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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艺术的办法，不是让艺术家用自己的东西养自己。政府应该去保护这些人，让他们在无忧无虑的状态中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有质量的作品
25年前，陈其钢考上了教育部的公派研究生。在去法国的飞机上，他胸怀大志——西方拿文凭，归国当教授。抵达那天是7月1日，几乎所有高校都放假了。天气炎热，这一行人穿着西装，满头大汗站在异国大街上，茫然不知路在何方。
X
陈其钢性格里有敏感脆弱的一面，“见人就擦边走，不知道怎么打招呼”，同时又很强势，“到哪儿都是我说了算”。小时候常打架，欺负别的小孩。他承认自己“清高”，“非常难相处”，因为，“我很注意细节。对人的言谈举止，生活工作风格，衣服、手、头发是不是干净，都会很注意。”
他说他特别不喜欢别人的恭维，对国内一些人对恭维话的“耐听”感到匪夷所思。至于国内的知识分子，“经常卖弄知识，在电视里看到一开始还不错的知识分子，后来成卖膏药的了，什么都要管，什么都要评论，一个赛一个。”
梅西安大师的关门弟子
陈其钢的恩师梅西安是德彪西、拉威尔之后最重要的法国作曲家。梅西安的一个特别之处，是他认为某一种声音或声音的组合对应一种特定的颜色。
去法国之前，陈其钢非常崇洋，“想把西方的东西都吞下去，把自己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西方认可的音乐家”。那年他已经32岁，从来不敢想象能拜梅西安为老师。“可能人生中确实有所谓的缘分”，到法国后的一个周日，陈其钢与同学出去吃饭却找不到饭馆，有个骑自行车的老人停下来问他们是否需要帮助。老人的干儿子是梅西安夫人的学生。
通过这层撞上的关系，陈其钢给梅西安写了封信。15天后他收到回信，梅西安约他在两个月后见面。
两个月间，陈其钢泡在图书馆，听梅西安的作品，揣摩梅西安可能提出的问题，加紧学习相关的法语。
那个下午他与梅西安相对而坐，谈了4小时。话到中途，他忽然看见马路对面的那栋楼上有一个女人在烧窗帘，火越来越大。陈其钢想告诉梅西安外面着火了，但他不会说“火灾”这个词——这超出了他的准备。他只好比划：哎哎哎，看那个。
最终他与梅西安一起看着火被扑灭。“回到楼上的时候，我们的关系已经改变了，好像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一个本来很严肃的面试变成了家庭成员之间的谈话。”他成为梅西安的关门弟子，不能说没有那个放火女人的功劳。
自此，梅西安到哪儿都带着陈其钢，每个月讲一次课，3到4个小时，每到期末还给他钱。陈其钢至今都觉得不可思议，“教了半天这个学生还没听懂，对他来说这肯定很无聊，也没有任何名声和经济效益，但他还是很认真地讲。”
陈其钢说他当时听梅西安的讲课录音会脸红，现在更是不好意思听了，因为觉得“自己太差劲”。音乐方面，他认为自己是“既不聪明又没有才能”，“我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工作，一步一步去实现的。”
有梅西安这等良师，陈其钢对西方音乐自然很熟稔，不过“有些东西是抹不掉的”，那就是他为之骄傲的中国传统文化——从作品名称就可看出端倪：《源》、《水调歌头》、《蝶恋花》、《五行》。“每个作曲家作品的名字差不多都是一类的，有的是情感有的是社会有的是宗教，一般人一辈子只会走一条路。”陈其钢说。
写了一首小歌《我和你》
人物周刊：奥运有没有改变你的生活？
陈其钢：以前接触的多是圈里的人或知识分子，大家对作品的好坏有起码的专业标准。奥运把面对的层次拉宽了，变成大众了。什么是大众标准？我们不知道。面对一些莫名其妙的反馈，有时会困惑：这些肆无忌惮的网民是大众的代表吗?
