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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审判自1946年5月3日始，至1948年11月宣判终结。由中国、前苏联、美国、英国、法国等11国提名的11名法官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开庭，对日本首要战犯进行了国际审判。其间共开庭818次，庭审记录长达约5万页，文字达1000万，出庭作证的证人达419人，出示法庭证据4336件，判决书长达1213页。审判吸引了20万旁听者，其规模超过了纽伦堡审判，堪称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国际审判。
布网
一声枪响过后，30多名美国宪兵呼啦啦地冲进了屋子，满身鲜血的东条英机倒在椅子上，这是1945年9月11日发生在日本的一幕。枪响之前，率领重兵围堵在大门口的盟军总部特勤保罗·克劳斯中将曾不耐烦地命令守在门口的宪兵说：“去！告诉这狗杂种，我们等的时间够长了，把这家伙带出来！”也许是这充满震慑的怒吼，刺激到了东条英机，让他在绝望之下举起手枪射向自己的心脏。充满戏剧性的是，由于他是左撇子，这一枪瞄歪了……
东条英机立即被送到医院。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三大元凶之一，他必须活着，必须接受公开审判，为此美国士兵主动献血抢救他。三个月后，伤愈出院的东条被直接送入了日本巢鸭监狱。这是天意。
为了防止日本战犯脱逃，驻日盟军从1945年9月11日开始的逮捕在继续着，日本统治集团陷入人人自危、惶恐不安的境地中……
1945年的11月，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而组建的盟军总部国际检察局正式成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办公地点和审判地点，设在曾是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神经中枢的军部大厦。这样的选址方式，用意十分明显。
1946年1月28日，由于向哲浚（当时担任上海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在重庆时的推荐，师弟梅汝璈的名字出现在盟军总部公布的11国法官名单上。两个月后，梅汝璈从上海飞往东京，从他当天的日记里，可以看到一个肩负使命的中国法官初到东京时的复杂心情：我注视公路两旁的景象和路上日本男女的表情。我的总印象是横滨和东京的工厂都炸光烧光了。他们和我22年前在日本所见的已经太不相同了。孰令改之？这是不能不叫我们正要审判的那些战犯们负责的！他们搅乱了世界，荼害了中国，而且葬送了他们自己国家的前途。一个本可以有所作为的国家却招致这样的命运，真是“自作孽不可活”。
在各国检察官和助手们的通力合作下，起诉书的撰写工作终于在1946年4月28日全部完成。一天后，起诉书被送到巢鸭监狱28名被告手中。巢鸭监狱里异乎寻常地一片寂静。
丧钟即将为倒行逆施者敲响。
风波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的前一天，1946年5月2日，法庭做最后一次隆重的彩排。但就在这次彩排中，一场尖锐的冲突几乎差点儿毁掉即将开始的东京审判。
5月2日上午，法庭书记官紧急通知各国法官，下午4点举行开庭仪式预演，到时候要拍照，要穿上正式的法袍做好准备。当11国法官来到法庭内的法官专用休息室的时候，庭长卫勃宣布说：“排列次序是美国、英国、中国、苏联、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荷兰、印度、新西兰、菲律宾。”卫勃还郑重补充道：“这是经过盟军最高统帅部同意的。”
庭长这一宣布使大家愕然。梅汝璈立即对这一安排提出强烈抗议，他一字一句地说道：“我绝不接受这种于法无据、于理不合的安排！中国是受日本侵略最烈、抗战最久、牺牲最大的国家，在审判日本战犯的国际法庭里它应有的席位竟会降低到英国之下，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不相信中国政府会同意这个安排；同时，我也怀疑这个安排真正是最高统帅做出的。”
接着，他愤然脱下象征着权力的黑色丝质法袍，拒绝“彩排”，他说：“摄影师和新闻记者目前都等在审判大厅里，他们必定要拍照报道，如若这些报道传回国内，广大民众甚至会责难我的软弱无能，所以我绝不出席彩排。至于我自己，我要慎重考虑一下。我可以向政府请示，看它是否支持我，如果不支持，我辞职，请另外派人。”说完，梅汝璈决绝地朝门外走去。
