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国进口6300多万吨转基因大豆，用于生产食用油，进口500多万吨转基因玉米，主要用于生产饲料。市场普遍估计，转基因粮食进口量还将持续增长。中国存在一个转基因粮食市场，已经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农业转基因技术是中国政府投入巨资资助的国家重大科技专项之一，但获批种植的转基因作物仅有木瓜和棉花两种。诡异的是，从2006年至今，欧盟184次通报，在中国出口到欧洲的食品中检测出转基因成分，其中175次涉及大米制品和含大米的制品。中国并没有批准种植转基因大米，含有转基因成分的大米制品从何而来，似乎是个谜。
　　与此同时，各地违规种植转基因作物的传闻不绝于耳。监管机构先后在湖北、湖南和海南等地发现违规种植转基因水稻的案例。相关机构事后申明说，这些转基因作物属于实验性质，但已经暴露出中国转基因作物从实验、制种、种植到销售、食用全面疏于监管的现状。
　　不允许种植但允许进口；允许进口原料，但不允许进口主粮；在科研上投入重金，但迟迟不放开商业应用；预设严格的批准程序，但又放任违规行为……这些自相矛盾的做法反映出政府相关部门对转基因技术的纠结心态。
　　正是这种纠结的心态，导致中国对转基因技术的监管落后，政出多门，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混乱局面加剧了公众在转基因食品问题上的对立。转基因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争论日益情绪化，而科学界的声音被边缘化。科学家失去了就这一重要话题与公众进行持久对话的耐心，这又妨碍了中国社会在这个问题上寻求共识——不管是美国版共识，还是欧洲版共识——的前景。
　　这个话题值得多说几句。有些科学家认为，公众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怀疑是盲目的。他们不想再和外行讨论问题，于是抱怨说，愚昧的公众把科学问题变成了信仰问题。最近经常可以看到这样愤世嫉俗的科学家。
　　这个世界上，科学家毕竟是很少的。大多数人对转基因技术的理解，都长期停留在泛泛的层面上，他们只能从公开资料特别是新闻报道中了解转基因技术的进展，以及由此而来的争议。实际上，争议促进了普通人对转基因技术的理解，但未见得能解决他们的疑问，因为要理解转基因这样的技术，需要的知识超过大多数人的预期。接下来的问题是，在无法确信的情况下，他们如何在转基因技术大行其道的世界上自处？
　　这并不是人类第一次面对类似巨大的不确定状态。电报（还有电话）、火车（还有汽车和飞机）乃至核电站刚刚出现的时候，人们对这些新事物的态度和今天我们面对转基因的心情非常类似：即使目睹了新技术的威力，仍然对其可能带来的改变心存疑虑。这类担心后来被证明并不完全是杞人忧天。新事物带来的影响很难说都是正面的。我们很容易会想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和福岛核电站的泄漏事件。福岛核电站泄漏事件之后，德国通过了激进的废核法案，准备彻底放弃核能发电技术。不管这种做法是否合理，都已经造成了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并且会产生许多后续问题。
　　我们无法对这些悲剧视而不见。新技术在推广过程中遭遇的抵抗，不应该被简单地视作愚昧无知，而应该看作人类社会自我调适的过程。在转基因的问题上，不管推广这一技术的理由多么充分，科学家都有义务做出更多解释工作。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首先应该反思在转基因问题上的行事逻辑，推动转基因领域的立法进程，以明确市场游戏规则。
　　明确的规则有助于终结混乱，将研究和商业活动纳入统一的监管框架之内。转基因技术是当今竞争最激烈的科研和商业领域之一，明确的规则也有利于研究者、商业机构和政府决定资源投放的重心。明确的规则还能促进理性的讨论，提升讨论的水平，并帮助消费者做出独立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