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现在依然还天天在微博上面发表这个现象不公，那个怎么怎么的，人家会说你们天天就说这些，就没有自己的生活吗？适可而止就行了。

谈电影：要在整个水准线之上

　　南都周刊：当导演的感觉如何，据说你在扮演一个“克制的独裁者”？
　　韩寒：我觉得还好。其实做车手也是和很多人合作，非常多的零件，优秀的技师，他们都各司其职。（但是导演不一样在于许多人需要你告诉他怎么做是对的，怎么做最好）对，有点当统帅的感觉，但是更多的是责任感，而不是权力的快感。我觉得一个人都出道十多年了，如果还享受我说一句话别人都听的快感的话，也太幼稚了。责任感是他们都信任你，我们的灯光、美术、声音，全是业内顶尖的人，我的这个电影也是所有人自己的职业履历，我哪怕为了不砸了大家的招牌也不能做坏了。
　　南都周刊：你以前做事会给人一种举重若轻的感觉。但这次看得出来，这个电影你很拼命。会不会有点“成败在此一举”的意味？
　　韩寒：还好。比如说赛车，我已经获得了足够多的荣誉，我拿了7个年度总冠军，当然我想获得更多的荣誉，我想拿到10个。但如果有一年我比得不好，我也不觉得我之前所有的这些成绩都被抹杀。而且我不大会去做那种注定失败或是不成功的事情。当我好意思在你面前说我做的一件事时，这件事已经成功了。
　　南都周刊：所以背地里已经下了很多功夫了。
　　韩寒：不一定说是下了很多——当然是会下功夫的。你做很多事情，不管是背地里还是明地里都要下功夫。反正我现在能很欣然地说这个电影，它就是成功了。
　　南都周刊：但中国的电影市场有时候不是那么理性，比如一个烂片很受追捧的话，它会分走很多本来应该理性的票房。有没有这样的担心，就是即使你拍得好，但它还是比不上同期上映的其他电影。
　　韩寒：不会。
　　南都周刊：为什么这么有信心？
　　韩寒：就是不会出现。也不是说它的票房会有多好，或者是会怎么样，但这种结果是不会出现的。我做事情从来不将就，我从来不会说“嗯它虽然怎样但我和我自己比较还不错”——反正我以前没拍过嘛。我的满意点很高的。反正我觉得这个电影不丢人。
　　南都周刊：5000万的投资对你而言压力大不大？
　　韩寒：5000万是制作成本，算是一个中型投入。我相信自己这部片子的质量。当然不是靠粉丝群体，这个没什么作用——我觉得再火的偶像，死忠粉亲妈粉，你做什么他们都买单的，十万人撑死了。
　　南都周刊：但去年郭敬明的“产品”是有非常明确的目标受众的。他知道是拍给哪些人看，也有能力喂饱他们的审美需求。
　　韩寒：我根本无所谓这些。我不会去考虑受众是怎样的，我也很少考虑我的受众是什么口味，“你最近喜欢什么啊，你喜欢哪首歌啊，电影、电视剧啊，爱说什么样的话”，然后根据这些拍出来你早就过时了。拍电影需要一个一年的周期，比如你为了迎合大众用“我和我的小伙伴都惊呆了”这种几个月前的话，人家觉得你傻死了，所以永远不要去做追随者。
　　南都周刊：做引领者是吗？
　　韩寒：也不是，不一定要引领。我现在觉得，就是别在乎那些东西。
　　南都周刊：那在乎什么？
　　韩寒：在乎（电影的）工业质量。要在整个水准线之上。

谈时代：人与人之间更不宽容了

　　南都周刊：2009年于冬对你拍电影票房的估计是50万。十年前不管是你还是郭敬明如果说要来拍电影可能都是个笑话，现在于冬来当你的发行人。
　　韩寒：嗯，时代变了嘛。
　　南都周刊：时代变的结果之一是你现在做的事情也没有那么领先那么独特了。
　　韩寒：不重要，我刚参加赛车比赛时候也不独特啊，只是说我这个行业参加赛车比较少。包括电影行业我也不独特啊，好多人都在做着自己特别前卫的尝试，我可能比起他们来讲，说不定我的片子可能还更传统呢。一点都不独特。我觉得所有的事情，不是在于独特不独特，而是在于做得好不好。
　　南都周刊：跟你最早出道比起来，这个时代有变得更宽容吗？
　　韩寒：现在和以前有很多不一样，主要是传播媒介变了。以前只有报纸、电视，而你所谓的宽容不宽容，主要就是指你身边的人，他们宽容你就以为时代是宽容的。现在社会环境事实上肯定更宽容了，想做的事更容易实现，但承受的非议和压力也会更大。因为每个人都会更方便地发出自己的声音。社会变宽容了，但人与人之间更不宽容了。
　　南都周刊：在一个够宽容的时代好像也没有叛逆的必要了。
　　韩寒：其实我哪里叛逆，我最传统了。你看我结婚生子都特别的传统，包括我的杂文，因为我喜欢民国作家，我都觉得我在努力回到很早的叙述方式里去。你看我小说里，男女之间基本连手都很少拉一下，就别说接吻了。什么“两片湿热的唇黏在一起”之类的，就从来没有过。这部电影也是传统的，叙事方式，人生轨迹，都是。
　　南都周刊：那为什么公众形象里始终会有这个刺头的感觉，毕竟很长时间里你老和人开战。
　　韩：对啊，跟人开战就是我觉得他们好不传统啊。