由于他的据理力争，庭长当即召集法官们表决后，决定将入场顺序和法官座次按日本投降各受降国签字顺序安排。因此这次预演推迟了半个多小时进行。
当11位对日参战国的法官穿着法袍庄严地坐在审判席上等待预演开始时，法官之间又因国旗位置而发生争执。在审判席后面插参战国国旗的位置上，将美国国旗插在了第一位，却将中国国旗插在第二位，中国的法律顾问吴学义一看，立刻向梅汝璈打手势。梅汝璈马上心领神会，向庭长卫勃提出：“中国国旗应插在第一位。”
美国法官克莱墨十分傲慢地问：“为什么？”梅汝璈当即用流利的英语慷慨激昂地阐述了中国军民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直到1945年8月15日打败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和代价。他说：“残暴的日本法西斯分子在侵略战争中犯下了滔天罪行，深受其害的中国人民伤痕累累，几千万亡灵沉冤九泉。17年间，为抗击日本侵略者，中国军民伤亡逾3500万人，击毙、击伤日军达130多万，数额占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伤亡总数的70%。事实充分证明，中国正是打败日本军国主义的主力。”
随即，中美双方展开激烈的争辩。几番唇枪舌剑，美方理屈词穷，最终做出让步，中国国旗插在了第一位，美国国旗则移至第二位。这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代表团出席国际会议有史以来国旗插在首位的第一次！
当晚梅汝璈与庭长老卫在酒吧间里相遇，老卫说：“明天是我们‘开张大吉’的日子，早点睡觉吧”，之后他们相视一笑。
鸣钟
1946年5月3日上午8点42分，在一前一后两辆白色威利斯美军吉普的警戒下，押送日本战犯的美军道奇客车停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门口。
在东京的《朝日新闻》记者在报道中对法庭环境是这样描写的：红色、白色的杜鹃花，在土堤青草中吐露芳香，一条混凝土坡道沿着路基往上盘旋，这就是通往东京法庭的道路。昔日得志猖狂，如今一枕黄粱，战败后的第一年，晚春初夏时节，市谷高地就迎来了“末日审判”。 5月3日，卫勃率领全体法官出现在法庭上，梅汝璈坐在卫勃的左侧。这个位置很显著，便于和庭长直接交换意见。在以后的庭审中，梅汝璈在这个位置上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梅汝璈当天的日记里，记下了他在法庭上的心情：面对着我眼前的这一群战犯使我内心发生无限愤恨，无限感触。这些人都是侵华老手，毒害了中国几十年，我国数百万、数千万同胞曾死于他们之手。所以我的愤恨便是同胞的愤恨，我今天能高居审判台上来惩罚这些元凶，都是我千百万同胞的血肉换来的，我应该警惕！我应该郑重！今天是机器真正开动的一天，我希望一切从此急转直下，不再延宕。想到这里，我感到说不出的愉快。
但是，尽管一个法官有着良好的愿望，审判的进程却并不能因此而改变。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进程漫长得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以至于后来当人们提起这场世纪大审判的时候，经常形容其为“就像是一场艰苦的马拉松”。
5月6日，星期一，法庭上午9点半开庭。法庭对被告作“认罪传讯”，第一个回答的是荒木贞夫。1931年，他直接参与了阴谋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荒木贞夫在回答是否承认自己有罪时迟疑了片刻说：“我已经阅读了起诉书，同时知道我是处于一个不利的位置，有关所涉及的第一个问题，对和平以及人性的犯罪，荒木我在70年的生涯中就会变得毫无意义……”
梅汝璈看到荒木贞夫拉开架式像要进行长篇大论的演说，就立刻对卫勃说：“赶快制止他！”卫勃当即打断了荒木贞夫的话说：“现在不是演说的时候，你只需要回答有罪或者无罪。”“我不承认任何指控。我是无罪的。”
东条英机是第26个被叫起来的。他说：“对（我）的全部指控，我，认为（我）无罪。”在法庭上，所有战犯都声明自己是无罪的。但是，理直气壮地说自己无罪并不意味着就可以逃避审判。一个日本记者的报道说明了当时日本人的矛盾心情：“按日本人的想法，罪行那么明显，还要在认罪传讯时宣称无罪，很容易被人看成耻辱。”
