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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英国罗斯玛丽·萨克利夫（1920-）的《绿林英雄罗宾汉》和中国施耐庵（1296-1370）的《水浒传》均是描写绿林英雄起义的小说，分别展现了中西文化中江湖绿林豪杰的传奇；两者在主题、人物等多方面均有一定的相似性，在诸多相似之中又存在着差异性。探讨这些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将有助于更加了解它们的价值。
关键词：《水浒传》 《绿林英雄罗宾汉》 绿林英雄起义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
在阅读刘荣庆先生所译的《绿林英雄罗宾汉》中文译本的译后记中，看到这样一句话：“罗宾汉是英国民间文学中传奇式的英雄。他出身于自由农，被封建贵族和反动教会逼上梁山，成为农民起义的首领。”这句话中的“逼上梁山”一词极富中国色彩，因而显得格外突出，就如同在向西方观众介绍《梁祝》时说“这是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一样，熟悉中国文化的人都会为“梁山”一词所用类比之妙而抚掌。那么，在向中国读者介绍由英国作家罗斯玛丽·萨克利夫所著的《绿林英雄罗宾汉》的过程中，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这样说：这是英国的《水浒传》呢？《绿林英雄罗宾汉》与在中国成书且对中国老百姓影响颇深的《水浒传》，在描写绿林英雄起义始末方面、在主题和人物有着较大相似性的同时，又有着哪些差异呢？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阐述，并对文本中的同中之异加以比较研究，以便更加清楚地认识这两部小说。
一 中、英小说中绿林英雄构成之主体不同
《绿林英雄罗宾汉》与《水浒传》同为描写绿林英雄起义的小说，但是这些绿林英雄的身份构成情况却大不相同。
12世纪的英国，国家政权完全操纵在诺曼贵族手中，当时的统治阶级主要有两个阶层：封建贵族和教会。作为基层经济组织的庄园为贵族或教会所有，生产一切必需品，成为一个自足的经济单位。封建贵族们拥有各自的武装和堡垒，在自己的领地巩固了统治；而当时的教会本身也逐渐变成了大封建主，自成一股势力，占有大量土地，残酷地压迫剥削农民。由于这两者的双重压迫和剥削，加上极其残酷的森林法等苛政的实施，广大的英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许多人被逼得走投无路，铤而走险，成群结队据守山林，与封建贵族和教会抗衡。在《绿林英雄罗宾汉》中，读者可以看到“前来落草的农奴，有的是因为忍受不了被压迫的奴隶生活，有的是因为自己或他们所热爱的人家境贫苦、生活无路，因而犯了射杀皇家野鹿的罪行”。“不过前来投奔罗宾汉的人，并非都是逃亡避难的。有时他也通过其他途径招收人马。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他听说某某人武艺高强，心地纯正，管他是强盗，是自由农，还是农奴，他都要把他查访出来……请对方入伙。”通过文本的细读我们可以看到，罗宾汉及其起义队伍主要是由农民、农奴构成，当然还包括一些特殊人士，如游方艺人（如魔术师彼得金）、修士（如脱克修士）、骑士（如理查德爵爷及其子）等。
而《水浒传》中的梁山泊好汉却主要是由游民构成的。所谓游民，就是由于各种愿意从宗法网络中脱离出的人们。在中国社会中，游民虽然历代都有，但是游民能够形成群体在城镇之间游动，甚至是引发出一次又一次反官府的起义却是在宋代。这是由于宋代中国许多城市得到长足的发展，城市容纳力的扩展使得脱离宗法的游民能够获得足够的生存空间。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由封闭城坊制变成开放式的街巷制，商业、服务业和手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给进入城市的游民以谋生的机会，也使得城市空前繁荣起来。但是需要注意到的是，古代中国大中城市的繁荣往往是以农村经济破产、宗法体系解体为前提的，大量的游民——廉价劳动力流入城市，促使商业、服务业以及与满足奢侈消费有关的手工业繁荣起来，而这些行业都是为满足城市中的贵族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高消费来服务的。由于这些发展壮大起来的大中城市多是封建统治的政治中心和军事据点，具有强大的力量遏制新经济因素的发展，这类城市的繁荣反而成为社会大动乱的前兆：当人口急剧增加，农村大规模破产，游民也增长到社会不能容纳的程度，便会揭竿而起，酝酿成巨大的社会动乱。《水浒传》中的游民英雄们除了脱离了主流的社会秩序、沉沦于社会底层之外，还具有以下的特点：“爱好弄枪使棒，好勇斗狠，天不怕地不怕，敢于干犯法纪之事，讲义气，专爱结识好汉等”。除了这些游民英雄，《水浒传》中的绿林豪杰还包括落魄的文人（如军师吴用），其他阶层的边缘人物——如被庙堂边缘化的武将（花荣、林冲等人），如接近游民的吏胥（如宋江、戴宗等），以及一些已经自我边缘化的贵族（如柴进、卢俊义等）。
