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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心冷，天津《大公报》的副刊编辑。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他以一支深刻隽永之妙笔，赢得了读者的喜爱。天津《商报》编辑吴云心说：“天津市民尽有人不知道大公报有张季鸾，但不知何心冷者甚少。”①
1922年，何心冷被上海国闻通讯社录用，开始步入新闻界。1924年，胡政之在上海创办《国闻周报》，何心冷的才华得以充分体现，该报的封面题字、广告撰文、补白以及出版事务，几乎全由他一人操办；《国闻周报》第一、第二卷每期都有他的小说、小品文、电影评论等。1926年9月1日，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组建的新记公司接办天津《大公报》，何心冷被调往天津，首先创办了《艺林》副刊，此后直至1933年10月29日病逝，何心冷又先后担任了《铜锣》、《小公园》、《电影》、《儿童》、《体育》等副刊的编辑工作。何心冷辛勤耕耘《大公报》副刊7年有余，提升了《大公报》副刊的社会地位与影响，使其与新闻版并驾齐驱，成为深受各阶层读者关注与欢迎的报纸的重要组成部分。
直面社会人生
新记《大公报》复刊以前，《大公报》本无副刊可言，当时只有游艺性质的专栏附在报纸的最末一张，占有不到四分之一的版面，除了连载长篇小说外，基本上只刊载一些戏剧、游艺广告性质的文字。1926年9月1日，何心冷接手后，首先将游艺栏更名为《艺林》副刊。《艺林》副刊除了刊载小说、有趣味的诗词和笔记、戏剧电影的批评外，还增加些“流行的时装”与“社会的写真”。何心冷在《艺林》发刊词中明确指出，“像天津那么大的一块地方，可以说的事情真多，国家大事固然要说说，就是里巷间的琐事，也许谈谈。只要是和天津大多数人有关系的事，便免不了要说上几句。这么着，读者看了既觉得报纸的确和自身有密切的关系，就是我们说的也觉得说得有些意思。”②在何心冷的主持下，《大公报》副刊向着关注社会人生的方向发展。
1927年，何心冷的报纸副刊编辑思想进一步明确。在他看来，副刊要想改变自身在读者心目中的位置，必须改变副刊的纯娱乐性质，转而直面社会现实生活。1927年3月7日，何心冷主编的《铜锣》副刊创刊，他宣称：“大家打盹的打盹，睡觉的睡觉。木铎声音太低，惊不醒他们，我们只好在他们耳朵旁边打铜锣，难道还能装睡?”③为了唤醒民众，《铜锣》刊载了大量的讽刺性小品文字，以三言两语的方式，讥刺社会上的各种不良现象。
1927年9月1日，《艺林》改名为《副刊一》，专载小说与诗文；《铜锣》改名为《副刊二》，专载新闻性的稿件。1928年1月1日，《副刊一》与《副刊二》合并成《小公园》，直至去世，何心冷几年如一日，辛苦耕耘这方小小的园地。何心冷在其主持的《小公园》上，以“园丁”的身份，连续为“如是云云”、“蜂尾”、“镰刀”、“仙人掌”、“三言两语”等专栏撰文，对社会畸形与人生病态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对于贪官污吏，何心冷力加挞伐：“官吏犯赃，监禁枪毙，都太便宜了他们。应当罚他们做修马路的苦工，让他们锄头铲子不离手，始终干他们刮地皮的生涯。”④对于土豪劣绅，何心冷深恶痛绝：“至于土豪劣绅，对着军阀献媚也是他们，替军阀为虎作伥也是他们，到了革命以后满口的三民五权也是他们。一个不小心，便被他们瞒哄过去。那么究竟也有方法可以辨别出来吗?有。只要看，在每种势力嬗递中，不论换的是张三李四，他们永远的活动，永远的占有一部分恶势力的，那就是土豪劣绅显明的招牌。”⑤对于军阀混战，何心冷大加嘲讽：“你来扩张军备，我来添造军舰，早晚还不是替收买旧铜烂铁者多预备一些材料，真是何苦?