1946年5月17日，辩护方面的观点和动议被法庭全面否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开始程序就此结束。
1946年9月，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过程中，迎来了最沉重、也是最震撼人们心灵的一幕，那就是对“南京大屠杀”进行审理的时刻。为了弄清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真相，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此设立了一个独立的单元进行法庭调查。
美国检察官萨顿首先主持讯问。他在开场词中说：“上海和南京一带的中国心脏地区，土地肥沃，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而正是南京，在一场违反国际法和全部战争法规的军事侵略中沦陷了，被洗劫、炸毁和烧光了。”
中国检察官向法庭提供了包括中国和美国人在内的13名证人的证词。
第一个在法庭作证的，是当时在南京大学医院工作的美籍医生罗伯特·威尔逊。在许多中外同事逃离南京避难的时候，威尔逊留了下来。他目击了日本侵略军在南京的血腥屠杀，就在他的医院里，不断有被日本兵刺伤、 砍伤、 烧伤和强奸或者死里逃生的人被送来，这个拥有180张床位的医院始终爆满，从1937年12月13日开始，在六七个星期里日本军队一直在屠杀中国人。3个死里逃生的中国证人出现在法庭上，尚德义于12月16日和哥哥尚德仁、堂兄尚德全一起被日军抓住，被带到长江边上的下关，与其他1000名难民被机关枪扫射，死里逃生；伍长德于1937年12月15日被日军从南京难民区抓走，和其余的2000多名难民一同带到汉西门外，日本军人用4挺重机枪向手无寸铁的难民扫射，伍长德在枪响之前倒地，幸免一死，但接着又被日军的刺刀乱捅，被浇上油焚烧，伍长德疼得滚入护城河，侥幸逃脱；陈福宝在日军进城的第二天从避难地区被抓走。当时，在南京，日本士兵只要看到戴帽子、手上有茧子的中国人就会立刻枪毙，其中大部分是平民。两天以后，他再次被抓，日本兵让他们摔跤，输了的就会被刺刀捅死。
这些幸存者在法庭上的证词惊心动魄，给所有在场的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1946年10月，约翰·马基牧师出现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证人席上。他的作证和他所出示的影片资料让法庭上的所有人感到惊愕不已。（1937年12月，日军攻陷南京时，马基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和德国人拉贝共同筹办了南京安全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他目睹了日军烧杀淫掠的血腥场面，冒着生命危险用摄影机拍摄了长度达105分钟的真实史料。这段影像资料被检察方面做为物证当庭放映。）随着法庭调查的深入，侵华日军越来越多的犯罪事实被揭露出来。约翰·马基牧师说，一天夜里，日本兵竟三次闯进他的住宅，目的是想强奸藏在他家里的一个小女孩儿，其次就是盗窃财物。每次经他高声斥责后，这个日本兵便抱头鼠窜地溜走，但每次都要偷点值钱的东西。为了满足他的贪财欲望，最后一次，约翰·马基故意让他在衣服口袋中掏走了仅有的60元纸币。在得到这点意外之财后，这个日本兵便怀着满意的心情，一溜烟似的从后门逃走了。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调查审理南京大屠杀事件的20天中，整个大厅里的空气一直是沉重而悲愤的，唯有马基神父讲完这个他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时，法官和法庭上的所有人都笑了。坐在被告席上的那些战犯，特别是松井石根的表情极为难堪。
在法庭对松井石根的审讯中，他的辩护律师组织了一系列反证证人，为他所犯下的罪行进行开脱。日本辩护团的观点是：屠杀南京市民是绝对没有的；屠杀中国军人俘虏是误传；对外国权益和财产的侵犯是中国士兵干的还是日本士兵干的，现在还搞不清楚；对妇女的不法行为和抢劫是小规模的。
检察官向哲浚愤怒至极，他出庭指控松井石根：“日军占领南京后发生的大屠杀，在中国军队停止了一切抵抗，南京市完全由被告松井石根指挥下的军队控制后，开始了暴行和犯罪的大骚乱，一直延续了40多天无人控制。”