二 中、英绿林英雄之诉求不同
由于《绿林英雄罗宾汉》中绿林英雄的构成主体是农民、农奴，文本中也有相关细节叙述了土地占有者对佃农、农奴的残酷剥削以及因土地问题而爆发的争斗。像罗宾汉的落草就是由于他家世代承租的高德松田庄被圣玛丽修道院霸占，他被迫放弃家园，带领几个忠心的农奴一同逃入舍伍德森林，做了强盗；而罗宾汉与理查德爵爷的相识，也是因为这位老骑士的土地出了状况——为了救爱子将祖辈传下的地产典押给圣玛丽修道院长老而无力赎回。通过书中一系列的与土地问题有关的细节描述，我们可以将《绿林英雄罗宾汉》视为是一部反映中世纪英国农民反抗的文学作品，书中这些成为绿林人物的“农民”的诉求主要体现在：能够在自己承租的一小片农田中找个仁慈的主人，在他的土地上辛勤地工作，过和平宁静的生活。这种小农思想在绿林队伍解散之后也有所反映：“有些人到了远方的城镇或是偏僻的山谷，把自己雇佣给新的主人，在那里安家落户，当起守法的顺民来。”小约翰和马赤“他们两个有足够的金钱为自己在巴奈斯黛尔的荒原里购置一小片田产，两人一块在那里定居下来。”正是由于这样的诉求，所以哪怕是罗宾汉和他的绿林伙伴们控制了巴奈斯黛尔和舍伍德的广大森林，干了不少拦截客商、赈济贫穷的事情，也没有袭击或是占领过哪一个贵族或是教会的庄园，去主动地抢占土地进行再分配。
而《水浒传》中并没有反映出农民的诉求。不仅因为《水浒传》中一百零八位头领的主体不是农民，更重要的是它没有反映农民在经济上的诉求，也就是对土地的要求。书中虽然有涉及到土地占有者及被他们“荫庇”的无地农民的关系，如书中一开头写史进主持的庄园，史进父子与庄客、农民的关系十分和谐。当史进提出要组织起来防止少华山强人骚扰、共保村坊时，众人答道：“我等村农，只靠大郎做主。”这就是《水浒传》中无地农民与土地占有者的关系。但就从全书的角度来看，《水浒传》一书没有任何情节写到农民因为没有土地而苦恼，也没有任何故事写到土地占有者对无地农民剥削的残酷，也没有因土地问题而爆发的争斗。那么，施耐庵笔下的《水浒传》反映的是谁的诉求？反映了怎样的诉求？
梁山好汉有一百零八位，外加手下大小头目约有数万之众，这些人当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反映出有诉求。原因一是：有些人或是被统治者逼上梁山，或是被梁山好汉连逼带诱裹胁上了梁山，前者如解珍、解宝兄弟，后者如林冲、关胜、卢俊义等人，这些人上梁山只是在“水泊之中暂栖身”，并没有更多的想法与追求。原因二是：在古代中国文化普及率极低的乡村，在封建专制统治下，在贫苦的日常生活重压下，大多数人只是作为人类历史前进的一个小齿轮，生生死死，自然循环，他们关注的只是如何生存，如何温饱，对物质的追求是排在第一位的，思考的能力不是被禁锢了就是被扼杀了，而诉求是人性自觉的产物，尤其是政治诉求或思想诉求，这些更需要精神文明的支持。从梁山好汉的构成来看，能够具备这样的条件从而产生诉求的人并不多。以梁山第一号人物宋江为例，从他身为郓城小吏就广交天下豪杰到称雄梁山后向往“招安”的政治方案中，可见他的诉求是做大宋朝的大官吏，“封妻荫子，福祚绵长”。宋江的这种诉求在某种程度上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政治诉求，也代表了梁山泊上层领导阶层的政治诉求。像戴宗在鼓动石秀上梁山时就说：“如今论秤分金银，换套穿衣服，只等朝廷招安了，早晚都做个官人。”即便是那个数次破坏宋江接受招安计划的军师吴用也不是从根本上反对招安，而是主张在实力的基础上谈判招安，不能胡乱受招安，给将来留下安全隐患。从他向宋江建议的话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等这厮引将大军来到，教他着些毒手，杀得他人亡马倒，梦里也怕，那时方受招安，才有些气度。”可见“招安”不是宋江一人的主张，也是绝大多数梁山好汉的诉求。鲁迅先生在《流氓的变迁》一文中就说过：“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以宋江为代表的梁山好汉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政治诉求呢？纵观中国近千年的历史，朝代的更替周期基本是二三百年，在战争频繁、社会动荡的时代中，“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的情况是经常出现的，社会的垂直流变相当剧烈，变动最大的就是处于社会等级最上层的皇室和处在社会等级最下层的游民。到了书中描写的北宋中后期，虽然政府的统治管理体制还保持着完整，但是由于社会矛盾的日益突出，加之外部有异族入侵，整个社会实质上是处于一种动荡状态。像晁盖这样一些广交天下豪杰的人，实际上就是在暗地制造一种组织的力量，用钱财把有反抗力的人们组织起来，本身就是在与政府对抗。然而，王朝的大厦并没有倾塌，若是称王称帝必定要受到统治者的全力反击，若是退而求其次，当拥有一定力量的时候，伸手向皇帝要官做，成功的概率反而很大。所以当时民间就有“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之说。从这样的诉求来看，以宋江为首的梁山好汉实际上是通过聚众起义、壮大武装力量的方式寻求一种“发迹变泰”。
