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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建立阶层流动模型，本文分析了“高考弃考”现象背后的经济学本质，指出：国家制度设计中存在的问题使得教育对阶层流动的作用弱化，社会存在阶层固化的趋势。而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的不均衡，高等教育成本高，预期收益低，就业市场上学历信号作用减弱，社会资本作用增强的社会现实都使得底层民众趋向于做出“高考弃考”这一决策。
【关键词】高考弃考；阶层流动模型；阶层固化；学历信号；社会资本
一、引言
2012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报名总数为915万人，比去年减少18万人。这已经是自2009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首次下降以来连续第4年保持下降趋势。对于高考报名人数连续下降这一社会现象，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受生源因素影响。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新出生人口逐年减少，导致适龄高中生减少（1986年，1987年，1988年为中国人口增长率的高峰期，其中1987年达到了最高的1.661％，之后一直下降到2008年的0.508％）。这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关。二是受“高考弃考”现象的影响。实际上，自2009年至2012年，中国应届高中毕业生放弃高考的总人数已经超过300万人。这意味着全国高考人数连续4年下降，4年内有超过300万人弃考。选择“高考弃考”的学生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人选择了出国留学。一些考生放弃国内高考，而转投国外高考，且近年来的出国留学有低龄化的趋势，“内地高考难”，“内地大学差”是主要原因，一些家长对中国现在的高等教育很失望，所以将其子女送到国外接受高等教育。一类人则选择完全放弃高等教育。这可能与中国社会现在的阶层固化有关。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的不均衡，教育制度的不公平，大学扩招，高等教育收费增加，而预期收益降低，就业难，就业市场上学历信号作用减弱，社會资本作用增强，具体到就业时还得靠家庭关系，教育对阶层流动的作用弱化。本文将通过建立一个阶层流动模型，来具体分析“高考弃考”现象背后的经济学本质。
二、一个阶层流动模型
本文以A代表一个社会所处的时代大环境（比如乱世，盛世，文革，改革开放之类的）。A随时间t的变化而变化，记为：A（t）。用Y代表一个人所到达的社会阶层的高度。假设X1代表与个人自身因素有关的能影响一个人所到达的社会阶层高度的变量。其中，我们假设，X1主要受两个因素的影响，个人自身的一些天赋g（gift）（比如姚明之身高，某些神童的智商，某些女性的美貌，我们承认这种先天禀赋的差异，并认为其会对Y值产生影响），还有个人后天的努力程度h（hardworking）。即：X1（g，h）。我们假定：教育E对X1有一种促进作用，这表现为教育E使得个人天赋g得以更好地发挥和促进个人后天的努力程度h转化为其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同时，我们假定教育E的水平主要受家庭f和国家n的影响。即E（f，n）假设X2代表与个人自身因素无关的能影响一个人所到达的社会阶层高度的变量。显然，其主要受家庭f的影响（这其中可能包括一个人的家庭出身，父母的社会地位，父母所到达的社会阶层高度。家族之社会关系网络，在中国，甚至可能还包括子女继承父母所得的户籍——现在的买车买房，买墓地，幼儿园入园难，高考移民问题都与此有关）。即X2（f）。最后，假设ε为一随机变量，视其为一个“随机干扰项”或“噪音”，代指人生中的机遇或风险之类的不确定因素对一个人所到达的社会阶层的高度的影响。综上，我们可得：
