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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在述及中国新闻史的时候会想到，什么叫“青春无悔”？那么陈铭德、邓季惺的办报历程就是最好的应答。
青年才俊出川来
陈铭德于1897年3月10日出生在四川长寿县一个清贫人家。我没有听说他有表字，后来也问过他。他回答说：“出身寒微，用的就是陈铭德这个名字。”
陈铭德自幼养成顽强自立的精神，在长寿读完小学，独自一人到重庆上中学。辛亥革命前后，他接受了新思想，特别喜欢结交朋友，中学毕业后出川考入北京政法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上大学期同，五四运动惊天动地，林白水、邵飘萍主笔报业，指点江山，极大地影响了他的择业道路。1923年，陈铭德兼任北京《国民日报》编辑。次年，他大学毕业后回四川先后担任成都《新川报》总编辑和重庆《新中华日报》主笔。
1928年，陈铭德来到南京任中央通讯社编辑，认识了同事也是同乡的刘正华、吴竹似，几位年轻人酝酿着，要自办一张报纸，意在发扬自由的声音，打破社会的沉闷。这时，陈铭德认识了吴竹似的新婚妻子邓季惺。
邓季惺原名邓友兰，1907年农历正月初七生，是重庆一位实业家的女儿。邓季惺在重庆女子师范学校读書时，接受了进步思想。著名共产党人萧楚女、恽代英都是邓季惺的老师。邓季惺女师毕业后，到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就读，18岁时与吴竹似结婚。
当陈铭德、吴竹似等人筹划办报的时候，邓季惺还是一个年轻姑娘，在一边好奇地观看。
“作育新民”的《新民报》
由陈铭德主持，余唯一、刘正华、吴竹似共同参与，《新民报》于1929年9月9日在南京创刊，陈铭德任社长，吴竹似任总编辑。《新民报》报名意在继承孙中山创办的《民报》的精神，“作育新民” 。“新民报”3个字，是工于书法的吴竹似从中央社资料室收藏的孙中山墨迹上摹勒下来的。这家报纸，即是今天上海《新民晚报》的前身。
初创的《新民报》日出四开一张，发行2000余份，其中相当部分是赠阅的，每月广告收入不足200元。初创的日子十分艰难，偏偏是屋漏又逢连夜雨，几个月后吴竹似就患了肺病，次年由邓季惺护送到北平养病。在南京，《新民报》就靠陈铭德苦苦支撑了。
陈铭德是一位办报能手、一位广交朋友的能手。吴竹似患病后，陈铭德于1929年冬延请张友鸾担任总编辑，确定《新民报》以青年为主要读者对象，实行编辑分工责任制。到1930年春夏之际，《新民报》发行量增加了。
1931年，吳竹似在北平病逝，陈铭德赶到北平参与料理后事。吴竹似病逝后，出于对友人的感情，陈铭德经常去北平看望邓季惺，两人之同在密切交往中萌发了感情。1932年，陈铭德与共同生有一女的原配夫人分手。1933年1月，38岁的陈铭德和26岁的邓季惺在北平结婚。
这时，《新民报》作为一家有着进步倾向的民主主义报纸，已团结了一批进步记者、作家，作为自己的基本撰稿队伍。1935年，经徐悲鸿、宗白华介绍，陈铭德先后请田汉、阳翰笙为《新民报》撰稿、主编副刊，田汉赋诗祝贺《新民报》创刊6周年：
辽海当年丧岛邻，登高振臂岂无人。
雄图几度黯然歇，士气而今郁未伸。
太息金瓯成玉碎，可怜敝帚作家珍。
汝南犹幸晨鸡在，为唤斯民日日新。
1936年，《新民报》发行量达到I.6万份，陈铭德果断地同邓季惺和经理张君鼎东渡日本，向《读卖新闻》社购置了一台旧轮转印刷机，添置了新字模。由此，《新民报》印刷时间大为缩短，印刷质量显著提高，成为南京报业中的佼佼者。由于事业扩大，已经当了几年律师的邓季惺在此时正式转入报社经营，先后任副经理、经理。陈铭德和邓季惺的生活从此和《新民报》融成一体。
“五社八版”的宏图