三 中、英小说中绿林集团中的成员平等关系不同
由于罗宾汉的绿林集团和梁山泊众好汉的构成主体不同，政治、经济诉求不同，因此这两个集团中所反映出的成员关系自然也存在着差异。
罗宾汉带着自己的农奴落草为寇，昔日的农奴虽然依旧唯他马首是瞻，但是关系不再是以前的主仆关系。在这个新的集团中，他们不仅仅是首领和队员的关系，更是团结在一起的兄弟关系。这一点从他们落草时的宣誓仪式中就可以看出：“把自己的双手放在罗宾的两手中间，……宣誓永远忠于他，忠于他们每一个人……”日后陆续入伙的新成员也是如此，忠于首领罗宾汉，忠于伙伴。这样，在罗宾汉的绿林集团中就形成了最简单的直线型组织结构——上下属关系，简单而直接。也许是因为众人在落草之前就吃尽了等级压迫的苦头，所以在这个新的集团中天然地摒弃了金字塔型的组织结构，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实行一长制领导体制的直线型组织。这种结构的主要功能特点在于集中领导、保证组织中任何一个成员都只隶属于一个上级，并通过上级同整个组织沟通联络。在这种结构中，即便是位于集团权力顶端的罗宾汉，在与手下平日的相处中也是毫无架子的，众人获得了落草之前从未有过的平等。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进行财物分配时，众人也几乎是平等的，在书中“狮心王微服访罗宾”一章中，众人响应国王的号召解散，“奔向未来的时刻到了，罗宾已经把库里的金银财宝尽可能公平合理地分给每一个绿林兄弟，于是所有的人的钱袋里都有了足够的钱开始新的生活”。从小说的文字描写当中，可以充分看出罗宾汉的绿林集团当中的成员关系是一种和谐的平等，类乎于现代人所说的“人格平等”，虽然在集团内部并无人自主提出要求“人人平等”这样的权利，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成员们却是在实实在在地践行着这样的平等。
而在《水浒传》中的梁山泊集团中同样也存在着“平等梦”，但是却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实现。中国古代的平等观念始自先秦的墨家，墨子倡导的“兼爱”正是把所有的人等量齐观，不管他与自己关系的远近亲疏。墨家所提倡的这种平等近于现代人所说的人格的平等。游民由于长期沉沦在社会底层，受尽他人的白眼与凌辱，既能产生对现实的报复愿望，也会有对平等的人际关系的追求（特别是在他们的小团体内部），而平等关系在封建社会中只有朋友关系近之。儒家强调“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如果说主流社会更注重前四伦的话，“朋友”一伦则特别受到游民们的欢迎。他们把与自己命运相似又肯于帮助自己的人称之为“朋友”。这些脱离了家族宗法制度的游民们希望人们把他们看做兄弟，必要时拉他们一把，于是“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这样的话语便时常挂在口头。正因为在《水浒传》中反映出了这样的情感需求与实际需要，因此美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布克夫人（即赛珍珠）在上个世纪30年代翻译《水浒传》时，就把书名改译为《all men are brothers》，她这样的翻译便是借用了《论语》当中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之意，用以表达人们对于美好的人际关系的期待与理想，这同时也是梁山好汉们的口头禅。从游民对于“朋友”一伦的看重这一点来看，不能说布克夫人对《水浒传》的译名没有道理。但是鲁迅先生对这个译名却颇不以为然，他在给姚克的信中说：
“近布克夫人译《水浒》，闻颇好，但其书名，取‘皆兄弟也’之意，便不确，因为梁山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做兄弟看的。”
