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当前赤峰地区蒙古人在道德观方面表现出很强的儒家“五德”的特点，这种道德观的形成也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由于清朝是这种道德观在赤峰地区蒙古族普通民众中植根和普及的关键时期，所以对清朝蒙古人道德观的形成状况的研究可以使我们对当前赤峰地区蒙古人的道德观有一个更加深入和清楚的了解。
【关键词】清朝 赤峰地区 蒙古人 五德 形成途径
【基金项目】济南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JNSK15B34）;山东交通学院博士科研启动基金资助。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09-0007-03
清朝时期，赤峰大部分地区隶属昭乌达盟，少部分地区隶属卓索图盟。赤峰市地处河北、辽宁、内蒙古3省（自治区）交界，是连接东北、华北的重要通道，地处“京津北部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为兵家必争之地。自蒙元时期开始，蒙古人开始在这里游牧和生活，到了当代，形成了带有明显的儒家文化特点的“五德”道德观，我们可以借用市场营销学中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把将这种道德观的主要形成过程划分为3个时期，即投入期、成长期和成熟期;投入期为蒙元时期，成长期为清朝时期，成熟期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北元和民国时期赤峰地区社会比较动荡，战争频繁，当时人们的道德观念比较混乱，对“五德”道德观的形成影响甚微，故在此对这两个阶段的道德观的发展情况不再赘述。由于当代赤峰地区蒙古人“五德”道德观形成的重要时期是清朝时期，所以要想真正的理解当代蒙古人的“五德”道德观的思想内涵，就必须对清朝蒙古人道德观特点及其形成过程展开深入细致的研究。
1.赤峰地区蒙古人道德观特点
目前生活在赤峰地区的蒙古人道德观表现为具有明显的儒家特点的“五德”道德观，“五德”是指“仁、义、礼、智、信”等五个方面的美德。赤峰地区的蒙古族由于受到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又表现出很强的民族性。下面我们就按照“仁、义、礼、智、信”等“五德”对蒙古族道德观的特点逐一进行论述。
1.1“仁”德
蒙古族的“仁”德主要表现在对待客人和孝敬长辈等方面。
1）款待路人
蒙古人自古就有热情好客的习俗。“成吉思汗规定的大扎萨克里说：‘行路时经过用餐人的旁边，要下马与之共席用餐，以表敬意，用餐人也不能拒绝行路人共餐。这是蒙古族传统的礼俗之一。”[1]“款待行路的人，是蒙古族的传统美德，沿袭至今。行路人在与用餐人共席用餐时，也必须对主人特别敬重，如不是特别饥饿，略作共餐的表示即可。[2]
2）孝敬长辈
蒙古族素有敬老佳风。路遇长者，须垂手立于路边，待长者允许，方可走开。父母在，晚辈不得对面而坐，异辈食不同席。长辈讲话，晚辈不得随便插嘴。晚辈外出归来，必先到长辈面前请安。[3]巴林右旗老人祝寿从60岁开始。以后逢十庆祝。但如父母在，儿孙辈即使到了七、八十岁也不为自己庆寿。[4]
1.2 “义”德
蒙古人的“义”德主要体现在为国事奋不顾身、舍生取义等方面。清朝，哲理木和昭乌达等两盟的蒙古人就曾为保卫国家而血洒疆场，其奋不顾身的场面已铭记于史册。“当晚，英法联军涉海上岸，猛攻海口炮台和营垒，僧王即令蒙古骑兵出击。据直隶总督恒福奏称，哲理木和昭乌达‘两盟马队于枪炮如雨之中，往来驰突，连环枪炮，轰毙极多’。恒福称誉该军‘实属奋勇图功，不避锋镝，洵为勇敢得力之军’。”[5]“据当时参战敌军忆述，‘从四面八方正对着我们就出现了无数用长矛和弓箭武装起来的骑兵，又整齐又迅速地向前冲来，鞑靼骑兵的人数每时每刻都在不断地增加，很快我们整个战线都遭到迂回和包抄’。尽管如此，蒙古骑兵的满腔热血和血肉之躯，还是没有抵挡住英法军队的强势炮火的轰击。英法军队强大的炮火轰击，造成了蒙古骑兵的大量伤亡。”[6]
两次鸦片战争给内蒙古社会带来了巨大影响。蒙古族兵员的巨大伤亡以及沉重的军费负担，对所在盟旗社会生产和生活造成极大伤害。但即使是这样，蒙古族在遇到外敌侵略的时候，依然奋不顾身、勇往直前、舍生取义;在国家和民族遇到危难之际，敢于抛头颅、洒热血，为国捐躯在所不惜。
1.3 “礼”德
蒙古人的“礼”德主要体现在日常与人相处方面，一事一物，接人待物无不循礼而为，礼数细致周全。“蒙古族人民尊重礼仪，习惯成自然。解放后的今日，仍然如是，一事一物，无不依据其礼为之，敬长慈幼，同胞相视，长幼有序，宾朋有礼，客至如归。”[7]
1.4 “智”德
蒙古族的“智”主要体现在蒙古人的创新精神、变通能力和独特的教育方式。蒙古人在蒙元时期灭掉了40多个国家，创建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巨大国家。观其战法，其先进的战法是其不断取胜的重要因素。蒙古人独特的教育方式是其“智”的另一个展现方面。蒙古人的很多生活知识都来于家庭教育，家庭教育的内容非常丰富。“各家都根据自己的家族习惯，由母亲对儿女从小就进行教育，非常重视家庭教育的好坏。平民家族的家庭教育是，要对子女进行这样的说教：要很好地打扫家庭内外，女儿在来客人时记住客人的长相、穿戴、马的颜色和鞍具的样式，不许朝别人唾吐沫和甩鼻涕，说话要和蔼干净。如果来了外地不认识的人打听人名时应回答：‘我年龄小，不知道。’或者让他问大人。不要动人家的器具，不能随便骑人家的马。因为马有不同的性格。见到长者应先下马，见到官员应早些让路，打猎时不要从官员前边骑马通过，遇到争吵之事不要骂人家的父母。孩子找到了十三歲，要为他准备马鞍子和布鲁，教育他对牛马的毛色和形状要记住。女儿长到了十三岁，要教会她烧茶、做饭和针线活儿。不可面对客人笑，行止或坐都要讲究，时刻注意不能出错误的行为。如果女儿出了错，就同昨天不会返回一样。女孩儿像花一样，成长、开花、成熟都有规律，不像男孩那样可以时时活动的特点，所以有不少应当忌戒的地方。”[8] 1.5 “信”德
