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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全球最大的半导体代工企业富士康将在巴西投资120亿美元，专门为美国公司生产Ipod。这是富士康公司迄今为止对台湾本岛和大陆以外最大的投资计划。这也是金融危机以后跨国公司尤其是非金融类跨国公司进行的较大规模的海外投资。这引发一个问题：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否导致现有的东亚生产网络发生变化。这就必须从东亚生产网络的形成和发展以及金融危机后影响全球产业分工的因素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分析。
一、现阶段产业东亚分工格局形成的原因
（一）广场协议推动了日本产业加速转移
二战结束以后，在美国的大力扶持下，日本经济在短期内实现了腾飞。而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科技水平的逐步提高和劳动力短缺问题的逐步显现，日本在积极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同时，通过贸易、投资和技术转让等方式，逐步将纺织、机械、钢铁、化工、低端电子制造等已经丧失竞争优势的产业依次传递给“亚洲四小龙”、东盟等国家和地区，而亚洲“四小龙”和东盟地区抓住时机，有效利用日本资金、技术和市场，迅速提升产业实力，实现了自身经济增长。在这个产业调整过程中，通过大力发展高端制造业日本产业竞争力急剧提高，在丰田、索尼等日本公司的带领下，日本产品开始潮水般涌入美国市场，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也随之急剧扩大。1985年，日本对美国的出口达到805亿美元，顺差达到465亿美元。
“广场协议”之后，为了应对日元升值对出口带来的不利影响，日本企业加快了海外投资的步伐。根据日本贸易振兴会2000年对在东盟有投资的977家日本企业的调查，70%以上的企业是在1987年以后开始对东盟进行投资的。而在此之前，日本对东盟的投资主要还是以政府援助的政策性项目为主。日本对东亚地区产业转移的加快逐步形成了东亚地区特有的“雁形”分工模式。尤其是9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逐步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也开始承接包括日本在内的产业转移，在东南沿海地区形成了外资的集聚地，我国逐步成为“雁形”分工模式中重要一环。
（二）IT泡沫破灭促进了东亚生产网络的形成
广场协议之后，美国经济经历了战后以来最深刻的结构性调整，以信息业为核心的高科技产业得到了长足发展，传统产业也得到了有效改造。经济增长是通过两种方式创新推动的，一是凭借在高科技方面的绝对竞争力发展和扩展了IT产业，形成了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又一种新的业态。二是通过IT产业改造提升了传统产业，促进了传统产业生产效率的提高。由于美国新经济创造了基于互联网的、与以前相比完全不同的业态，吸引了与以往相比更多的企业和资本的进入，而大量企业的进入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毁灭”的提前到来，2001年IT泡沫的破灭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就是市场过度拥挤最终导致的结果。
IT泡沫的破灭加快了美国产业向外转移，具备了良好基础设施和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中国无疑成为产业转移的重要目的地。而美国对中国的产业转移触发了欧洲、日本、东亚（韩国、台湾地区、新加坡）的相关产业竞相投入中国的高潮。2004年中国一度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FDI流入地，最终促进了东亚生产网络的形成。
二、金融危机对全球产业分工可能的影响
（一）整体分工格局不会出现大的调整
从国际金融危机本身影响看，广场协议、亚洲金融危机和2001年的美国IT泡沫破灭是影响现阶段分工格局形成的重要因素，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这三次事件导致了一些局部地区优势相对于其他地区出现了明显上升。而此次金融危机与以前三大事件最大的不同在于，此次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的打击是全面性的，并没有出现一个地区相对优势经过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凸显，因此在技术没有发生重大变革的情况下，不会出现全球范围内的产业调整。