这段话讲得十分深刻。《水浒传》中的好汉们虽然处处以“兄弟”相称，但大多数人还都属于萍水相逢的游民，他们虽一见如故，相互提携，情逾骨肉，但这种感情总是带有互相利用的成分。比如说在江州劫法场时，李逵就是不论何人“抡着大斧，只顾砍人”，许多无辜的平民百姓也常常死于好汉们的板斧朴刀之下，此时的李逵等人心中哪有什么“四海兄弟”之念；由于宋江的连累而坐了牢的唐牛儿，宋江在郓城有那么多人脉，也没有嘱咐他们特别照看一下唐牛儿，而对于武松、李逵等人宋江则不是这样对待，兄弟长兄弟短的，这是因为武松等江湖人有回报的能力，因此，这种“兄弟之情”就不是普施予所有人的，梁山泊好汉们的“兄弟”称呼是仅仅给予那些能够与自己相互救助的人们的，或者是说就是给予属于自己帮派或有可能与自己结成帮派的人们的。这种互救的小团体是通过结拜或结义方式固定下来的，游民只要进入了这样的组织，他们彼此之间便被认为是平等的了。所谓“兄弟”式的平等理应是人格的平等，但实际上，这样的“平等梦”不仅离政治上、经济上的平等遥不可及，就是真正的人格平等也无法完全做到，这是因为游民集团中众人的结合是有目的的，追随者与被追随者两者之间差别很大。处于每个小团体中核心地位的是追随者，拥有极大的权力。
梁山泊的组织是游民结义的高级形式。《水浒传》第七十一回，作者用生动的语言描写了梁山好汉的“平等”关系：
“八方共城，异姓一家。天地显罡煞之精，人境合灵杰之美。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对夫妻，与叔侄郎舅，以及跟随主仆，争斗冤仇，皆一样酒筵欢乐，无问亲疏。或精灵，或粗卤，或村朴，或风流，何尝相碍，果然认性同居；或笔舌，或刀枪，或奔驰，或偷骗，真是随才器使。”
这就是梁山泊好汉的平等梦最集中的一次表达。由于上梁山之前，他们一贯受到歧视压迫，所以在水浒寨中实行“平等”。他们脱离了宗法网络，在宗法制度中所规定的角色位置都失去了意义，于是经济上的阶级（富豪地主与随从），政治上的阶级（贵胄、将吏与屠夫、刽子手），社会分工（猎户、渔人），家庭中的角色差异（夫妻、叔侄、郎舅），宗教文化差异（三教九流）都不存在了。他们之间“都一般儿哥弟称呼”，这在宗法社会中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的。一百零八人在上梁山以前的社会地位、人生经历、文化教养都有很大差异，性格更是千差万别，梁山好汉们畅抒的理想当中最闪光的部分就在于他们对于不同个性的容忍和对于人尽其才的向往。这种游民的人格平等在他们结合聚团的初期还可以大体做到，随着他们在非法活动和武装抗争中的买卖越做越大，就需要订立制度来维护小团体“工作”的顺利与效率，这时往往就要强调“兄弟关系”中的“长幼有序”的一面。慢慢地，“兄弟关系”就成为仅仅是口头上的习惯用语而已，实质上已经是“上下关系”。《水浒传》第七十一回中说天门大开，石碣从天而降，揭示出一百零八人的名位后，宋江以代天宣旨的口气对众人说：
“上天显应，合当聚义。今已足数，上苍分为定位，为大小二等。天罡地煞星辰，都已分定次序。众头领各守其位，各休争执，不可逆了天言。”
从这话可以看出梁山泊也在依照着封建统治者的统治模式，神道设教，要依照上天之意服从这种“上下有等”的安排，众人不可有异议。我们可以推想，如果梁山泊的控制范围进一步扩大，斗争再深入发展的话，就需要建立政府性质的临时机构，游民自然而然就要向“贵贱有别”发展，从而确立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因此从“长幼有序”到“上下有等”，再到“贵贱有别”是合乎逻辑的，一旦“贵贱有别”形成后，有谁再想重温“兄弟情谊”就不免要大触霉头了。
不论是逼上梁山的众好汉，还是被逼得落草为寇、聚啸山林的罗宾汉等人，正是由于对当时外界环境的不满，才会有他们出现，所以在中外文学的作品中都产生了如此众多出众的“绿林”人物。他们都痛恨贪官污吏的卑劣欺压，对百姓是劫富济贫、扶危济困，对皇帝和国王又都心存幻想，希望明君治世、百姓安乐。但是由于受历史、社会和人文等诸多方面的影响，《绿林好汉罗宾汉》和《水浒传》两部小说在主体、诉求、平等态度方面又各有千秋，体现了不一样的绿林，正因为如此，世界文学之林才显得异彩纷呈、引人入胜。
参考文献：
[1] [英]罗斯玛丽·萨克利夫，刘庆荣译：《绿林英雄罗宾汉》，中国致公出版社，2003年版。
[2] 施耐庵：《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
[3] 杨周翰等主编：《欧洲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4] 王学泰：《〈水浒传〉与江湖》，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
[5] 吴增基、吴鹏森、苏振芳主编：《现代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作者简介：
胡铂，女，1982—，安徽祁门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比较文学、经济管理等，工作单位：景德镇高等专科学校。