Y=A（t）[E(f,n)X1(g,n)a]X2(f)βε其中假设：α+β=1。在此模型中，α与β的分配可以表征一个社会的公平程度。具体而言：α越大，β越小，表示一个社会的制度设计与阶层流动更看重个人自身的因素。激励平民通过自身努力奋斗，通过接受教育，发挥其特长天赋，而实现其社会阶层向上的流动，社会阶层上下流动的渠道是畅通的。
反之，α越小，β越大，则表示一个社会的制度设计与阶层流动更看重非个人自身的因素（比如家庭f的影响，在中国，现在最明显的就是户籍因素——其与教育，考学，就业，考公务员等都有关系，带有深深的身份和阶层烙印）。
显然，当β越大时，该系统对于初值具有敏感的依赖性。那么国家的政策和制度设计就应该是在与的分配上做文章了。一个合理的社会，一个给人民希望与梦想的社会，一个存在“国家梦”的社会应该是更强调个人的自身努力奋斗，所以制度设计上应该努力使得α增大，β减小。一种极端情况是，α→1,β→0。此时，社会趋近于极端公平，完全弱化，消除了家庭f因素的影响，引导，激励个人自我奋斗，实现其社会阶层向上的流动。
然而，中国现在的社会现实却恰好相反，仅就一个户籍制度便使得α减小，β增大，社会阶层高度对家庭f因素敏感依赖。起点的不公平，通过β值所占的较大权重给进一步放大了。简言之：垄断，特权，世袭的影响被制度进一步放大了。而个人后天努力奋斗的作用被越来越缩小，其通过后天努力改变命运，实现阶层向上流动的能力越来越弱。另一方面，政府在实现教育平等方面的失败导致了原本受家庭f和国家n两个因素影响的E（f，n）逐渐变为了只受家庭f因素影响的E（f）。而家庭f初值的差异影响了教育，进而对X1（g，h）产生影响。那么综上，现在这种制度设计导致了贫富在代际之间“遗传”，使得社会阶层越来越固化。如果将接受高等教育视为一种投资活动的话，那么在社会阶层越来越固化的社会现实下，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的不均衡，高等教育成本高，预期收益低，就业市场上学历信号作用减弱，社会资本作用增强都使得底层民众在权衡成本与预期收益之下，趋向于做出“高考弃考”这一决策。实际上，在“高考弃考”的考生中农村学生占很大比例，农民投资高等教育的意愿其实十分强烈，但社会现实却扼杀了这种意愿。所以，中国教育的当务之急是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尽快缩小教育的地区差异、城乡差异、阶层差异。且在就业市场上也要减少歧视，减少限制，增加公平。
三、对模型的进一步解释
实际上，中国现在的许多病态社会现象都与阶层固化问题有关。“高考弃考”是因为教育E对阶层流动的作用弱化，且α值在减小，β值在增大。许多女性想通过婚姻关系来巩固自己在某一阶层中的地位或者进行阶层向上的流动，这主要是想通过改变家庭f因素。而高房价，高物价的生活压力也催生了许多物质，功利的拜金女，以嫁给“高富帅”的富二代，官二代为人生目标，试图通过这种捷径实现阶层向上流动。更甚者，一些女大学生甘愿沦为“二奶”，被人包养。还有就是网络炒作，网络炒作本质上是一种网络事件营销。网络炒作总的说来就是利用网络媒体，通过推手或者幕后人，发动网络写手对某个人物或者公司、机构进行两个方面的评论，一个方面是正面效应；另一方面是负面效应。从而引起网友的关注而增加人气，当人气达到一定的时候，这个人或者公司、机构就会被网络关注，从而获取经济利益。这是一种典型的想通过α这类随机变量而“一夜成名”，“一炮走红”暴发户式的投机心理，著名的例子芙蓉姐姐，凤姐、兽兽等。这都说明：这个社会现在阶层流动的正常渠道越来越不畅通，可能出了一些问题，于是，浮躁的人们开始越来越倾向于使用这些“旁门左道”来实现快速的阶层流动，泛滥的都是些机会主义倾向的短期投资行为。对于这些病态的社会现象，我们应从制度设计上好好反思。本来，教育是社会阶层流动中最公平也最合理的方法，诚如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中所言：“为了平等地对待所有的人，提高真正同等的机会，社会必须更多地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身于不利社会地位的人们。” 在中国历史上，不乏促进阶层公平合理流动的制度设计。比如：商鞅变法，奖励耕战，对秦国原有爵位制度进行大胆改革，使得曾经为贵族和宗亲垄断的爵位，开始向平民敞开大门。取消了贵族世禄后，在爵位面前，人人平等。取得爵位的唯一途径就是在战场上立军功，这种制度上的改革无疑提供了一种反特权垄断的社会竞争环境，激励平民通过自身努力奋斗而实现其社会阶层向上的流动，用制度保障了社会阶层上下流动的渠道畅通，产生了巨大的激励效果，从而实现了秦国的富国强兵。而后来中国封建社会科举取士这种精英政治模式也是一种给平民子弟以希望，激励其通过自我努力奮斗，十年寒窗苦读而实现其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渠道。
