此，他们便把这次行军称做“无所畏惧行动”，把耿飚叫做“无所畏惧的领导”。
习近平给耿飚当秘书
习仲勋是陕目。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曾担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在庆阳的耿飚与习仲勋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耿焱说：“因为都很熟悉，他们俩性格都很耿直，几十年来都比较合得来，习仲勋伯伯的儿子近平还曾经在父亲身边担任秘书。”
耿焱补充说：“近平先是在陕北插队，后来从清华毕业，就直接去了我父亲那儿，工作了大概3年。”
1979年，习近平从清华大学学成毕业后，分配到中央军委办公厅，担任当时的国防部长、政治局委员耿飚的秘书。
“父亲觉得近平是一个非常踏实的小伙子，用心学习。当时父亲有3个秘书，习近平最年轻。”耿焱说。
在习近平3年的秘书生涯中，“其中两年我父亲在任上。这段经历应该对他很重要，他可以参加很多中央的会议，参与一些军队、地方和外事的工作，有些会议、文件。中央怎么处理他应该都很清楚。”耿焱说。
习近平在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前，还曾特意到耿家看望耿飚的妻子赵兰香老人，“当时他说那3年秘书工作对他有很大的作用。后来，在中央政治局他分管港澳台工作，当年我父亲曾负责港澳台工作，近平做秘书时看了很多的资料，还随我父亲接见港澳台的人物。近平说，那时候积累的经验和知识非常重要，接手工作的时候就不会觉得陌生。”
如今，每逢新年，习近平都会送贺年片给赵兰香老人，并写上“身体健康”等祝福语。
女儿眼里的耿将军
耿飚的长女耿莹现在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挽救。作为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的理事长，她花费了长达4年的时间才拿下批文。“基金会的作用就是唤醒大家：老祖宗的东西不要都破坏完了，要留下来。”
耿莹说，正是父亲让她懂得了什么是“文化”，懂得了什么叫“遗产”。
“和平解放宁夏的前夕，我父亲在前线，我跟在他身边。那是在一个破庙里，我发现父亲手里头有一大张地图，上面用红蓝铅笔作了标记，蓝颜色的圈圈，还有红颜色的箭头。我就问爸爸说蓝颜色的是什么?我爸爸说是我们的炮口啊，我说那为什么不打啊?爸爸也在发愁，指着地图说：你看看这里头都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古物。”
耿莹说：“你看他们一边打仗，一边还想着给后代留下什么。现在还有没有哪个干部心里想着要给后代留下什么?拆一片和建一片，天壤之别!”
与姐姐耿莹一样，耿焱认为父亲的爱好特别多，而摄影这一爱好贯穿了父亲的一生。“1932年部队缴获了五六个相机和全套的冲洗设备。他拿着银元到照相馆去，让师傅教他照相，师傅就把全套都教了他，从此他一路照相，长征全程他都记录了。”
“斯诺写西行漫记的时候，收集资料，问他要，他不给，后来上级只好下命令要。后来这东西就没还回来，成为他一生很大的一个遗憾。”
耿焱说，“长征沿途的照片，包括过雪山、草地，照片都被斯诺拿走了。父亲从来没间断过找寻，解放后，他通过外交部找了斯诺。斯诺说给了丁玲，让丁玲转交。但是当时丁玲已经在农场劳改了。后来他又找了农业部，农业部就派人到丁玲的地方去问她，丁玲说‘我的东西都不知道哪儿去了，肯定没有了。’”
在耿焱的记忆里，父亲对一样东西保存的特别好，那就是他的党证。“那是他在江西苏维埃政府的时候组织上发的。当时就那么一两年发过党证。他保护的别提多好了，拿个塑料布包着，长征期间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被水洇过。里面交党费的签字都清清楚楚”。
无论是耿莹还是耿焱，对父亲的爱都被埋藏在心底。当被问及“现在想起父亲会出现的是什么样的场景?”耿莹说：“我有烦心事的时候会在他坟前和他聊聊天。我觉得我父亲好像没死，在什么地方等我。我一定要去找他。”
“前些日子去参加革命前辈、开国少将陈锐霆伯伯的葬礼，他今年6月13日去世，享年105岁。我看着满墙的照片对他女儿说：父亲陪了我们这么长时间，我们老了父亲才走，这是我们一辈子最幸福的。我也给陈伯伯说，如果见着我父亲，给他带个好。”耿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