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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贫困是人类共同的使命。目前，中国正朝着全面消除贫困的目标稳步前进，“精准扶贫”也逐渐成为国际、国内舆论关注的热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希望从中国的扶贫经验中汲取养料，减少本国的贫困人口；发达国家希望探寻中国政府使大规模人口脱贫的成功秘诀。这为我们提供了构建中外共寻中国发展之道的契机。但要实现精准扶贫的对外精准传播，需要在讲述中国扶贫故事的同时，善于运用外国人听得懂、能理解、感兴趣的话题、语言和人物故事，进行国际化叙事的精准表达与精准传播。
一、对外准确阐释和翻译“精准扶贫”
“精准扶贫”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词汇，内涵丰富。要使外国读者对这个概念有清晰明确的理解，首先要讲清楚精准扶贫具体指什么，是在什么历史条件、文化背景、社会环境下提出的，随着扶贫实践的开展，面临哪些新问题，政府采取了哪些新举措。
1.正确理解精准扶贫
这是一系列循序渐进的政策。习近平总书记的扶贫开发重要战略思想有着深刻的内涵，也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形成过程。从政以来，习近平始终高度重视扶贫工作，并逐步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精准扶贫”思想。2013年11月，习近平在湖南湘西十八洞村考察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的概念。在随后的几年时间，又陆续提出了“六个精准”“五个一批”“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等表述，使“精准扶贫”的内涵更加细化，也更具有可操作性。
这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政策。很多外国受众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贫困问题依然存在吗？因此，在讲述中国扶贫故事时，必须交待清楚故事发生的地理、历史背景和社会文化环境，让外国受众意识到，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仍相对突出，在广大腹地还存在着很多老少边穷地区，很多是自然资源匮乏、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保与经济压力并行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一个生动形象的概念“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就是形容这些特别贫困的地区。可见，讨论中国贫困问题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切忌以偏概全，陷入认识误区。
这是具有国际借鑒意义的政策。世界银行通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各种形式的中长期贷款，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多种形式的对外援助，为降低全球贫困水平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消除贫困的根本在于发展。缺乏“造血功能”的外援式发展模式是难以为继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约8亿人口摆脱了绝对贫困。由于中国发展之初面临的问题和困境与当前很多发展中国家有相似之处，中国的发展及贫困治理模式对发展中国家别具吸引力，广大发展中国家希望向中国学习减贫扶贫的经验。
2.准确表达精准扶贫
对外报道中的一个共识是，越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词语越难翻译，直接照字面翻译，很难让外国受众理解深层次的内涵，甚至会导致误解。
关于“扶贫”“减贫”“脱贫”的英文表述，实践中常用的词大致有这些：reduce / alleviate / cut / shake off / end / eliminate poverty。中方媒体在对外报道中还常用“lift...out of poverty”（lift：提、举），比如：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约8亿贫困人口摆脱贫困。中方的译文是：China has lifted around 800 million people out of poverty through more than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对于“lift...out of poverty”这个表述，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就给出了不同的表述：Around 800 million Chinese have worked their way above the poverty line since 1978。可以看到，中方表述强调了政府在人民脱贫过程中的作用，而美方表述则突出了8亿中国人在脱贫过程中发挥的主观能动性，摆脱“lift”一词给人的“被动”感。事实上，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摆脱贫困的思想时强调的是，既要靠党的领导，又要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因此，翻译中国特色词汇，尤其是政治词汇，要做到知己知彼，反复推敲，力争精准表达。
随着中国精准扶贫政策内容的不断丰富，政府提出的“六个精准、五个一批”等表述，在对外报道中也需要通过解释性的语言向外国读者详细介绍何为“六个精准”（扶贫对象精准、措施到户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和“五个一批”（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根据不同的文本情境，选择不同的英文表达，帮助外国受众真正读懂这些富有中国特色的词汇。