我倒希望大水到中国来冲一下，先不先可以将那满地腥血，洗个干净。冲过之后，地面上结成了光滑的冰，让那班东奔西跑专爱打架的朋友一个也站不住脚。”⑥对于艰辛谋生的穷苦人，何心冷给予了无限的同情：“在冬天北风怒吼的时候，所苦的不过是几个穷人。至于那班阔人们，家里有的是暖气火炉，即便出门，也有那透不进风去的汽车可坐。他们尽可以在风雪飞舞中隔着玻璃窗看那在寒风中颤抖的人们。到了夏天，不论你贫富，一样的觉得热，固然阔人自有他们的取凉之道，但是遇到闷得透不出气的热天，你再阔些也是一样的难过。幸亏有了公平夏天，才给穷人们出了一口气。”⑦这种同情的背后，是他对社会贫富不均现象的深恶痛绝。
尽忠告的责任
何心冷致力于社会改良，《大公报》副刊是他进行舆论监督的有力武器。在他看来，记者、编辑手中的笔，不是用来“捧”的，而是用来“批评”的，以此引导社会向着光明的方向发展。
《电影》专刊创刊时曾明确宣称：“我们这小小的《电影》，是想给电影观众一些辨别电影好坏的帮助，所以希望作者多赐些不含有‘捧’的性质的稿子。”⑧在何心冷的主持下，《电影》副刊连续刊载批评中国电影界的文章，以求为刚刚发展起来的中国电影界打一剂强心针。何心冷坦言：“虽然中国电影事业已经创办了好几年，但是成绩还不见得良好，到了现在反而一天天的衰落，一方面固然由于经营电影事业者的不得法，但是一般社会的漠视电影，也是一个主要原因。看着人家在雪地里滑得跌了，自己在旁边拍手大笑，这本是中国人极普遍的心理。”也正是出于改造这种国民心理的长远目标追求，何心冷诉诸适当的影视批评：“所以我们现在对于中国影片本身，暂并不希望他们向外洋去发扬国光，只希望他们能够循着艺术的轨道前进。对于社会上一般人，尤其是知识阶级，希望他们能够给电影界一种切实的助力，指导他们，督促他们，使他们能够一天天的发展，一天天的进步。像虚损的病人，得到适当的治疗与充分的调养。至于乱捧乱骂，这种都是在病人身上打吗啡针的办法，在很短的时间中或许有一些儿效力，但是终究没有多大用处的。”⑨盲目的吹捧或谩骂，就是向本来没有觉醒的国民打吗啡针，后患无穷。而适当的舆论批评，却可以催醒国民，对社会的健康发展有利。
为了推动电影事业的发展，何心冷还在《电影》副刊上连续发表文章，对天津电影院的座位、卖票、厕所、茶房、音乐、字幕、放映时间、温度、招待等问题提出了诸多的忠告性建议。1928年2月14日，何心冷特别编辑出版了《电影院专号》，以一整版的篇幅将社会对电影院的各种批评意见集中刊发。
为了更好地尽忠告者的责任，何心冷设身处地为被忠告者着想，力求以行家里手而不是门外汉的身份提出各种意见与建议。为此，何心冷时刻注意新知的获得与体验。20世纪20年代，电影对于中国的广大民众来讲还是新生事物，对于何心冷而言，亦是如此。在主编《电影》副刊以前，何心冷已经为报纸撰写一些有关电影方面的稿子。但是他越来越感到，在报纸上讨论问题，如果“老是盲人瞎马，任其所之，那么结果话等于白说”。在他看来，要想明白演员在银幕上的动作，“非得亲自实验不可”。为此，他加入了“长城画片公司”，做了几十天的演员，充分体验了演员的苦处：“当我演戏的时候，我便想到平常看见人家的缺点，想怎么的改革，但是结果成绩并不好，而且知道在一个影片中间演员的工作实在是难乎其难的事。从此之后对于演员方面的责难，我不敢再随随便便地发表议论了，而且了解了现在中国电影公司对于已经摄成的影片事后要去修改，也是一件烦难的事。”之后，何心冷为了弄明白电影公司方面的困难，又加入了“民新影片公司”，结果，“虽然在短时间中，也可以看出电影公司对于编剧、导演、置景、摄片，以及销售种种方面的麻烦”。鉴于自己“对于电影院的观察功夫，似乎还太欠缺”，何心冷还加入了“明星戏院”，在这一时期，他“曾受了不少精神上的痛苦”，“外边的猜疑、嫉妒，源源而来”。何心冷对新知孜孜以求，矻矻以索，从而使《电影》副刊的文字，对于电影界真正“有一点贡献”。
拉近编者与读者的距离