从技术层面看，如果说前面所述的三大事件是催化剂，则技术本身的发展则是推动国际产业分工格局形成的主要源动力。但是技术发展的特点决定了一个技术从雏形到大规模应用并成为国际分工主要对象往往要经历数十年的发展历程，最典型的就是IT技术，从发生到真正对产业分工产生影响，经历了40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绿色、低碳成为技术调整的流行词，但是考虑到除了一些节能技术早就在日本等国家大规模应用以外，其余包括新能源技术等目前还是处在实验探索阶段，离大规模应用还有一段距离，目前还不足以成为推动国际分工的主要力量。
从产品性质看，东亚生产网络的形成与电子产品的性质有密切联系。从生产环节看，电子产品的生产环节从上游到下游经历了从技术密集到劳动密集的明显变化，加之电子产品质量较轻，运输成本较低，因此可以将各个生产环节按照要素禀赋的差异配置在不同地区，这一点汽车产业就很难做到。而日本、韩国、台湾、中国大陆、东盟等国家和地区要素禀赋的差异适应了电子产品不同环节的需要，从而产生了东亚生产网络。目前各国正在争相发展的技术和产品很难找到与电子产品性质相匹配的，也难以再次在东亚地区或者其他地区进行产品内分工配置。
（二）国际产业分工有可能出现局部调整
金融危机的爆发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现阶段国际产业分工格局，有可能带动国际产业分工格局的局部调整。一是发达国家在占据国际分工主导地位的同时，制造业将有所发展。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纷纷加大了创新力度，以期保住在创新方面的领导地位。例如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和欧盟分别发布了《美国创新战略》和《欧盟2020战略》，希望在技术创新方面有所突破。这有利于发达国家继续巩固在分工的上游主导地位。同时，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后失业率不断高企的状况，提出了“振兴制造业”。尽管发达国家外包的制造业不可能彻底回流，但也起到了一定的效果，2010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就业已经增长了2.9%，结束了金融危机前长达几十年的萎缩状态。如果新兴经济体劳动力继续快速上涨，制造业尤其是高端制造业将进一步回流，带动国际分工格局的局部调整。二是新兴经济体发展出现分化可能带动分工体系在这些经济体的内部调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新兴经济体增速明显快于发达经济体。但2011年以来，由于要素禀赋、技术水平等不同，新兴经济体发展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在发达国家短期内难以向外大规模产业转移的情况下，经济发展前景的不同导致在新兴经济体已经形成的分工体系可能出现一些调整。当然这取决于新兴经济体政策调整方向和经济发展前景。
三、我国比较优势变动趋势及未来产业升级方向
（一）我国制造业比较优势短期内难以改变
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已经不是世界上劳动力成本最低廉的国家。2000年，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已经超过了泰国、印尼、越南、印度等国家，而且随着我国工资水平的快速上涨，这种差距将进一步扩大。但是，工资水平的上涨并没有减缓我国成为世界工厂的步伐，也没有导致制造业的大规模外迁。劳动力成本并不是决定制造业基地的唯一因素。劳动生产效率、基础设施情况、劳动力总量供给等因素都会制约制造业生产基地的形成。
从劳动生产率情况看，从2000—2007年，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保持了20%以上的增长率，远远高于与我国有竞争关系的其他发展中国家。2007年，我国劳动生产率是17913美元/人，而越南的劳动生产率是5084美元/人，我国在劳动生产率方面的优势弥补了劳动力成本较高的劣势。
从基础设施情况看，以港口为例，我国港口质量要远远好于印度、越南、墨西哥、巴西等与我国存在竞争关系的发展中国家。同时，我国港口发展的另一个优势是港口吞吐量大，包括集装箱码头、干散货码头、专用码头等各类码头发展完备。周边国家要在基础设施上与我国看齐，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从劳动力总供给量看，受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我国人口增长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2008年人口增长率仅为越南、巴西的一半，尚不到马来西亚的1/3。但是我国人口基数较大，劳动力总供给量的优势短期内难以改变。2008年中国0—14岁人口总量仅略少于印度，为印尼的4倍，巴西的5倍，越南的12倍，泰国的18倍；而从新增人口总量来看，中国是越南的6倍多，巴西的4倍，马来西亚的15倍，泰国的16倍多，但是仅为印度的一半不到。