吴振军，男，1972—，辽宁大连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口译理论与实践、高教管理等，工作单位：天津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水浒传》 《绿林英雄罗宾汉》 绿林英雄起义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
在阅读刘荣庆先生所译的《绿林英雄罗宾汉》中文译本的译后记中，看到这样一句话：“罗宾汉是英国民间文学中传奇式的英雄。他出身于自由农，被封建贵族和反动教会逼上梁山，成为农民起义的首领。”这句话中的“逼上梁山”一词极富中国色彩，因而显得格外突出，就如同在向西方观众介绍《梁祝》时说“这是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一样，熟悉中国文化的人都会为“梁山”一词所用类比之妙而抚掌。那么，在向中国读者介绍由英国作家罗斯玛丽·萨克利夫所著的《绿林英雄罗宾汉》的过程中，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这样说：这是英国的《水浒传》呢？《绿林英雄罗宾汉》与在中国成书且对中国老百姓影响颇深的《水浒传》，在描写绿林英雄起义始末方面、在主题和人物有着较大相似性的同时，又有着哪些差异呢？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阐述，并对文本中的同中之异加以比较研究，以便更加清楚地认识这两部小说。
一 中、英小说中绿林英雄构成之主体不同
《绿林英雄罗宾汉》与《水浒传》同为描写绿林英雄起义的小说，但是这些绿林英雄的身份构成情况却大不相同。
12世纪的英国，国家政权完全操纵在诺曼贵族手中，当时的统治阶级主要有两个阶层：封建贵族和教会。作为基层经济组织的庄园为贵族或教会所有，生产一切必需品，成为一个自足的经济单位。封建贵族们拥有各自的武装和堡垒，在自己的领地巩固了统治；而当时的教会本身也逐渐变成了大封建主，自成一股势力，占有大量土地，残酷地压迫剥削农民。由于这两者的双重压迫和剥削，加上极其残酷的森林法等苛政的实施，广大的英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许多人被逼得走投无路，铤而走险，成群结队据守山林，与封建贵族和教会抗衡。在《绿林英雄罗宾汉》中，读者可以看到“前来落草的农奴，有的是因为忍受不了被压迫的奴隶生活，有的是因为自己或他们所热爱的人家境贫苦、生活无路，因而犯了射杀皇家野鹿的罪行”。“不过前来投奔罗宾汉的人，并非都是逃亡避难的。有时他也通过其他途径招收人马。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他听说某某人武艺高强，心地纯正，管他是强盗，是自由农，还是农奴，他都要把他查访出来……请对方入伙。”通过文本的细读我们可以看到，罗宾汉及其起义队伍主要是由农民、农奴构成，当然还包括一些特殊人士，如游方艺人（如魔术师彼得金）、修士（如脱克修士）、骑士（如理查德爵爷及其子）等。
而《水浒传》中的梁山泊好汉却主要是由游民构成的。所谓游民，就是由于各种愿意从宗法网络中脱离出的人们。在中国社会中，游民虽然历代都有，但是游民能够形成群体在城镇之间游动，甚至是引发出一次又一次反官府的起义却是在宋代。这是由于宋代中国许多城市得到长足的发展，城市容纳力的扩展使得脱离宗法的游民能够获得足够的生存空间。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由封闭城坊制变成开放式的街巷制，商业、服务业和手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给进入城市的游民以谋生的机会，也使得城市空前繁荣起来。但是需要注意到的是，古代中国大中城市的繁荣往往是以农村经济破产、宗法体系解体为前提的，大量的游民——廉价劳动力流入城市，促使商业、服务业以及与满足奢侈消费有关的手工业繁荣起来，而这些行业都是为满足城市中的贵族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高消费来服务的。由于这些发展壮大起来的大中城市多是封建统治的政治中心和军事据点，具有强大的力量遏制新经济因素的发展，这类城市的繁荣反而成为社会大动乱的前兆：当人口急剧增加，农村大规模破产，游民也增长到社会不能容纳的程度，便会揭竿而起，酝酿成巨大的社会动乱。《水浒传》中的游民英雄们除了脱离了主流的社会秩序、沉沦于社会底层之外，还具有以下的特点：“爱好弄枪使棒，好勇斗狠，天不怕地不怕，敢于干犯法纪之事，讲义气，专爱结识好汉等”。除了这些游民英雄，《水浒传》中的绿林豪杰还包括落魄的文人（如军师吴用），其他阶层的边缘人物——如被庙堂边缘化的武将（花荣、林冲等人），如接近游民的吏胥（如宋江、戴宗等），以及一些已经自我边缘化的贵族（如柴进、卢俊义等）。
