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晏（716-780年），字士安，曹州南华（今山东菏泽）人。唐代开元初年，玄宗李隆基在泰山封禅，七岁的刘晏进献颂文，其超凡的才华受到皇帝与大臣们的赞赏，获得神童称号，名震一时，到了天宝年间进入仕途，历任度支郎中、彭原太守、河南尹、户部尚书、租庸使等，官至宰相。后世称之为唐代管理财政第一人，拯救国家经济于水火。历代史学家如刘昫、欧阳修、司马光等无不钦佩其理财的成就，赞美他是“有功于国者”“丰财良臣”“军国之用，皆仰于晏”。
　　在掌握唐代财政大权的20年中，刘晏在漕运、税收、赈灾方面都有杰出表现，代宗到德宗时期，大量资金经由他运作，水利、转运等大型工程交给他操办，可谓掌管着天下的“钱袋子”。但刘晏从未中饱私囊，在他晚年蒙冤去世时，被政敌抄家，搜查的家产既没有金银珠宝，也没有古董书画，所能找到的不过是“杂书两乘，米麦数斛，人服其廉”。刘晏清廉节俭、以身作则的高尚品格和勤勤恳恳的工作作风，令当时的文武百官与民众感动、佩服，也为后世树立了典范。

一

　　一个人能否廉洁自律，最大的诱惑是自己，最难战胜的敌人也是自己。史书记载刘晏“通百货之利，自言如见地上钱流”，即刘晏精通贸易之术，能让全国城乡货物贸易流通、利益增长，他经手的钱财如涌动的流水。巨大的财富近在眼前，刘晏没有心动，没有“伸手”，而是用“理家以俭约”的准则规范自己和家人。当时的高官、名望大族多以奢侈豪华作为潮流，穿衣讲究绣罗衣裳“蹙金孔雀银麒麟”，吃饭要“侍女金盘脍鲤鱼”，出行更是七香车、九华帐、五花马。刘晏崇尚节俭，日常生活以简单、朴素为乐，在“纸醉金迷”“声色犬马”的官场中显得特立独行。
　　《唐国史补》记录他“居取便安，不慕华屋;食取饱适，不务兼品;马取稳健，不择毛色”，衣食住行都保持廉正。当别的官员忙于抢占“朱门大道边”的好地段，修建豪宅并用“金银叠翠”精致装饰时，刘晏却住在长安东南角修行里一座低矮、简陋、甚至有些逼仄的房子中，家里也没有侍妾、婢女。别人眼中的“陋室空堂”，在他看来安稳、方便，怡然自得。在饮食与穿着上，他对美酒佳肴、华丽服装，一概不感兴趣。《刘宾客嘉话录》中讲述了与之相关的一件小事：五更时分天还没有亮，刘晏出门上朝，寒风瑟瑟之际，他发现路边有人摆摊卖蒸饼，热气腾腾，就买来用袍袖包着吃，还对同僚们赞叹这饼“美不可言”。路边的小食饱腹且味美，在刘晏心中胜过铺张浪费的山珍海味。在出行用度方面，刘晏更是崇尚简单实用。在唐朝，车马既是常用的交通工具、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富贵之家往往热衷于比拼马的品种、车饰的华美，唐诗里描述的“银鞍白马度春风”“罗帷送上七香车”就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但是，在刘晏看来，骑马乘车本质是在运输，稳健至关重要，马的毛色是青或白，外貌如何，不应该去挑剔。

二

　　清正廉洁既是为官之本，也是执政之基。刘晏治理财政有明确的“小大之辨”，细小的“一水”“一米”如果关系到國计与民生就要缜密计划、表率先行，大型的工程建设影响后世百年，材料耗费、人工投入从始至终务必管控监督，不能松懈。
　　公元763年， 47岁的刘晏被唐代宗任命为河南、江淮等地的转运使，这个职位主要负责把江南地区的粮食物资运送到都城长安。从江淮到关中，如此远距离运输，走陆路翻山越岭劳民伤财;安史之乱后，漕运环境非常糟糕，走水路则要面对叛乱爆发后汴水堙废的困境。刘晏在南下细致考察后，组织人员着重疏浚汴水，同时在扬子县建立船厂，打造能够承载千石粮食的大船二千艘，雇用船工组成沿途有军官督查的官方运粮体系，并且根据实际情况，分段接力运输，各段使用熟悉地形和水文环境的船工，减少途中粮食的损失，降低沉船风险。
　　在督办漕运的过程中，《旧唐书》记载他“见一水不通，愿荷锸而先往;见一粒不运，愿负米而先趋”，也就是说刘晏看到一处地方不通畅，就亲自带上铁锹去疏浚堵塞的河水，见到一粒米无法运输就急着跑去肩挑背扛。
　　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之身。正是在刘晏的严格督导和执行之下，此次漕运之事既杜绝了腐败、懒政与官私勾结等现象，又在很短时间内恢复了江淮至京师的水路运输线，每年可以运粮四十万石，甚至近百万石。对比来看，刘晏治理漕运后，朝廷的收入大增，从每年四百万缗增加到一千二百万缗。著名诗人岑参写诗赞美此举：“刘公领舟楫，汴水扬波澜。万里江海通，九州天地宽。”
　　对于刘晏的功绩，《新唐书·刘晏传》这样评价：“因平准法，斡山海，排商贾，制万物低昂，常操天下赢资，以佐军兴，虽挐兵数十年，敛不及民而用度足”。《旧唐书》称他“富其国而不劳于民，俭于家而利于众”。这些功绩都是以刘晏“俭于家而利于众”的廉洁自律作为支撑，在小家勤俭节约，在“大家”亦要为天下公利精打细算。没有对于一条汴水、一粒米的关注，就不会有“富其国而不劳于民”的功绩。

三

　　从修身到安百姓、富国，刘晏的廉洁“内外”互补：内，要求自己和家人保持俭朴;外，用人审慎挑选和监察。作为财税的管理者，刘晏的下属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他们与经济和民生直接相关，包括税收的征纳运输、赈灾粮款的逐级发放、府库钱谷的清点储存，他们一旦松弛放任，很可能形成贪污腐化，危害到国家与人民的利益。如何保持财税官员队伍的纪律性？关键仍然是一个“廉”字。
　　刘晏认为为官从政，“廉”非常重要，他在选拔各地巡院官时提出：“办集众务，在于得人，故必择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从来源上，明确了用人的规矩：聪慧通达、精明能干是业务能力，能否真正胜任还在于有没有廉洁奉公的作风。只有各级官员做到身正，政令才能畅通无阻，刘晏就是要培养取信于天下的财税官员队伍，用监督传递压力，用压力推动各项计划和规定的扎实落地。《资治通鉴》记录其下属官员“虽居数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起居语言，无敢欺绐。”他们做到了一丝不苟地秉公行事，即使身在远地，也自觉约束个人言行，不敢欺瞒与放纵。良好的风气中，刘晏的部下如裴腆、韩洄、元琇等成长为掌管财利的名臣，继续为唐代经济服务。
　　著名的史学家司马光曾指出一个特殊的现象：后世效法刘晏经济政策和主张的人不少，但是没有人再能达到他那样的成就。究其原因，还是在于刘晏清正为官的宝贵品质，生活俭朴清廉，工作廉政无私，杜绝人事和钱财的腐蚀;管理上以廉取士，严谨监督下属，不仅培养出纪律严明的队伍，还将廉正的风格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