蒙古人“信”德主要体现在“口说可为凭，言出身必行”的勇于担当方面。这种极致的“践诺守信”的表现在其他民族中是不多见的。《东四盟蒙古实纪》载有东蒙古地区蒙古人诚实守信的一些表现：“有信实之性质。蒙古无书契，无文牍。其诉讼也，以口相述，上官断之，不留底稿，而亦无翻案。汉人之与蒙人交易也，汉贳物于蒙，不立券，仅于薄上书蒙文数目，至期无爽约。其以牲马质物也，指骒马之腹以为货，四五年后取之如携;若有死伤，由原主指他畜赔还。如实贫困，则汉人亦焚券不索，故货郎均数十年往还如戚友。台吉之家，倩汉人为打毡织毯，必俟秋稼登场而后给直，至期无弗给者。可见塞民质直，天性未漓。”[9]
2.赤峰地区蒙古人“五德”道德观形成原因分析
2.1 来自汉族儒家文化的影响
清朝，随着国家再次的南北大统一，文化的流动成为必然，中原地区的儒家文化向内蒙古的传播也就成为了必然。而“文化势差”[10]（该文对“文化势差”的概念做了如下解释：“所谓文化势差， 就是指不同文化因其自身的性质和状态的不同，而形成的“威”和“位”的差异性，亦即由于文化内在品质和内蕴力量的差别，而在文化流动中表现出的影响力、辐射力、渗透力及文化标矢功能等方面的差异性。”）是决定文化流动方向的决定因素。“文化从充实的地方流向空虚的地方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文化交流是有规律的，由于‘文化势差’的存在，先进民族的文化总是向后进民族流动，后进民族总是在学习和效仿先进民族;一种文化总是向另一种文化吸收它所没有的东西。”[11]“文化是流动的，从高处到低处，从充实的地方到空虚的地方，古今中外，毫无不同。”[12]
2.2 来自满族上层统治者的影响
清朝时期，满族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积极推行儒家思想的教化，满族统治者不但自己积极学习，还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儒家思想。清康熙九年（ 公元1670年） ， 康熙帝就曾颁布《圣谕十六条》在民众中宣传儒家思想。其内容为：“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勤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诫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13]清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雍正皇帝又颁发了对《圣谕十六条》加以诠释的《圣谕广训》，“谕令直省各州县大乡大村于人居稠密处设立讲约所，每月朔望，齐集乡之耆老、里长及读书之人，宣讲《圣谕广训》[14]。要求各级衙门于每月的朔日和望日（农历每月的初一和十五）在指定的公共场所宣讲《圣谕广训》，要求居民必须前往聆听。
2.3 来自喇嘛教的影响
喇嘛教传入蒙古社会后，原来的祖先崇拜的观念，进一步深化为“孝”这一伦理规范之中。加深了子女对父母长辈的尊重和赡养之情和父母长辈对子女的爱护与关怀。“在佛教的影响下，蒙古族孝的观念是日益牢固的美德。”[15]“念‘嘛呢’是蒙古族流行的一种驱邪避祸的信仰习俗。春前秋后农活不紧张时，家家都要念上一天。一般是50岁以上老人一帮，集聚在一起到一家念嘛呢。敬佛户炕上铺垫，地上摆凳，佛龛烧香点海灯，以嘛呢巴格希（头人）为中心，围坐一起，桌摆经卷，手持素珠，边念边数。所念为梵文六字真言经：‘唵、嘛、呢、叭、咪、吽’。念时声音高亢，抑扬顿挫，和谐有节。每念四遍停一停，由嘛呢巴格希诵一段木莲救母经，然后再接念六字真言经，到傍晚时，念诵改为唱颂，内容为斋僧、布施、孝敬父母等，节拍加快，十余分钟后停止，一天佛事结束。”[16]
清朝，喇嘛教为了在赤峰地区能够更好的传播和发展，也融合了其他宗教的一些思想，在其思想观念中也吸收了一部分的儒家思想;在这种背景下，儒家“忠义”精神的代表人物关云长也就顺理成章地被喇嘛教列为祭祀的对象。“喇嘛教传入以后，住宅佛案上供的主要是释迦牟尼、宗喀巴及各类菩萨。也供关公像，因为喇嘛教把关公也列为伽蓝神之一。”[17]
2.4蒙古族传统观念的影响
在成吉思汗《大扎撒》里有许多的汉族文化的元素，尤其有许多的儒家思想，根据社会人文环境决定习俗的原理，我们可以推断成吉思汗当时也应该受到了中原文化中儒家治国思想的影响，当时成吉思汗的重臣耶律楚材就是典型的儒家学者。所以成吉思汗在自創《大扎撒》里有许多的儒家思想的元素也就不难理解了。到了元朝建立后，忽必烈为了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积极推行儒家治国的理念和政策，终于形成了他所希望的“乾元盛世”。从这些蒙古最高统治者的言行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们已经认识到了儒家思想的先进性。这些理念和思想对后世都有着不可磨灭的积极影响。
3.传播途径分析
3.1 政府教育
清朝时期，满清政府使用各种途径推行儒家思想教育。主要途径有：
1）统治阶级如火如荼地对儒家文化的学习在全国范围内营造了浓厚学习氛围，为儒家文化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建立了有利的环境。
2）推行学校教育是政府推行儒家伦理道德教育的又一重要途径。
