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我特别崇拜会下盲棋、而且还能找到对手的人。棋盘棋子一概不用，两个人往床上一躺，面对面闭起双目：“炮二平五—马八进七—马二进三—车九平八……”，两股意念在看不见的地方厮杀，待到发现不妙，猛地睁眼，却早已迎着对方的眼神：“炮三进三，将！”胜负的天平朝一边猛地一沉。
　　告诉我这些的是我的一位远房叔伯。他是个神一般的长辈，曾经把地雷挖出来拆开了当废品卖，卖了一年，也没有被人举报倒卖国家财产。在出神入化的意念的牵引下，他大概无法控制自己不去做什么，甚至无力控制自己的眼睛不去看到什么看不到的东西。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伊斯梅爾·卡达莱的小说《亡军的将领》里，那是另一个盲棋之夜，对手是一个意大利军官和一个德国军官，他们分别受命来到阿尔巴尼亚为本国阵亡士兵的亲人搜检遗骨，在那个夜晚，两人在头脑里复活了那些亡兵，把他们驱到前线交战。
　　卡达莱出生于1936年，故乡是阿尔巴尼亚北方城市吉诺卡斯特，它有个足够吸引旅行者的名字——“博物馆之城”。卡达莱和恩维尔·霍查大概是半个世纪以来阿尔巴尼亚最有国际知名度的两个名字，也曾过从甚密：卡达莱曾在霍查的太太、以铁腕著称的奈奇米耶·霍查手下领导过文化部。20世纪欧陆国家版图持续动荡，阿尔巴尼亚也是城头变幻，被奥斯曼人、意大利人、德国人轮番占领，二战结束后沦为苏联卫星国，要看老大哥眼色行事。“博物馆之城”的名字也是那时被冠以的，卡达莱在小说《错宴》里写道，“这在一些人看来是个荣耀，但是在多数人看来是个耻辱”，因为这毕竟是受制于人的证明，既然被重新定位，就会有一大批老建筑需要更名改姓乃至拆洗翻修。
　　《错宴》写的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冤狱：吉诺卡斯特当地名流古拉梅托大夫，在德军到来时，以老同学的名义出面宴请总指挥弗里茨·冯·施瓦伯，并让其释放了阿尔巴尼亚人质。这场“错宴”日后就成了大夫“通敌”的铁证，他被监禁在夏妮娜洞穴监狱里接受刑讯。围绕这起大审讯，阿尔巴尼亚平民显示出惊恐、困惑、迟钝、后知后觉的素质，古拉梅托大夫被处死的那一天，只有他自己的梦境相伴。
　　即使在霍查时期，《错宴》多半也可以被当局放行出版，因为它揭露的是苏联帝国史上的一块伤疤——臭名昭著的“医生阴谋”，而霍查政权早从1961年就和苏共决裂了。“医生阴谋”，简单地说就是斯大林怀疑克里姆林宫的医生们都是一个地下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成员，早晚要暗害他，因此，从1952年底到次年春天，阿尔巴尼亚卷入了这起揪斗内鬼的大运动之中。领导迫害古拉梅托大夫的沙乔·梅兹尼最后给他的控词是这样的：“你们是约哈纳的成员：犹太人、德国人、阿尔巴尼亚人、匈牙利人……你们到处都在约会。”“约哈纳”即那个被苏联方面认定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名字。
　　《错宴》整个阴暗的故事里惟一的亮点，是斯大林去世后卫星国里那些追随者的如丧考妣，但是旋即，沙乔·梅兹尼就把痛苦转嫁到了在押的古拉梅托大夫头上：“他想象着他恬不知耻的微笑：他走了，逝去了，你们亲爱的父亲，他把你们扔下了，你们所有的人，哈，哈，哈……”
　　就像一盘盲棋没有棋谱，这场招来杀身之祸的“错宴”也是没有真相的。卡达莱本人习惯性地与故事的核心秘密保持着安全的距离，但是，这更让人对独裁的隐秘、予取予夺不寒而栗。它的淫威覆水难收，不得不永远依靠暴力、欺骗、语焉不详的律法条规来解决问题，无怪乎这一制度下的人们，总要感慨现实始终比小说更加荒诞不经，你身边随时都飘浮着肥皂泡，戳破一个又冒出一个，可你实在无法以看戏的轻松心态去面对它。
　　“医生阴谋”的前奏，是1952年12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鲁道夫·斯兰斯基和其他10人被绞死在布拉格，他们都被敲上了“犹太血统”的烙印。处刑前，斯兰斯基供认说，自己其实是西方势力雇佣的一名犹太复国主义间谍。转过年来的1月，克里姆林宫的所有医生都被抓了起来。讽刺的是，就在斯兰斯基死后两周，维也纳音乐厅里还举办了全球左派的世界和平大会。会上，左派旗手让-保尔·萨特给他的发言总结陈词道：“有朝一日，当他们的悔憾消融了一点点怀疑和恐惧的时候，当无人地带、反共势力败退了的时候，我们会说，在协助实现世界和平之前，我们为在自己国家实现和解贡献了一臂之力。”他还说，很可惜，有一些人因为害怕“被收买”而错过了这次大会——很多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左翼分子，未敢前来与斯大林的苏联“共商大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