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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抗战时期形成大量英烈档案，开展编研工作有利于深挖先烈事迹，继承红色基因，传承优秀革命文化。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和档案编研工作实践有力推动了抗战英烈档案编研工作的进展，但其也在编研需求匹配、档案编研机制和编研方法优化三方面存在一定不足。文章认为，通过构建开放性编研机制、创新搭建档案编研平台，开展研究性、宣传性和教育性编研，可更好地发掘英烈档案，广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文化助力。
關键词：英烈档案；档案编研；红色基金；革命文化
分类号：G279.2
Research on the Compilation of Revolutionary Heroes’ Archives in the Anti-Japanese War
Hua Lin， Dong Huinan， Li Li
（History and Archives Department of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Yunnan 650091）
Abstract： A large number of heroic archives were formed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and the work of codification and research is conducive to deepening the deeds of revolutionary martyrs， inheriting the red gene and inheriting the excellent revolutionary culture. The policies and the practice of archives compilation have promoted the progress of the archives compilation and research of the heroes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but it also has some deficiencies in the matching of compilation and research needs， the research mechanism of archives compilation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compilation and research methods.The essay proposes to build an open mechanism and an innovative research platform， by carrying out research， publicity and educational research， we can better discover the heroic archives， carry out extensive patriotic education， and provide cultural assistance for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 Archives of revolutionary heroes；Archival complication；Red gene；Revolutionary culture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先后公布了三批含有共计1085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的名录[1]，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设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烈士纪念日”，开通“中华英烈网”。随着党和国家对革命英烈宣传工作的重视与推进，抗战英烈档案编研工作取得显著进展，在宣传抗战英烈事迹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杨庆春认为，《大理抗战英烈名录》的文献材料征编工作有助于铭记英烈丰功伟绩，传承民族抗战精神[2]。李果霖指出，对区域抗战英烈档案文献的编研能够展现全民族抗战的区域特色[3]。此外，当前抗战英烈档案编研工作也存在不足，如黄自娟提出，当前对于英烈个体形象缺乏深度挖掘，且呈现方式和路径较为单一，缺乏面向不同受众群体和适应现代信息技术的宣传呈现方式[4]。郑东燕等认为，当前编研工作存在随机、应景、任务导向等问题，缺乏可持续性发展规划[5]。综上，本文认为，当前抗战英烈档案编研工作中，仍存在编研成果与社会需求匹配较差，编研系列化成果少，编研方法缺乏创新等问题。为此，从传播革命文化的高度，开展抗战英烈档案编研研究，对广泛宣传英烈抗战事迹，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有现实意义。