接着，美国检察官莫罗出庭讯问，他指控以松井石根为首的日军使中国南京居民深陷极大的痛苦和暴力之中，妇女遭到野兽般的奸淫，一群群日军暴徒用枪弹、刺刀不停地制造举世罕见的死亡和恐怖。 松井石根的辩护律师伊藤清打断莫罗的发言，要求把所有概括和带结论性的言词从庭审笔录中删去。首席检察官季南起身大声驳斥伊藤清：“这个事件就是被称之为现代战争史上独一无二、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为什么要删去？！”
或许是自知理亏，或许是良心发现，松井石根在东京巢鸭监狱等待最后宣判的时候，曾经向僧人花山信胜忏悔道：“南京事件，可耻之极。”
落幕
日本战犯被押回巢鸭监狱，等待法庭对他们做出最后判决。按照预定的程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进入起草判决书的工作。经过法官们的讨论，判决书确定为11章。其中对中国的侵略部分单独列为一章。
作为来自中国的法官，梅汝璈理所当然负责判决书《日本对华侵略》的起草工作。判决书写得如何，将直接影响到最终的判决结果。面对法庭两年来的审判，证据证言堆积如山，梅汝璈和他的两个助手夜以继日，竭尽全力。事后，梅汝璈曾经回忆说，那些日子，他们就像钻在成千上万件证据和国际法典中的虫子，每天在上面爬来爬去，生怕会遗漏了重要的东西。
中国法官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向法庭提交了长达两百多页的判决书。这是所有判决书中撰写得最快的一份，并很快获得法官会议的通过。在这之后，法官就将面临他们使命中最重大、也是最紧要的工作，即给所有被告量刑。
从那份在法庭审理结束3天后国民政府外交部发给梅汝璈的“东字1103号密电”中，可以清晰地感到中国政府当时的心情。那封密电指示梅汝璈代表中国政府要求对土肥原贤二、坂垣征四郎等9名侵华主犯“应主从严惩治”。与此同时，中国国内舆论也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马拉松式的审判极为不满，纷纷致电、写信给外交部或梅汝璈，强烈要求迅速结束审判，严惩战犯。
“世人需以宽宏、谅解、慈悲为怀，不应该以正义的名义来实施报复。”印度法官帕尔博士“宽容”的态度令人瞠目结舌。法庭进入最后的秘密评议（量刑）阶段，11国法官在是否判处死刑的问题上，意见发生根本分歧。原来，东京法庭制定了共同遵守的诉讼程序，却没有一个共同的量刑依据。各国法律对死刑规定不同，因此，11国法官援引本国法律条款，各执己见。东京法庭有法官11人，决定每一被告的刑度需要至少6票（过半数）。凡本国已废除死刑的法官，自然不愿意投死刑票。比如来自澳大利亚的卫勃庭长主张将战犯们流放到荒岛上。而美国法官克莱麦尔虽同意死刑，但他的注意力仅限于对发动太平洋战争和虐待美军俘虏的那些战犯坚持判死刑。
虽然法官们还没有进行最后的投票，但通过他们争辩表态时的言辞已能看出，力主死刑的人是少数。怎么办？这最后的量刑争议使梅汝璈急白了头。个人之颜面还是小事，千百万同胞的血债必须讨还！此时是梅汝璈度过的最为艰难的日子。梅汝璈和助手议定：土肥原贤二和松井石根两战犯，双手沾满中国人民的鲜血，若不能严惩，决无颜再见江东父老，唯有蹈海而死，以谢国人。
1948年7月27日，由美国陆军部9人和日本26个人组成的翻译团将从8月2日进入东京的服部住宅，切断一切同外界的联系，开始进行翻译判决书的工作。
日历一页页向后翻着，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再次开庭。庭长卫勃的第一句话是：“现在开始，本法官宣布判决。”这份判决一共宣读了7天，1948年11月12日3点27分，卫勃宣读完了判决书的上的最后一个字。
据梅汝璈的回忆录中记载，整整一个星期，他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日夜与各国法官磋商。花了许多心血，费了无数口舌，最后的投票表决日到了。6票对5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通过了对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7名首恶处以绞刑的严正判决。28名甲级战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梅汝璈凭着他丰富的经验和渊博的法律知识，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今关于那其余5票是谁投的由于所有法官宣过誓，而且没有文字记录，没有摄影与拍照而成了一个永久的秘密。但这些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公理与正义得到了彰显。