人物周刊：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感觉？
陈其钢：奥运时期特别明显。我跟张艺谋说过这个，他说公众就是这样的，习以为常了。我跟他不一样，我会刻意回避观众的反应。有些朋友把他们看到的反应寄给我，无论好的坏的都令我难堪。网络时代的信息传播对想把自己封闭起来的我是种困扰。
人物周刊：你是怎么跟张艺谋沟通的？
陈其钢：君子之交淡如水。我跟他的关系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他对我有充分的理解，能接受团队里有我这种人：不会客套、寒暄，讨论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人物周刊：作为一个严肃的作曲家，写了《我和你》这么一首歌，有没有杀鸡用牛刀的感觉？
陈其钢：没有想过。写好任何音乐都不容易。我其实从来没写过歌，就写了这么一首小歌——还有人说是儿歌。
人物周刊：你的同行怎么评价这首歌？
陈其钢：没人跟我说过，无论是说好还是说不好。我早有思想准备。导演很早就跟我说，他做完了电影，同行只是打哈哈。
人物周刊：当时主题歌还有其他方案吗？
陈其钢：导演给周杰伦和王力宏打過电话委托他们创作，也通过我委托这个委托那个，中国的外国的都有。这些都是在创作《我和你》之后。我们不相信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多人，就写不出比这个更好的。它能走到最后我也觉得是个奇迹。
人物周刊：做奥运音乐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陈其钢：我发现中国的音乐教育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因为艺术领域的决策人对音乐的了解不多，中国几十年来的大多数音乐作品的风格和艺术取向很杂，甚至大多数是西方音乐风格。
90%流行歌曲是西化的，这绝对是一个问题，最近看到电视中对过去30年歌曲的回顾，没有人说歌曲的风格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只说歌曲好听不好听，流行不流行，当初为什么写这个歌。评论成败的惟一标准就是流行与否。
但这歌到底从哪里来的，结构方式、旋律方式、演奏的乐器、编配的方式，很少有人关心。
人物周刊：中国音乐创作面临什么危险？
陈其钢：我认为是艺术作品商业化的问题。大多数制作人从商业角度去审视音乐作品，音乐人考虑的不再是艺术性和质量，而是怎么才能好卖，为了卖出去投其所好。如果这个现状不能改变，中国音乐的品质不会高，更谈不上国际影响。
人物周刊：有人说，政府应该扶持做古典音乐的人，你觉得呢？
陈其钢：保护艺术的办法，不是让艺术家用自己的东西养自己。政府应该去保护这些人，委托他们去创作，让他们在无忧无虑的状态中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有质量的作品。
人物周刊：咱们中国不养对吗？
陈其钢 ：对。不光是音乐不养，其他也不养：戏曲、歌剧、舞蹈……这些全都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代表，是要国家或非营利机构拨钱支持的，这样才没有功利性，才没有商业压力，不会为了票房演某个节目。在欧洲，不论哪个歌剧院，一年中的节目安排，多少是古典的、多少是创新的，这个比例是有一定之规的。过去这几百年西方是这么做过来的，虽然现在面临经济危机，也还没改变。
人物周刊：你觉得在中国有没有政府养艺术的可行性？
陈其钢：这不是我的工作。作为一个音乐人，我觉得应该向这个方向努力。现在国家有钱，可能是还没有想到，或者不知道。现在国内的办法是定点委托，做大计划，但没有一个常规的、有长远想法的发展艺术的模式，而是即兴式的，或者基于名人效应的。比如委托著名作曲家创作，钱出得很多，而其他人什么机会都没有。而且中国委托创作的习惯是命题作文，比如给一个企业或一个地区做宣传，花钱从来不吝惜，甩得比西方还多。但这样做根本达不到繁荣创作的目的。
人物周刊：这就意味着原创非常难。