上世纪90年代，大量制造业从台湾、香港等地转移到大陆，当时大陆制造业平均工资水平为台湾、韩国、香港、新加坡的1/20不到，约为日本的1/70。如此大的工资水平差距使得我国劳动力优势突出。2008年中国大陆制造业平均工资水平仍仅为香港、台湾的1/4，为日韩和新加坡的1/8不到，依然拥有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同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工资水平与之差距要远远小于90年代与日本和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差距，加之基础设施、劳动力总量等方面的优势，我国总体比较优势短期内还是难以改变。
（二）存在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内陆地区转移的可能性
东部土地、劳动力要素价格快速上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这些地区的比较优势，加之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这些地区也面临着产业升级的巨大压力。从简单的雁行理论出发，在产业升级的压力下，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应该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从而使东部地区由原来的雁尾升级为雁侧，而其他地区加入到雁行之中，成为雁尾。但是前面已经提到，尽管我国比较优势有所削弱，但是出现大规模产业转移的可能性不大。蔡昉等（2009）通过复杂的雁行理论，探讨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可能性。通过计算不同地区的劳动报酬和边际劳动生产率，得到了单位劳动力成本。根据其计算分析，从近年来发展情况看，2003年以来，华南沿海地区劳动报酬率的增长超过了生产率水平，导致单位劳动力成本逐步提高，华南沿海地区在劳动力成本方面已经丧失优势。而中部地区由于相对较低的劳动力报酬和较高的生产率，使得其具有很强的劳动力优势。同样，西部地区近年来劳动生产率提高较快，单位劳动力成本下降趋势也是最快的，西部地区劳动力成本上的比较优势也在逐渐显现。因此，内陆地区已经具备了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可能性和可持续性。
（三）关于东部地区产业升级方向的讨论
目前对于沿海地区产业升级，更多的讨论是集中在如何从目前低增值环节升级到高增值环节，即实现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和功能升级。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暂时不可能出现大规模向外转移的情况下，我国要实现从劳动密集型环节向高增值环节升级，必然和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竞争。例如电子行业从组装环节向少量研发、复杂部件制造转移，必然要和日、韩、台湾地区进行直接的竞争。姑且不论现阶段我国是否具备了与日韩等国家和地区全面竞争的实力，如果将产业内升级作为一个国家战略，那这种直线式的升级战略无疑会限制产业升级的空间。一方面，高增值环节之所以高增值，很大程度上是在于垄断性，在其他国家产业没有转移的情况下，过多的企业强行进入上游环节必然增加行业的竞争，原来的高增值环节也会变成低增值环节；另一方面，相对于产业内升级，鼓励产业间升级实际上给企业创造了一个更加宽松的创新环境，因为相对于产业内升级，产业间升级可选择的路径更多，未来可选择的产业也更多，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也更为适合。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东部地区要素禀赋发生变化，产业升级势在必行，但是选择的升级路径未必就是从原来产业的低增值环节升级到高增值环节，可以根据各个企业技术发展特点选择更多的升级路径。
四、我国产业升级战略方向和路径选择
综上所述，我国产业升级的战略方向是：在巩固已有产业的基础上，适度延伸已有产业产业链，采取多种方式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所谓巩固已有产业基础，就是多年以来形成的以劳动密集为特征的产业不能放弃，要通过推动产业转移等方式继续保持现有产业不向外转移。尽管沿海地区劳动力短缺近年来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关于中国是否到了刘易斯拐点的讨论也不绝于耳。如果考虑到每年新增1000万左右的就业，我国就业压力在未来几年不会减轻。而且从发达国家经验看，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之后，即使实现了产业升级，由于就业不稳也会带来各种社会矛盾。因此要通过促进东部地区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的方式保持已有劳动密集型产业不会出现大规模外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形成了两种产业体系：一是以国际产品内分工为基础、以跨国公司内部贸易为主的生产体系，在贸易方式上以加工贸易为主。