3）科举考试大大促进了儒家伦理道德在蒙古族中的传播。考试的主要内容是儒家的四书《中庸》、《大学》、《论语》、《孟子》和五经《诗》、《书》、《礼》、《易》、《春秋》。
4）广大蒙族民众在政府进行道德宣传的过程中接受了儒家的伦理道德。满族的最高统治者把儒家伦理道德系统化、条规化，采用行政命令的手段，长期在全国臣民中灌输。满清政府积极推进的《圣谕广训》的教育也普及到了赤峰地区，“卓索图盟人哈斯宝译有《新译红楼梦》一书。这些文学作品在农业蒙旗几乎是妇孺皆知，远比清朝政府大力提倡翻译刊行的《圣谕广训》和喇嘛教义传播广泛。此外，还有不少汉文哲学、史学著作也被译成蒙文，介绍到蒙古各地。”[18] 3.2 寺庙教育
寺庙教育曾是清朝时期赤峰地区文化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蒙古族的很多文化知识都是从寺庙里学来的。寺庙里传播文化的老师就是一些学识渊博的喇嘛。源于藏传佛教的喇嘛教是清朝赤峰地区蒙古人所信奉的主要宗教，其教义有许多劝人向善的宗教思想与儒家思想中的“仁”德思想有很多一致的地方，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出儒家思想的先进性所在，这两种思想在这一点上的交汇也为蒙古人接受儒家思想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蒙藏佛教史》：“数传至第三十世松赞干普，为观世音菩萨化身。弱冠嗣位，时在唐贞观八年。英略有大志，深信佛教。初西藏法律，尚无明文规定，故各地官府滥用苛刑，民不聊生。至是松赞干普欲以佛化国人，即依据释迦牟尼佛之十条善行制定法章，先颁定十条善行如下。关于身者：不杀生，不偷盗，不奸淫;关于口者：不欺诈，不挑唆，不咒骂，不造谣;关于意者：不嫉妒，不起恶念，不反教。又定十六要：一要虔信佛教，二要孝顺父母，三要尊敬齿德俱尊者，四要敦睦亲族，五要帮助邻里，六要出言忠信，七要作事谨慎，八要行为笃厚，九要钱财知足，十要报德酬恩，十一要如约还债，十二要斗称公平，十三要不生嫉妒，十四要不听谗言，十五要审慎言语，十六要处世宽厚。以上十六条，即交法院制定法律，公布施行。经法院明令颁定国法以后，通行全藏。”[19]通过以上喇嘛教的教义我们不难发现喇嘛教的一些劝人向善的思想是与儒家思想是不谋而合的。
3.3供奉偶像教育
蒙古人道德观的形成跟供奉偶像活动有着密切关系，蒙古人在崇拜偶像的同时，对偶像所拥有的思想和精神也是坚信不疑、无比崇拜的，其中有的偶像本身就是儒家精神的代表人物。例如，三国时期的关羽就是赤峰地区蒙古人供奉的偶像之一。“蒙古地方自古有的信奉天神、龙王为大神，有些地方还把地神、水神奉为神灵，还信奉地区之神。（中略）到了清朝时，还把关老爷供起来了。除了寺庙外，各户也根据信奉的内容供着不少佛，有画像的也有雕塑的。”[20]
3.4家庭教育
上辈人行为方式的影响、蒙古人家庭教育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道德观教育，蒙古人之所以能够从小就表现出豪爽敦厚的性格，与其从小受的家庭教育是分不开的，“还要教育孩子报答父母之恩的道理。儿女长到了十八岁，身体成熟了，开始告訴他们报答父母养育之重恩，虽然生儿育女乃天意，但养育之恩重如山。这种骨肉关系代代都要存在，所以父母对儿女进行这样重点教育是不可缺少的。男儿长到了十八岁，孝敬父母报答父母之恩，乃是人生之正理，无论如何不能疏忽和怠慢。如果父子关系好，君臣之间必有忠义;如果各家各户的教育好，国家的君主必然开明，知父母恩者也知君主之恩。家庭教育是国家的根基。”[21]
3.5私塾教育
私塾教育也是赤峰地区蒙古人接受儒家文化思想的一个重要渠道。“昭乌达盟各蒙旗和辽北蒙边也曾办起几所学校。1910年（宣统二年），巴林右旗合并原王府所办的两处私塾，创办了晋励学校，校舍十余间，校门前影壁上写‘智义’，聘请教师2人，学生约60余人，学习蒙汉对照《三字经》、《朱子家训》等。”[22]
3.6蒙古族民间文化艺术教育
蒙古族下层民众对于儒家文化的了解很多是来自于文学艺术作品，许多蒙古族艺术工作者把大量的含有儒家思想的汉族书籍翻译成蒙文或改编成蒙古人喜闻乐见说唱艺术，利用这些艺术形式在蒙古人中宣传儒家思想。“许多蒙古族文人还把大量汉族古典文学作品翻译成蒙文，为蒙古族文学领域的繁荣输入了新的血液。其中有的汉文作品是由满文转译成蒙文的。这些名著包括《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今古奇观》、《金瓶梅》、《封神演义》等百余种。”[23]“随着汉族移民的大批进入内蒙古地区，蒙汉各族下层民众的语言文化艺术交流，也逐渐展开。蒙古族民间的说唱艺术‘好来宝’，经常演唱《三国演义》等汉族故事内容。”[24]
4.蒙古人道德观传承特点
4.1多层次传播
从蒙古族这种带有儒家特点道德观形成过程看，政府、宗教、学校、家庭都是重要的传播渠道。
4.2宗教化传播
分析蒙古族道德观之所以能代代相传，其中重要原因是其跟蒙古人所信奉的神灵和宗教有密切关系。例如，清代蒙古人笃信喇嘛教，对其中的教义总是笃信不移、坚决执行，认为这样来世才会有好报。蒙古人对成吉思汗等英雄人物都是奉若神明的，对他们说过的话自然也是坚信不疑、身体力行的。因此宗教教育是蒙古人道德观教育的一个特色渠道。
4.3艺术化传播
艺术化传播也是蒙古人道德观能够恒久传承的重要原因，同时它又是一种寓教于乐的教育形式，是普通民众最喜欢的教育方式。人们在享受艺术带个他们快乐的同时也领悟到了“仁、义、礼、智、信”等美德的重要意义。
4.4树立榜样人物
树立榜样人物，也是蒙古人传承道德观的重要形式。在蒙古人的说唱故事中，有很多的英雄人物，例如关羽、诸葛亮等儒家“五德”精神的代表人为他们树立了栩栩如生的榜样人物，大家在崇拜这些英雄的同时，也会模仿他们去思考和行动的，这就是身教胜于言教的道理所在。