丧钟在1948年圣诞夜的前一天，终于为战争的制造者鸣响了，杀戮者的狂热梦想在绞刑台上被永久地终结。黎明时分，盟军总部的军用吉普车在蒙蒙的细雨中，把火化的战犯骨灰抛洒到荒野上。
7天后，是1949年的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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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声枪响过后，30多名美国宪兵呼啦啦地冲进了屋子，满身鲜血的东条英机倒在椅子上，这是1945年9月11日发生在日本的一幕。枪响之前，率领重兵围堵在大门口的盟军总部特勤保罗·克劳斯中将曾不耐烦地命令守在门口的宪兵说：“去！告诉这狗杂种，我们等的时间够长了，把这家伙带出来！”也许是这充满震慑的怒吼，刺激到了东条英机，让他在绝望之下举起手枪射向自己的心脏。充满戏剧性的是，由于他是左撇子，这一枪瞄歪了……
东条英机立即被送到医院。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三大元凶之一，他必须活着，必须接受公开审判，为此美国士兵主动献血抢救他。三个月后，伤愈出院的东条被直接送入了日本巢鸭监狱。这是天意。
为了防止日本战犯脱逃，驻日盟军从1945年9月11日开始的逮捕在继续着，日本统治集团陷入人人自危、惶恐不安的境地中……
1945年的11月，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而组建的盟军总部国际检察局正式成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办公地点和审判地点，设在曾是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神经中枢的军部大厦。这样的选址方式，用意十分明显。
1946年1月28日，由于向哲浚（当时担任上海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在重庆时的推荐，师弟梅汝璈的名字出现在盟军总部公布的11国法官名单上。两个月后，梅汝璈从上海飞往东京，从他当天的日记里，可以看到一个肩负使命的中国法官初到东京时的复杂心情：我注视公路两旁的景象和路上日本男女的表情。我的总印象是横滨和东京的工厂都炸光烧光了。他们和我22年前在日本所见的已经太不相同了。孰令改之？这是不能不叫我们正要审判的那些战犯们负责的！他们搅乱了世界，荼害了中国，而且葬送了他们自己国家的前途。一个本可以有所作为的国家却招致这样的命运，真是“自作孽不可活”。
在各国检察官和助手们的通力合作下，起诉书的撰写工作终于在1946年4月28日全部完成。一天后，起诉书被送到巢鸭监狱28名被告手中。巢鸭监狱里异乎寻常地一片寂静。
丧钟即将为倒行逆施者敲响。
风波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的前一天，1946年5月2日，法庭做最后一次隆重的彩排。但就在这次彩排中，一场尖锐的冲突几乎差点儿毁掉即将开始的东京审判。
5月2日上午，法庭书记官紧急通知各国法官，下午4点举行开庭仪式预演，到时候要拍照，要穿上正式的法袍做好准备。当11国法官来到法庭内的法官专用休息室的时候，庭长卫勃宣布说：“排列次序是美国、英国、中国、苏联、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荷兰、印度、新西兰、菲律宾。”卫勃还郑重补充道：“这是经过盟军最高统帅部同意的。”
庭长这一宣布使大家愕然。梅汝璈立即对这一安排提出强烈抗议，他一字一句地说道：“我绝不接受这种于法无据、于理不合的安排！中国是受日本侵略最烈、抗战最久、牺牲最大的国家，在审判日本战犯的国际法庭里它应有的席位竟会降低到英国之下，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不相信中国政府会同意这个安排；同时，我也怀疑这个安排真正是最高统帅做出的。”
接着，他愤然脱下象征着权力的黑色丝质法袍，拒绝“彩排”，他说：“摄影师和新闻记者目前都等在审判大厅里，他们必定要拍照报道，如若这些报道传回国内，广大民众甚至会责难我的软弱无能，所以我绝不出席彩排。至于我自己，我要慎重考虑一下。我可以向政府请示，看它是否支持我，如果不支持，我辞职，请另外派人。”说完，梅汝璈决绝地朝门外走去。
由于他的据理力争，庭长当即召集法官们表决后，决定将入场顺序和法官座次按日本投降各受降国签字顺序安排。因此这次预演推迟了半个多小时进行。
