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0月，那年我刚13岁。我的家乡同中国广大农村一样，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原来集体耕种、统一安排的土地按每户人口的多少分到了农户。土地虽然分了下来，种上了庄稼，可还没有见到收益，谁家心里也没有底数。转眼到了腊月，随着年关的临近，人们就在这种忐忑不安的心境中开始筹办简单的年货。
　　父母早就合计着过年的开支，看到父亲常常紧锁着眉头，叭嗒叭嗒地吸旱烟，我们兄妹几个谁也不敢有什么过多的奢望，一家8口人只能是眼巴巴地等着。一直到了腊月二十八，父亲才打算去县城置办年货。我家距离县城并不远，大概有3里多路，一大早，父亲用自行车带上我到县城置办年货。县城里的物资交流大会上人山人海，父亲推着车子，我紧紧跟在后边，转悠了好一大会儿，父亲把自行车放到一个较为僻静的地方，交待我要看好车子，说街上的人多小偷也多，便钻进了人流中了。大街两旁卖东西的比平时多了许多，农贸市场上的大喇叭播放着港台歌曲，远处用帐篷搭起的棚子最热闹，好像是有杂技表演，我伸长脖子，只能远远地看着。
　　看的时间久了，肚子叽哩咕噜直叫，这才想起来的时候还带着干粮，从布袋里拿出玉米面馍馍，冰凉冰凉的，一大口咬下去，又退出大半口，用手接着，嚼上几下，脖子往前一伸咽下去。不一会儿，两个玉米面馍馍就下肚了。太阳快要落山了，终于看到父亲双手抱着一篮子肉，满脸兴奋的走了过来：“早就看上这块肉了，就是太贵，要8毛5，转了好几圈了，天快黑了，8毛钱就弄到手了，足足23斤呵。”看到父亲高兴的样子，我也高兴。父亲把篮子放到自行车后架上，从布袋里摸了一个玉米面馍馍，咬了一口，交待我要看好东西，再买些东西就回家。
　　不一会儿，父亲捏着一挂鞭炮走了过来，急切地问道：“篮子哩？”我回过头一看，篮子不见了，我赶忙说：“刚才还在哩么。”父亲急忙四下寻找，还是没有，着急地把鞭炮塞给我，推着自行车冲进人群，我吓的汗也下来了，捏着鞭炮转身就向家里跑去。我心想这下可闯下大祸了，挨一顿揍肯定是免不了的，便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回家，把事情的前前后后告诉了母亲，还没等母亲说什么，便从家中冲了出去，跑到小伙伴家里躲藏了起来。
　　第二天早晨，我惊恐万分地回到家。后来听母亲讲，当时父亲飞快地骑上车到派出所报案，向民警叙述了丢了肉的经过，派出所的民警说，如果有人捡到送过来，一定会通知的。父亲在后来的几天里，都早早地到派出所等消息，直到大年三十下午，实在是没有希望了，才买了5斤豆腐回到家里。
　　每年过年前，父亲都要给我和弟弟分鞭炮。天黑下来了，左邻右舍的院子响起了噼噼叭叭的鞭炮声，父亲把我和弟弟叫到跟前说：“与往年一样，每人50个。”父亲把一挂鞭炮拆分成两份，弟弟两手一掬拿走了自己的那一份，我实在不好意思拿，低着头抓起一把，一个也没留全塞给了弟弟。
　　那年的春节觉得过的特别慢，虽然父母没有过多地责怪，但我觉得自己做错了一件大事，由于一个人的过错影响了全家人过年的心情。在以后近30年中，大家生活渐渐好起来，不再为吃肉发愁。虽然自己参军入伍，多数时候是在外地过春节，但总会在春节前给家里寄些钱，并打电话叮嘱弟弟多买一些肉。
　　时过境迁，30年过去了，小时候难以忘怀的记忆已经成为今日的笑谈，但留下的深刻感受却一直影响着我的习惯，只要是自己手上的事，就一定要负责任地盯紧、办好。
　　（责编 李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