二是以国际比较优势和差异化分工为基础，以内资企业为主的生产体系，在贸易方式上以一般贸易为主。（张燕生，2011）在产业转移上，重点推进第一种产业体系向内陆地区转移。对于候鸟式的跨国公司生产而言，一旦发现成本优势不再的时候，很容易向我国的周边地区转移，因此要大力清费减负，降低物流成本，充分发挥中西部地区土地和劳动力价格的比较优势，促进跨国公司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适度延伸已有产业产业链，就是促进已有产业实现产业内升级。对于跨国公司的产业内分工体系，则可以考虑采取吸引更多跨国公司的研发、设计、采购等环节进入中国。金融危机以后，欧美市场的增长要远远慢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原来以欧美市场为主要目的地的跨国公司生产体系也慢慢重视中国市场，针对中国市场的研发、设计等必然要加大力度，加之中国人才储备、市场环境等各方面条件也逐步完善，因此即使没有特殊的优惠政策，跨国公司也会将部分高增值环节转移到中国。对于以内资企业为主的产业体系，在技术、管理、生产性服务支撑等方面与跨国公司存在较大差距的情况下，要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实现产业向高端增值环节转移。一是利用内资企业对国内市场比较了解的优势，在开拓国内市场过程中，实施差异化竞争，努力开发能够满足国内市场的产品。二是发挥目前内资企业的资本优势，大力“走出去”，在国外建立研发中心或者直接兼并国外研发机构，通过借助外部智力资源提升内资企业研发水平。
发挥内资企业作用，采取多种措施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目前国家已经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如果能够落实必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同时要发挥内资企业优势，使之在产业发展上不再受制于人。从产业发展上看，内资企业和跨国公司发展基本上在一条起跑线上，各自有优势。内资企业拥有市场、资本等方面的优势，而跨国公司则拥有技术、营销、设计等方面的优势。一方面，内资企业可以利用国际金融危机欧美日跨国企业陷入困境的时机，加大“走出去”力度，采取与前面所述类似方法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可以采取与跨国公司合资方式实现优势互补，当然要避免“市场换技术”的教训，避免出现出让市场之后又不能获得技术的情况再度出现。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外经所）
一、现阶段产业东亚分工格局形成的原因
（一）广场协议推动了日本产业加速转移
二战结束以后，在美国的大力扶持下，日本经济在短期内实现了腾飞。而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科技水平的逐步提高和劳动力短缺问题的逐步显现，日本在积极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同时，通过贸易、投资和技术转让等方式，逐步将纺织、机械、钢铁、化工、低端电子制造等已经丧失竞争优势的产业依次传递给“亚洲四小龙”、东盟等国家和地区，而亚洲“四小龙”和东盟地区抓住时机，有效利用日本资金、技术和市场，迅速提升产业实力，实现了自身经济增长。在这个产业调整过程中，通过大力发展高端制造业日本产业竞争力急剧提高，在丰田、索尼等日本公司的带领下，日本产品开始潮水般涌入美国市场，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也随之急剧扩大。1985年，日本对美国的出口达到805亿美元，顺差达到465亿美元。
“广场协议”之后，为了应对日元升值对出口带来的不利影响，日本企业加快了海外投资的步伐。根据日本贸易振兴会2000年对在东盟有投资的977家日本企业的调查，70%以上的企业是在1987年以后开始对东盟进行投资的。而在此之前，日本对东盟的投资主要还是以政府援助的政策性项目为主。日本对东亚地区产业转移的加快逐步形成了东亚地区特有的“雁形”分工模式。尤其是9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逐步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也开始承接包括日本在内的产业转移，在东南沿海地区形成了外资的集聚地，我国逐步成为“雁形”分工模式中重要一环。
（二）IT泡沫破灭促进了东亚生产网络的形成