当11位对日参战国的法官穿着法袍庄严地坐在审判席上等待预演开始时，法官之间又因国旗位置而发生争执。在审判席后面插参战国国旗的位置上，将美国国旗插在了第一位，却将中国国旗插在第二位，中国的法律顾问吴学义一看，立刻向梅汝璈打手势。梅汝璈马上心领神会，向庭长卫勃提出：“中国国旗应插在第一位。”
美国法官克莱墨十分傲慢地问：“为什么？”梅汝璈当即用流利的英语慷慨激昂地阐述了中国军民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直到1945年8月15日打败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和代价。他说：“残暴的日本法西斯分子在侵略战争中犯下了滔天罪行，深受其害的中国人民伤痕累累，几千万亡灵沉冤九泉。17年间，为抗击日本侵略者，中国军民伤亡逾3500万人，击毙、击伤日军达130多万，数额占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伤亡总数的70%。事实充分证明，中国正是打败日本军国主义的主力。”
随即，中美双方展开激烈的争辩。几番唇枪舌剑，美方理屈词穷，最终做出让步，中国国旗插在了第一位，美国国旗则移至第二位。这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代表团出席国际会议有史以来国旗插在首位的第一次！
当晚梅汝璈与庭长老卫在酒吧间里相遇，老卫说：“明天是我们‘开张大吉’的日子，早点睡觉吧”，之后他们相视一笑。
鸣钟
1946年5月3日上午8点42分，在一前一后两辆白色威利斯美军吉普的警戒下，押送日本战犯的美军道奇客车停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门口。
在东京的《朝日新闻》记者在报道中对法庭环境是这样描写的：红色、白色的杜鹃花，在土堤青草中吐露芳香，一条混凝土坡道沿着路基往上盘旋，这就是通往东京法庭的道路。昔日得志猖狂，如今一枕黄粱，战败后的第一年，晚春初夏时节，市谷高地就迎来了“末日审判”。 5月3日，卫勃率领全体法官出现在法庭上，梅汝璈坐在卫勃的左侧。这个位置很显著，便于和庭长直接交换意见。在以后的庭审中，梅汝璈在这个位置上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梅汝璈当天的日记里，记下了他在法庭上的心情：面对着我眼前的这一群战犯使我内心发生无限愤恨，无限感触。这些人都是侵华老手，毒害了中国几十年，我国数百万、数千万同胞曾死于他们之手。所以我的愤恨便是同胞的愤恨，我今天能高居审判台上来惩罚这些元凶，都是我千百万同胞的血肉换来的，我应该警惕！我应该郑重！今天是机器真正开动的一天，我希望一切从此急转直下，不再延宕。想到这里，我感到说不出的愉快。
但是，尽管一个法官有着良好的愿望，审判的进程却并不能因此而改变。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进程漫长得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以至于后来当人们提起这场世纪大审判的时候，经常形容其为“就像是一场艰苦的马拉松”。
5月6日，星期一，法庭上午9点半开庭。法庭对被告作“认罪传讯”，第一个回答的是荒木贞夫。1931年，他直接参与了阴谋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荒木贞夫在回答是否承认自己有罪时迟疑了片刻说：“我已经阅读了起诉书，同时知道我是处于一个不利的位置，有关所涉及的第一个问题，对和平以及人性的犯罪，荒木我在70年的生涯中就会变得毫无意义……”
梅汝璈看到荒木贞夫拉开架式像要进行长篇大论的演说，就立刻对卫勃说：“赶快制止他！”卫勃当即打断了荒木贞夫的话说：“现在不是演说的时候，你只需要回答有罪或者无罪。”“我不承认任何指控。我是无罪的。”
东条英机是第26个被叫起来的。他说：“对（我）的全部指控，我，认为（我）无罪。”在法庭上，所有战犯都声明自己是无罪的。但是，理直气壮地说自己无罪并不意味着就可以逃避审判。一个日本记者的报道说明了当时日本人的矛盾心情：“按日本人的想法，罪行那么明显，还要在认罪传讯时宣称无罪，很容易被人看成耻辱。”
1946年5月17日，辩护方面的观点和动议被法庭全面否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开始程序就此结束。