何心冷一心为大众，他为普通大众开辟了充分表达意见的园地。他主编的各个副刊，都是以素朴的方式，为普通大众建构充分表达意见的平台。何心冷欢迎大众表达意见，更通过拉近编者与读者距离的方式鼓励大众一起来建设这一方园地。勇于自我批评，就是他拉近编者与读者距离的一种途径。何心冷经常为《大公报》副刊撰稿，有一次在稿子中出现了纰漏，有读者来信批评他武断，他在1928年3月6日出版的第9期《电影》副刊上刊载了《骂得一点不错》一文，将自己的失误公布于众。他说：“前天我接到一封投函，指出我在上期所写文字中的错误，读了一遍，十分感激。像我们这种过着颠倒生活的劳工，一不留神，就得出错，幸亏子修君来指正，不致贻误读者，真是万幸。我觉得强辩是不能胜过事实的，认错并不是坏事，所以将子修君的信也登出来，大家看看。同时更希望许多读者都能像子修君那样的指教。此外还有一个感想，就是觉得一般人看见别人有错，因为事不干己，总是闷在肚里不响，因此才铸成了大错。所以尤其希望子修君和许多读者，本着这种精神做去，也许社会因此可以改善得多了。”就这样，何心冷把读者的那封信同时刊载出来。何心冷以其“君子坦荡荡”赢得了读者的信任，更赢得了读者的支持。
注 释：
①周雨编：《大公报人忆旧》，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②心冷：《我们说些什么》，《大公报·艺林》（第1号），1926年9月1日。
③《第一下》，《大公报·铜锣》（第1号），1927年3月7日。
④园丁：《如是云云》，《大公报·小公园》（第28号），1928年2月3日。
⑤园丁：《镰刀》，《大公报·小公园》（第179号），1928年7月5日。
⑥园丁：《想起澳洲预言家》，《大公报·小公园》（第11号），1928年1月11日。
⑦园丁：《仙人掌》，《大公报·小公园》（第217号），1928年8月16日。
⑧《编者敬告读者与作者》，《大公报·电影》（第1号），1927年2月15日。
⑨心冷：《现在中国的电影界不需要打吗啡针》，《大公报·电影》（第3号），1928年1月17日。
（李秀云为天津师范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高建光为天津日报社主任编辑）
编校：张红玲
1922年，何心冷被上海国闻通讯社录用，开始步入新闻界。1924年，胡政之在上海创办《国闻周报》，何心冷的才华得以充分体现，该报的封面题字、广告撰文、补白以及出版事务，几乎全由他一人操办；《国闻周报》第一、第二卷每期都有他的小说、小品文、电影评论等。1926年9月1日，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组建的新记公司接办天津《大公报》，何心冷被调往天津，首先创办了《艺林》副刊，此后直至1933年10月29日病逝，何心冷又先后担任了《铜锣》、《小公园》、《电影》、《儿童》、《体育》等副刊的编辑工作。何心冷辛勤耕耘《大公报》副刊7年有余，提升了《大公报》副刊的社会地位与影响，使其与新闻版并驾齐驱，成为深受各阶层读者关注与欢迎的报纸的重要组成部分。
直面社会人生
新记《大公报》复刊以前，《大公报》本无副刊可言，当时只有游艺性质的专栏附在报纸的最末一张，占有不到四分之一的版面，除了连载长篇小说外，基本上只刊载一些戏剧、游艺广告性质的文字。1926年9月1日，何心冷接手后，首先将游艺栏更名为《艺林》副刊。《艺林》副刊除了刊载小说、有趣味的诗词和笔记、戏剧电影的批评外，还增加些“流行的时装”与“社会的写真”。何心冷在《艺林》发刊词中明确指出，“像天津那么大的一块地方，可以说的事情真多，国家大事固然要说说，就是里巷间的琐事，也许谈谈。只要是和天津大多数人有关系的事，便免不了要说上几句。这么着，读者看了既觉得报纸的确和自身有密切的关系，就是我们说的也觉得说得有些意思。”②在何心冷的主持下，《大公报》副刊向着关注社会人生的方向发展。