抗战英烈档案是中国人民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历史过程中直接形成的，真实记录了牺牲情节壮烈、社会影响巨大的英烈和群体的抗战事迹，对开展宣传教育、研究抗战历史等有重要价值的文字、图画、音像和实物等各种形式的历史记录。我国抗战英烈档案遗存丰富，主要呈现出三种特点：一是馆藏巨大。例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上线了近20万抗日阵亡将士名录[6]。二是内容丰富。英烈群体范围涵盖了为抗日救国作出贡献的各行各业的人群，英雄事迹涉及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教育等领域[7]。三是形式多样，包括公文、会议录、照片、录音、录像、电报、书信、日记等多种形式。开展抗战英烈档案编研的重要意义如下：
1.1 继承红色基因，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指出，国家鼓励档案馆开发利用馆藏档案，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继承革命文化[8]。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缅怀革命先烈，发扬革命精神，传承好红色基因。抗战英烈档案见证了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艰难奋斗历程，蕴含着坚不可摧的红色精神和红色力量，以及优秀革命文化内涵。开展抗战英烈档案编研工作，一方面有利于挖掘抗战英烈事迹，把红色基因的隐性价值显性化；另一方面，能够宣传中国军民“坚持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民族自尊品格”[9]，引导社会群众培育民族情感认同，为中华民族复兴与共同体构建注入文化动力。 1.2 提供英烈档案，支持研究宣传工作
抗战英烈档案具有数量较大、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资源分散等特点，开展档案编研工作，首先可对档案文献进行整理和汇集，整合档案资源，为开展研究与宣传教育工作提供原始档案文献。其次，编研工作把英烈档案与党史、革命史、近现代史研究密切结合，充分吸收其研究成果，有利于更好地宣传革命文化，驳斥历史虚无主义，开展革命思想教育活动。最后，采用各种新技术手段开展抗战英烈档案编研工作，有利于发掘利用英烈档案资源，为社会各界提供主题新颖、形式多样的编研成果，以更直观形象的方式宣传英烈抗战事迹，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2.1 抗战英烈档案编研工作的现实机遇分析
（1）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引领
2016年5月，财政部和国家档案局颁发《国家重点档案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强调为重点档案的编研工作提供财力支持[10]。2016年6月，国家档案局发出启动《抗日战争档案汇编》工作通知，要求各省级档案馆积极发挥与各编纂单位之间的纽带作用，推进抗战档案汇编工作[11]。2021年4月，国家档案局在《全国档案宣传工作要点》中强调，要利用档案宣传解读党史重要人物，加强“英模档案”编研，引导干部群众坚决抵制各种歪曲党的历史、丑化英雄模范的错误言论。党和国家开展抗战档案编研工作的方针政策，为抗战英烈档案的编研提供了政策支持[12]。
（2）档案编研工作实践基础
随着党和国家相关政策的颁布和实施，抗战英烈档案的编研工作取得显著进展。在档案汇编方面，辽宁省档案馆编纂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档案史料》共收录近2000件有关东北各地义勇军组成状况、日常运作、分布情况、抗战活动等方面的档案文献[13]；福建省档案馆编制的《台湾义勇队档案画册》和《台湾义勇队档案：1937—1946》，收录了多个档案馆珍藏的台湾义勇队档案和图片，为研究台湾抗战义勇队抗战历史提供了宝贵档案材料[14]。在视频制作方面，锦州义勇军研究会协助中央广电总台等部门制作了以辽西义勇军抗战史为题材的新闻片和纪录片48集，还协助辽宁省文化厅共同为义勇军后裔录制口述历史纪录片4集[15]。“中华英烈网”载录了186万名烈士基本信息，收录了3000多名中华著名烈士的英雄事迹[16]。抗战英烈档案编研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有着坚实的实践基础。
2.2 抗战英烈档案编研工作存在问题分析
（1）编研需求匹配问题
从当前抗战英烈档案编研的工作现状来看，还存在内容和形式与社会需求不匹配的问题。第一，缺乏针对性編研。例如，陕西档案馆协同其他机构整理了英烈传记、遗著、信件、手稿，以展览配合讲解的形式向公众开放，但是成果缺乏面向不同年龄段和适应现代信息特征的传播形式，不能满足新时代青少年读者的阅读需求和心理期待[17]。第二，编研精品较少。当前部分档案馆抗战英烈档案以“汇编”为主，研究教育性编研成果较少。以视频编研为例，部分编研成果出现创作商业化和娱乐化现象[18]，不能发挥作品本身要表达的含义，难以顺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需求。第三，编研形式单一。这一问题主要表现在对数字人文和多媒体等理论与技术应用程度较低等方面，难以满足当前社会公众短、平、快的碎片化阅读需求，不利于编研内容的传播。
（2）档案编研机制问题
档案编研实践证明，开放性社会化编研机制有利于充分利用各方资源、技术和理念优势，为档案编研工作提供保障。目前，抗战英烈档案编研机制存在问题主要有：第一，在编研主体上，尚未形成协同机制。多数档案馆主要依托自身力量开展编研工作，尚未建立内外协作、上下联动、协同共建的开放性编研机制。如江西省档案馆主要依靠馆内人员开展编研工作，但是编研人员普遍经验不足， 缺乏较高文化素养，文字水平和信息处理能力也不甚乐观，极大影响了编研工作的成效[19]。此外，当前抗战英烈档案编研工作还需要与不同知识背景、不同行业领域的力量开展合作，尤其是将具有军事学科背景学者纳入到工作队伍之中[20]。第二，在编研客体上，缺乏资源整合机制。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战场分布广泛，很多重大历史事件与人物事迹的档案文献都分散保存在各个地区的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以及烈士遗属和个人收藏者手中[21]。档案文献分散导致英烈档案资源体系不健全，未能形成资源优势，影响了编研工作的开展。