二、精准回应外国受众关心的精准扶贫
中国的脱贫成就与付出的努力一方面得到了国际舆论的高度评价，另一方面也引起了一些质疑之声，需要在对外报道中逐一厘清，并进行有的放矢的回应。
1.重点报道外国受众关注的中国扶贫经验
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中国减贫为全世界摆脱贫困树立了榜样、中国脱贫经验可为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提供借鉴。2017年10月，由美国探索频道播出的纪录片《中国：习近平时代》一连三天在该频道亚太电视网面向37个国家逾2亿多用户播放，首集便以精准扶贫开题，讲述湘西十八洞村依靠产业脱贫的故事。习近平《摆脱贫困》一书也在非洲走红，成为理解中国如何在短时间内取得令人瞩目减贫成就的必读书目。
外国受众关心中国的扶贫经验，希望了解中国多样化的扶贫方式，这就成为对外报道的重点。《今日中国》为此策划的扶贫故事专栏系统地介绍了中国脱贫攻坚在多个领域取得的进展，积极回应了国际舆论关切。该系列报道包括《中国减贫：强化从“输血”到“造血”的内生动力》《习近平“精准扶贫”的闽东实践》《贵州百花湖镇的“绿色扶贫”之路》《农村女性的电商扶贫致富经》《红色旅游扶贫路》《下党村的致富“茶”经》《赤溪村的30年脱贫路》《连家船民的幸福生活》《南平的产业兴村富民实践》等等。 2.在报道中选取典型案例答疑解惑
中国政府确定了到2020年实现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总目标。一些西方媒体对此持怀疑态度，认为中国政府面临巨大挑战。西班牙《国家报》认为，越到后期减贫的难度越大，完全消除贫困对中国而言是极为艰巨的挑战。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评论称，中国目前剩余的贫困人口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因为这些贫困人口多有身体残疾或精神疾病，根本无法劳动，使他们摆脱贫困难度太大。
对外报道要从外国受众关心和困惑的问题入手，选取典型案例破解难题，做到答疑解惑，积极回应国际舆论关切。比如，脱贫后再返贫，怎么办？如何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脱贫之路？报道要客观认识到中国脱贫实践的复杂性，当贫困人口千方百计摆脱贫困后，可能因为疾病、缺乏教育机会、习惯性思维等再次落入贫困的泥潭，这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却是中国政府下决心、花大力气去解决的问题。
在实地采访过程中要注意搜集这方面的典型案例。比如，记者曾走访陕西省商洛市，这里是中国南水北调工程的水源涵养地，也是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并撰写了《个性化的扶贫》。文章讲述的就是商洛市杨峪河镇王涧村在开展精准扶贫工作时，遇到了贫困户渔福民一家，夫妻因久病缠身，基本丧失外出劳动能力，长期居住在漆黑、潮湿、破旧的棚屋。地方政府通过驻村干部深入到每一个贫困户家庭，帮助他们制定个性化的脱贫方案，通过贷款在房前屋后种植经果林核桃树，免除其子女上学费用，并安排其子女毕业后在附近工业园区工作，这就“变输血为造血”，帮助这一家人走上了脱贫的道路。再比如，中国政府在广大农村地区实施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简称“新农合”）是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从根本上避免了贫困人群“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三、讲好鲜活的精准扶贫故事
对外报道中，那些讲述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和他们生活的报道，往往具有感染力和可信度，便于外国受众理解。
1.围绕全球性议题选取人物故事
中国贫困人口脱贫的标准，是人均纯收入稳定超过国家扶贫标准且吃穿不愁，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實现这一目标意味着中国将历史性地消除绝对贫困，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定的减贫目标。细观联合国设立的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消除饥饿、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实现性别平等……这些目标均与中国政府精准扶贫目标不谋而合。因此，在对外报道中国扶贫故事中，可以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同时围绕这些全球性议题选取典型人物故事作为报道切入点。
保障少数民族的生存发展权。崇尚多元文化、关注边缘群体的西方国家往往会聚焦弱势群体或少数群体的发展状况，并上升到保障基本人权的高度。因此，对外扶贫报道可以侧重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扶贫实践。比如，记者曾走访中国西南的贵州省，撰写了《塘约村脱贫记》《贵州的“三变改革”》。这里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区，在艰苦的环境中，有摸索出“七权同确”独特发展道路的安顺市塘约村支书左文学，带领村民发家致富的六盘水市岩博村党委书记余留芬，还有贵州娘娘山少数民族聚居区创新开展“三变改革”的苗族汉子陶学正。他们的故事有助于让外国受众深入了解中国扶贫政策如何在少数民族地区因地制宜地落实和创新开展。
