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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社会科学。任何国家的经济学都是为了解决本国经济问题、促进本国经济发展而存在的。由于各国经济学研究所依据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状况不同，得出的结论及其适用性也就不同。恩格斯曾明确指出：“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但目前我国经济学界在这方面尚未形成共识，凡崇洋喜外者总鄙夷异议者是“土包子”。而事实表明，只有符合国情的经济学才有生命力。
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
我们党历来主张一切理论都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反对生搬硬套外国理论模式。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我们的任务是要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每一个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
近年来，习近平同志又多次强调这个问题。2013年12月26日，他《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坚持独立自主，就要坚持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那样做的结果，不是必然遭遇失败，就是必然成为他人的附庸。”今年4月1日，他《在布鲁日欧洲学院的讲演》中说：“中国不能全盘照搬别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否则的话不仅会水土不服，而且会带来灾难性后果……‘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5月4日，他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发表的《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讲话中又说：“我们要虚心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但我们不能数典忘祖，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发展模式，也绝不会接受任何外国颐指气使的说教。”
面对波诡云谲的国际形势，学习体会习近平同志的这些观点，更觉其意味深长、意义重大，因为这是直接关系我们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的命运是由自己掌握还是任凭他人摆布的问题。必须说，我们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有13亿人的智慧和力量，完全能把自己国家的事情办好。中国梦只能靠中国人自己来圆，中国的理论也要靠我们自己立足中国实际来发展完善。
西方主流经济学脱离现实遭诟病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各国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巨大损失。国际金融危机之所以爆发，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误导是十分重要的原因。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借用数理方法以貌似严密的逻辑推理提出各种方程、模型、公式、杠杆，诱导与实体经济缺乏正相关的虚拟经济疯狂发展，为贪得无厌者搭建投机平台，最终金融泡沫破裂，酿成大危机。
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诟病，欧洲早有先声。2000年7月，法国一群大学生对新古典经济学提出抗议和请愿书，反对数学在经济学纯科学主义的无控制使用，要求高校打破新古典主流派的霸权地位，回归经济学方法多元化。此举感动许多经济学家，有200多位经济学教授签名支持，引起法国教育部的重视。此运动波及欧洲和美国，响应者甚众。今年5月，在英国、美国、巴西、俄罗斯等国高校有40多个分支组织的“国际学生倡导多元经济理论组织”致信英国《卫报》，批评西方高校主流经济学的狭隘教学内容严重损害了世界应对金融危机等挑战的能力，呼吁进行全面检讨。来自19个国家的大学生还发表宣言，猛烈抨击西方主流经济学与现实世界严重脱节，认为国际金融危机让西方经济学模型的先天不足暴露无遗，这些由数学公式支撑起来的模型不能解释重大的宏观经济事件比如危机、衰退、萧条等，要求经济学教学内容和研究方法多元化，打破西方主流经济学在高校的垄断地位。这些都预示着新一轮经济学革命将脱胎而出。先有体悟的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提的新著《21世纪资本论》在美国成为畅销书，绝非偶然。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也早有学者质疑数学在经济学中的运用是否必需，告诫“不要迷信‘诺贝尔经济学奖’”。
经济学研究应做好“中国特色”这篇大文章
经济学研究也需要民族精神。经济学说史上的一个典型例子是，19世纪40年代德国的李斯特根据德国当时的条件反对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主张，提出先保护本国民族工业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国民体系学说。这一学说在19世纪60年代付诸实践，推动德国在19世纪末实现工业化，跻身世界强国之列。我国老一辈经济学家马寅初、陈岱孙都曾推崇李斯特的民族精神。
今天，我国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全新的伟大事业，没有外国的理论模式可以照搬照抄，需要我们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紧密结合国情探索推进。西方经济学理论可以学习借鉴，但切不可迷失自我。我们必须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所说的“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加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和经济学研究。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我们进行理论研究的灯塔，也是我们对人类文化成果去伪存真、吐故纳新的强大思想武器。
经济学研究重在理论创新和实践效果。我国经济学研究只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做好“中国特色”这篇大文章，才能在世界经济学说史上写下独树一帜的光辉一页。令人遗憾的是，当前我国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还存在许多不如人意的地方。主要问题有：一是奉当代西方经济学为主流。习惯于盲从洋教条，闭门造车。既不搞社会调查研究，也少读或不读本国经济学著作。二是缺乏使命感、责任感。申报课题、出版论著，均为应付年终考核、晋升职称、获取学位、排定名次等的量化要求。三是有关著述轻经济思想创新、重数学模型包装。一些学术刊物基本不发表没有数学模型和方程的专业论文。为数学而数学的倾向促使很多研究者乱套模型、公式，甚至迷失在皇帝新衣般的数学欺骗中，浪费许多时间和精力。四是一些经济学者陷落在数理经济学的困惑中，忽视研究经济学所必备的哲学、史学、文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方面的修养，所写的论文往往思想浅薄、模型芜杂、枳味浓重。