（3）编研方法优化问题
就以往的抗战英烈档案编研工作而言，其存在的问题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第一，在编研技术方面，编研方式较传统，对多媒体技术和信息技术应用程度偏低，编研成果不具有多样性与新颖性。这对抗战英烈档案编研产品的可读性，以及传播广度造成不利影响。其二，在呈现形式方面，以参考资料、汇编档案文件、专题综述、史志研究为主，综合运用视频、音频、图像、图文等方式呈现编研内容的成果较少，导致了抗战英烈档案编研成果不能满足当下不同层次社会公众的阅读和利用需求，阻碍了编研成果的广泛传播利用。
3.1 抗战英烈档案编研思路
以传播抗战英烈精神、弘扬革命文化为理念，利用新技术手段，构建开放性协同编研机制，深入挖掘英烈档案文献，通过研究性、宣传性、教育性编研，传承优秀革命文化，传播爱国主义精神，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发思路设计如图1所示）。
3.2 抗战英烈档案编研对策
（1）加强顶层设计，构建开放编研机制
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入手，创新编研理念，依托档案馆，整合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党史部门等相关机构的力量，摒弃传统封闭式编研模式[22]，构建“内举外联”的社会化编研机制，开展抗战英烈档案编研工作。开放式社会化编研机制的构建，一方面有助于寻求本单位其他部门的信息、智力、资金支持，多部门分工合作，共同开展抗战英烈档案编研；另一方面有利于加强与宣传、文化、高校、科研等部门的联系沟通，整合社会各界力量，协同开展编研，推进抗战英烈档案编研工作的发展。 （2）依托数字技术，搭建档案编研平台
为提高编研效率和质量，建议构建一体化抗战英烈档案编研平台。首先，设计初始化模板，如设计抗战英烈档案汇编、参考资料、专题概述等模板。编研者便可基于各类模板对档案资源作进一步加工、处理和整合，继而形成最终编研成果[23]。第二，扩展选题路径。首先，利用大数据和语义网技术优化信息提取，从网站问卷调查、浏览页面统计，以及来馆利用登记和统计等信息中了解用户需求。其后，结合馆藏档案资源情况，推荐编研选题[24]。同时，创新呈现方式。各界编研者通过一体化编研平台，将成果以图片、影像、VR/AR等直观形式展示，可以增加编研成果的吸引力。
（3）顺应社会需求，打造精品编研成果
第一，研究性编研。抗战英烈档案研究性编研旨在为抗战英烈研究提供文献支持，工作思路包括：首先，通过加工、编辑和出版，提供抗战英烈档案汇编。例如，国家图书馆通过收集273个县的抗战英烈名录，并进行加工与编辑，出版《抗战阵亡将士资料汇编》，为地方修史编志提供了重要依据[25]。其次，通过编写、编撰、公布抗战英烈档案等方式，提供相关参考资料。例如，为切实发挥抗战英烈档案的研究作用，云南省大理州政协启动了《大理抗战英烈名录》《抗战老兵》等资料征编工作。在各界专家学者通力合作下，编著出系列英烈参考资料，在宣传抗战英烈事迹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宣传性编研。为拓展编研产品宣传范围，建议采用数字编研技术、新媒体传播技术等手段，创新抗战英烈档案编研工作。其一，创新编研技术。建议工作人员将传统编研手段与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相结合，创新档案编研工作方式。如利用数字技术、VR/AR技术等，编制电子杂志、报刊、图书，短视频、专题片和专题数据库等，为社会各界提供形式多样的编研产品。其二，优化呈现形式。通过电子杂志、短视频、纪录片、互动直播等方式，融合图文、视频、音频等多媒体信息，呈现多样化编研成果。如中央广电总台与锦州义勇军研究会等合作，利用多媒体数字技术编制新闻片与纪录片[26]，在广泛宣传抗战英烈事迹方面取得显著效果。
第三，教育性编研。2019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要求各地区相关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落实推进[27]。为此，结合各级院校的思政教育工作，编制基于抗战英烈档案的教材等资料，对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编制方法为：首先，明确编研对象。根据不同学段和学生年龄特征，确定适合的编研选题和方法，科学规划编研工作。其次，设计编研内容。编研内容应以《教师的教本》《学生的学本》《教育的蓝本》为设计目标，通过编研抗战英烈事迹，弘扬抗战英烈的爱国情怀与民族气节。最后，选择呈现方式。如针对中小学的编研成果需要提高吸引力，增加可读性，以图文并茂的呈现方式为主，辅以短视频和纪录片等形式；面向高校的编研需要结合其电子设备使用现状，推送形式可包含电子期刊、微信公众号、小程序、教育类APP以及短视频等，满足高校师生的阅读需求。
注释与参考文献
[1]新华社.国家公布第三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和著名抗日英烈、英雄群体名录[EB/OL].[2021-07-29]. http：//www.gov.cn/xinwen/2020-09/03/ content_5540161.htm.