4.5多种语言传播
儒家思想主要来源于中原地区的汉族文化，其最初的传播文字主要是以汉文为主，后来为了便于其他民族的学习，才不断被译成多种文字向四方传播。清代赤峰地区蒙古族接受儒家思想的文字渠道主要有汉文、满文、蒙文等3种。“儒学传播的过程是一个文化双向或多向交流的过程， 这其中满蒙汉三种语言文字起了重要的媒介作用，蒙古人接触、学习儒家文化思想， 主要途径是通过学满文和蒙文实现的，这种影响是广泛的、深远的。”[25]
综上所述，清朝时期是赤峰地区蒙古人“五德”道德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其传播渠道呈现出多层次、多语言、艺术化、宗教化的特点，这种带有浓厚的民族特色的成功的道德观传播和普及方式对我国其他民族道德观的教育和普及工作具有很强的参考意义。 参考文献：
[1]白歌乐，王路，吴金.《蒙古族》，北京：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第133页
[2]白歌乐，王路，吴金.《蒙古族》，北京：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第133页
[3]孙晓雷.《赤峰民俗文化》，香港：亚太新闻出版社，2008年版，第38页。
[4]孙晓雷.《赤峰民俗文化》，香港：亚太新闻出版社，2008年版，第39页。
[5]曹永年.《内蒙古通史（第三卷）》，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5—226页。
[6]曹永年.《内蒙古通史（第三卷）》，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6—227页。
[7]白歌乐，王路，吴金.《蒙古族》，北京：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页。
[8]罗布桑却丹著，赵景阳翻译，管文华校订.《蒙古风俗鉴》，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169—170页。
[9]内蒙古图书馆编.《内蒙古历史文献丛书（之四）》，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192页。
[10]何一，青萍.《文化势差、质差与文化流动的历史诠释》，《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第156页。
[11]曹博.《儒家伦理道德在满族中的传承研究——以滦平满族县为例》，昆明：云南大学，2007，第20页。
[12]王介南.《中外文化交流史》，太原：书海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
[13]张祎琛.《清代圣谕宣讲类善书的刊刻与传播》，《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第135页。
[14]张祎琛.《清代圣谕宣讲类善书的刊刻与传播》，《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第135页。
[15]白歌乐，王路，吴金.《蒙古族》，北京：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第132页。
[16]孙晓雷.《赤峰民俗文化》，香港：亚太新闻出版社，2008年版，第131页。
[17]孙晓雷.《赤峰民俗文化》，香港：亚太新闻出版社，2008年版，第130页。
[18]曹永年.《内蒙古通史（第三卷）》，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18页。
[19]释妙舟著.《蒙藏佛教史》，扬州：广陵书社，2009年版，第3页。
[20]罗布桑却丹著，赵景阳翻译，管文华校订.《蒙古风俗鉴》，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58页。
[21]罗布桑却丹著，赵景阳翻译，管文华校订.《蒙古风俗鉴》，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170页。
[22]曹永年.《内蒙古通史（第三卷）》，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32页。
[23]曹永年.《内蒙古通史（第三卷）》，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18页。
[24]曹永年.《内蒙古通史（第三卷）》，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22页。
[25]包文汉. 《清代儒学在蒙古人中的传播与影响》. 《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第37页。
[26]泰亦赤兀惕·滿昌主编.蒙古族通史[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4。
[27]郭雨桥.郭氏蒙古通[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9。
[28]魏昌友.赤峰蒙古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
[29]金海.清代蒙古志[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30]叶新民.辽夏金元史徵（元朝卷） [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
