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茵场外的“战斗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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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世界杯揭幕战中,原本并不被看好的东道主俄罗斯队,灌了沙特队足足5粒进球。坐在高台观赛的普京望着身旁的沙特王储频频摊手,动作略带歉意,却也掩饰不住心中的得意。
  看到主队赢球,俄罗斯球迷开心了,现场的其他国家球迷也松了口气。毕竟,俄罗斯足球流氓很生气的时候,后果可是很严重的。
  5月末的欧冠足球流氓事件,很多人还历历在目——决赛前夕,20多名俄罗斯足球流氓袭击了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用餐的英国利物浦球迷。因为此事,两年前俄、英足球流氓的“决战之约”再次被炒热。
  2016年欧洲杯期间,在英格兰和俄罗斯小组赛比赛结束后,远道而来的俄罗斯球迷与英格兰本地球迷发生了激烈冲突,媒体进行了大肆报道,并在之后上升为国际政治事件。对此,普京曾给出非常“俄式”的评论,表示他认为发生冲突很不光彩,但是无法理解区区200名俄罗斯球迷怎样打败2000名英格兰球迷。

“青胜于蓝”


  虽然俄罗斯足球流氓如今“恶名缠身”,但足球流氓并非起源于俄罗斯。
  最早有记载的足球冲突,可以追溯至13世纪的英格兰,不过当时的影响并不大。到了20世纪60年代,英格兰出现了一系列足球惨案,从此足球流氓一称也正式出现——英格兰球迷首先获得这顶“桂冠”。
  现如今,足球流氓问题不仅困扰英国,更蔓延到整个欧洲。足球活动是所谓“和平年代的战争”,球员在球场挥洒汗水,球迷也在场外释放荷尔蒙。暴力和足球,似乎总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关系。
  随着英国足球流氓逐渐式微,俄罗斯足球流氓不时在国际舞台弄出动静,渐有成为新一代霸主之势。到底谁更流氓,成为了英俄足球圈子内的争议点。
  2016年的欧洲杯时期,法国城市马赛成了双方首次大战的“紫禁之巅”。俄罗斯足球流氓以少胜多、血染马赛的“风采”,经全球媒体曝光,使之坐稳了霸主之位。
  不同于一般的暴力事件,某种程度上,俄罗斯足球流氓已经可以归类为一种还未完全成形的亚文化。
  组织内有一定哲学思想——在打斗中找寻荣耀与骄傲;为了自己支持的球队打架,是组织成员的一种生活方式;成员会进行有组织的活动,如健身、学习格斗术、禁酒禁欲、坚持吃海鲜,以便更好地迎接战斗。
  原本,足球流氓这一群体在苏联时期发展得并不好,原因就是其内存“排外、对立”的原始思想,颇具极右翼色彩。当时政府对这种新的社会风潮持非常负面的态度,将之看作一种“反苏维埃”行为,派出克格勃进行监察,参与者一经发现会被学校或单位开除。
  但随着戈尔巴乔夫上台,改革逐渐深入,80年代中后期,苏联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向开放与自由方向发展。足球观赛活动也不例外,球迷得到了更多的自由空间,球迷集会愈加普遍。发展得如火如荼的英国球迷模式也传入苏联,苏联足球场上开始出现统一的球迷服饰、歌曲、横幅和黑话。
  不可避免地,英国足球流氓的那一套行为方式,也随之传入寒冷的西伯利亚大地。这种暴力发泄方式,如同一颗火种,点燃了俄罗斯民族被压抑许久的战斗热情。
  据记载,苏联第一次严重的球迷冲突发生在1987年的基辅。当时,莫斯科斯巴達克球迷与基辅迪纳摩球迷发生群殴。不满足于在本国较量,1990年在捷克布拉格市中心,莫斯科斯巴达克队的球迷与布拉格斯巴达队的球迷大打出手,俄罗斯球迷凯旋。
  就这样,这种既能发泄过剩荷尔蒙,又能扬国威的活动,逐渐在俄罗斯越扎越深,发展得也越来越专业。曾有俄立法部门官员提议说,可以将足球流氓斗殴升级为合法的运动,比如在限定规则的前提下,在规定的场地内双方各20人进行徒手搏斗,此举可以将球迷的暴力情绪用一种相对和平的方式宣泄出去。

