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清华研究院成立时，胡适竭力举荐王国维出任导师。胡适推举王氏，源于对王国维学术上的敬重。他对王国维的学术研究成果大加推崇，认为“旧式学者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
　　不过，王国维和胡适的政治及文学观念都不同，他对胡适则是“有一说一”，尤其反对胡适对文言文的“抛弃”。1922年王国维在给胡适弟子顾颉刚的信中说：“顷阅胡君适之《水浒》、《红楼》二卷，犁然有当于心，其提倡白话诗文，则所未敢赞同也。”王国维对胡适的评说，很快由顾颉刚传给了胡适。胡适听后笑了，如果王国维能赞成白话诗文，那么，他就不是王国维了。
　　1923年12月16日，胡适拜访了王国维。直到晚年，胡适还保留着见面时的特殊印象：“他的人很丑，小辫子，样子真难看，但光读他的诗和词，以为他是个风流才子呢!”他们主要谈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清代大学者戴震(字东原)的哲学思想，一是中西艺术的比较研究。短短一个多小时的交谈，让胡适真正感到了王国维的价值。王氏对中外历史文化的深切关注、独到见识和极强的求知欲深深地震撼了胡适!胡适得到了一次学人少有的高峰体验，也因此明白学术界同样是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勤勉的胡适从王宅出来就借来书籍，开始着手研究戴震。第二天，王国维又回访胡适。此后，两人书信往来，学问相交，了解更深了。
　　胡适在学问上日益进取，地位和名声也与日俱增，但他希望能够开发王氏身上的文化热力。
　　1924年，清华学校“改办大学”，同时设立研究院。校长曹云祥于2月22日致函胡适，要聘他“担任筹备大学顾问”，还动员他担任清华研究院院长。胡适不能、也不愿离开北京大学，但他建议曹校长采用宋元书院的导师制，并推荐了四个人选：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赵元任(后因章太炎不就，清华改聘陈寅恪)。梁启超名扬天下，章太炎满腹经纶，赵元任学贯中西，王国维的名头怎么能和他们并列？胡适知道曹云祥会有疑问，他便于1924年12月8日，陪同曹校长去专程拜访王国维。
　　这时的王国维，已经没有工作，“南书房行走”的差事因溥仪被“赶出官”而失去，他的生计已成问题，但他却不肯贸然应允这个工作。于是，胡适又去联系溥仪、庄士敦(溥仪的英文老师)，请他们协助做王国维的工作。同时，他对曹云祥下给王国维的聘书及准备安排的课时都提出了建议。接着，他又转到王国维处，对清华的安排一一作出解释，希望王氏“为学术计，不宜拘泥小节。”
　　胡适的诚意感动了王国维，他决定亲自去看一看。于是，胡适便用自己的车子拉着王国维，走了一趟清华园。从此，王国维晃动着他的小辫子，讲学清华，他敞开“王学”的宫墙，把文学、美学、哲学、史学的美丽殿堂向世人展示!清华学子因此沐浴了一代国学大师的光辉，这是清华人的骄傲，也是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幸事。
　　助人即助己，得人者己得。谦和的胡适在结识、帮助王国维的过程中，也受益良多，1927年，他刊印了《词选》和《戴东原的哲学》。只可惜这两部直接受王国维启发和帮助而完成的著作出版时，王氏已于当年的6月2日自沉昆明湖。
　　1930年，胡适在印行《胡适文存》第三集时，特意在扉页上题下了这样一句话：
　　纪念四位最近失掉的朋友：李大钊先生、王国维先生、梁启超先生、单不庵先生。
　　以历史文化的原脉为隔不断的永恒，撇开各种分歧，胡适把自己的这份文化学术的创造献给了他所敬重而热爱的朋友。
　　胡适与王国维，一个是倡导白话。鼓吹文学革命的新学界领袖，一个是坚持文言，行走于清废帝溥仪南书房的“满清遗老”。而胡适力荐王国维，成就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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