陈其钢：哪儿都难，在中国更难。中国的交响乐原创机制和长期规划几乎不存在。如果要有规划地发展音乐，应该像西方那样，政府今年委托80个作曲家，明年85个，后年90个，让他们写，但不限制他们写什么。把钱分成很多份，给更需要支持的艺术家，每年固定推动这些人继续往前走。交响乐团如果演新作品，政府就多给钱，鼓励新的探索，相反演旧的就少给钱。
人物周刊：你对中国音乐教育有何看法？
陈其钢：出国前经常听说，中国西洋音乐教育非常好，可以和西方音乐学院媲美。其实不尽然。中国的西洋音乐与欧洲的古典音乐相比，如同中国的西医与西方的西医相比，那终究是人家的东西，差距还是相当大的。音乐是文化，在音乐比赛中得奖是一回事，在基础理论上和创作上对西方传统的理解和发展是另一回事。在了解中西文化的基础上有所超越和创新更加不容易。
这个时代有许多和《围城》那个时代相像的地方，盲目的崇洋心理还继续存在，很多人回国以后吹牛说在西方得了什么文凭，在西方的比赛中得了什么什么奖，以此证明自己的水平。其实，在西方音乐学校拿到文凭或在西方音乐比赛中得奖，只说明我们学习和模仿他人的能力有所提高，远不能说明我们自己的创作水平。
25年前，陈其钢考上了教育部的公派研究生。在去法国的飞机上，他胸怀大志——西方拿文凭，归国当教授。抵达那天是7月1日，几乎所有高校都放假了。天气炎热，这一行人穿着西装，满头大汗站在异国大街上，茫然不知路在何方。
X陈其钢性格里有敏感脆弱的一面，“见人就擦边走，不知道怎么打招呼”，同时又很强势，“到哪儿都是我说了算”。小时候常打架，欺负别的小孩。他承认自己“清高”，“非常难相处”，因为，“我很注意细节。对人的言谈举止，生活工作风格，衣服、手、头发是不是干净，都会很注意。”
他说他特别不喜欢别人的恭维，对国内一些人对恭维话的“耐听”感到匪夷所思。至于国内的知识分子，“经常卖弄知识，在电视里看到一开始还不错的知识分子，后来成卖膏药的了，什么都要管，什么都要评论，一个赛一个。”
梅西安大师的关门弟子
陈其钢的恩师梅西安是德彪西、拉威尔之后最重要的法国作曲家。梅西安的一个特别之处，是他认为某一种声音或声音的组合对应一种特定的颜色。
去法国之前，陈其钢非常崇洋，“想把西方的东西都吞下去，把自己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西方认可的音乐家”。那年他已经32岁，从来不敢想象能拜梅西安为老师。“可能人生中确实有所谓的缘分”，到法国后的一个周日，陈其钢与同学出去吃饭却找不到饭馆，有个骑自行车的老人停下来问他们是否需要帮助。老人的干儿子是梅西安夫人的学生。
通过这层撞上的关系，陈其钢给梅西安写了封信。15天后他收到回信，梅西安约他在两个月后见面。
两个月间，陈其钢泡在图书馆，听梅西安的作品，揣摩梅西安可能提出的问题，加紧学习相关的法语。
那个下午他与梅西安相对而坐，谈了4小时。话到中途，他忽然看见马路对面的那栋楼上有一个女人在烧窗帘，火越来越大。陈其钢想告诉梅西安外面着火了，但他不会说“火灾”这个词——这超出了他的准备。他只好比划：哎哎哎，看那个。
最终他与梅西安一起看着火被扑灭。“回到楼上的时候，我们的关系已经改变了，好像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一个本来很严肃的面试变成了家庭成员之间的谈话。”他成为梅西安的关门弟子，不能说没有那个放火女人的功劳。
自此，梅西安到哪儿都带着陈其钢，每个月讲一次课，3到4个小时，每到期末还给他钱。陈其钢至今都觉得不可思议，“教了半天这个学生还没听懂，对他来说这肯定很无聊，也没有任何名声和经济效益，但他还是很认真地讲。”
陈其钢说他当时听梅西安的讲课录音会脸红，现在更是不好意思听了，因为觉得“自己太差劲”。音乐方面，他认为自己是“既不聪明又没有才能”，“我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工作，一步一步去实现的。”
有梅西安这等良师，陈其钢对西方音乐自然很熟稔，不过“有些东西是抹不掉的”，那就是他为之骄傲的中国传统文化——从作品名称就可看出端倪：《源》、《水调歌头》、《蝶恋花》、《五行》。“每个作曲家作品的名字差不多都是一类的，有的是情感有的是社会有的是宗教，一般人一辈子只会走一条路。”陈其钢说。
写了一首小歌《我和你》
人物周刊：奥运有没有改变你的生活？
陈其钢：以前接触的多是圈里的人或知识分子，大家对作品的好坏有起码的专业标准。奥运把面对的层次拉宽了，变成大众了。什么是大众标准？我们不知道。面对一些莫名其妙的反馈，有时会困惑：这些肆无忌惮的网民是大众的代表吗?