1927年，何心冷的报纸副刊编辑思想进一步明确。在他看来，副刊要想改变自身在读者心目中的位置，必须改变副刊的纯娱乐性质，转而直面社会现实生活。1927年3月7日，何心冷主编的《铜锣》副刊创刊，他宣称：“大家打盹的打盹，睡觉的睡觉。木铎声音太低，惊不醒他们，我们只好在他们耳朵旁边打铜锣，难道还能装睡?”③为了唤醒民众，《铜锣》刊载了大量的讽刺性小品文字，以三言两语的方式，讥刺社会上的各种不良现象。
1927年9月1日，《艺林》改名为《副刊一》，专载小说与诗文；《铜锣》改名为《副刊二》，专载新闻性的稿件。1928年1月1日，《副刊一》与《副刊二》合并成《小公园》，直至去世，何心冷几年如一日，辛苦耕耘这方小小的园地。何心冷在其主持的《小公园》上，以“园丁”的身份，连续为“如是云云”、“蜂尾”、“镰刀”、“仙人掌”、“三言两语”等专栏撰文，对社会畸形与人生病态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对于贪官污吏，何心冷力加挞伐：“官吏犯赃，监禁枪毙，都太便宜了他们。应当罚他们做修马路的苦工，让他们锄头铲子不离手，始终干他们刮地皮的生涯。”④对于土豪劣绅，何心冷深恶痛绝：“至于土豪劣绅，对着军阀献媚也是他们，替军阀为虎作伥也是他们，到了革命以后满口的三民五权也是他们。一个不小心，便被他们瞒哄过去。那么究竟也有方法可以辨别出来吗?有。只要看，在每种势力嬗递中，不论换的是张三李四，他们永远的活动，永远的占有一部分恶势力的，那就是土豪劣绅显明的招牌。”⑤对于军阀混战，何心冷大加嘲讽：“你来扩张军备，我来添造军舰，早晚还不是替收买旧铜烂铁者多预备一些材料，真是何苦?我倒希望大水到中国来冲一下，先不先可以将那满地腥血，洗个干净。冲过之后，地面上结成了光滑的冰，让那班东奔西跑专爱打架的朋友一个也站不住脚。”⑥对于艰辛谋生的穷苦人，何心冷给予了无限的同情：“在冬天北风怒吼的时候，所苦的不过是几个穷人。至于那班阔人们，家里有的是暖气火炉，即便出门，也有那透不进风去的汽车可坐。他们尽可以在风雪飞舞中隔着玻璃窗看那在寒风中颤抖的人们。到了夏天，不论你贫富，一样的觉得热，固然阔人自有他们的取凉之道，但是遇到闷得透不出气的热天，你再阔些也是一样的难过。幸亏有了公平夏天，才给穷人们出了一口气。”⑦这种同情的背后，是他对社会贫富不均现象的深恶痛绝。
尽忠告的责任
何心冷致力于社会改良，《大公报》副刊是他进行舆论监督的有力武器。在他看来，记者、编辑手中的笔，不是用来“捧”的，而是用来“批评”的，以此引导社会向着光明的方向发展。
《电影》专刊创刊时曾明确宣称：“我们这小小的《电影》，是想给电影观众一些辨别电影好坏的帮助，所以希望作者多赐些不含有‘捧’的性质的稿子。”⑧在何心冷的主持下，《电影》副刊连续刊载批评中国电影界的文章，以求为刚刚发展起来的中国电影界打一剂强心针。何心冷坦言：“虽然中国电影事业已经创办了好几年，但是成绩还不见得良好，到了现在反而一天天的衰落，一方面固然由于经营电影事业者的不得法，但是一般社会的漠视电影，也是一个主要原因。看着人家在雪地里滑得跌了，自己在旁边拍手大笑，这本是中国人极普遍的心理。”也正是出于改造这种国民心理的长远目标追求，何心冷诉诸适当的影视批评：“所以我们现在对于中国影片本身，暂并不希望他们向外洋去发扬国光，只希望他们能够循着艺术的轨道前进。对于社会上一般人，尤其是知识阶级，希望他们能够给电影界一种切实的助力，指导他们，督促他们，使他们能够一天天的发展，一天天的进步。像虚损的病人，得到适当的治疗与充分的调养。至于乱捧乱骂，这种都是在病人身上打吗啡针的办法，在很短的时间中或许有一些儿效力，但是终究没有多大用处的。”⑨盲目的吹捧或谩骂，就是向本来没有觉醒的国民打吗啡针，后患无穷。而适当的舆论批评，却可以催醒国民，对社会的健康发展有利。
为了推动电影事业的发展，何心冷还在《电影》副刊上连续发表文章，对天津电影院的座位、卖票、厕所、茶房、音乐、字幕、放映时间、温度、招待等问题提出了诸多的忠告性建议。1928年2月14日，何心冷特别编辑出版了《电影院专号》，以一整版的篇幅将社会对电影院的各种批评意见集中刊发。