作者简介：
刘勇波（1969-），男，内蒙古赤峰人，文学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关键词】清朝 赤峰地区 蒙古人 五德 形成途径
【基金项目】济南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JNSK15B34）;山东交通学院博士科研启动基金资助。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09-0007-03
清朝时期，赤峰大部分地区隶属昭乌达盟，少部分地区隶属卓索图盟。赤峰市地处河北、辽宁、内蒙古3省（自治区）交界，是连接东北、华北的重要通道，地处“京津北部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为兵家必争之地。自蒙元时期开始，蒙古人开始在这里游牧和生活，到了当代，形成了带有明显的儒家文化特点的“五德”道德观，我们可以借用市场营销学中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把将这种道德观的主要形成过程划分为3个时期，即投入期、成长期和成熟期;投入期为蒙元时期，成长期为清朝时期，成熟期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北元和民国时期赤峰地区社会比较动荡，战争频繁，当时人们的道德观念比较混乱，对“五德”道德观的形成影响甚微，故在此对这两个阶段的道德观的发展情况不再赘述。由于当代赤峰地区蒙古人“五德”道德观形成的重要时期是清朝时期，所以要想真正的理解当代蒙古人的“五德”道德观的思想内涵，就必须对清朝蒙古人道德观特点及其形成过程展开深入细致的研究。
1.赤峰地区蒙古人道德观特点
目前生活在赤峰地区的蒙古人道德观表现为具有明显的儒家特点的“五德”道德观，“五德”是指“仁、义、礼、智、信”等五个方面的美德。赤峰地区的蒙古族由于受到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又表现出很强的民族性。下面我们就按照“仁、义、礼、智、信”等“五德”对蒙古族道德观的特点逐一进行论述。
1.1“仁”德
蒙古族的“仁”德主要表现在对待客人和孝敬长辈等方面。
1）款待路人
蒙古人自古就有热情好客的习俗。“成吉思汗规定的大扎萨克里说：‘行路时经过用餐人的旁边，要下马与之共席用餐，以表敬意，用餐人也不能拒绝行路人共餐。这是蒙古族传统的礼俗之一。”[1]“款待行路的人，是蒙古族的传统美德，沿袭至今。行路人在与用餐人共席用餐时，也必须对主人特别敬重，如不是特别饥饿，略作共餐的表示即可。[2]
2）孝敬长辈
蒙古族素有敬老佳风。路遇长者，须垂手立于路边，待长者允许，方可走开。父母在，晚辈不得对面而坐，异辈食不同席。长辈讲话，晚辈不得随便插嘴。晚辈外出归来，必先到长辈面前请安。[3]巴林右旗老人祝寿从60岁开始。以后逢十庆祝。但如父母在，儿孙辈即使到了七、八十岁也不为自己庆寿。[4]
1.2 “义”德
蒙古人的“义”德主要体现在为国事奋不顾身、舍生取义等方面。清朝，哲理木和昭乌达等两盟的蒙古人就曾为保卫国家而血洒疆场，其奋不顾身的场面已铭记于史册。“当晚，英法联军涉海上岸，猛攻海口炮台和营垒，僧王即令蒙古骑兵出击。据直隶总督恒福奏称，哲理木和昭乌达‘两盟马队于枪炮如雨之中，往来驰突，连环枪炮，轰毙极多’。恒福称誉该军‘实属奋勇图功，不避锋镝，洵为勇敢得力之军’。”[5]“据当时参战敌军忆述，‘从四面八方正对着我们就出现了无数用长矛和弓箭武装起来的骑兵，又整齐又迅速地向前冲来，鞑靼骑兵的人数每时每刻都在不断地增加，很快我们整个战线都遭到迂回和包抄’。尽管如此，蒙古骑兵的满腔热血和血肉之躯，还是没有抵挡住英法军队的强势炮火的轰击。英法军队强大的炮火轰击，造成了蒙古骑兵的大量伤亡。”[6]
两次鸦片战争给内蒙古社会带来了巨大影响。蒙古族兵员的巨大伤亡以及沉重的军费负担，对所在盟旗社会生产和生活造成极大伤害。但即使是这样，蒙古族在遇到外敌侵略的时候，依然奋不顾身、勇往直前、舍生取义;在国家和民族遇到危难之际，敢于抛头颅、洒热血，为国捐躯在所不惜。
1.3 “礼”德
蒙古人的“礼”德主要体现在日常与人相处方面，一事一物，接人待物无不循礼而为，礼数细致周全。“蒙古族人民尊重礼仪，习惯成自然。解放后的今日，仍然如是，一事一物，无不依据其礼为之，敬长慈幼，同胞相视，长幼有序，宾朋有礼，客至如归。”[7]
1.4 “智”德
蒙古族的“智”主要体现在蒙古人的创新精神、变通能力和独特的教育方式。蒙古人在蒙元时期灭掉了40多个国家，创建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巨大国家。观其战法，其先进的战法是其不断取胜的重要因素。蒙古人独特的教育方式是其“智”的另一个展现方面。蒙古人的很多生活知识都来于家庭教育，家庭教育的内容非常丰富。“各家都根据自己的家族习惯，由母亲对儿女从小就进行教育，非常重视家庭教育的好坏。平民家族的家庭教育是，要对子女进行这样的说教：要很好地打扫家庭内外，女儿在来客人时记住客人的长相、穿戴、马的颜色和鞍具的样式，不许朝别人唾吐沫和甩鼻涕，说话要和蔼干净。如果来了外地不认识的人打听人名时应回答：‘我年龄小，不知道。’或者让他问大人。不要动人家的器具，不能随便骑人家的马。因为马有不同的性格。见到长者应先下马，见到官员应早些让路，打猎时不要从官员前边骑马通过，遇到争吵之事不要骂人家的父母。孩子找到了十三歲，要为他准备马鞍子和布鲁，教育他对牛马的毛色和形状要记住。女儿长到了十三岁，要教会她烧茶、做饭和针线活儿。不可面对客人笑，行止或坐都要讲究，时刻注意不能出错误的行为。如果女儿出了错，就同昨天不会返回一样。女孩儿像花一样，成长、开花、成熟都有规律，不像男孩那样可以时时活动的特点，所以有不少应当忌戒的地方。”[8] 1.5 “信”德
