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问题
　　
　　我国社会保障的漏洞和薄弱环节主要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城镇医疗改革、养老保障和失业保障或者已经建立或者已经开始起步，相信能够取得好的成果。但是，农村养老保障还没有着落，失业保障更无从谈起，而农村医疗保障现在是人们关注的重点。像以新型合作医疗为主的农村医疗保障虽然取得了巨大成效，但是步履维艰，已经暴露出保障水平低、不稳定以及操作中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主要表现在：一是家庭账户人均为10元，国家、省各出资20元，共50元的年保障资金额度，导致资金池资金太少，保障力度不到。二是农村一般公共医疗机构严重缺乏，农民大小病都得去县城以上医院看病，花费较大，也是造成保障不足的原因之一。三是农民工外出打工较多，给参保带来了困难。一些农民工已经享受当地的医疗保险，再让其参加农村医疗保险，没有积极性。
　　如果能适当提高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保障基金，每个农民参保额度提高到20元，国家、地方政府再提高20元，分别达到40元，农民、国家和地方政府合计年保障资金就能达到100元。其次，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建设覆盖广大农村的医疗机构和队伍。基本达到每个行政村有一个公共医疗网点，使广大农民小病花费小、不出村、及时医治。再次，尽快实现农民工社会保障能够异地和城乡通用和转移。这样就克服了农民工在城市医疗保险与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保险出现重叠，农民工参保积极性不高的问题。如果农民工在户口所在农村参加了新型合作医疗保险，那么，户口所在地政府就应该允许农民工在打工所在地医院看病就医。　(余丰慧)
　　
　　
　　政治的行为守则
　　
　　政治的道德诉求不能保证达到“道德”的政治。如果说为作为概念的政治确立道德法则是一种必须，那么为行动的政治确立行为守则更是一种必须。因为政治根本上是一种行动，所以政治的道德法则必须转化为具体的政治行为守则。而政府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政府的公权力如何对待公民的私权利上。因此为政府的公权力如何对待公民的私权利的行为确立守则，也就是在为政治的行为确立守则。
　　第一，在共同立法下执政。当公民拥有了参与立法的权利，才能捍卫自己应得的权利，使个体的私权得到宪政的保障，进而使公民树立起坚决捍卫法律的决心，从而使“制度合乎道德要求”。更重要的是可以使公权真正树立起对公民的私权的应有尊重。并且严格明晰“群已分界”，在制度上不给公权留下私自运作的空间，真正给权力套上缰绳，划出雷区。
　　第二，民主化执政。在赋予了公民“用手投票”的权利后，还要给公民“用脚投票”的权利。要使公民有充分参与政府决策、政策实施的机会，只有在有序的、民主的、开放的公民参与机制下，政府的行为才能始终处在公民的监督之下，保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而且在执政者内部也要民主，要尊重“反对者”，保持执政者内部的活力。
　　第三，自由表达下执政。公民的言论自由得到了切实保障，才能使政府在行为之前始终要想到公民对它付诸实施后的行为会是何种反馈。从而使政府的行为时时要审慎，要做到不“越位”，更要“到位”，不能“缺位”。也只有在自由表达下，才能集“民智”，决策才能做到集思广益，体现人民意志。使政府始终处于公民权利的“代行使者”的地位，而不至于使权力绑架政府。最终使政府的“行为合乎道德要求”。　(程国)
　　
　　余虹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
　　
　　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很大程度上为大众传媒所切断，几百几千乃至几万人的死亡在传媒里只是一堆数目字，一个学者的自杀更多的是因其“人大博导”的头衔而进人大众传媒，然而，几乎在同时，它的意义又被大众传媒所消解。要避免余虹的自殺沦为一滩谈资，紧要的是从他的自杀中寻找意义，这种意义不是对他自己的，而是对于我们的。
　　加缪说过，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余虹对他的生活做出了判断，同时，他也是对我们的生活做出了判断，对我们所处的时代做出了判断。
　　在《一个人的百年》中，余虹哀伤人失去了庇护，“现世的社会和彼世的信仰”这两者在现在的中国供给的都不充分，远不充分。另一方面，余虹对于凭自己的力量去建构“现世的社会和彼世的信仰”感到绝望，他写道：“我只是被动地、无可奈何地生活在这个地方，我几乎没有任何主动建构和改造它的权利与现实可能。”
　　从余虹的自杀中可以看到我们所处的时代，以及我们自身的生存状态。余虹的绝望正是我们的绝望，余虹经历的“不值得过的生活”也正是我们当下的生活。对于这个时代的人来说，可怕的并不是效仿余虹，在一个尼采式的时间从高空坠落，可怕的也不是生活在绝望与恶心之中不得解脱，可怕的是，这个时代的人对自己的处境并不自知。　(曾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