保护环境与促进可持续发展。中国政府在扶贫攻坚的过程中，政策往往与地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相协调，也就是常说的“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比如，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彝族聚居区，这里属于乌蒙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区，脱贫攻坚和水土流失治理、环境保护的压力并行。记者曾走访那里撰写了《“搬”出来的新生活》《就业一人、脱贫一家》，讲述在这片“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的土地上，政府如何通过异地扶贫搬迁，既保护了原始生态环境，又创造了就业机会，同时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完成一项人口分布、资源环境、经济社会重建和完善的系统工程。
保障妇女儿童的发展和受教育权。贫困人口中妇女和儿童是一个特定的群体，贫困加剧了他们相对弱势的处境，无论是国内扶贫机构，还是国际组织，都会采取有针对性的扶贫措施。比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中国甘肃、云南和贵州等省份携手开展的针对贫困儿童的早期干预，也有通过跨国合作，资助甘肃贫困家庭女童接受高中教育，并见证他们走向国际知名高校，通过教育彻底改变命运。记者也参与到这个领域的报道，撰写了《从农村走向国际学校的中国女孩》《让所有儿童远离贫困》等文章。
2.让外国受众自己成为故事的讲述者
扶贫故事的对外报道可以选取那些走进中国田间地头的外国记者、外国政府要员、外国驻华使节和国际组织官员，让他们成为扶贫故事的第一见证人和讲述者。
以驻华外交官和外国政府官员为例，原加拿大驻华大使赵朴先生在接受记者专访时非常肯定地说，中国政府使那么多贫困人口成功脱贫，这是中国实现人权的最好证明，这一点全世界有目共睹。吉尔吉斯斯坦农业部的一位官员在甘肃省定西市调研时，表示要将土豆和小青菜在干旱地区的种植技术带回国。记者撰写的《小土豆开启的大世界》就让他成为见证者，讲述甘肃人民如何在一片干涸贫瘠的黄土地上开拓出一个美丽新世界。
外国驻华记者的体验走访式报道同样可以收到较好的传播效果。国外媒体一般热衷到中国贵州、云南、甘肃、西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和自然条件恶劣、水土流失严重的贫困地区走访，针对贫困个案发表深度调查文章。比如2018年1月，英国《卫报》旗下的《观察家报》记者赴云南省景洪市哈尼族小镇报道当地贫困群众异地扶贫搬迁后生活的积极变化，文章整版发表后被许多西方媒体转载。
生活在中国的外国友人是一个庞大而普通的群体，他们因身份的普通使讲述的故事更加真实可信。在中国厦门工作、生活长达32年的大学教授潘维廉（William N.Brown）是《今日中国》的老朋友。1994年，潘教授一家自驾环游中国4万公里，撰写了《环游中国80天》。2019年，潘教授再次出发，亲眼见证了25年后中国的发展变化，尤其是那些偏远落后地区人民的生活。在《“老潘”的中国梦》里，潘维廉把中国精准扶贫的成功经验总结为中国政府自上而下的有力领导，以及中国人民自下而上的不断创新。
读懂中国，从讲好中国故事开始。新时代，有力有效地向国际社会推介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和中国减贫方案，既是对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考验，也是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中国智慧。
一、对外准确阐释和翻译“精准扶贫”
“精准扶贫”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词汇，内涵丰富。要使外国读者对这个概念有清晰明确的理解，首先要讲清楚精准扶贫具体指什么，是在什么历史条件、文化背景、社会环境下提出的，随着扶贫实践的开展，面临哪些新问题，政府采取了哪些新举措。
1.正确理解精准扶贫
这是一系列循序渐进的政策。习近平总书记的扶贫开发重要战略思想有着深刻的内涵，也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形成过程。从政以来，习近平始终高度重视扶贫工作，并逐步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精准扶贫”思想。2013年11月，习近平在湖南湘西十八洞村考察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的概念。在随后的几年时间，又陆续提出了“六个精准”“五个一批”“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等表述，使“精准扶贫”的内涵更加细化，也更具有可操作性。
这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政策。很多外国受众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贫困问题依然存在吗？因此，在讲述中国扶贫故事时，必须交待清楚故事发生的地理、历史背景和社会文化环境，让外国受众意识到，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仍相对突出，在广大腹地还存在着很多老少边穷地区，很多是自然资源匮乏、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保与经济压力并行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一个生动形象的概念“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就是形容这些特别贫困的地区。可见，讨论中国贫困问题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切忌以偏概全，陷入认识误区。
