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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的政党体制是在对他国尤其是西方国家政党体制的模仿中逐渐形成的。国际形势、政治思潮以及西方民主化压力等外部因素，不可避免地对各国政党体制发展演变产生深刻影响。与此同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错综复杂的国情、根深蒂固的政治文化和社会传统以及不成熟的法律法规等内在因素，则从根本上决定了发展中国家政党体制的演进脉络。
一、诸多外部因素对发展中国家政党体制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示范或阻滞作用。
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社会中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对政党体制的探索常常深受殖民历史、西方民主化压力、国际政治思潮以及地区国际形势等外部因素的影响或干扰。
(一)西方历史上的殖民统治和当前的民主化压力，影响着发展中国家政党体制的形成。广大亚非拉国家长期处于西方殖民统治之下，无论从心理上还是在行动上，都容易对“宗主国”的政党体制产生亲近感。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建国后，学习和引入西方两党制或多党制，在客观上推动了发展中国家政党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另一方面，在遭受西方侵略和殖民的过程中，许多国家的本土政治文化和制度、法律被破坏，独立后仍无法完全摆脱外来的政治经济控制。因此，在探索政党体制时，发展中国家难以表现出较强的独立性，常常主动模仿或被迫接受外来的体制模式。在非洲，二战结束后纷纷独立的一大批发展中国家，不是模仿苏联，就是模仿西方国家建立了自己的政党体制。20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后，西方大国大力在全球掀起民主化浪潮，许多国家在“多党制风潮”中或主动或被迫地全盘接受了西方多党制。
(二)各类政治思潮的传播，对发展中国家政党体制的演进产生重要影响。受到苏联影响，非洲国家20世纪50－60年代建立起具有非洲特色的“一党制”。20世纪上半叶，拉美多国在国际工人运动、科学社会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纷纷建立共产主义性质的政党，在推动本国政党体制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在反对新自由主义的中左思潮影响下，拉美多国中左翼政党和新民众主义政党迅速崛起，在大选中纷纷获胜并执政，也深刻地改变着拉美政党政治的格局。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保守主义、社民主义和基民主义等思潮在全球的传播，以及生态主义、女权运动向发展中国家扩张，不少发展中国家传统的民族主义政党出现社民主义化、基民主义化和保守主义化趋势，而绿党、女权党也在一些国家出现，令发展中国家的政党体制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
(三)地区和国际形势的剧烈变动，影响着发展中国家政党体制的自然演进过程。在苏东剧变大背景下，拉美、非洲以及中东欧多国共产党、中左政治力量严重受挫，而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基民主义政党则乘胜追击并迅速坐大，重塑了多国政党格局，政党体制也因之生变。最显著的特征是，苏东地区的共产党退出主流政治舞台，或销声匿迹，或改名换姓，不再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中东地区的巴勒斯坦、黎巴嫩、伊拉克、叙利亚及亚洲的阿富汗等国家，长期受国内政治动荡和周边军事冲突的困扰，其现代政党体制发展进程屡遭迟滞和破坏。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中小国家，周旋于大国博弈之间，长期动荡不安的周边和国际局势促使这些国家有着强烈的危机意识，因此更倾向于实行有利于集中资源、凝聚人心和整合利益的“威权主义”政党体制。
二、错综复杂的内部因素从根本上限定了发展中国家政党体制的基本框架和演进脉络。
(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了发展中国家政党体制具有不稳定性和脆弱性。首先，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社会分工和阶层分化不充分，不利于形成稳定的政党体制。西方多党民主制的重要条件之一是发达的市场经济、成熟的中产阶级和运作规范的现代政党组织，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处在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难以形成较固定的、以不同利益群体为基础的政党组织，政党时常处于频繁的分化组合之中，影响政党体制的稳定。其次，为解决生存与发展问题，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选择了有利于凝聚共识、集中资源的“一党主导”型体制，“集权倾向”较明显。一般而言，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承担着维护国家统一、巩固政权和发展经济等多重任务，因而更强调整体价值而不是多元利益，更关注经济发展而不是政治民主。这导致了许多国家的政党体制呈现出“多党并存、一党独大”的特征。此外，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调整或受挫导致社会动荡的情况下，政党体制也会随之发生变动。如拉美多国先后经历了混合经济、单一民族经济、民族资本主义和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等不同阶段，与之相应，各国政党体制也经历了传统两党制、多元混合型现代政党体制和现代竞争性多党制等不同发展形态。