广场协议之后，美国经济经历了战后以来最深刻的结构性调整，以信息业为核心的高科技产业得到了长足发展，传统产业也得到了有效改造。经济增长是通过两种方式创新推动的，一是凭借在高科技方面的绝对竞争力发展和扩展了IT产业，形成了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又一种新的业态。二是通过IT产业改造提升了传统产业，促进了传统产业生产效率的提高。由于美国新经济创造了基于互联网的、与以前相比完全不同的业态，吸引了与以往相比更多的企业和资本的进入，而大量企业的进入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毁灭”的提前到来，2001年IT泡沫的破灭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就是市场过度拥挤最终导致的结果。
IT泡沫的破灭加快了美国产业向外转移，具备了良好基础设施和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中国无疑成为产业转移的重要目的地。而美国对中国的产业转移触发了欧洲、日本、东亚（韩国、台湾地区、新加坡）的相关产业竞相投入中国的高潮。2004年中国一度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FDI流入地，最终促进了东亚生产网络的形成。
二、金融危机对全球产业分工可能的影响
（一）整体分工格局不会出现大的调整
从国际金融危机本身影响看，广场协议、亚洲金融危机和2001年的美国IT泡沫破灭是影响现阶段分工格局形成的重要因素，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这三次事件导致了一些局部地区优势相对于其他地区出现了明显上升。而此次金融危机与以前三大事件最大的不同在于，此次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的打击是全面性的，并没有出现一个地区相对优势经过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凸显，因此在技术没有发生重大变革的情况下，不会出现全球范围内的产业调整。
从技术层面看，如果说前面所述的三大事件是催化剂，则技术本身的发展则是推动国际产业分工格局形成的主要源动力。但是技术发展的特点决定了一个技术从雏形到大规模应用并成为国际分工主要对象往往要经历数十年的发展历程，最典型的就是IT技术，从发生到真正对产业分工产生影响，经历了40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绿色、低碳成为技术调整的流行词，但是考虑到除了一些节能技术早就在日本等国家大规模应用以外，其余包括新能源技术等目前还是处在实验探索阶段，离大规模应用还有一段距离，目前还不足以成为推动国际分工的主要力量。
从产品性质看，东亚生产网络的形成与电子产品的性质有密切联系。从生产环节看，电子产品的生产环节从上游到下游经历了从技术密集到劳动密集的明显变化，加之电子产品质量较轻，运输成本较低，因此可以将各个生产环节按照要素禀赋的差异配置在不同地区，这一点汽车产业就很难做到。而日本、韩国、台湾、中国大陆、东盟等国家和地区要素禀赋的差异适应了电子产品不同环节的需要，从而产生了东亚生产网络。目前各国正在争相发展的技术和产品很难找到与电子产品性质相匹配的，也难以再次在东亚地区或者其他地区进行产品内分工配置。
（二）国际产业分工有可能出现局部调整
金融危机的爆发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现阶段国际产业分工格局，有可能带动国际产业分工格局的局部调整。一是发达国家在占据国际分工主导地位的同时，制造业将有所发展。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纷纷加大了创新力度，以期保住在创新方面的领导地位。例如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和欧盟分别发布了《美国创新战略》和《欧盟2020战略》，希望在技术创新方面有所突破。这有利于发达国家继续巩固在分工的上游主导地位。同时，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后失业率不断高企的状况，提出了“振兴制造业”。尽管发达国家外包的制造业不可能彻底回流，但也起到了一定的效果，2010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就业已经增长了2.9%，结束了金融危机前长达几十年的萎缩状态。如果新兴经济体劳动力继续快速上涨，制造业尤其是高端制造业将进一步回流，带动国际分工格局的局部调整。二是新兴经济体发展出现分化可能带动分工体系在这些经济体的内部调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新兴经济体增速明显快于发达经济体。但2011年以来，由于要素禀赋、技术水平等不同，新兴经济体发展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在发达国家短期内难以向外大规模产业转移的情况下，经济发展前景的不同导致在新兴经济体已经形成的分工体系可能出现一些调整。当然这取决于新兴经济体政策调整方向和经济发展前景。
三、我国比较优势变动趋势及未来产业升级方向
（一）我国制造业比较优势短期内难以改变