二 中、英绿林英雄之诉求不同
由于《绿林英雄罗宾汉》中绿林英雄的构成主体是农民、农奴，文本中也有相关细节叙述了土地占有者对佃农、农奴的残酷剥削以及因土地问题而爆发的争斗。像罗宾汉的落草就是由于他家世代承租的高德松田庄被圣玛丽修道院霸占，他被迫放弃家园，带领几个忠心的农奴一同逃入舍伍德森林，做了强盗；而罗宾汉与理查德爵爷的相识，也是因为这位老骑士的土地出了状况——为了救爱子将祖辈传下的地产典押给圣玛丽修道院长老而无力赎回。通过书中一系列的与土地问题有关的细节描述，我们可以将《绿林英雄罗宾汉》视为是一部反映中世纪英国农民反抗的文学作品，书中这些成为绿林人物的“农民”的诉求主要体现在：能够在自己承租的一小片农田中找个仁慈的主人，在他的土地上辛勤地工作，过和平宁静的生活。这种小农思想在绿林队伍解散之后也有所反映：“有些人到了远方的城镇或是偏僻的山谷，把自己雇佣给新的主人，在那里安家落户，当起守法的顺民来。”小约翰和马赤“他们两个有足够的金钱为自己在巴奈斯黛尔的荒原里购置一小片田产，两人一块在那里定居下来。”正是由于这样的诉求，所以哪怕是罗宾汉和他的绿林伙伴们控制了巴奈斯黛尔和舍伍德的广大森林，干了不少拦截客商、赈济贫穷的事情，也没有袭击或是占领过哪一个贵族或是教会的庄园，去主动地抢占土地进行再分配。
而《水浒传》中并没有反映出农民的诉求。不仅因为《水浒传》中一百零八位头领的主体不是农民，更重要的是它没有反映农民在经济上的诉求，也就是对土地的要求。书中虽然有涉及到土地占有者及被他们“荫庇”的无地农民的关系，如书中一开头写史进主持的庄园，史进父子与庄客、农民的关系十分和谐。当史进提出要组织起来防止少华山强人骚扰、共保村坊时，众人答道：“我等村农，只靠大郎做主。”这就是《水浒传》中无地农民与土地占有者的关系。但就从全书的角度来看，《水浒传》一书没有任何情节写到农民因为没有土地而苦恼，也没有任何故事写到土地占有者对无地农民剥削的残酷，也没有因土地问题而爆发的争斗。那么，施耐庵笔下的《水浒传》反映的是谁的诉求？反映了怎样的诉求？
梁山好汉有一百零八位，外加手下大小头目约有数万之众，这些人当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反映出有诉求。原因一是：有些人或是被统治者逼上梁山，或是被梁山好汉连逼带诱裹胁上了梁山，前者如解珍、解宝兄弟，后者如林冲、关胜、卢俊义等人，这些人上梁山只是在“水泊之中暂栖身”，并没有更多的想法与追求。原因二是：在古代中国文化普及率极低的乡村，在封建专制统治下，在贫苦的日常生活重压下，大多数人只是作为人类历史前进的一个小齿轮，生生死死，自然循环，他们关注的只是如何生存，如何温饱，对物质的追求是排在第一位的，思考的能力不是被禁锢了就是被扼杀了，而诉求是人性自觉的产物，尤其是政治诉求或思想诉求，这些更需要精神文明的支持。从梁山好汉的构成来看，能够具备这样的条件从而产生诉求的人并不多。以梁山第一号人物宋江为例，从他身为郓城小吏就广交天下豪杰到称雄梁山后向往“招安”的政治方案中，可见他的诉求是做大宋朝的大官吏，“封妻荫子，福祚绵长”。宋江的这种诉求在某种程度上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政治诉求，也代表了梁山泊上层领导阶层的政治诉求。像戴宗在鼓动石秀上梁山时就说：“如今论秤分金银，换套穿衣服，只等朝廷招安了，早晚都做个官人。”即便是那个数次破坏宋江接受招安计划的军师吴用也不是从根本上反对招安，而是主张在实力的基础上谈判招安，不能胡乱受招安，给将来留下安全隐患。从他向宋江建议的话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等这厮引将大军来到，教他着些毒手，杀得他人亡马倒，梦里也怕，那时方受招安，才有些气度。”可见“招安”不是宋江一人的主张，也是绝大多数梁山好汉的诉求。鲁迅先生在《流氓的变迁》一文中就说过：“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以宋江为代表的梁山好汉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政治诉求呢？纵观中国近千年的历史，朝代的更替周期基本是二三百年，在战争频繁、社会动荡的时代中，“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的情况是经常出现的，社会的垂直流变相当剧烈，变动最大的就是处于社会等级最上层的皇室和处在社会等级最下层的游民。到了书中描写的北宋中后期，虽然政府的统治管理体制还保持着完整，但是由于社会矛盾的日益突出，加之外部有异族入侵，整个社会实质上是处于一种动荡状态。像晁盖这样一些广交天下豪杰的人，实际上就是在暗地制造一种组织的力量，用钱财把有反抗力的人们组织起来，本身就是在与政府对抗。然而，王朝的大厦并没有倾塌，若是称王称帝必定要受到统治者的全力反击，若是退而求其次，当拥有一定力量的时候，伸手向皇帝要官做，成功的概率反而很大。所以当时民间就有“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之说。从这样的诉求来看，以宋江为首的梁山好汉实际上是通过聚众起义、壮大武装力量的方式寻求一种“发迹变泰”。