[2]杨庆春.铭记英烈丰功伟绩 传承民族抗战精神[N].云南政协报，2020-04-10（007）.
[3]李果霖.山东籍抗日英烈群体的历史贡献及当代启示研究[D].曲阜：曲阜师范大学，2018：1-2.
[4][17]黄自娟.论新时代陕西红色文化的挖掘与弘扬[J].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20（5）：87-90.
[5][19]邓东燕，姚伦.创新档案编研 弘扬档案文化 提升服务能力——江西省档案馆开展编研工作的实践与思考[J].档案学研究，2018（1）：71-74.
[6]中国新闻网.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20万份抗日阵亡将士档案开放[EB/OL].[2021-07-29].https：//www.chinanews.com/cul/2015/05-14/7274673.shtml.
[7]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抗日英烈名录涵盖统一战线各方面含国民党将士等[EB/OL].[2021-07-29].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5/0824/ c395775-27507511.html.
[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档案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解读[EB/OL].[2021-07-29].https：// www.saac.gov.cn/daj/yaow/202007/bd61 bfb7b1404b2ca3c12f1652b2c915.shtml.
[9]胡錦涛.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5-09-06（1）.
[10]财政部关于印发《国家重点档案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EB/OL].[2021-07-29].http：// www.gov.cn/xinwen/2016-07/05/ content_5088295.htm.
[11]常建宏，李莉娜.国家档案局：全面启动《抗日战争档案汇编》项目[J].中国档案，2017（7）：24-27.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档案局.国家档案局关于印发《2021年全国档案宣传工作要点》的通知[EB/OL]. [2021-07-29].https：//www.saac.gov. cn/daj/tzgg/202104/846ed2b7df0b467691 655de62a157d43.shtml
[13]辽宁省档案馆.东北抗日义勇军档案史料·1[M].北京： 线装书局，2015：序言.
[14]汪毅夫.从福建馆藏档案看台湾义勇队同仁——为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而作[J].现代台湾研究，2005（4）：1-9.
[15][26]张佳芝，刘景毅.辽宁省锦州市义勇军历史研究10年来成绩显著锦州发布[EB/OL].（2021-04-02）[2021-07-29]. https：//weibo.com/ttarticle/p/ show id=2309404621270477308261.
[16]中华英烈网[EB/OL].[2021-07-31].http：//www.chinamartyrs.gov.cn/.
[18]全展.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著名抗日英烈传述评[J].荆楚理工学院学报，2016（1）：24-29.
[20][21]袁成毅.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史料整理与利用[J].社会科学战线，2020（7）：121-131.
[22]华林，段华梅，邱雨晖.南侨机工档案文献编研工作社会化研究[J].档案管理，2020（5）：52-54.
[23][24]吴志杰.新技术环境下档案编研工作探析[J].北京档案，2019（6）：25-27.
[25]李强.《抗战阵亡将士资料汇编》介绍[J].抗日战争研究，2013（1）：154-155.
[27]中共中央国务院.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EB/OL].[2021-07-29].http：//politics.people.com.cn/ n1/2019/1113/c1001-31451633.html.