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已经不是世界上劳动力成本最低廉的国家。2000年，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已经超过了泰国、印尼、越南、印度等国家，而且随着我国工资水平的快速上涨，这种差距将进一步扩大。但是，工资水平的上涨并没有减缓我国成为世界工厂的步伐，也没有导致制造业的大规模外迁。劳动力成本并不是决定制造业基地的唯一因素。劳动生产效率、基础设施情况、劳动力总量供给等因素都会制约制造业生产基地的形成。
从劳动生产率情况看，从2000—2007年，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保持了20%以上的增长率，远远高于与我国有竞争关系的其他发展中国家。2007年，我国劳动生产率是17913美元/人，而越南的劳动生产率是5084美元/人，我国在劳动生产率方面的优势弥补了劳动力成本较高的劣势。
从基础设施情况看，以港口为例，我国港口质量要远远好于印度、越南、墨西哥、巴西等与我国存在竞争关系的发展中国家。同时，我国港口发展的另一个优势是港口吞吐量大，包括集装箱码头、干散货码头、专用码头等各类码头发展完备。周边国家要在基础设施上与我国看齐，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从劳动力总供给量看，受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我国人口增长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2008年人口增长率仅为越南、巴西的一半，尚不到马来西亚的1/3。但是我国人口基数较大，劳动力总供给量的优势短期内难以改变。2008年中国0—14岁人口总量仅略少于印度，为印尼的4倍，巴西的5倍，越南的12倍，泰国的18倍；而从新增人口总量来看，中国是越南的6倍多，巴西的4倍，马来西亚的15倍，泰国的16倍多，但是仅为印度的一半不到。
上世纪90年代，大量制造业从台湾、香港等地转移到大陆，当时大陆制造业平均工资水平为台湾、韩国、香港、新加坡的1/20不到，约为日本的1/70。如此大的工资水平差距使得我国劳动力优势突出。2008年中国大陆制造业平均工资水平仍仅为香港、台湾的1/4，为日韩和新加坡的1/8不到，依然拥有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同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工资水平与之差距要远远小于90年代与日本和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差距，加之基础设施、劳动力总量等方面的优势，我国总体比较优势短期内还是难以改变。
（二）存在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内陆地区转移的可能性
东部土地、劳动力要素价格快速上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这些地区的比较优势，加之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这些地区也面临着产业升级的巨大压力。从简单的雁行理论出发，在产业升级的压力下，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应该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从而使东部地区由原来的雁尾升级为雁侧，而其他地区加入到雁行之中，成为雁尾。但是前面已经提到，尽管我国比较优势有所削弱，但是出现大规模产业转移的可能性不大。蔡昉等（2009）通过复杂的雁行理论，探讨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可能性。通过计算不同地区的劳动报酬和边际劳动生产率，得到了单位劳动力成本。根据其计算分析，从近年来发展情况看，2003年以来，华南沿海地区劳动报酬率的增长超过了生产率水平，导致单位劳动力成本逐步提高，华南沿海地区在劳动力成本方面已经丧失优势。而中部地区由于相对较低的劳动力报酬和较高的生产率，使得其具有很强的劳动力优势。同样，西部地区近年来劳动生产率提高较快，单位劳动力成本下降趋势也是最快的，西部地区劳动力成本上的比较优势也在逐渐显现。因此，内陆地区已经具备了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可能性和可持续性。
（三）关于东部地区产业升级方向的讨论