1946年9月，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过程中，迎来了最沉重、也是最震撼人们心灵的一幕，那就是对“南京大屠杀”进行审理的时刻。为了弄清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真相，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此设立了一个独立的单元进行法庭调查。
美国检察官萨顿首先主持讯问。他在开场词中说：“上海和南京一带的中国心脏地区，土地肥沃，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而正是南京，在一场违反国际法和全部战争法规的军事侵略中沦陷了，被洗劫、炸毁和烧光了。”
中国检察官向法庭提供了包括中国和美国人在内的13名证人的证词。
第一个在法庭作证的，是当时在南京大学医院工作的美籍医生罗伯特·威尔逊。在许多中外同事逃离南京避难的时候，威尔逊留了下来。他目击了日本侵略军在南京的血腥屠杀，就在他的医院里，不断有被日本兵刺伤、 砍伤、 烧伤和强奸或者死里逃生的人被送来，这个拥有180张床位的医院始终爆满，从1937年12月13日开始，在六七个星期里日本军队一直在屠杀中国人。3个死里逃生的中国证人出现在法庭上，尚德义于12月16日和哥哥尚德仁、堂兄尚德全一起被日军抓住，被带到长江边上的下关，与其他1000名难民被机关枪扫射，死里逃生；伍长德于1937年12月15日被日军从南京难民区抓走，和其余的2000多名难民一同带到汉西门外，日本军人用4挺重机枪向手无寸铁的难民扫射，伍长德在枪响之前倒地，幸免一死，但接着又被日军的刺刀乱捅，被浇上油焚烧，伍长德疼得滚入护城河，侥幸逃脱；陈福宝在日军进城的第二天从避难地区被抓走。当时，在南京，日本士兵只要看到戴帽子、手上有茧子的中国人就会立刻枪毙，其中大部分是平民。两天以后，他再次被抓，日本兵让他们摔跤，输了的就会被刺刀捅死。
这些幸存者在法庭上的证词惊心动魄，给所有在场的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1946年10月，约翰·马基牧师出现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证人席上。他的作证和他所出示的影片资料让法庭上的所有人感到惊愕不已。（1937年12月，日军攻陷南京时，马基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和德国人拉贝共同筹办了南京安全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他目睹了日军烧杀淫掠的血腥场面，冒着生命危险用摄影机拍摄了长度达105分钟的真实史料。这段影像资料被检察方面做为物证当庭放映。）随着法庭调查的深入，侵华日军越来越多的犯罪事实被揭露出来。约翰·马基牧师说，一天夜里，日本兵竟三次闯进他的住宅，目的是想强奸藏在他家里的一个小女孩儿，其次就是盗窃财物。每次经他高声斥责后，这个日本兵便抱头鼠窜地溜走，但每次都要偷点值钱的东西。为了满足他的贪财欲望，最后一次，约翰·马基故意让他在衣服口袋中掏走了仅有的60元纸币。在得到这点意外之财后，这个日本兵便怀着满意的心情，一溜烟似的从后门逃走了。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调查审理南京大屠杀事件的20天中，整个大厅里的空气一直是沉重而悲愤的，唯有马基神父讲完这个他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时，法官和法庭上的所有人都笑了。坐在被告席上的那些战犯，特别是松井石根的表情极为难堪。
在法庭对松井石根的审讯中，他的辩护律师组织了一系列反证证人，为他所犯下的罪行进行开脱。日本辩护团的观点是：屠杀南京市民是绝对没有的；屠杀中国军人俘虏是误传；对外国权益和财产的侵犯是中国士兵干的还是日本士兵干的，现在还搞不清楚；对妇女的不法行为和抢劫是小规模的。
检察官向哲浚愤怒至极，他出庭指控松井石根：“日军占领南京后发生的大屠杀，在中国军队停止了一切抵抗，南京市完全由被告松井石根指挥下的军队控制后，开始了暴行和犯罪的大骚乱，一直延续了40多天无人控制。”
接着，美国检察官莫罗出庭讯问，他指控以松井石根为首的日军使中国南京居民深陷极大的痛苦和暴力之中，妇女遭到野兽般的奸淫，一群群日军暴徒用枪弹、刺刀不停地制造举世罕见的死亡和恐怖。 松井石根的辩护律师伊藤清打断莫罗的发言，要求把所有概括和带结论性的言词从庭审笔录中删去。首席检察官季南起身大声驳斥伊藤清：“这个事件就是被称之为现代战争史上独一无二、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为什么要删去？！”