關键词：英烈档案；档案编研；红色基金；革命文化
分类号：G279.2
Research on the Compilation of Revolutionary Heroes’ Archives in the Anti-Japanese War
Hua Lin， Dong Huinan， Li Li
（History and Archives Department of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Yunnan 650091）
Abstract： A large number of heroic archives were formed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and the work of codification and research is conducive to deepening the deeds of revolutionary martyrs， inheriting the red gene and inheriting the excellent revolutionary culture. The policies and the practice of archives compilation have promoted the progress of the archives compilation and research of the heroes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but it also has some deficiencies in the matching of compilation and research needs， the research mechanism of archives compilation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compilation and research methods.The essay proposes to build an open mechanism and an innovative research platform， by carrying out research， publicity and educational research， we can better discover the heroic archives， carry out extensive patriotic education， and provide cultural assistance for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 Archives of revolutionary heroes；Archival complication；Red gene；Revolutionary culture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先后公布了三批含有共计1085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的名录[1]，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设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烈士纪念日”，开通“中华英烈网”。随着党和国家对革命英烈宣传工作的重视与推进，抗战英烈档案编研工作取得显著进展，在宣传抗战英烈事迹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杨庆春认为，《大理抗战英烈名录》的文献材料征编工作有助于铭记英烈丰功伟绩，传承民族抗战精神[2]。李果霖指出，对区域抗战英烈档案文献的编研能够展现全民族抗战的区域特色[3]。此外，当前抗战英烈档案编研工作也存在不足，如黄自娟提出，当前对于英烈个体形象缺乏深度挖掘，且呈现方式和路径较为单一，缺乏面向不同受众群体和适应现代信息技术的宣传呈现方式[4]。郑东燕等认为，当前编研工作存在随机、应景、任务导向等问题，缺乏可持续性发展规划[5]。综上，本文认为，当前抗战英烈档案编研工作中，仍存在编研成果与社会需求匹配较差，编研系列化成果少，编研方法缺乏创新等问题。为此，从传播革命文化的高度，开展抗战英烈档案编研研究，对广泛宣传英烈抗战事迹，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有现实意义。
1 抗战英烈档案内涵阐述
抗战英烈档案是中国人民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历史过程中直接形成的，真实记录了牺牲情节壮烈、社会影响巨大的英烈和群体的抗战事迹，对开展宣传教育、研究抗战历史等有重要价值的文字、图画、音像和实物等各种形式的历史记录。我国抗战英烈档案遗存丰富，主要呈现出三种特点：一是馆藏巨大。例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上线了近20万抗日阵亡将士名录[6]。二是内容丰富。英烈群体范围涵盖了为抗日救国作出贡献的各行各业的人群，英雄事迹涉及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教育等领域[7]。三是形式多样，包括公文、会议录、照片、录音、录像、电报、书信、日记等多种形式。开展抗战英烈档案编研的重要意义如下：