弱者跟风，强者自立。我国经济学研究要更好地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理论依据，必须革除弊端、着力创新。这也就是要依据我国国情，建设具有本民族特色的经济学。只有这样的经济学才能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才有生命力。
（作者系厦门大学教授）
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
我们党历来主张一切理论都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反对生搬硬套外国理论模式。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我们的任务是要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每一个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
近年来，习近平同志又多次强调这个问题。2013年12月26日，他《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坚持独立自主，就要坚持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那样做的结果，不是必然遭遇失败，就是必然成为他人的附庸。”今年4月1日，他《在布鲁日欧洲学院的讲演》中说：“中国不能全盘照搬别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否则的话不仅会水土不服，而且会带来灾难性后果……‘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5月4日，他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发表的《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讲话中又说：“我们要虚心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但我们不能数典忘祖，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发展模式，也绝不会接受任何外国颐指气使的说教。”
面对波诡云谲的国际形势，学习体会习近平同志的这些观点，更觉其意味深长、意义重大，因为这是直接关系我们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的命运是由自己掌握还是任凭他人摆布的问题。必须说，我们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有13亿人的智慧和力量，完全能把自己国家的事情办好。中国梦只能靠中国人自己来圆，中国的理论也要靠我们自己立足中国实际来发展完善。
西方主流经济学脱离现实遭诟病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各国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巨大损失。国际金融危机之所以爆发，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误导是十分重要的原因。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借用数理方法以貌似严密的逻辑推理提出各种方程、模型、公式、杠杆，诱导与实体经济缺乏正相关的虚拟经济疯狂发展，为贪得无厌者搭建投机平台，最终金融泡沫破裂，酿成大危机。
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诟病，欧洲早有先声。2000年7月，法国一群大学生对新古典经济学提出抗议和请愿书，反对数学在经济学纯科学主义的无控制使用，要求高校打破新古典主流派的霸权地位，回归经济学方法多元化。此举感动许多经济学家，有200多位经济学教授签名支持，引起法国教育部的重视。此运动波及欧洲和美国，响应者甚众。今年5月，在英国、美国、巴西、俄罗斯等国高校有40多个分支组织的“国际学生倡导多元经济理论组织”致信英国《卫报》，批评西方高校主流经济学的狭隘教学内容严重损害了世界应对金融危机等挑战的能力，呼吁进行全面检讨。来自19个国家的大学生还发表宣言，猛烈抨击西方主流经济学与现实世界严重脱节，认为国际金融危机让西方经济学模型的先天不足暴露无遗，这些由数学公式支撑起来的模型不能解释重大的宏观经济事件比如危机、衰退、萧条等，要求经济学教学内容和研究方法多元化，打破西方主流经济学在高校的垄断地位。这些都预示着新一轮经济学革命将脱胎而出。先有体悟的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提的新著《21世纪资本论》在美国成为畅销书，绝非偶然。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也早有学者质疑数学在经济学中的运用是否必需，告诫“不要迷信‘诺贝尔经济学奖’”。
经济学研究应做好“中国特色”这篇大文章
经济学研究也需要民族精神。经济学说史上的一个典型例子是，19世纪40年代德国的李斯特根据德国当时的条件反对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主张，提出先保护本国民族工业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国民体系学说。这一学说在19世纪60年代付诸实践，推动德国在19世纪末实现工业化，跻身世界强国之列。我国老一辈经济学家马寅初、陈岱孙都曾推崇李斯特的民族精神。
今天，我国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全新的伟大事业，没有外国的理论模式可以照搬照抄，需要我们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紧密结合国情探索推进。西方经济学理论可以学习借鉴，但切不可迷失自我。我们必须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所说的“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加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和经济学研究。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我们进行理论研究的灯塔，也是我们对人类文化成果去伪存真、吐故纳新的强大思想武器。
经济学研究重在理论创新和实践效果。我国经济学研究只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做好“中国特色”这篇大文章，才能在世界经济学说史上写下独树一帜的光辉一页。令人遗憾的是，当前我国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还存在许多不如人意的地方。主要问题有：一是奉当代西方经济学为主流。习惯于盲从洋教条，闭门造车。既不搞社会调查研究，也少读或不读本国经济学著作。二是缺乏使命感、责任感。申报课题、出版论著，均为应付年终考核、晋升职称、获取学位、排定名次等的量化要求。三是有关著述轻经济思想创新、重数学模型包装。一些学术刊物基本不发表没有数学模型和方程的专业论文。为数学而数学的倾向促使很多研究者乱套模型、公式，甚至迷失在皇帝新衣般的数学欺骗中，浪费许多时间和精力。四是一些经济学者陷落在数理经济学的困惑中，忽视研究经济学所必备的哲学、史学、文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方面的修养，所写的论文往往思想浅薄、模型芜杂、枳味浓重。
弱者跟风，强者自立。我国经济学研究要更好地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理论依据，必须革除弊端、着力创新。这也就是要依据我国国情，建设具有本民族特色的经济学。只有这样的经济学才能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才有生命力。
（作者系厦门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