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拈花微笑”的故事并不见于早期的佛典，《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这本书大概在唐代后期才出现于中国，所以许多人怀疑它是一部伪经。很大的可能，“拈花微笑”其实是禅宗逐渐盛行以后虚构出来的故事，是禅宗面向佛祖的一种文学性溯源。那么，禅宗忽略语言而崇尚“妙悟”的精神，在佛教原来的思想传统里有没有依据呢？那还是有的。
　　早期佛教有一位著名的修行者，名为维摩诘，他是不曾出家的居士，但佛学修养却是“菩萨”这个层次中最高的。《维摩经》记载，一次众菩萨、罗汉去探望维摩诘，讨论“不二法门”——超越一切相对、差别的显示绝对真理的教法。文殊菩萨说：“我于一切法，无言无说，无示无识，离诸问答，是为菩萨入不二法门。”然后文殊又请教维摩诘，希望他解说一下“菩萨入不二法门”的途径。
　　维摩诘如何回应的呢？他只是默然无语。那意思等于说：既然不二法门是无可言说、无从追问的，那还需要我说什么呢？这一过程虽然不如“拈花微笑”的故事那么富于诗意，精神却是一致的。
　　由《维摩经》的上述记载，可以认为在早期佛教中已经包含了禅宗的某些特质。但印度佛教从其主流来说，是强调经典的作用、依赖经典进行传播的。而禅宗则是一种中国化的佛教，并非完全起源于印度佛教，它在中国固有的思想传统，特别是老庄学说里，另有重要的根源。
　　在老庄思想里，有一个本体性质的概念，被称为“道”，它是先于一切、化生万物的宇宙本源，也是万物运化的内在法则。对于这个“道”，人们可以去说它，然而一旦说出来，那就不再是“道”本身了。因为道是永恒、无限的，而人类语言的功能却是有限的，你不能用低级的东西去定义高级的事物。《老子》劈头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庄子》书中更是多处描写了在沉思冥想中获取内心自证的境界，认为这才是到达最高真理的方式，并处处告诫人们对语言的不足保持警戒，强调就像使用“筌”的目的是捕鱼，使用语言是为了达意，要懂得“得鱼而忘筌，得意而忘言”，到了最高境界，便是会意的静穆。
　　有一首也可以用“拈花微笑”四字来形容的诗，那就是陶渊明的《饮酒》。陶渊明并不信佛，而他的这首诗却和禅理相通。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当人心与俗世相隔远时，就会与自然亲近。这时遥望美妙的山岚、自由的飞鸟，体悟到人生的真谛，可是要把它说出来，却无法找到合适的语言。换句话说，这种对“真意”的体悟，只能在“忘言”的状态下保持。
　　“采菊东篱下”，陶渊明手中是拈着花的。在体悟人生真谛的时刻，我们认为他面带微笑，也不能算是过分的猜测。只不过，迦叶是从佛祖那里领悟了“最上大法”，陶渊明则是面对“南山”即庐山。山水中何以有“真意”？因为大道虚静，它的造化伟力就显示在自然之中，人和自然的融合，便意味着个体生命向永恒大道的回归。道也是“最上大法”。
　　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细节值得注意，就是花——佛祖手中的莲花，陶渊明手中的菊花。它只是可有可无的道具吗？恐怕未必。花虽微渺，却显示着人世的美好。追求“最上大法”、皈依大道，并不意味着摒弃现世的美好，相反，它与美的意趣同在。所以，“拈花微笑”的故事被人们喜爱，还有更平凡更日常性的原因，就是它象征了一种生活态度：以恬静而欢喜的心情看待世间的一切，笑对众生，笑对万事，自然超脱。
　　佛教与老庄的结合，最后形成了禅宗思想。禅悟是一种摆脱语言阐释和逻辑分析，通过个体的体验与实践彻悟真理，使生命趋向完美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