目前对于沿海地区产业升级，更多的讨论是集中在如何从目前低增值环节升级到高增值环节，即实现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和功能升级。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暂时不可能出现大规模向外转移的情况下，我国要实现从劳动密集型环节向高增值环节升级，必然和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竞争。例如电子行业从组装环节向少量研发、复杂部件制造转移，必然要和日、韩、台湾地区进行直接的竞争。姑且不论现阶段我国是否具备了与日韩等国家和地区全面竞争的实力，如果将产业内升级作为一个国家战略，那这种直线式的升级战略无疑会限制产业升级的空间。一方面，高增值环节之所以高增值，很大程度上是在于垄断性，在其他国家产业没有转移的情况下，过多的企业强行进入上游环节必然增加行业的竞争，原来的高增值环节也会变成低增值环节；另一方面，相对于产业内升级，鼓励产业间升级实际上给企业创造了一个更加宽松的创新环境，因为相对于产业内升级，产业间升级可选择的路径更多，未来可选择的产业也更多，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也更为适合。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东部地区要素禀赋发生变化，产业升级势在必行，但是选择的升级路径未必就是从原来产业的低增值环节升级到高增值环节，可以根据各个企业技术发展特点选择更多的升级路径。
四、我国产业升级战略方向和路径选择
综上所述，我国产业升级的战略方向是：在巩固已有产业的基础上，适度延伸已有产业产业链，采取多种方式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所谓巩固已有产业基础，就是多年以来形成的以劳动密集为特征的产业不能放弃，要通过推动产业转移等方式继续保持现有产业不向外转移。尽管沿海地区劳动力短缺近年来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关于中国是否到了刘易斯拐点的讨论也不绝于耳。如果考虑到每年新增1000万左右的就业，我国就业压力在未来几年不会减轻。而且从发达国家经验看，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之后，即使实现了产业升级，由于就业不稳也会带来各种社会矛盾。因此要通过促进东部地区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的方式保持已有劳动密集型产业不会出现大规模外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形成了两种产业体系：一是以国际产品内分工为基础、以跨国公司内部贸易为主的生产体系，在贸易方式上以加工贸易为主。二是以国际比较优势和差异化分工为基础，以内资企业为主的生产体系，在贸易方式上以一般贸易为主。（张燕生，2011）在产业转移上，重点推进第一种产业体系向内陆地区转移。对于候鸟式的跨国公司生产而言，一旦发现成本优势不再的时候，很容易向我国的周边地区转移，因此要大力清费减负，降低物流成本，充分发挥中西部地区土地和劳动力价格的比较优势，促进跨国公司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适度延伸已有产业产业链，就是促进已有产业实现产业内升级。对于跨国公司的产业内分工体系，则可以考虑采取吸引更多跨国公司的研发、设计、采购等环节进入中国。金融危机以后，欧美市场的增长要远远慢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原来以欧美市场为主要目的地的跨国公司生产体系也慢慢重视中国市场，针对中国市场的研发、设计等必然要加大力度，加之中国人才储备、市场环境等各方面条件也逐步完善，因此即使没有特殊的优惠政策，跨国公司也会将部分高增值环节转移到中国。对于以内资企业为主的产业体系，在技术、管理、生产性服务支撑等方面与跨国公司存在较大差距的情况下，要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实现产业向高端增值环节转移。一是利用内资企业对国内市场比较了解的优势，在开拓国内市场过程中，实施差异化竞争，努力开发能够满足国内市场的产品。二是发挥目前内资企业的资本优势，大力“走出去”，在国外建立研发中心或者直接兼并国外研发机构，通过借助外部智力资源提升内资企业研发水平。
发挥内资企业作用，采取多种措施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目前国家已经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如果能够落实必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同时要发挥内资企业优势，使之在产业发展上不再受制于人。从产业发展上看，内资企业和跨国公司发展基本上在一条起跑线上，各自有优势。内资企业拥有市场、资本等方面的优势，而跨国公司则拥有技术、营销、设计等方面的优势。一方面，内资企业可以利用国际金融危机欧美日跨国企业陷入困境的时机，加大“走出去”力度，采取与前面所述类似方法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可以采取与跨国公司合资方式实现优势互补，当然要避免“市场换技术”的教训，避免出现出让市场之后又不能获得技术的情况再度出现。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外经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