蒙古人“信”德主要体现在“口说可为凭，言出身必行”的勇于担当方面。这种极致的“践诺守信”的表现在其他民族中是不多见的。《东四盟蒙古实纪》载有东蒙古地区蒙古人诚实守信的一些表现：“有信实之性质。蒙古无书契，无文牍。其诉讼也，以口相述，上官断之，不留底稿，而亦无翻案。汉人之与蒙人交易也，汉贳物于蒙，不立券，仅于薄上书蒙文数目，至期无爽约。其以牲马质物也，指骒马之腹以为货，四五年后取之如携;若有死伤，由原主指他畜赔还。如实贫困，则汉人亦焚券不索，故货郎均数十年往还如戚友。台吉之家，倩汉人为打毡织毯，必俟秋稼登场而后给直，至期无弗给者。可见塞民质直，天性未漓。”[9]
2.赤峰地区蒙古人“五德”道德观形成原因分析
2.1 来自汉族儒家文化的影响
清朝，随着国家再次的南北大统一，文化的流动成为必然，中原地区的儒家文化向内蒙古的传播也就成为了必然。而“文化势差”[10]（该文对“文化势差”的概念做了如下解释：“所谓文化势差， 就是指不同文化因其自身的性质和状态的不同，而形成的“威”和“位”的差异性，亦即由于文化内在品质和内蕴力量的差别，而在文化流动中表现出的影响力、辐射力、渗透力及文化标矢功能等方面的差异性。”）是决定文化流动方向的决定因素。“文化从充实的地方流向空虚的地方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文化交流是有规律的，由于‘文化势差’的存在，先进民族的文化总是向后进民族流动，后进民族总是在学习和效仿先进民族;一种文化总是向另一种文化吸收它所没有的东西。”[11]“文化是流动的，从高处到低处，从充实的地方到空虚的地方，古今中外，毫无不同。”[12]
2.2 来自满族上层统治者的影响
清朝时期，满族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积极推行儒家思想的教化，满族统治者不但自己积极学习，还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儒家思想。清康熙九年（ 公元1670年） ， 康熙帝就曾颁布《圣谕十六条》在民众中宣传儒家思想。其内容为：“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勤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诫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13]清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雍正皇帝又颁发了对《圣谕十六条》加以诠释的《圣谕广训》，“谕令直省各州县大乡大村于人居稠密处设立讲约所，每月朔望，齐集乡之耆老、里长及读书之人，宣讲《圣谕广训》[14]。要求各级衙门于每月的朔日和望日（农历每月的初一和十五）在指定的公共场所宣讲《圣谕广训》，要求居民必须前往聆听。
2.3 来自喇嘛教的影响
喇嘛教传入蒙古社会后，原来的祖先崇拜的观念，进一步深化为“孝”这一伦理规范之中。加深了子女对父母长辈的尊重和赡养之情和父母长辈对子女的爱护与关怀。“在佛教的影响下，蒙古族孝的观念是日益牢固的美德。”[15]“念‘嘛呢’是蒙古族流行的一种驱邪避祸的信仰习俗。春前秋后农活不紧张时，家家都要念上一天。一般是50岁以上老人一帮，集聚在一起到一家念嘛呢。敬佛户炕上铺垫，地上摆凳，佛龛烧香点海灯，以嘛呢巴格希（头人）为中心，围坐一起，桌摆经卷，手持素珠，边念边数。所念为梵文六字真言经：‘唵、嘛、呢、叭、咪、吽’。念时声音高亢，抑扬顿挫，和谐有节。每念四遍停一停，由嘛呢巴格希诵一段木莲救母经，然后再接念六字真言经，到傍晚时，念诵改为唱颂，内容为斋僧、布施、孝敬父母等，节拍加快，十余分钟后停止，一天佛事结束。”[16]
清朝，喇嘛教为了在赤峰地区能够更好的传播和发展，也融合了其他宗教的一些思想，在其思想观念中也吸收了一部分的儒家思想;在这种背景下，儒家“忠义”精神的代表人物关云长也就顺理成章地被喇嘛教列为祭祀的对象。“喇嘛教传入以后，住宅佛案上供的主要是释迦牟尼、宗喀巴及各类菩萨。也供关公像，因为喇嘛教把关公也列为伽蓝神之一。”[17]
2.4蒙古族传统观念的影响
在成吉思汗《大扎撒》里有许多的汉族文化的元素，尤其有许多的儒家思想，根据社会人文环境决定习俗的原理，我们可以推断成吉思汗当时也应该受到了中原文化中儒家治国思想的影响，当时成吉思汗的重臣耶律楚材就是典型的儒家学者。所以成吉思汗在自創《大扎撒》里有许多的儒家思想的元素也就不难理解了。到了元朝建立后，忽必烈为了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积极推行儒家治国的理念和政策，终于形成了他所希望的“乾元盛世”。从这些蒙古最高统治者的言行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们已经认识到了儒家思想的先进性。这些理念和思想对后世都有着不可磨灭的积极影响。
3.传播途径分析
3.1 政府教育
清朝时期，满清政府使用各种途径推行儒家思想教育。主要途径有：
1）统治阶级如火如荼地对儒家文化的学习在全国范围内营造了浓厚学习氛围，为儒家文化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建立了有利的环境。
2）推行学校教育是政府推行儒家伦理道德教育的又一重要途径。
3）科举考试大大促进了儒家伦理道德在蒙古族中的传播。考试的主要内容是儒家的四书《中庸》、《大学》、《论语》、《孟子》和五经《诗》、《书》、《礼》、《易》、《春秋》。