三 中、英小说中绿林集团中的成员平等关系不同
由于罗宾汉的绿林集团和梁山泊众好汉的构成主体不同，政治、经济诉求不同，因此这两个集团中所反映出的成员关系自然也存在着差异。
罗宾汉带着自己的农奴落草为寇，昔日的农奴虽然依旧唯他马首是瞻，但是关系不再是以前的主仆关系。在这个新的集团中，他们不仅仅是首领和队员的关系，更是团结在一起的兄弟关系。这一点从他们落草时的宣誓仪式中就可以看出：“把自己的双手放在罗宾的两手中间，……宣誓永远忠于他，忠于他们每一个人……”日后陆续入伙的新成员也是如此，忠于首领罗宾汉，忠于伙伴。这样，在罗宾汉的绿林集团中就形成了最简单的直线型组织结构——上下属关系，简单而直接。也许是因为众人在落草之前就吃尽了等级压迫的苦头，所以在这个新的集团中天然地摒弃了金字塔型的组织结构，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实行一长制领导体制的直线型组织。这种结构的主要功能特点在于集中领导、保证组织中任何一个成员都只隶属于一个上级，并通过上级同整个组织沟通联络。在这种结构中，即便是位于集团权力顶端的罗宾汉，在与手下平日的相处中也是毫无架子的，众人获得了落草之前从未有过的平等。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进行财物分配时，众人也几乎是平等的，在书中“狮心王微服访罗宾”一章中，众人响应国王的号召解散，“奔向未来的时刻到了，罗宾已经把库里的金银财宝尽可能公平合理地分给每一个绿林兄弟，于是所有的人的钱袋里都有了足够的钱开始新的生活”。从小说的文字描写当中，可以充分看出罗宾汉的绿林集团当中的成员关系是一种和谐的平等，类乎于现代人所说的“人格平等”，虽然在集团内部并无人自主提出要求“人人平等”这样的权利，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成员们却是在实实在在地践行着这样的平等。
而在《水浒传》中的梁山泊集团中同样也存在着“平等梦”，但是却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实现。中国古代的平等观念始自先秦的墨家，墨子倡导的“兼爱”正是把所有的人等量齐观，不管他与自己关系的远近亲疏。墨家所提倡的这种平等近于现代人所说的人格的平等。游民由于长期沉沦在社会底层，受尽他人的白眼与凌辱，既能产生对现实的报复愿望，也会有对平等的人际关系的追求（特别是在他们的小团体内部），而平等关系在封建社会中只有朋友关系近之。儒家强调“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如果说主流社会更注重前四伦的话，“朋友”一伦则特别受到游民们的欢迎。他们把与自己命运相似又肯于帮助自己的人称之为“朋友”。这些脱离了家族宗法制度的游民们希望人们把他们看做兄弟，必要时拉他们一把，于是“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这样的话语便时常挂在口头。正因为在《水浒传》中反映出了这样的情感需求与实际需要，因此美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布克夫人（即赛珍珠）在上个世纪30年代翻译《水浒传》时，就把书名改译为《all men are brothers》，她这样的翻译便是借用了《论语》当中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之意，用以表达人们对于美好的人际关系的期待与理想，这同时也是梁山好汉们的口头禅。从游民对于“朋友”一伦的看重这一点来看，不能说布克夫人对《水浒传》的译名没有道理。但是鲁迅先生对这个译名却颇不以为然，他在给姚克的信中说：
“近布克夫人译《水浒》，闻颇好，但其书名，取‘皆兄弟也’之意，便不确，因为梁山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做兄弟看的。”