但是现在，教育实现社会阶层流动的作用越来越弱化，王仲（2008）认为：在高等教育作为精英教育的年代，大学毕业生作为人才被国家统一分配，保证了这些人无论什么社会背景及经济背景，都可以得到一定的组织资源与经济资源，教育起到了作为阶层流动重要通道的作用（尽管这种制度也有其不合理之处）。
然而，大学扩招后，人们之间的文化水平与能力的差距开始模糊，不能再用学历来区分人们的素质层次，学历在就业市场上的信号作用减弱。面对着需求不足的就业市场，起作用的是人际关系，是家庭的社会背景，是权力要素，并没有实现真正选拔人才的初衷，这样无形中就把部分没有社会背景的毕业生就业的权利相对减少了，使得社会流动的通道相对不畅，极易形成各阶层间的代际“遗传”，从而导致社会阶层固化。
教育E的水平主要受家庭f和国家n的影响。国家在实现教育平等方面如果做的不好，就会使原本的E（f，n）函数形式变为只受家庭f因素影响的E（f）函数形式，这只会加剧不平等和阶层固化，不利于社会阶层的正常上下流动，使国家和社会缺乏正常的“新陈代谢”，这对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而言，是十分危险的。“高考弃考”现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这值得我们从制度设计上反思如何公平合理促进阶层流动。
参 考 文 献
[1]王仲．社会阶层流动途径的趋势与效果分析[J]．学术探索．2008（2）：139～144
[2]顾欣炜，于专宗．教育与中国社会的阶层流动[J]．兰州学刊．2004（5）：209～212
[3]王静文．高考弃考现象呼唤城乡基础教育均衡发展[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7）：165～166
[4]王余娟，彭曦．高考弃考背后的城乡教育差距分析及其对策研究[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2（4）：95～97
【关键词】高考弃考；阶层流动模型；阶层固化；学历信号；社会资本
一、引言
2012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报名总数为915万人，比去年减少18万人。这已经是自2009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首次下降以来连续第4年保持下降趋势。对于高考报名人数连续下降这一社会现象，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受生源因素影响。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新出生人口逐年减少，导致适龄高中生减少（1986年，1987年，1988年为中国人口增长率的高峰期，其中1987年达到了最高的1.661％，之后一直下降到2008年的0.508％）。这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关。二是受“高考弃考”现象的影响。实际上，自2009年至2012年，中国应届高中毕业生放弃高考的总人数已经超过300万人。这意味着全国高考人数连续4年下降，4年内有超过300万人弃考。选择“高考弃考”的学生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人选择了出国留学。一些考生放弃国内高考，而转投国外高考，且近年来的出国留学有低龄化的趋势，“内地高考难”，“内地大学差”是主要原因，一些家长对中国现在的高等教育很失望，所以将其子女送到国外接受高等教育。一类人则选择完全放弃高等教育。这可能与中国社会现在的阶层固化有关。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的不均衡，教育制度的不公平，大学扩招，高等教育收费增加，而预期收益降低，就业难，就业市场上学历信号作用减弱，社會资本作用增强，具体到就业时还得靠家庭关系，教育对阶层流动的作用弱化。本文将通过建立一个阶层流动模型，来具体分析“高考弃考”现象背后的经济学本质。