这是具有国际借鑒意义的政策。世界银行通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各种形式的中长期贷款，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多种形式的对外援助，为降低全球贫困水平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消除贫困的根本在于发展。缺乏“造血功能”的外援式发展模式是难以为继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约8亿人口摆脱了绝对贫困。由于中国发展之初面临的问题和困境与当前很多发展中国家有相似之处，中国的发展及贫困治理模式对发展中国家别具吸引力，广大发展中国家希望向中国学习减贫扶贫的经验。
2.准确表达精准扶贫
对外报道中的一个共识是，越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词语越难翻译，直接照字面翻译，很难让外国受众理解深层次的内涵，甚至会导致误解。
关于“扶贫”“减贫”“脱贫”的英文表述，实践中常用的词大致有这些：reduce / alleviate / cut / shake off / end / eliminate poverty。中方媒体在对外报道中还常用“lift...out of poverty”（lift：提、举），比如：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约8亿贫困人口摆脱贫困。中方的译文是：China has lifted around 800 million people out of poverty through more than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对于“lift...out of poverty”这个表述，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就给出了不同的表述：Around 800 million Chinese have worked their way above the poverty line since 1978。可以看到，中方表述强调了政府在人民脱贫过程中的作用，而美方表述则突出了8亿中国人在脱贫过程中发挥的主观能动性，摆脱“lift”一词给人的“被动”感。事实上，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摆脱贫困的思想时强调的是，既要靠党的领导，又要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因此，翻译中国特色词汇，尤其是政治词汇，要做到知己知彼，反复推敲，力争精准表达。
随着中国精准扶贫政策内容的不断丰富，政府提出的“六个精准、五个一批”等表述，在对外报道中也需要通过解释性的语言向外国读者详细介绍何为“六个精准”（扶贫对象精准、措施到户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和“五个一批”（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根据不同的文本情境，选择不同的英文表达，帮助外国受众真正读懂这些富有中国特色的词汇。
二、精准回应外国受众关心的精准扶贫
中国的脱贫成就与付出的努力一方面得到了国际舆论的高度评价，另一方面也引起了一些质疑之声，需要在对外报道中逐一厘清，并进行有的放矢的回应。
1.重点报道外国受众关注的中国扶贫经验
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中国减贫为全世界摆脱贫困树立了榜样、中国脱贫经验可为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提供借鉴。2017年10月，由美国探索频道播出的纪录片《中国：习近平时代》一连三天在该频道亚太电视网面向37个国家逾2亿多用户播放，首集便以精准扶贫开题，讲述湘西十八洞村依靠产业脱贫的故事。习近平《摆脱贫困》一书也在非洲走红，成为理解中国如何在短时间内取得令人瞩目减贫成就的必读书目。
外国受众关心中国的扶贫经验，希望了解中国多样化的扶贫方式，这就成为对外报道的重点。《今日中国》为此策划的扶贫故事专栏系统地介绍了中国脱贫攻坚在多个领域取得的进展，积极回应了国际舆论关切。该系列报道包括《中国减贫：强化从“输血”到“造血”的内生动力》《习近平“精准扶贫”的闽东实践》《贵州百花湖镇的“绿色扶贫”之路》《农村女性的电商扶贫致富经》《红色旅游扶贫路》《下党村的致富“茶”经》《赤溪村的30年脱贫路》《连家船民的幸福生活》《南平的产业兴村富民实践》等等。 2.在报道中选取典型案例答疑解惑
中国政府确定了到2020年实现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总目标。一些西方媒体对此持怀疑态度，认为中国政府面临巨大挑战。西班牙《国家报》认为，越到后期减贫的难度越大，完全消除贫困对中国而言是极为艰巨的挑战。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评论称，中国目前剩余的贫困人口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因为这些贫困人口多有身体残疾或精神疾病，根本无法劳动，使他们摆脱贫困难度太大。
对外报道要从外国受众关心和困惑的问题入手，选取典型案例破解难题，做到答疑解惑，积极回应国际舆论关切。比如，脱贫后再返贫，怎么办？如何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脱贫之路？报道要客观认识到中国脱贫实践的复杂性，当贫困人口千方百计摆脱贫困后，可能因为疾病、缺乏教育机会、习惯性思维等再次落入贫困的泥潭，这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却是中国政府下决心、花大力气去解决的问题。
在实地采访过程中要注意搜集这方面的典型案例。比如，记者曾走访陕西省商洛市，这里是中国南水北调工程的水源涵养地，也是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并撰写了《个性化的扶贫》。文章讲述的就是商洛市杨峪河镇王涧村在开展精准扶贫工作时，遇到了贫困户渔福民一家，夫妻因久病缠身，基本丧失外出劳动能力，长期居住在漆黑、潮湿、破旧的棚屋。地方政府通过驻村干部深入到每一个贫困户家庭，帮助他们制定个性化的脱贫方案，通过贷款在房前屋后种植经果林核桃树，免除其子女上学费用，并安排其子女毕业后在附近工业园区工作，这就“变输血为造血”，帮助这一家人走上了脱贫的道路。再比如，中国政府在广大农村地区实施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简称“新农合”）是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从根本上避免了贫困人群“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三、讲好鲜活的精准扶贫故事