这段话讲得十分深刻。《水浒传》中的好汉们虽然处处以“兄弟”相称，但大多数人还都属于萍水相逢的游民，他们虽一见如故，相互提携，情逾骨肉，但这种感情总是带有互相利用的成分。比如说在江州劫法场时，李逵就是不论何人“抡着大斧，只顾砍人”，许多无辜的平民百姓也常常死于好汉们的板斧朴刀之下，此时的李逵等人心中哪有什么“四海兄弟”之念；由于宋江的连累而坐了牢的唐牛儿，宋江在郓城有那么多人脉，也没有嘱咐他们特别照看一下唐牛儿，而对于武松、李逵等人宋江则不是这样对待，兄弟长兄弟短的，这是因为武松等江湖人有回报的能力，因此，这种“兄弟之情”就不是普施予所有人的，梁山泊好汉们的“兄弟”称呼是仅仅给予那些能够与自己相互救助的人们的，或者是说就是给予属于自己帮派或有可能与自己结成帮派的人们的。这种互救的小团体是通过结拜或结义方式固定下来的，游民只要进入了这样的组织，他们彼此之间便被认为是平等的了。所谓“兄弟”式的平等理应是人格的平等，但实际上，这样的“平等梦”不仅离政治上、经济上的平等遥不可及，就是真正的人格平等也无法完全做到，这是因为游民集团中众人的结合是有目的的，追随者与被追随者两者之间差别很大。处于每个小团体中核心地位的是追随者，拥有极大的权力。
梁山泊的组织是游民结义的高级形式。《水浒传》第七十一回，作者用生动的语言描写了梁山好汉的“平等”关系：
“八方共城，异姓一家。天地显罡煞之精，人境合灵杰之美。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对夫妻，与叔侄郎舅，以及跟随主仆，争斗冤仇，皆一样酒筵欢乐，无问亲疏。或精灵，或粗卤，或村朴，或风流，何尝相碍，果然认性同居；或笔舌，或刀枪，或奔驰，或偷骗，真是随才器使。”
这就是梁山泊好汉的平等梦最集中的一次表达。由于上梁山之前，他们一贯受到歧视压迫，所以在水浒寨中实行“平等”。他们脱离了宗法网络，在宗法制度中所规定的角色位置都失去了意义，于是经济上的阶级（富豪地主与随从），政治上的阶级（贵胄、将吏与屠夫、刽子手），社会分工（猎户、渔人），家庭中的角色差异（夫妻、叔侄、郎舅），宗教文化差异（三教九流）都不存在了。他们之间“都一般儿哥弟称呼”，这在宗法社会中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的。一百零八人在上梁山以前的社会地位、人生经历、文化教养都有很大差异，性格更是千差万别，梁山好汉们畅抒的理想当中最闪光的部分就在于他们对于不同个性的容忍和对于人尽其才的向往。这种游民的人格平等在他们结合聚团的初期还可以大体做到，随着他们在非法活动和武装抗争中的买卖越做越大，就需要订立制度来维护小团体“工作”的顺利与效率，这时往往就要强调“兄弟关系”中的“长幼有序”的一面。慢慢地，“兄弟关系”就成为仅仅是口头上的习惯用语而已，实质上已经是“上下关系”。《水浒传》第七十一回中说天门大开，石碣从天而降，揭示出一百零八人的名位后，宋江以代天宣旨的口气对众人说：
“上天显应，合当聚义。今已足数，上苍分为定位，为大小二等。天罡地煞星辰，都已分定次序。众头领各守其位，各休争执，不可逆了天言。”
从这话可以看出梁山泊也在依照着封建统治者的统治模式，神道设教，要依照上天之意服从这种“上下有等”的安排，众人不可有异议。我们可以推想，如果梁山泊的控制范围进一步扩大，斗争再深入发展的话，就需要建立政府性质的临时机构，游民自然而然就要向“贵贱有别”发展，从而确立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因此从“长幼有序”到“上下有等”，再到“贵贱有别”是合乎逻辑的，一旦“贵贱有别”形成后，有谁再想重温“兄弟情谊”就不免要大触霉头了。
不论是逼上梁山的众好汉，还是被逼得落草为寇、聚啸山林的罗宾汉等人，正是由于对当时外界环境的不满，才会有他们出现，所以在中外文学的作品中都产生了如此众多出众的“绿林”人物。他们都痛恨贪官污吏的卑劣欺压，对百姓是劫富济贫、扶危济困，对皇帝和国王又都心存幻想，希望明君治世、百姓安乐。但是由于受历史、社会和人文等诸多方面的影响，《绿林好汉罗宾汉》和《水浒传》两部小说在主体、诉求、平等态度方面又各有千秋，体现了不一样的绿林，正因为如此，世界文学之林才显得异彩纷呈、引人入胜。
参考文献：
[1] [英]罗斯玛丽·萨克利夫，刘庆荣译：《绿林英雄罗宾汉》，中国致公出版社，2003年版。
[2] 施耐庵：《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
[3] 杨周翰等主编：《欧洲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4] 王学泰：《〈水浒传〉与江湖》，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
[5] 吴增基、吴鹏森、苏振芳主编：《现代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作者简介：
胡铂，女，1982—，安徽祁门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比较文学、经济管理等，工作单位：景德镇高等专科学校。
吴振军，男，1972—，辽宁大连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口译理论与实践、高教管理等，工作单位：天津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