二、一个阶层流动模型
本文以A代表一个社会所处的时代大环境（比如乱世，盛世，文革，改革开放之类的）。A随时间t的变化而变化，记为：A（t）。用Y代表一个人所到达的社会阶层的高度。假设X1代表与个人自身因素有关的能影响一个人所到达的社会阶层高度的变量。其中，我们假设，X1主要受两个因素的影响，个人自身的一些天赋g（gift）（比如姚明之身高，某些神童的智商，某些女性的美貌，我们承认这种先天禀赋的差异，并认为其会对Y值产生影响），还有个人后天的努力程度h（hardworking）。即：X1（g，h）。我们假定：教育E对X1有一种促进作用，这表现为教育E使得个人天赋g得以更好地发挥和促进个人后天的努力程度h转化为其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同时，我们假定教育E的水平主要受家庭f和国家n的影响。即E（f，n）假设X2代表与个人自身因素无关的能影响一个人所到达的社会阶层高度的变量。显然，其主要受家庭f的影响（这其中可能包括一个人的家庭出身，父母的社会地位，父母所到达的社会阶层高度。家族之社会关系网络，在中国，甚至可能还包括子女继承父母所得的户籍——现在的买车买房，买墓地，幼儿园入园难，高考移民问题都与此有关）。即X2（f）。最后，假设ε为一随机变量，视其为一个“随机干扰项”或“噪音”，代指人生中的机遇或风险之类的不确定因素对一个人所到达的社会阶层的高度的影响。综上，我们可得：
Y=A（t）[E(f,n)X1(g,n)a]X2(f)βε其中假设：α+β=1。在此模型中，α与β的分配可以表征一个社会的公平程度。具体而言：α越大，β越小，表示一个社会的制度设计与阶层流动更看重个人自身的因素。激励平民通过自身努力奋斗，通过接受教育，发挥其特长天赋，而实现其社会阶层向上的流动，社会阶层上下流动的渠道是畅通的。
反之，α越小，β越大，则表示一个社会的制度设计与阶层流动更看重非个人自身的因素（比如家庭f的影响，在中国，现在最明显的就是户籍因素——其与教育，考学，就业，考公务员等都有关系，带有深深的身份和阶层烙印）。
显然，当β越大时，该系统对于初值具有敏感的依赖性。那么国家的政策和制度设计就应该是在与的分配上做文章了。一个合理的社会，一个给人民希望与梦想的社会，一个存在“国家梦”的社会应该是更强调个人的自身努力奋斗，所以制度设计上应该努力使得α增大，β减小。一种极端情况是，α→1,β→0。此时，社会趋近于极端公平，完全弱化，消除了家庭f因素的影响，引导，激励个人自我奋斗，实现其社会阶层向上的流动。
然而，中国现在的社会现实却恰好相反，仅就一个户籍制度便使得α减小，β增大，社会阶层高度对家庭f因素敏感依赖。起点的不公平，通过β值所占的较大权重给进一步放大了。简言之：垄断，特权，世袭的影响被制度进一步放大了。而个人后天努力奋斗的作用被越来越缩小，其通过后天努力改变命运，实现阶层向上流动的能力越来越弱。另一方面，政府在实现教育平等方面的失败导致了原本受家庭f和国家n两个因素影响的E（f，n）逐渐变为了只受家庭f因素影响的E（f）。而家庭f初值的差异影响了教育，进而对X1（g，h）产生影响。那么综上，现在这种制度设计导致了贫富在代际之间“遗传”，使得社会阶层越来越固化。如果将接受高等教育视为一种投资活动的话，那么在社会阶层越来越固化的社会现实下，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的不均衡，高等教育成本高，预期收益低，就业市场上学历信号作用减弱，社会资本作用增强都使得底层民众在权衡成本与预期收益之下，趋向于做出“高考弃考”这一决策。实际上，在“高考弃考”的考生中农村学生占很大比例，农民投资高等教育的意愿其实十分强烈，但社会现实却扼杀了这种意愿。所以，中国教育的当务之急是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尽快缩小教育的地区差异、城乡差异、阶层差异。且在就业市场上也要减少歧视，减少限制，增加公平。
三、对模型的进一步解释