对外报道中，那些讲述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和他们生活的报道，往往具有感染力和可信度，便于外国受众理解。
1.围绕全球性议题选取人物故事
中国贫困人口脱贫的标准，是人均纯收入稳定超过国家扶贫标准且吃穿不愁，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實现这一目标意味着中国将历史性地消除绝对贫困，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定的减贫目标。细观联合国设立的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消除饥饿、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实现性别平等……这些目标均与中国政府精准扶贫目标不谋而合。因此，在对外报道中国扶贫故事中，可以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同时围绕这些全球性议题选取典型人物故事作为报道切入点。
保障少数民族的生存发展权。崇尚多元文化、关注边缘群体的西方国家往往会聚焦弱势群体或少数群体的发展状况，并上升到保障基本人权的高度。因此，对外扶贫报道可以侧重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扶贫实践。比如，记者曾走访中国西南的贵州省，撰写了《塘约村脱贫记》《贵州的“三变改革”》。这里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区，在艰苦的环境中，有摸索出“七权同确”独特发展道路的安顺市塘约村支书左文学，带领村民发家致富的六盘水市岩博村党委书记余留芬，还有贵州娘娘山少数民族聚居区创新开展“三变改革”的苗族汉子陶学正。他们的故事有助于让外国受众深入了解中国扶贫政策如何在少数民族地区因地制宜地落实和创新开展。
保护环境与促进可持续发展。中国政府在扶贫攻坚的过程中，政策往往与地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相协调，也就是常说的“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比如，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彝族聚居区，这里属于乌蒙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区，脱贫攻坚和水土流失治理、环境保护的压力并行。记者曾走访那里撰写了《“搬”出来的新生活》《就业一人、脱贫一家》，讲述在这片“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的土地上，政府如何通过异地扶贫搬迁，既保护了原始生态环境，又创造了就业机会，同时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完成一项人口分布、资源环境、经济社会重建和完善的系统工程。
保障妇女儿童的发展和受教育权。贫困人口中妇女和儿童是一个特定的群体，贫困加剧了他们相对弱势的处境，无论是国内扶贫机构，还是国际组织，都会采取有针对性的扶贫措施。比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中国甘肃、云南和贵州等省份携手开展的针对贫困儿童的早期干预，也有通过跨国合作，资助甘肃贫困家庭女童接受高中教育，并见证他们走向国际知名高校，通过教育彻底改变命运。记者也参与到这个领域的报道，撰写了《从农村走向国际学校的中国女孩》《让所有儿童远离贫困》等文章。
2.让外国受众自己成为故事的讲述者
扶贫故事的对外报道可以选取那些走进中国田间地头的外国记者、外国政府要员、外国驻华使节和国际组织官员，让他们成为扶贫故事的第一见证人和讲述者。
以驻华外交官和外国政府官员为例，原加拿大驻华大使赵朴先生在接受记者专访时非常肯定地说，中国政府使那么多贫困人口成功脱贫，这是中国实现人权的最好证明，这一点全世界有目共睹。吉尔吉斯斯坦农业部的一位官员在甘肃省定西市调研时，表示要将土豆和小青菜在干旱地区的种植技术带回国。记者撰写的《小土豆开启的大世界》就让他成为见证者，讲述甘肃人民如何在一片干涸贫瘠的黄土地上开拓出一个美丽新世界。
外国驻华记者的体验走访式报道同样可以收到较好的传播效果。国外媒体一般热衷到中国贵州、云南、甘肃、西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和自然条件恶劣、水土流失严重的贫困地区走访，针对贫困个案发表深度调查文章。比如2018年1月，英国《卫报》旗下的《观察家报》记者赴云南省景洪市哈尼族小镇报道当地贫困群众异地扶贫搬迁后生活的积极变化，文章整版发表后被许多西方媒体转载。
生活在中国的外国友人是一个庞大而普通的群体，他们因身份的普通使讲述的故事更加真实可信。在中国厦门工作、生活长达32年的大学教授潘维廉（William N.Brown）是《今日中国》的老朋友。1994年，潘教授一家自驾环游中国4万公里，撰写了《环游中国80天》。2019年，潘教授再次出发，亲眼见证了25年后中国的发展变化，尤其是那些偏远落后地区人民的生活。在《“老潘”的中国梦》里，潘维廉把中国精准扶贫的成功经验总结为中国政府自上而下的有力领导，以及中国人民自下而上的不断创新。
读懂中国，从讲好中国故事开始。新时代，有力有效地向国际社会推介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和中国减贫方案，既是对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考验，也是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