1.1 继承红色基因，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指出，国家鼓励档案馆开发利用馆藏档案，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继承革命文化[8]。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缅怀革命先烈，发扬革命精神，传承好红色基因。抗战英烈档案见证了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艰难奋斗历程，蕴含着坚不可摧的红色精神和红色力量，以及优秀革命文化内涵。开展抗战英烈档案编研工作，一方面有利于挖掘抗战英烈事迹，把红色基因的隐性价值显性化；另一方面，能够宣传中国军民“坚持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民族自尊品格”[9]，引导社会群众培育民族情感认同，为中华民族复兴与共同体构建注入文化动力。 1.2 提供英烈档案，支持研究宣传工作
抗战英烈档案具有数量较大、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资源分散等特点，开展档案编研工作，首先可对档案文献进行整理和汇集，整合档案资源，为开展研究与宣传教育工作提供原始档案文献。其次，编研工作把英烈档案与党史、革命史、近现代史研究密切结合，充分吸收其研究成果，有利于更好地宣传革命文化，驳斥历史虚无主义，开展革命思想教育活动。最后，采用各种新技术手段开展抗战英烈档案编研工作，有利于发掘利用英烈档案资源，为社会各界提供主题新颖、形式多样的编研成果，以更直观形象的方式宣传英烈抗战事迹，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2 抗战英烈档案编研工作的现实机遇与存在问题分析
2.1 抗战英烈档案编研工作的现实机遇分析
（1）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引领
2016年5月，财政部和国家档案局颁发《国家重点档案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强调为重点档案的编研工作提供财力支持[10]。2016年6月，国家档案局发出启动《抗日战争档案汇编》工作通知，要求各省级档案馆积极发挥与各编纂单位之间的纽带作用，推进抗战档案汇编工作[11]。2021年4月，国家档案局在《全国档案宣传工作要点》中强调，要利用档案宣传解读党史重要人物，加强“英模档案”编研，引导干部群众坚决抵制各种歪曲党的历史、丑化英雄模范的错误言论。党和国家开展抗战档案编研工作的方针政策，为抗战英烈档案的编研提供了政策支持[12]。
（2）档案编研工作实践基础
随着党和国家相关政策的颁布和实施，抗战英烈档案的编研工作取得显著进展。在档案汇编方面，辽宁省档案馆编纂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档案史料》共收录近2000件有关东北各地义勇军组成状况、日常运作、分布情况、抗战活动等方面的档案文献[13]；福建省档案馆编制的《台湾义勇队档案画册》和《台湾义勇队档案：1937—1946》，收录了多个档案馆珍藏的台湾义勇队档案和图片，为研究台湾抗战义勇队抗战历史提供了宝贵档案材料[14]。在视频制作方面，锦州义勇军研究会协助中央广电总台等部门制作了以辽西义勇军抗战史为题材的新闻片和纪录片48集，还协助辽宁省文化厅共同为义勇军后裔录制口述历史纪录片4集[15]。“中华英烈网”载录了186万名烈士基本信息，收录了3000多名中华著名烈士的英雄事迹[16]。抗战英烈档案编研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有着坚实的实践基础。
2.2 抗战英烈档案编研工作存在问题分析
（1）编研需求匹配问题
从当前抗战英烈档案编研的工作现状来看，还存在内容和形式与社会需求不匹配的问题。第一，缺乏针对性編研。例如，陕西档案馆协同其他机构整理了英烈传记、遗著、信件、手稿，以展览配合讲解的形式向公众开放，但是成果缺乏面向不同年龄段和适应现代信息特征的传播形式，不能满足新时代青少年读者的阅读需求和心理期待[17]。第二，编研精品较少。当前部分档案馆抗战英烈档案以“汇编”为主，研究教育性编研成果较少。以视频编研为例，部分编研成果出现创作商业化和娱乐化现象[18]，不能发挥作品本身要表达的含义，难以顺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需求。第三，编研形式单一。这一问题主要表现在对数字人文和多媒体等理论与技术应用程度较低等方面，难以满足当前社会公众短、平、快的碎片化阅读需求，不利于编研内容的传播。
（2）档案编研机制问题
档案编研实践证明，开放性社会化编研机制有利于充分利用各方资源、技术和理念优势，为档案编研工作提供保障。目前，抗战英烈档案编研机制存在问题主要有：第一，在编研主体上，尚未形成协同机制。多数档案馆主要依托自身力量开展编研工作，尚未建立内外协作、上下联动、协同共建的开放性编研机制。如江西省档案馆主要依靠馆内人员开展编研工作，但是编研人员普遍经验不足， 缺乏较高文化素养，文字水平和信息处理能力也不甚乐观，极大影响了编研工作的成效[19]。此外，当前抗战英烈档案编研工作还需要与不同知识背景、不同行业领域的力量开展合作，尤其是将具有军事学科背景学者纳入到工作队伍之中[20]。第二，在编研客体上，缺乏资源整合机制。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战场分布广泛，很多重大历史事件与人物事迹的档案文献都分散保存在各个地区的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以及烈士遗属和个人收藏者手中[21]。档案文献分散导致英烈档案资源体系不健全，未能形成资源优势，影响了编研工作的开展。