实际上，中国现在的许多病态社会现象都与阶层固化问题有关。“高考弃考”是因为教育E对阶层流动的作用弱化，且α值在减小，β值在增大。许多女性想通过婚姻关系来巩固自己在某一阶层中的地位或者进行阶层向上的流动，这主要是想通过改变家庭f因素。而高房价，高物价的生活压力也催生了许多物质，功利的拜金女，以嫁给“高富帅”的富二代，官二代为人生目标，试图通过这种捷径实现阶层向上流动。更甚者，一些女大学生甘愿沦为“二奶”，被人包养。还有就是网络炒作，网络炒作本质上是一种网络事件营销。网络炒作总的说来就是利用网络媒体，通过推手或者幕后人，发动网络写手对某个人物或者公司、机构进行两个方面的评论，一个方面是正面效应；另一方面是负面效应。从而引起网友的关注而增加人气，当人气达到一定的时候，这个人或者公司、机构就会被网络关注，从而获取经济利益。这是一种典型的想通过α这类随机变量而“一夜成名”，“一炮走红”暴发户式的投机心理，著名的例子芙蓉姐姐，凤姐、兽兽等。这都说明：这个社会现在阶层流动的正常渠道越来越不畅通，可能出了一些问题，于是，浮躁的人们开始越来越倾向于使用这些“旁门左道”来实现快速的阶层流动，泛滥的都是些机会主义倾向的短期投资行为。对于这些病态的社会现象，我们应从制度设计上好好反思。本来，教育是社会阶层流动中最公平也最合理的方法，诚如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中所言：“为了平等地对待所有的人，提高真正同等的机会，社会必须更多地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身于不利社会地位的人们。” 在中国历史上，不乏促进阶层公平合理流动的制度设计。比如：商鞅变法，奖励耕战，对秦国原有爵位制度进行大胆改革，使得曾经为贵族和宗亲垄断的爵位，开始向平民敞开大门。取消了贵族世禄后，在爵位面前，人人平等。取得爵位的唯一途径就是在战场上立军功，这种制度上的改革无疑提供了一种反特权垄断的社会竞争环境，激励平民通过自身努力奋斗而实现其社会阶层向上的流动，用制度保障了社会阶层上下流动的渠道畅通，产生了巨大的激励效果，从而实现了秦国的富国强兵。而后来中国封建社会科举取士这种精英政治模式也是一种给平民子弟以希望，激励其通过自我努力奮斗，十年寒窗苦读而实现其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渠道。
但是现在，教育实现社会阶层流动的作用越来越弱化，王仲（2008）认为：在高等教育作为精英教育的年代，大学毕业生作为人才被国家统一分配，保证了这些人无论什么社会背景及经济背景，都可以得到一定的组织资源与经济资源，教育起到了作为阶层流动重要通道的作用（尽管这种制度也有其不合理之处）。
然而，大学扩招后，人们之间的文化水平与能力的差距开始模糊，不能再用学历来区分人们的素质层次，学历在就业市场上的信号作用减弱。面对着需求不足的就业市场，起作用的是人际关系，是家庭的社会背景，是权力要素，并没有实现真正选拔人才的初衷，这样无形中就把部分没有社会背景的毕业生就业的权利相对减少了，使得社会流动的通道相对不畅，极易形成各阶层间的代际“遗传”，从而导致社会阶层固化。
教育E的水平主要受家庭f和国家n的影响。国家在实现教育平等方面如果做的不好，就会使原本的E（f，n）函数形式变为只受家庭f因素影响的E（f）函数形式，这只会加剧不平等和阶层固化，不利于社会阶层的正常上下流动，使国家和社会缺乏正常的“新陈代谢”，这对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而言，是十分危险的。“高考弃考”现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这值得我们从制度设计上反思如何公平合理促进阶层流动。
参 考 文 献
[1]王仲．社会阶层流动途径的趋势与效果分析[J]．学术探索．2008（2）：139～144
[2]顾欣炜，于专宗．教育与中国社会的阶层流动[J]．兰州学刊．2004（5）：209～212
[3]王静文．高考弃考现象呼唤城乡基础教育均衡发展[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7）：165～166
[4]王余娟，彭曦．高考弃考背后的城乡教育差距分析及其对策研究[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2（4）：95～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