抗日战争爆发后，《新民报》迁往重庆。抓住东部文化界人士汇集重庆的有利时机，陈铭德聘请了20多位主笔，著名的“三张一赵”会聚《新民报》 。“三张”是张友鸾、张慧剑、张恨水；张友鸾既写评论、小说、散文，又长于新闻采访和报社经营，是难得的多面手。张慧剑长于编副刊，“副刊圣手”之称。张恨水是通俗连载小说的多产作家，一生写了小说120余部。“一赵”是赵超构，笔名“林放”，善写杂文，拥有大量读者。著名女记者浦熙修也在这时崭露头角。
在重庆，陈铭德、邓季惺与郭沫若、夏衍建立了密切的关系，郭、夏为《新民报》撰写了大量稿件。不少共产党人和进步作家、记者参加《新民报》的工作，陈翰伯担任过《新民报》副总编辑。孙大光（建国后任交通部长、地质矿产部部长）化名叶光南，是编辑主任，主编《新民晚报》重庆版第一版。
1941年11月1日，《新民报》重庆出版晚报，获得很大成功，发行量超过了日报。陈铭德、邓季惺从此将经营方针转为发展晚报为主，于1943年出版了成都《新民报》（晚刊）。1945年1月2日，陈、邓又创办了《新民报》成都版（日刊）。
陈铭德、邓季惺还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廖承志等人建立了相当密切的关系。周恩来几次受邀请到陈、邓家吃饭，席间分析局势。邓季惺的三个弟弟先后去了延安，成为中共干部。其中的邓友民还写了若干篇《延安通讯》，刊登在《新民报》重庆版上。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铭德、邓季悝抓住有利时机，由邓季惺任总经理，迅速创刊南京《新民报》晚报，随后复刊日报，又创办了北平《新民报》日报。
接着，陈铭德、邓季惺于1946年5月1日在上海创刊了《新民报》（晚报），也由邓季惺任总经理，赵超构任总主笔，程大千任总编辑。副刊“夜光杯”“夜花园”“十字街头”等先后由张慧剑、夏衍、吴祖光、袁水拍、柯灵等主编。至此，《新民报》发展成拥有“五杜八版”的报业集团，报纸覆盖面几乎达到半个中国。中国现代报业兴起以来，还没有一家民营报纸发展到如此的规模。
在大时代的洪流中
国民党在内战中不断败北，其腐朽性日益显露，《新民报》系各报因连续报道杜会各界反对内战、要求和平进步的呼声，自1947年5月以后就不断受到当局的“处分”，多名记者如浦熙修等曾被捕。1948年6月，邓季惺等人在国民党立法院指责国民党军出动飞机轰炸被解放军解放了的开封，终于使当局恼羞成怒。这年7月8日，南京《新民报》被勒令“永久停刊”，有消息说特务要对陈铭德、邓季惺下毒手。
1948年秋，邓季惺由我的父亲钱家瑞（辛波）陪同，为避特务迫害，在黄苗子帮助下，化名出走香港。当年12月，国民党当局要《新民报》迁往台湾，被陈铭德断然拒绝。陈铭德很快来到香港，与中共香港工委负责人之一夏衍取得了联系。在夏衍安排下，邓季惺于1949年4月乘轮船到天津，随后进入解放了的北平。陈铭德秘密潜回上海，与上海《新民晚报》的同事们一起迎接解放。
建国之初，《新民报》成都、南京、重庆版相继停刊。北京的《新民报》并入《北京日报》；上海《新民晚报》公私合营，后来演变为国有报纸。不少原《新民报》系统的新闻工作者继续在《新民晚报》工作。特别是赵超构，长期主持笔政，是受到广大读者喜爱的《未晚谈》专栏作家。他勤奋笔耕，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青春无悔
80年代初，恐怕没有比上海《新民晚报》复刊更使陈铭德、邓季惺两位老人激动不已的了。这期间，赵超构（林放）伯伯几次到北京来，都要到永安里看望陈、邓二老，详尽介绍复刊后的《新民晚报》的设想。
复刊后的《新民晚报》办得非常成功，发行量稳居中国晚报之首，“夜光杯”等栏目直到今天仍受到数以百万计的读者喜爱。“未晚谈”栏目上林放的杂文依然洒脱，令人回味无穷。对《新民晚报》上的文章，进入晚年的陈、邓老人都尽可能地多读，还一个劲地向朋友推荐报上的好文章。
其实，对《新民晚报》发自内心的爱，是两位老人对青年时代的共同追忆。如果有人在述及中国新闻史的时候会想到，什么叫“青春无悔”？那么陈铭德、邓季惺的办报历程就是最好的应答。