人物周刊：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感觉？
陈其钢：奥运时期特别明显。我跟张艺谋说过这个，他说公众就是这样的，习以为常了。我跟他不一样，我会刻意回避观众的反应。有些朋友把他们看到的反应寄给我，无论好的坏的都令我难堪。网络时代的信息传播对想把自己封闭起来的我是种困扰。
人物周刊：你是怎么跟张艺谋沟通的？
陈其钢：君子之交淡如水。我跟他的关系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他对我有充分的理解，能接受团队里有我这种人：不会客套、寒暄，讨论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人物周刊：作为一个严肃的作曲家，写了《我和你》这么一首歌，有没有杀鸡用牛刀的感觉？
陈其钢：没有想过。写好任何音乐都不容易。我其实从来没写过歌，就写了这么一首小歌——还有人说是儿歌。
人物周刊：你的同行怎么评价这首歌？
陈其钢：没人跟我说过，无论是说好还是说不好。我早有思想准备。导演很早就跟我说，他做完了电影，同行只是打哈哈。
人物周刊：当时主题歌还有其他方案吗？
陈其钢：导演给周杰伦和王力宏打過电话委托他们创作，也通过我委托这个委托那个，中国的外国的都有。这些都是在创作《我和你》之后。我们不相信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多人，就写不出比这个更好的。它能走到最后我也觉得是个奇迹。
人物周刊：做奥运音乐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陈其钢：我发现中国的音乐教育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因为艺术领域的决策人对音乐的了解不多，中国几十年来的大多数音乐作品的风格和艺术取向很杂，甚至大多数是西方音乐风格。
90%流行歌曲是西化的，这绝对是一个问题，最近看到电视中对过去30年歌曲的回顾，没有人说歌曲的风格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只说歌曲好听不好听，流行不流行，当初为什么写这个歌。评论成败的惟一标准就是流行与否。
但这歌到底从哪里来的，结构方式、旋律方式、演奏的乐器、编配的方式，很少有人关心。
人物周刊：中国音乐创作面临什么危险？
陈其钢：我认为是艺术作品商业化的问题。大多数制作人从商业角度去审视音乐作品，音乐人考虑的不再是艺术性和质量，而是怎么才能好卖，为了卖出去投其所好。如果这个现状不能改变，中国音乐的品质不会高，更谈不上国际影响。
人物周刊：有人说，政府应该扶持做古典音乐的人，你觉得呢？
陈其钢：保护艺术的办法，不是让艺术家用自己的东西养自己。政府应该去保护这些人，委托他们去创作，让他们在无忧无虑的状态中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有质量的作品。
人物周刊：咱们中国不养对吗？
陈其钢 ：对。不光是音乐不养，其他也不养：戏曲、歌剧、舞蹈……这些全都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代表，是要国家或非营利机构拨钱支持的，这样才没有功利性，才没有商业压力，不会为了票房演某个节目。在欧洲，不论哪个歌剧院，一年中的节目安排，多少是古典的、多少是创新的，这个比例是有一定之规的。过去这几百年西方是这么做过来的，虽然现在面临经济危机，也还没改变。
人物周刊：你觉得在中国有没有政府养艺术的可行性？
陈其钢：这不是我的工作。作为一个音乐人，我觉得应该向这个方向努力。现在国家有钱，可能是还没有想到，或者不知道。现在国内的办法是定点委托，做大计划，但没有一个常规的、有长远想法的发展艺术的模式，而是即兴式的，或者基于名人效应的。比如委托著名作曲家创作，钱出得很多，而其他人什么机会都没有。而且中国委托创作的习惯是命题作文，比如给一个企业或一个地区做宣传，花钱从来不吝惜，甩得比西方还多。但这样做根本达不到繁荣创作的目的。
人物周刊：这就意味着原创非常难。
陈其钢：哪儿都难，在中国更难。中国的交响乐原创机制和长期规划几乎不存在。如果要有规划地发展音乐，应该像西方那样，政府今年委托80个作曲家，明年85个，后年90个，让他们写，但不限制他们写什么。把钱分成很多份，给更需要支持的艺术家，每年固定推动这些人继续往前走。交响乐团如果演新作品，政府就多给钱，鼓励新的探索，相反演旧的就少给钱。
人物周刊：你对中国音乐教育有何看法？
陈其钢：出国前经常听说，中国西洋音乐教育非常好，可以和西方音乐学院媲美。其实不尽然。中国的西洋音乐与欧洲的古典音乐相比，如同中国的西医与西方的西医相比，那终究是人家的东西，差距还是相当大的。音乐是文化，在音乐比赛中得奖是一回事，在基础理论上和创作上对西方传统的理解和发展是另一回事。在了解中西文化的基础上有所超越和创新更加不容易。
这个时代有许多和《围城》那个时代相像的地方，盲目的崇洋心理还继续存在，很多人回国以后吹牛说在西方得了什么文凭，在西方的比赛中得了什么什么奖，以此证明自己的水平。其实，在西方音乐学校拿到文凭或在西方音乐比赛中得奖，只说明我们学习和模仿他人的能力有所提高，远不能说明我们自己的创作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