4）广大蒙族民众在政府进行道德宣传的过程中接受了儒家的伦理道德。满族的最高统治者把儒家伦理道德系统化、条规化，采用行政命令的手段，长期在全国臣民中灌输。满清政府积极推进的《圣谕广训》的教育也普及到了赤峰地区，“卓索图盟人哈斯宝译有《新译红楼梦》一书。这些文学作品在农业蒙旗几乎是妇孺皆知，远比清朝政府大力提倡翻译刊行的《圣谕广训》和喇嘛教义传播广泛。此外，还有不少汉文哲学、史学著作也被译成蒙文，介绍到蒙古各地。”[18] 3.2 寺庙教育
寺庙教育曾是清朝时期赤峰地区文化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蒙古族的很多文化知识都是从寺庙里学来的。寺庙里传播文化的老师就是一些学识渊博的喇嘛。源于藏传佛教的喇嘛教是清朝赤峰地区蒙古人所信奉的主要宗教，其教义有许多劝人向善的宗教思想与儒家思想中的“仁”德思想有很多一致的地方，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出儒家思想的先进性所在，这两种思想在这一点上的交汇也为蒙古人接受儒家思想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蒙藏佛教史》：“数传至第三十世松赞干普，为观世音菩萨化身。弱冠嗣位，时在唐贞观八年。英略有大志，深信佛教。初西藏法律，尚无明文规定，故各地官府滥用苛刑，民不聊生。至是松赞干普欲以佛化国人，即依据释迦牟尼佛之十条善行制定法章，先颁定十条善行如下。关于身者：不杀生，不偷盗，不奸淫;关于口者：不欺诈，不挑唆，不咒骂，不造谣;关于意者：不嫉妒，不起恶念，不反教。又定十六要：一要虔信佛教，二要孝顺父母，三要尊敬齿德俱尊者，四要敦睦亲族，五要帮助邻里，六要出言忠信，七要作事谨慎，八要行为笃厚，九要钱财知足，十要报德酬恩，十一要如约还债，十二要斗称公平，十三要不生嫉妒，十四要不听谗言，十五要审慎言语，十六要处世宽厚。以上十六条，即交法院制定法律，公布施行。经法院明令颁定国法以后，通行全藏。”[19]通过以上喇嘛教的教义我们不难发现喇嘛教的一些劝人向善的思想是与儒家思想是不谋而合的。
3.3供奉偶像教育
蒙古人道德观的形成跟供奉偶像活动有着密切关系，蒙古人在崇拜偶像的同时，对偶像所拥有的思想和精神也是坚信不疑、无比崇拜的，其中有的偶像本身就是儒家精神的代表人物。例如，三国时期的关羽就是赤峰地区蒙古人供奉的偶像之一。“蒙古地方自古有的信奉天神、龙王为大神，有些地方还把地神、水神奉为神灵，还信奉地区之神。（中略）到了清朝时，还把关老爷供起来了。除了寺庙外，各户也根据信奉的内容供着不少佛，有画像的也有雕塑的。”[20]
3.4家庭教育
上辈人行为方式的影响、蒙古人家庭教育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道德观教育，蒙古人之所以能够从小就表现出豪爽敦厚的性格，与其从小受的家庭教育是分不开的，“还要教育孩子报答父母之恩的道理。儿女长到了十八岁，身体成熟了，开始告訴他们报答父母养育之重恩，虽然生儿育女乃天意，但养育之恩重如山。这种骨肉关系代代都要存在，所以父母对儿女进行这样重点教育是不可缺少的。男儿长到了十八岁，孝敬父母报答父母之恩，乃是人生之正理，无论如何不能疏忽和怠慢。如果父子关系好，君臣之间必有忠义;如果各家各户的教育好，国家的君主必然开明，知父母恩者也知君主之恩。家庭教育是国家的根基。”[21]
3.5私塾教育
私塾教育也是赤峰地区蒙古人接受儒家文化思想的一个重要渠道。“昭乌达盟各蒙旗和辽北蒙边也曾办起几所学校。1910年（宣统二年），巴林右旗合并原王府所办的两处私塾，创办了晋励学校，校舍十余间，校门前影壁上写‘智义’，聘请教师2人，学生约60余人，学习蒙汉对照《三字经》、《朱子家训》等。”[22]
3.6蒙古族民间文化艺术教育
蒙古族下层民众对于儒家文化的了解很多是来自于文学艺术作品，许多蒙古族艺术工作者把大量的含有儒家思想的汉族书籍翻译成蒙文或改编成蒙古人喜闻乐见说唱艺术，利用这些艺术形式在蒙古人中宣传儒家思想。“许多蒙古族文人还把大量汉族古典文学作品翻译成蒙文，为蒙古族文学领域的繁荣输入了新的血液。其中有的汉文作品是由满文转译成蒙文的。这些名著包括《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今古奇观》、《金瓶梅》、《封神演义》等百余种。”[23]“随着汉族移民的大批进入内蒙古地区，蒙汉各族下层民众的语言文化艺术交流，也逐渐展开。蒙古族民间的说唱艺术‘好来宝’，经常演唱《三国演义》等汉族故事内容。”[24]
4.蒙古人道德观传承特点
4.1多层次传播
从蒙古族这种带有儒家特点道德观形成过程看，政府、宗教、学校、家庭都是重要的传播渠道。
4.2宗教化传播
分析蒙古族道德观之所以能代代相传，其中重要原因是其跟蒙古人所信奉的神灵和宗教有密切关系。例如，清代蒙古人笃信喇嘛教，对其中的教义总是笃信不移、坚决执行，认为这样来世才会有好报。蒙古人对成吉思汗等英雄人物都是奉若神明的，对他们说过的话自然也是坚信不疑、身体力行的。因此宗教教育是蒙古人道德观教育的一个特色渠道。
4.3艺术化传播
艺术化传播也是蒙古人道德观能够恒久传承的重要原因，同时它又是一种寓教于乐的教育形式，是普通民众最喜欢的教育方式。人们在享受艺术带个他们快乐的同时也领悟到了“仁、义、礼、智、信”等美德的重要意义。
4.4树立榜样人物
树立榜样人物，也是蒙古人传承道德观的重要形式。在蒙古人的说唱故事中，有很多的英雄人物，例如关羽、诸葛亮等儒家“五德”精神的代表人为他们树立了栩栩如生的榜样人物，大家在崇拜这些英雄的同时，也会模仿他们去思考和行动的，这就是身教胜于言教的道理所在。
4.5多种语言传播
儒家思想主要来源于中原地区的汉族文化，其最初的传播文字主要是以汉文为主，后来为了便于其他民族的学习，才不断被译成多种文字向四方传播。清代赤峰地区蒙古族接受儒家思想的文字渠道主要有汉文、满文、蒙文等3种。“儒学传播的过程是一个文化双向或多向交流的过程， 这其中满蒙汉三种语言文字起了重要的媒介作用，蒙古人接触、学习儒家文化思想， 主要途径是通过学满文和蒙文实现的，这种影响是广泛的、深远的。”[25]