三类始作俑者


  把暴力合法化为正常运动,在其他国家听来可能是天方夜谭,但据笔者在俄罗斯生活的经历来看,俄罗斯人生猛好战,崇尚武力的特性几乎是溶于血液之中的。
  就平常的食物来说,鱼子酱配面包,生奶酪配啤酒,熏鱼干配伏特加,完全是无肉不欢,无酒不乐的生猛状态。走在俄罗斯的大街,总能经常看到许多高大健硕的男士,以及一看就是精于调控自我身材的女性。
  俄罗斯各个小区里,每一百步几乎都会设立一个小型的社区锻炼中心,供居民在闲暇时锻炼身体之用。每次我去家附近的健身房做体能训练,一堂课下来,作为一个在国内就经常运动的年轻人来说,我早已累得气喘吁吁,但是反观旁边的俄罗斯奶奶,人家用着更重的器具,却依然轻轻松松。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在俄罗斯,有三类球迷最有可能成为场外暴力的始作俑者。
  一类人叫“卡尔兰”,他们爱穿运动服、旧跑鞋,常处于醉酒状态,容易酒后闹事;
  一类人叫活跃党,他们是球迷当中的积极分子,举横幅,喊口号,摆阵势,对于支持的球队无比忠诚,一般只聊足球,但如果被集体挑衅,也会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还有一类人是流氓党,他们线上互骂,线下打架,在观赛时常坐靠后看台,有时戴头套,还是那种恐怖图案的,一副生人莫近的样子。当然,这类人也有原则,不打妇女儿童,不打无准备的人。
  一般来说,俄罗斯国内的场外暴力,是两队的球迷事先约好的,偶然性的冲突较少。球迷集团的领袖之间提前约战,然后各集团成员按约定好的人数与规模,在线下聚集。莫斯科火车头的“红绿维京人”,莫斯科中央陆军队的“雅罗斯拉夫卡”,圣彼得堡泽尼特队的“蛇城公司”,这些球迷集团的战斗力,都是让人闻风丧胆的存在。
  为了避免闹出大事,足球流氓之间的战斗一般是赤手空拳,个别情况下允许使用一些木制品,如木棒和椅子之类,但钢管、棒球棍、刀之类的金属类武器,是被绝对禁止的。战毕,双方也都不得报警,需要自行就医。   俄罗斯政府对于足球流氓引起的负面影响也很头疼,担心世界杯期间海外观众受到足球流氓的威胁不来观战,而本国战力爆表的足球流氓有可能再生事端,打扒其他国家远道而来的球迷,导致国家形象进一步下滑。
  2017年4月,俄罗斯颁布《球迷法》,对球迷的暴力行为进行严厉制裁,其中100多名足球流氓被列入黑名单重点观察。
  然而在今年5月欧冠赛期间,还是发生了俄罗斯足球流氓袭击事件。据目击者称,袭击者就像一群“疯狂的暴力狗熊”,他们戴着头罩与骷髅面具,冲进酒吧,使用酒瓶与桌椅对利物浦球迷进行殴打。由于利物浦球迷人数较少,被打得纷纷往桌子下面钻,不少人的头部与颈部都挂了彩。事后,这些俄罗斯足球流氓还在社交媒体喊话:警告英格兰球迷世界杯期间别来俄罗斯,否则他们将会进入“地狱”。俄罗斯警方坚称,会全面保护好世界杯期间外国球迷的人身安全。希望他们说到做到。

战斗精神溯源


  单从体能上说,现代俄罗斯人是具备战斗力的,但强健的体魄并不足以支撑起战斗民族这四个字。俄罗斯历史上有几位角色的出现,对塑造整个民族的战斗精神起了重要作用。一个是维京海盗,一个是游牧民族,一个是彼得大帝,一个是铁腕总统。
  公元862年,一位来自今天丹麦的维京酋长留里克,带着他的兄弟西涅乌斯和特鲁渥,三人集结了上千个维京海盗,从拉多加堡向斯拉夫人的诺夫哥罗德前进。此时此刻,留里克大概想不到,他的行为改变了20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日后的进程。
  在他来到斯拉夫的城市之时,古老的东斯拉夫人早已离开故鄉第聂伯河地区,往东占据了南俄广袤的草原,向北到达波罗的海,向东到达伏尔加河。东斯拉夫人建造了一系列的城市,诸如诺夫哥罗德、波洛茨克、特维尔、梁赞。他们在森林和沼泽、草原和田地中生根发芽,成为日后乌克兰、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民族的先民。海盗的骁勇,海盗的野性,海盗的狠辣,留存在一代又一代定居这片土地者的身上。
  当蒙古铁骑撵过欧亚大陆后,蒙古人对俄罗斯长达225年的占领和统治,给俄罗斯民族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原苏联科学院院士拉德尼科夫曾指出:“蒙古征服者入侵俄罗斯后,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各公国联合起来同入侵者进行斗争。客观上蒙古的入侵促进了俄罗斯的统一,同时为俄罗斯境内的蒙古汗国灭亡后建立统一、强大的俄罗斯国创造了条件。蒙古人对今天形成世界上最大的俄罗斯联邦版图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西方人眼里,俄罗斯人是西方的东方人,也是东方的西方人。俄罗斯人的许多民族习俗,与蒙古人有着深深联系,蒙古血统和鞑靼蒙古人对俄罗斯的影响也是尽人皆知。游牧民族酷爱自由和战争,善于掠夺和侵略,直至19世纪,西方国家仍畏惧地称俄罗斯人为“成吉思汗的子孙”、“白色蒙古”。
  随后,彼得大帝降临。彼得大帝在年轻时游历欧洲,学习欧洲的各种知识,充实自己。他逐渐明白,想要真正地使国家强大,是不能再傻傻地挥舞拳头了,而需要学习先进技术。
  1697年他派遣使团前往西欧,先后在荷兰的萨尔丹、阿姆斯特丹和英国的伦敦等地,学习造船和航海技术,并聘请大批科技人员到俄罗斯工作。在建立起正规的陆海军后,他武力夺取了波罗的海出海口,给俄罗斯帝国打下了坚实基础。可以说,近代俄罗斯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的发展史,无不源于彼得大帝时代。
  2000年3月26日,俄罗斯进入了普京时代。这一时代的俄罗斯是千疮百孔的,是经历过苏联解体的剧痛的,是百废待兴的。而普京致力于复兴俄罗斯超级大国地位,对内加强联邦政府的权力,整顿经济秩序,打击金融寡头,加强军队建设;对外努力改善国际环境,拓展外交空间,维护本国利益,在国际舞台上恢复了世界性强国地位。
  足球流氓在国际上气焰嚣张的背后,也是因为身靠一个强大的国家。
  所以啊,没落的“日不落帝国”的足球流氓们啊,未来假若再次和俄罗斯足球流氓狭路相逢的话,最好的办法,只有两个字——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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