（原文发于1998年《世纪》第2期，有删节）
青年才俊出川来
陈铭德于1897年3月10日出生在四川长寿县一个清贫人家。我没有听说他有表字，后来也问过他。他回答说：“出身寒微，用的就是陈铭德这个名字。”
陈铭德自幼养成顽强自立的精神，在长寿读完小学，独自一人到重庆上中学。辛亥革命前后，他接受了新思想，特别喜欢结交朋友，中学毕业后出川考入北京政法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上大学期同，五四运动惊天动地，林白水、邵飘萍主笔报业，指点江山，极大地影响了他的择业道路。1923年，陈铭德兼任北京《国民日报》编辑。次年，他大学毕业后回四川先后担任成都《新川报》总编辑和重庆《新中华日报》主笔。
1928年，陈铭德来到南京任中央通讯社编辑，认识了同事也是同乡的刘正华、吴竹似，几位年轻人酝酿着，要自办一张报纸，意在发扬自由的声音，打破社会的沉闷。这时，陈铭德认识了吴竹似的新婚妻子邓季惺。
邓季惺原名邓友兰，1907年农历正月初七生，是重庆一位实业家的女儿。邓季惺在重庆女子师范学校读書时，接受了进步思想。著名共产党人萧楚女、恽代英都是邓季惺的老师。邓季惺女师毕业后，到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就读，18岁时与吴竹似结婚。
当陈铭德、吴竹似等人筹划办报的时候，邓季惺还是一个年轻姑娘，在一边好奇地观看。
“作育新民”的《新民报》
由陈铭德主持，余唯一、刘正华、吴竹似共同参与，《新民报》于1929年9月9日在南京创刊，陈铭德任社长，吴竹似任总编辑。《新民报》报名意在继承孙中山创办的《民报》的精神，“作育新民” 。“新民报”3个字，是工于书法的吴竹似从中央社资料室收藏的孙中山墨迹上摹勒下来的。这家报纸，即是今天上海《新民晚报》的前身。
初创的《新民报》日出四开一张，发行2000余份，其中相当部分是赠阅的，每月广告收入不足200元。初创的日子十分艰难，偏偏是屋漏又逢连夜雨，几个月后吴竹似就患了肺病，次年由邓季惺护送到北平养病。在南京，《新民报》就靠陈铭德苦苦支撑了。
陈铭德是一位办报能手、一位广交朋友的能手。吴竹似患病后，陈铭德于1929年冬延请张友鸾担任总编辑，确定《新民报》以青年为主要读者对象，实行编辑分工责任制。到1930年春夏之际，《新民报》发行量增加了。
1931年，吳竹似在北平病逝，陈铭德赶到北平参与料理后事。吴竹似病逝后，出于对友人的感情，陈铭德经常去北平看望邓季惺，两人之同在密切交往中萌发了感情。1932年，陈铭德与共同生有一女的原配夫人分手。1933年1月，38岁的陈铭德和26岁的邓季惺在北平结婚。
这时，《新民报》作为一家有着进步倾向的民主主义报纸，已团结了一批进步记者、作家，作为自己的基本撰稿队伍。1935年，经徐悲鸿、宗白华介绍，陈铭德先后请田汉、阳翰笙为《新民报》撰稿、主编副刊，田汉赋诗祝贺《新民报》创刊6周年：
辽海当年丧岛邻，登高振臂岂无人。
雄图几度黯然歇，士气而今郁未伸。
太息金瓯成玉碎，可怜敝帚作家珍。
汝南犹幸晨鸡在，为唤斯民日日新。
1936年，《新民报》发行量达到I.6万份，陈铭德果断地同邓季惺和经理张君鼎东渡日本，向《读卖新闻》社购置了一台旧轮转印刷机，添置了新字模。由此，《新民报》印刷时间大为缩短，印刷质量显著提高，成为南京报业中的佼佼者。由于事业扩大，已经当了几年律师的邓季惺在此时正式转入报社经营，先后任副经理、经理。陈铭德和邓季惺的生活从此和《新民报》融成一体。
“五社八版”的宏图
抗日战争爆发后，《新民报》迁往重庆。抓住东部文化界人士汇集重庆的有利时机，陈铭德聘请了20多位主笔，著名的“三张一赵”会聚《新民报》 。“三张”是张友鸾、张慧剑、张恨水；张友鸾既写评论、小说、散文，又长于新闻采访和报社经营，是难得的多面手。张慧剑长于编副刊，“副刊圣手”之称。张恨水是通俗连载小说的多产作家，一生写了小说120余部。“一赵”是赵超构，笔名“林放”，善写杂文，拥有大量读者。著名女记者浦熙修也在这时崭露头角。