或许是自知理亏，或许是良心发现，松井石根在东京巢鸭监狱等待最后宣判的时候，曾经向僧人花山信胜忏悔道：“南京事件，可耻之极。”
落幕
日本战犯被押回巢鸭监狱，等待法庭对他们做出最后判决。按照预定的程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进入起草判决书的工作。经过法官们的讨论，判决书确定为11章。其中对中国的侵略部分单独列为一章。
作为来自中国的法官，梅汝璈理所当然负责判决书《日本对华侵略》的起草工作。判决书写得如何，将直接影响到最终的判决结果。面对法庭两年来的审判，证据证言堆积如山，梅汝璈和他的两个助手夜以继日，竭尽全力。事后，梅汝璈曾经回忆说，那些日子，他们就像钻在成千上万件证据和国际法典中的虫子，每天在上面爬来爬去，生怕会遗漏了重要的东西。
中国法官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向法庭提交了长达两百多页的判决书。这是所有判决书中撰写得最快的一份，并很快获得法官会议的通过。在这之后，法官就将面临他们使命中最重大、也是最紧要的工作，即给所有被告量刑。
从那份在法庭审理结束3天后国民政府外交部发给梅汝璈的“东字1103号密电”中，可以清晰地感到中国政府当时的心情。那封密电指示梅汝璈代表中国政府要求对土肥原贤二、坂垣征四郎等9名侵华主犯“应主从严惩治”。与此同时，中国国内舆论也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马拉松式的审判极为不满，纷纷致电、写信给外交部或梅汝璈，强烈要求迅速结束审判，严惩战犯。
“世人需以宽宏、谅解、慈悲为怀，不应该以正义的名义来实施报复。”印度法官帕尔博士“宽容”的态度令人瞠目结舌。法庭进入最后的秘密评议（量刑）阶段，11国法官在是否判处死刑的问题上，意见发生根本分歧。原来，东京法庭制定了共同遵守的诉讼程序，却没有一个共同的量刑依据。各国法律对死刑规定不同，因此，11国法官援引本国法律条款，各执己见。东京法庭有法官11人，决定每一被告的刑度需要至少6票（过半数）。凡本国已废除死刑的法官，自然不愿意投死刑票。比如来自澳大利亚的卫勃庭长主张将战犯们流放到荒岛上。而美国法官克莱麦尔虽同意死刑，但他的注意力仅限于对发动太平洋战争和虐待美军俘虏的那些战犯坚持判死刑。
虽然法官们还没有进行最后的投票，但通过他们争辩表态时的言辞已能看出，力主死刑的人是少数。怎么办？这最后的量刑争议使梅汝璈急白了头。个人之颜面还是小事，千百万同胞的血债必须讨还！此时是梅汝璈度过的最为艰难的日子。梅汝璈和助手议定：土肥原贤二和松井石根两战犯，双手沾满中国人民的鲜血，若不能严惩，决无颜再见江东父老，唯有蹈海而死，以谢国人。
1948年7月27日，由美国陆军部9人和日本26个人组成的翻译团将从8月2日进入东京的服部住宅，切断一切同外界的联系，开始进行翻译判决书的工作。
日历一页页向后翻着，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再次开庭。庭长卫勃的第一句话是：“现在开始，本法官宣布判决。”这份判决一共宣读了7天，1948年11月12日3点27分，卫勃宣读完了判决书的上的最后一个字。
据梅汝璈的回忆录中记载，整整一个星期，他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日夜与各国法官磋商。花了许多心血，费了无数口舌，最后的投票表决日到了。6票对5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通过了对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7名首恶处以绞刑的严正判决。28名甲级战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梅汝璈凭着他丰富的经验和渊博的法律知识，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今关于那其余5票是谁投的由于所有法官宣过誓，而且没有文字记录，没有摄影与拍照而成了一个永久的秘密。但这些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公理与正义得到了彰显。
丧钟在1948年圣诞夜的前一天，终于为战争的制造者鸣响了，杀戮者的狂热梦想在绞刑台上被永久地终结。黎明时分，盟军总部的军用吉普车在蒙蒙的细雨中，把火化的战犯骨灰抛洒到荒野上。
7天后，是1949年的新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