综上所述，清朝时期是赤峰地区蒙古人“五德”道德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其传播渠道呈现出多层次、多语言、艺术化、宗教化的特点，这种带有浓厚的民族特色的成功的道德观传播和普及方式对我国其他民族道德观的教育和普及工作具有很强的参考意义。 参考文献：
[1]白歌乐，王路，吴金.《蒙古族》，北京：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第133页
[2]白歌乐，王路，吴金.《蒙古族》，北京：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第133页
[3]孙晓雷.《赤峰民俗文化》，香港：亚太新闻出版社，2008年版，第38页。
[4]孙晓雷.《赤峰民俗文化》，香港：亚太新闻出版社，2008年版，第39页。
[5]曹永年.《内蒙古通史（第三卷）》，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5—226页。
[6]曹永年.《内蒙古通史（第三卷）》，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6—227页。
[7]白歌乐，王路，吴金.《蒙古族》，北京：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页。
[8]罗布桑却丹著，赵景阳翻译，管文华校订.《蒙古风俗鉴》，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169—170页。
[9]内蒙古图书馆编.《内蒙古历史文献丛书（之四）》，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192页。
[10]何一，青萍.《文化势差、质差与文化流动的历史诠释》，《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第156页。
[11]曹博.《儒家伦理道德在满族中的传承研究——以滦平满族县为例》，昆明：云南大学，2007，第20页。
[12]王介南.《中外文化交流史》，太原：书海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
[13]张祎琛.《清代圣谕宣讲类善书的刊刻与传播》，《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第135页。
[14]张祎琛.《清代圣谕宣讲类善书的刊刻与传播》，《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第135页。
[15]白歌乐，王路，吴金.《蒙古族》，北京：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第132页。
[16]孙晓雷.《赤峰民俗文化》，香港：亚太新闻出版社，2008年版，第131页。
[17]孙晓雷.《赤峰民俗文化》，香港：亚太新闻出版社，2008年版，第130页。
[18]曹永年.《内蒙古通史（第三卷）》，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18页。
[19]释妙舟著.《蒙藏佛教史》，扬州：广陵书社，2009年版，第3页。
[20]罗布桑却丹著，赵景阳翻译，管文华校订.《蒙古风俗鉴》，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58页。
[21]罗布桑却丹著，赵景阳翻译，管文华校订.《蒙古风俗鉴》，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170页。
[22]曹永年.《内蒙古通史（第三卷）》，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32页。
[23]曹永年.《内蒙古通史（第三卷）》，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18页。
[24]曹永年.《内蒙古通史（第三卷）》，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22页。
[25]包文汉. 《清代儒学在蒙古人中的传播与影响》. 《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第37页。
[26]泰亦赤兀惕·滿昌主编.蒙古族通史[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4。
[27]郭雨桥.郭氏蒙古通[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9。
[28]魏昌友.赤峰蒙古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
[29]金海.清代蒙古志[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30]叶新民.辽夏金元史徵（元朝卷） [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
作者简介：
刘勇波（1969-），男，内蒙古赤峰人，文学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