为了更好地尽忠告者的责任，何心冷设身处地为被忠告者着想，力求以行家里手而不是门外汉的身份提出各种意见与建议。为此，何心冷时刻注意新知的获得与体验。20世纪20年代，电影对于中国的广大民众来讲还是新生事物，对于何心冷而言，亦是如此。在主编《电影》副刊以前，何心冷已经为报纸撰写一些有关电影方面的稿子。但是他越来越感到，在报纸上讨论问题，如果“老是盲人瞎马，任其所之，那么结果话等于白说”。在他看来，要想明白演员在银幕上的动作，“非得亲自实验不可”。为此，他加入了“长城画片公司”，做了几十天的演员，充分体验了演员的苦处：“当我演戏的时候，我便想到平常看见人家的缺点，想怎么的改革，但是结果成绩并不好，而且知道在一个影片中间演员的工作实在是难乎其难的事。从此之后对于演员方面的责难，我不敢再随随便便地发表议论了，而且了解了现在中国电影公司对于已经摄成的影片事后要去修改，也是一件烦难的事。”之后，何心冷为了弄明白电影公司方面的困难，又加入了“民新影片公司”，结果，“虽然在短时间中，也可以看出电影公司对于编剧、导演、置景、摄片，以及销售种种方面的麻烦”。鉴于自己“对于电影院的观察功夫，似乎还太欠缺”，何心冷还加入了“明星戏院”，在这一时期，他“曾受了不少精神上的痛苦”，“外边的猜疑、嫉妒，源源而来”。何心冷对新知孜孜以求，矻矻以索，从而使《电影》副刊的文字，对于电影界真正“有一点贡献”。
拉近编者与读者的距离
何心冷一心为大众，他为普通大众开辟了充分表达意见的园地。他主编的各个副刊，都是以素朴的方式，为普通大众建构充分表达意见的平台。何心冷欢迎大众表达意见，更通过拉近编者与读者距离的方式鼓励大众一起来建设这一方园地。勇于自我批评，就是他拉近编者与读者距离的一种途径。何心冷经常为《大公报》副刊撰稿，有一次在稿子中出现了纰漏，有读者来信批评他武断，他在1928年3月6日出版的第9期《电影》副刊上刊载了《骂得一点不错》一文，将自己的失误公布于众。他说：“前天我接到一封投函，指出我在上期所写文字中的错误，读了一遍，十分感激。像我们这种过着颠倒生活的劳工，一不留神，就得出错，幸亏子修君来指正，不致贻误读者，真是万幸。我觉得强辩是不能胜过事实的，认错并不是坏事，所以将子修君的信也登出来，大家看看。同时更希望许多读者都能像子修君那样的指教。此外还有一个感想，就是觉得一般人看见别人有错，因为事不干己，总是闷在肚里不响，因此才铸成了大错。所以尤其希望子修君和许多读者，本着这种精神做去，也许社会因此可以改善得多了。”就这样，何心冷把读者的那封信同时刊载出来。何心冷以其“君子坦荡荡”赢得了读者的信任，更赢得了读者的支持。
注 释：
①周雨编：《大公报人忆旧》，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②心冷：《我们说些什么》，《大公报·艺林》（第1号），1926年9月1日。
③《第一下》，《大公报·铜锣》（第1号），1927年3月7日。
④园丁：《如是云云》，《大公报·小公园》（第28号），1928年2月3日。
⑤园丁：《镰刀》，《大公报·小公园》（第179号），1928年7月5日。
⑥园丁：《想起澳洲预言家》，《大公报·小公园》（第11号），1928年1月11日。
⑦园丁：《仙人掌》，《大公报·小公园》（第217号），1928年8月16日。
⑧《编者敬告读者与作者》，《大公报·电影》（第1号），1927年2月15日。
⑨心冷：《现在中国的电影界不需要打吗啡针》，《大公报·电影》（第3号），1928年1月17日。
（李秀云为天津师范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高建光为天津日报社主任编辑）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