（3）编研方法优化问题
就以往的抗战英烈档案编研工作而言，其存在的问题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第一，在编研技术方面，编研方式较传统，对多媒体技术和信息技术应用程度偏低，编研成果不具有多样性与新颖性。这对抗战英烈档案编研产品的可读性，以及传播广度造成不利影响。其二，在呈现形式方面，以参考资料、汇编档案文件、专题综述、史志研究为主，综合运用视频、音频、图像、图文等方式呈现编研内容的成果较少，导致了抗战英烈档案编研成果不能满足当下不同层次社会公众的阅读和利用需求，阻碍了编研成果的广泛传播利用。
3 抗战英烈档案的编研思路构想与对策提出
3.1 抗战英烈档案编研思路
以传播抗战英烈精神、弘扬革命文化为理念，利用新技术手段，构建开放性协同编研机制，深入挖掘英烈档案文献，通过研究性、宣传性、教育性编研，传承优秀革命文化，传播爱国主义精神，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发思路设计如图1所示）。
3.2 抗战英烈档案编研对策
（1）加强顶层设计，构建开放编研机制
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入手，创新编研理念，依托档案馆，整合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党史部门等相关机构的力量，摒弃传统封闭式编研模式[22]，构建“内举外联”的社会化编研机制，开展抗战英烈档案编研工作。开放式社会化编研机制的构建，一方面有助于寻求本单位其他部门的信息、智力、资金支持，多部门分工合作，共同开展抗战英烈档案编研；另一方面有利于加强与宣传、文化、高校、科研等部门的联系沟通，整合社会各界力量，协同开展编研，推进抗战英烈档案编研工作的发展。 （2）依托数字技术，搭建档案编研平台
为提高编研效率和质量，建议构建一体化抗战英烈档案编研平台。首先，设计初始化模板，如设计抗战英烈档案汇编、参考资料、专题概述等模板。编研者便可基于各类模板对档案资源作进一步加工、处理和整合，继而形成最终编研成果[23]。第二，扩展选题路径。首先，利用大数据和语义网技术优化信息提取，从网站问卷调查、浏览页面统计，以及来馆利用登记和统计等信息中了解用户需求。其后，结合馆藏档案资源情况，推荐编研选题[24]。同时，创新呈现方式。各界编研者通过一体化编研平台，将成果以图片、影像、VR/AR等直观形式展示，可以增加编研成果的吸引力。
（3）顺应社会需求，打造精品编研成果
第一，研究性编研。抗战英烈档案研究性编研旨在为抗战英烈研究提供文献支持，工作思路包括：首先，通过加工、编辑和出版，提供抗战英烈档案汇编。例如，国家图书馆通过收集273个县的抗战英烈名录，并进行加工与编辑，出版《抗战阵亡将士资料汇编》，为地方修史编志提供了重要依据[25]。其次，通过编写、编撰、公布抗战英烈档案等方式，提供相关参考资料。例如，为切实发挥抗战英烈档案的研究作用，云南省大理州政协启动了《大理抗战英烈名录》《抗战老兵》等资料征编工作。在各界专家学者通力合作下，编著出系列英烈参考资料，在宣传抗战英烈事迹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宣传性编研。为拓展编研产品宣传范围，建议采用数字编研技术、新媒体传播技术等手段，创新抗战英烈档案编研工作。其一，创新编研技术。建议工作人员将传统编研手段与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相结合，创新档案编研工作方式。如利用数字技术、VR/AR技术等，编制电子杂志、报刊、图书，短视频、专题片和专题数据库等，为社会各界提供形式多样的编研产品。其二，优化呈现形式。通过电子杂志、短视频、纪录片、互动直播等方式，融合图文、视频、音频等多媒体信息，呈现多样化编研成果。如中央广电总台与锦州义勇军研究会等合作，利用多媒体数字技术编制新闻片与纪录片[26]，在广泛宣传抗战英烈事迹方面取得显著效果。
第三，教育性编研。2019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要求各地区相关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落实推进[27]。为此，结合各级院校的思政教育工作，编制基于抗战英烈档案的教材等资料，对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编制方法为：首先，明确编研对象。根据不同学段和学生年龄特征，确定适合的编研选题和方法，科学规划编研工作。其次，设计编研内容。编研内容应以《教师的教本》《学生的学本》《教育的蓝本》为设计目标，通过编研抗战英烈事迹，弘扬抗战英烈的爱国情怀与民族气节。最后，选择呈现方式。如针对中小学的编研成果需要提高吸引力，增加可读性，以图文并茂的呈现方式为主，辅以短视频和纪录片等形式；面向高校的编研需要结合其电子设备使用现状，推送形式可包含电子期刊、微信公众号、小程序、教育类APP以及短视频等，满足高校师生的阅读需求。
注释与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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