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女生之死，何以“小题大做”，进而演变成学界的公共事件？
　　
　　1919年11月25日，星期二。下午1点，胡适终于开始动笔写作《李超传》。
　　李超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3个月前病逝于法国医院。
　　女学生体弱死于肺病，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稀罕的是，这桩普通的死亡事件竟然演变成了公共事件，全国知晓。
　　
　　李超其人
　　
　　女生死后不久，胡适收到一包李超生前的书信，是朋友为她清理遗物时发现的。这些信稿已被李超的朋友分类编辑过，他们希望北大教授胡适对这位女学生的不幸辞世写点什么，以便在追悼会上宣读分发。
　　读了李超的书信，胡适产生了为这个女子作传的想法。从11月12日起，他几次三番将“作《李超传》”的计划写在自己的日程表上，但动笔却一拖再拖，直到追悼会前5天，终于一气呵成。
　　李超是广西梧州金紫庄人，父母双亡，姊妹3个。父有一妾，李超是跟随她长大的。李家是一个大家，家产不菲，但女儿均无继承权，所以过继了一个侄儿，继承香火。
　　李超到20岁时，在家中的处境开始艰难起来。因为过继的嗣兄才是家产的真正继承人，才有权支配家产。李超的两个姐姐都已出嫁，嗣兄也已结婚，为了早日尽享家产，嗣兄最怕李超读书不嫁，还要靠家产生活。
　　也正应了他们的担心，这个倔强的妹子偏不肯早早出嫁，要用家中银钱供自己读书求学。于是，李超成了哥嫂的眼中钉。
　　其时，李超的教育程度已不算低。她幼年随做官的胞叔识字，10岁后接受家塾教育，学习经史，民国初年就读于梧州女子师范，毕业后于1915年和同伴组织了一个女子国文专修馆，1年后解散。
　　家庭生活的烦闷，使李超产生了去外地求学的想法。1918年6月，李超只身来到北京，9月入女高师旁听，后改为正科生，第二年冬天被校医院确诊为肺病，先入首善医院调养，濒危时转入法国医院，于1919年8月16日下午病逝。
　　
　　胡适为可怜女子作传
　　
　　李超死时二十三四岁。据李超同乡的记述，在北京的短短一年间，特别是从生病到去世期间，李超“时露抑郁”，同学同乡都“莫知其故”。胡适认为，李超病由心生，“她本来体质不强，又事事不能如她的心愿，故容易致病”。至于“抑郁”的原因，胡适给出的解释是：学费。
　　胡适认为，“旧家庭的黑暗，历历都可想见”，李超外出求学的重要动机，是避免高压的婚姻。但在胡适看来，李超的问题，首先是家庭财产继承制度导致的经济问题，家中有钱却无法支配，使她一直在殚精竭虑地四处借款。所以胡适说，李超的根本问题，就是女子不能算为后嗣的大问题。
　　《李超传》主要是围绕李超家庭成员之间的经济利益组织材料。嗣兄百般阻挠李超离家，在信中以乡间惯例、乡党非议等理由威吓，被胡适称为“高压的家族制度之一篇绝妙口供”，背后的用心却是财产的考虑。李超病死后，丧事由同乡料理，棺材一直停在北京一座破庙里不知如何处置，而其兄来信却说她“至死不悔，死有余辜”，更加揭示了经济利益视野下家庭成员的残忍面目。
　　胡适替这个“可怜女子作传，竟做了六七千字，要算中国传记里一篇长传”。胡适为什么要下这么大工夫，为这个素不相识的女子作传呢？胡适自己的解释是，“因为她的一生遭遇可以用做无量数中国女子的写照，可以用做中国家庭制度的研究资料，可以用做研究中国女子问题的起点，可以算做中国女权史上的一个重要牺牲者。”
　　
　　名流齐聚追悼会
　　
　　追悼会的发起，后来成了女高师和北京大学的共同行动，进而成为北京学界的一个公共事件。发起人名单中，有蔡元培、胡适、李大钊等知名学者，有罗家伦、康白情、张国焘、黄日葵等北大学生，也有女界名流吴弱男等。
　　当时正在北大就读的邓中夏，以“大壑”为笔名，为长沙《大公报》撰写了《李超女士追悼会纪略》的报道。他在报道中说：“先前李超的为人，没人晓得。后来死了，她的书信给她的朋友瞧见了，才惊骇起来，发起追悼会，京里一般有思想的人，更为注意。”
　　追悼会于11月30日下午，在女高师如期举行。会场坐得满满的，男女来宾千余人。会场前方摆放着李超留短发、穿学生装的遗像，像框上方是蔡元培的手书横幅“不可夺志”。胡适写的《李超传》，也在会场上散发。
　　蔡元培、蒋梦麟、陈独秀、李大钊、胡适、梁漱溟等社会名流均到场发表演说。邓中夏描述他们的演说是，“均淋漓尽致，全场感动，满座恻然，无不叹旧家庭之残暴，表同情于奋斗之女青年。”
　　胡适和梁漱溟等人主要着眼于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问题。胡适谴责了女子不能继承财产和有女不为有后的男尊女卑制度。梁漱溟认为，问题在于妇女的自身觉悟。他在追悼会的演讲中说，“现在重要在怎么使妇女界感觉她们自身种种问题，有了迫切的要求，自然会寻觅路子去解决。”
　　蔡元培、朱执信等人则从李超之死，广泛讨论女子教育问题。为了解决女子上学的经费问题，蔡元培提出，个人的所有财产都不该承袭，都要归国家，做教育经费，因为承袭财产是资产阶级保存自己财产的一种方式。如果遗产归公，不仅像李超这样的人不会死，那些做苦工的穷女人，也可以受到应有的教育。他从这个角度提出了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公则。
　　到会的男女青年学生也纷纷发表演说。邓中夏采写的报道说，北大学生黄日葵等多人，“均极沉痛”。其中以女高师国文部的两位女同学的演说，最为引人注目：“李女士受家庭专制之苦，如此其烈，而未向同学道过只字者，全以女士尚有两种旧观念未能打破，即‘家丑不能外扬’与‘以穷困为耻’之观念是也。吾辈女青年对于旧家庭之压迫，不可再抱家丑不外扬之陈腐观念，宜即宣于大众……”
　　的确，在整个事件中，李超本人是沉默的。一个远离家乡的弱女子，告贷无门，而且碍于自尊又不愿家丑外扬，贫病交加，被迫而死。但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妇女的觉醒，在风起云涌的妇女报刊中，揭露女性的不公正待遇和批判旧家庭的声音日隆，女性在报刊上揭发家庭罪恶的文章甚至成了一种类型。
　　这次追悼会收到挽联约千余副，其中蔡元培的挽联是：求学者如此其难，愿在校诸君，勿辜负好机会；守钱虏害事非浅，舍生计革命，不能开新纪元。
　　追悼会从下午两点一直开到5点，实际上成了妇女问题的演讲大会。
　　(本文参考了杨念群《新史学》第一卷、刘志琴《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二卷、彭明《五四运动史》、袁伟时《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萃与解读》、曹伯言《胡适日记全编(三)》以及相关老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