在重庆，陈铭德、邓季惺与郭沫若、夏衍建立了密切的关系，郭、夏为《新民报》撰写了大量稿件。不少共产党人和进步作家、记者参加《新民报》的工作，陈翰伯担任过《新民报》副总编辑。孙大光（建国后任交通部长、地质矿产部部长）化名叶光南，是编辑主任，主编《新民晚报》重庆版第一版。
1941年11月1日，《新民报》重庆出版晚报，获得很大成功，发行量超过了日报。陈铭德、邓季惺从此将经营方针转为发展晚报为主，于1943年出版了成都《新民报》（晚刊）。1945年1月2日，陈、邓又创办了《新民报》成都版（日刊）。
陈铭德、邓季惺还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廖承志等人建立了相当密切的关系。周恩来几次受邀请到陈、邓家吃饭，席间分析局势。邓季惺的三个弟弟先后去了延安，成为中共干部。其中的邓友民还写了若干篇《延安通讯》，刊登在《新民报》重庆版上。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铭德、邓季悝抓住有利时机，由邓季惺任总经理，迅速创刊南京《新民报》晚报，随后复刊日报，又创办了北平《新民报》日报。
接着，陈铭德、邓季惺于1946年5月1日在上海创刊了《新民报》（晚报），也由邓季惺任总经理，赵超构任总主笔，程大千任总编辑。副刊“夜光杯”“夜花园”“十字街头”等先后由张慧剑、夏衍、吴祖光、袁水拍、柯灵等主编。至此，《新民报》发展成拥有“五杜八版”的报业集团，报纸覆盖面几乎达到半个中国。中国现代报业兴起以来，还没有一家民营报纸发展到如此的规模。
在大时代的洪流中
国民党在内战中不断败北，其腐朽性日益显露，《新民报》系各报因连续报道杜会各界反对内战、要求和平进步的呼声，自1947年5月以后就不断受到当局的“处分”，多名记者如浦熙修等曾被捕。1948年6月，邓季惺等人在国民党立法院指责国民党军出动飞机轰炸被解放军解放了的开封，终于使当局恼羞成怒。这年7月8日，南京《新民报》被勒令“永久停刊”，有消息说特务要对陈铭德、邓季惺下毒手。
1948年秋，邓季惺由我的父亲钱家瑞（辛波）陪同，为避特务迫害，在黄苗子帮助下，化名出走香港。当年12月，国民党当局要《新民报》迁往台湾，被陈铭德断然拒绝。陈铭德很快来到香港，与中共香港工委负责人之一夏衍取得了联系。在夏衍安排下，邓季惺于1949年4月乘轮船到天津，随后进入解放了的北平。陈铭德秘密潜回上海，与上海《新民晚报》的同事们一起迎接解放。
建国之初，《新民报》成都、南京、重庆版相继停刊。北京的《新民报》并入《北京日报》；上海《新民晚报》公私合营，后来演变为国有报纸。不少原《新民报》系统的新闻工作者继续在《新民晚报》工作。特别是赵超构，长期主持笔政，是受到广大读者喜爱的《未晚谈》专栏作家。他勤奋笔耕，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青春无悔
80年代初，恐怕没有比上海《新民晚报》复刊更使陈铭德、邓季惺两位老人激动不已的了。这期间，赵超构（林放）伯伯几次到北京来，都要到永安里看望陈、邓二老，详尽介绍复刊后的《新民晚报》的设想。
复刊后的《新民晚报》办得非常成功，发行量稳居中国晚报之首，“夜光杯”等栏目直到今天仍受到数以百万计的读者喜爱。“未晚谈”栏目上林放的杂文依然洒脱，令人回味无穷。对《新民晚报》上的文章，进入晚年的陈、邓老人都尽可能地多读，还一个劲地向朋友推荐报上的好文章。
其实，对《新民晚报》发自内心的爱，是两位老人对青年时代的共同追忆。如果有人在述及中国新闻史的时候会想到，什么叫“青春无悔”？那么陈铭德、邓季惺的办报历程就是最好的应答。
（原文发于1998年《世纪》第2期，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