谈韩三篇：那是人生焦虑最多的时期

　　南都周刊：方韩大战过去一年多了，现在还会想起来吗？
　　韩寒：很少，因为我很忙，我自己生活本身特别精彩。这两年中国最高的（赛车）比赛一共产生了4个总冠军，4个里我拿了3个。我们的One做得也不错，现在2000多万的用户，每天120万用户，除了起点比任何一个文学网站都要大。电影我觉得做得也还不错。我是不会纠缠的，完全没有时间啊，我还要不停去创造呢。不过也好，你要是没有被疯狗咬过你也不知道自己能跑这么快。
　　南都周刊：但在那以后，你也确实像是开辟了条新赛道一样，至少没怎么写东西了。 　　韩寒：其实在2011年我就写得很少了。我杂文2009、2010年最多，2011年很少，反倒2012年之后又写了几篇。“方韩”之前我刚写了韩三篇，那本身也是我对很多事情的一个总结，对杂文的一些无力感的表述。我当时就想和杂文告别，我浪费了太多时间在杂文上。
　　南都周刊：为什么说是浪费？
　　韩寒：它是作品，但不是艺术范畴。严格地说不是创造。或者说它们跟时事贴得太紧了，也就是一些时代的衍生品，对我来说贴得太紧就是落伍。而且时代跑在前面，你在后面追，虽然你写的每句话你都觉得你是基于社会责任，但是回过头来看你还真可能是错的。因为贴得紧你必然有局限，以及会被情绪裹挟着走。比如当时你写到黄一博，他也是个小孩子，他的五条杠，不管几条杠，其实他就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孩。而你当时用那么苛严嘲讽得标准去说它，他的名字就这么容被一个有影响力的作家就一直定在那儿了，这对他人生多不公平。
　　南都周刊：你当了爸爸，视角和以前不一样了。
　　韩寒：会有一点。关键是我后来怀疑真的有所谓普世价值吗？每个人因为它立场的不同，看到、需要的东西真有可能完全不一样。而且写杂文它特别容易重复。到2011年我已经觉得它非常消耗我自己，有时候你表达一个观点，就会有人立即把你划到某一派里。下次那件事你和他们观点不一了，就会有人觉得是你对他们的一种背叛和伤害。
　　南都周刊：就是说中间有一段时间你确实会不由自主地迎合？
　　韩寒：还好，我注意控制。
　　南都周刊：现在你再看“韩三篇”，你会对那个时候的观点有更新吗？
　　韩寒：基本上，我觉得有一些更新，但我觉得它说得还是挺有道理的。
　　南都周刊：“方韩”大战之前你的公众声誉可以说达到最高了，虽说韩三篇激起了很大反对，但那么大声音本身也是影响力。之前上了时代周刊，奥巴马都想见你。那时候会不会有点飘？
　　韩寒：不会，我当时反而是最焦虑的。我觉得没有文艺作品啊，其实这方面证明我是一个非常非常传统的人。我也不想见奥巴马，一个很容易为这种事眩晕的人是不会在比赛中有超强的稳定性的，也不可能能拿到特别好的成绩。那真是我人生焦虑最多的时期。
　　而且整个社会氛围和五年前也不一样了。（那时候你刚被叫做“公民韩寒”）是，当时微博刚起来，所有人觉得在什么发言就是打开了一扇自由的窗口。现在都是段子啊，娱乐，之前你一度幻觉强悍的东西早就变得式微了。

谈自我：做创作者最不虚无

　　南都周刊：那你也顺应着时代了？
　　韩寒：我一直是这样的其实，我从来都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们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做，我希望现实现自我价值。
　　南都周刊：这也是很聪明的做法，顺应着某种潮流，然后在这个潮流中把某些事情做到最大化，通过这样所发出的声音都是最容易被听见的。
　　韩寒：这是一方面，关键我觉得更有意义。如果我现在依然还天天在微博上面发表这个现象不公，那个怎么怎么的，人家会说你们天天就说这些，就没有自己的生活吗？适可而止就行了。而且他们会觉得你在表演，有的时候你不觉得自己在表演，但有的时候你情不自禁地也会陷入到一种表演中去就算你不想——太绝望了。所以还是做创作者最不虚无。
　　南都周刊：关于表演，我采访过蔡骏，他对你之前有个疑问，他认为一个人不可能一边反体制一边把钱赚了，他觉得这个很不可思议。
　　韩寒：我觉得这是他认知的局限。就像我们开车一样，有的时候我在赛道上面跑了一圈，我觉得已经不能比这个更快了，这是不可能的，不会有人比我刚才做的事件更快，但是我们车队请来欧洲的拿过世界冠军的人，用一模一样的赛车在一模一样的赛道里，甚至在轮胎已经被我磨损过一遍的情况下，居然能1公里比我快1秒，那是另外的一个世界。另外的一个世界，不是在这个世界里的人可以想象的。
　　南都周刊：大部分人年轻的时候都会比较激进热血，然后有了小孩儿之后，他会有一种生物性上的保守，因为他有了一些想要保护的东西。觉得你现在变得平和了不少，和这个有关吗？
　　韩寒：其实我一直蛮平和的，就是讲话会有几个操字。有女儿之后，反倒比赛上我是更激进了。我这两年的赛车的成绩和速度是明显更快的。好像我觉得自己在基因方面的工作完成了，那就可以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