(二)政治文化传统使发展中国家政党体制必然具有浓厚的“本土色彩”。一是与西方国家尊崇“自由”、“民主”相比，发展中国家更注重权威、等级和秩序，因而政党体制中的“威权主义”色彩相对浓厚。长期的专制统治历史，使得民众形成了强烈的等级观念，崇尚权威，使得“一党主导”型体制的生成和发育具备了深厚的政治文化基础。如多数东南亚国家深受儒家文化熏陶，强调统一、集体和服从，其政党体制无论怎样演变，仍然具有威权文化的内核。二是许多发展中国家主流政党在领导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过程中，曾紧密依靠或拥有军事武装，军权在政党体制中留有深刻烙印。亚非拉许多国家都出现过“军人干政”现象，军事政变常常打乱政党体制的自然演进过程。在巴勒斯坦、黎巴嫩、叙利亚等一些中东国家，政党组织至今仍掌握武装，并成为政党在政坛中立足的重要资本。三是王室统治、家族政治导致部分国家政党体制的发展复杂而多变。一些国家的政党体制深受王权因素影响。近年来，尼泊尔国王以平息党争为由宣布亲政，八个主要政党针对王权联合开展了“还政于民”的激烈斗争，最终促成了国家共和体制的形成，政党重新回归权力中心。一些国家家族政治盛行，深刻影响着政党体制。巴基斯坦错综复杂的家族裙带关系经常与政党政治纠缠在一起；孟加拉国两大家族各自以政党为工具展开斗争，其政党体制更多地反映了政治家族间的较量与实力。
(三)错综复杂的民族宗教因素对发展中国家政党体制发展演变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与西方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民族构成复杂，民族主义和部族主义成为政党政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东南亚国家的威权政党制度多为民族主义运动产物，许多党执政后均强化民族认同、注重提高民众的国家归属感，在巩固执政地位的同时，也固化了威权政党体制。马来西亚巫统、马华公会和印度人国大党分别是国家三个主要民族的代言人，三党的联合与合作对于形成以巫统为核心的执政联盟意义非凡，为“一党主导、多党合作”体制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种族、部族主义一直困扰着非洲多国的发展和稳定，深刻影响着其政党体制。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许多国家改行西 方多党制后，种族和部族主义等因素被激活，许多政党以种族、部族为依托组建，党争常常演变成种族、部族流血冲突，得到大部族支持的政党才能在政党体制中占据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宗教因素对发展中国家政党体制的影响也不可小视。一些党利用宗教的强大号召力迅速发展壮大，冲击原有政党体制。印度人民党正是高举“印度教特性”口号、鼓吹建设基于印度教思想和文化的世界大国，才得到了广大印度教民的支持，迅速崛起为与国大党争夺政权的全国性政党，并最终打破印度国大党苦心经营多年的“一党独大”体制，使当前印度“准两党”体制初具雏形。部分国家宗教与世俗力量之间持续展开较量，也对本国政党体制产生一定影响。土耳其宗教性政党与世俗政党之间的角力和争斗一直没有停止过。当前，土耳其世俗政党与具有浓厚伊斯兰色彩的执政党“正义发展党”之间不时爆发法律争端，使得土耳其现代政党体制发展进程中的宗教因素再次突显。
(四)政党制度和法律法规对一些国家政党体制的发展演变作用不一。近些年来，发展中国家越来越重视宪法、政党法在塑造和稳定政党体制中的作用，努力实现政党政治的“法治化”，但效果却大相径庭。一是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政党体制在法治化进程中逐步成型。如拉美多数国家20世纪30－60年代普遍制定了《政党法》，规范党争，政党体制也逐渐定型。巴西、智利、玻利维亚、秘鲁、厄瓜多尔等国的政党运作逐步规范，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多党制；巴巴多斯和圣卢西亚等国则逐渐形成了较稳定的两党交替执政体制。二是一些国家并没有因政党政治的“法治化”而建立起西方式的多党制，而是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传统的“一党主导”体制。委内瑞拉在查韦斯上台后，通过修改宪法和政党法规，试图将传统的两党体制转变为“一党独大”制，其领导的“第五共和国运动”和后来新组建的“统一社会主义党”几乎垄断了全国各级立法行政机构，在国家政党体制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埃及开放党禁后，虽然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以“多党制”作为本国政治制度基础，但在实际操作中，又通过相关法律条文对其他党派活动设限，基本上延续了以民族民主党为核心的“霸权式一党制”。三是多数发展中国家表面上建立了西方式的政党法律体系，但大多根据国情加以“改造”，突出了政党体制中的“本土”特征。非洲许多国家虽然仿效西方制定政党制度和各种规范政党行为的法律、法规，但政党体制的关键内核仍然体现出浓烈的本土化色彩。近年来，一些国家深入探索建设适合本国国情的政党体制，开始尝试对西方多党制进行改造。有的党修改选举法和政党法，创造出无任期总统制、无党派总统主政以及无执政党但由主要政党参政等多种政党运作模式。俄罗斯在学习和引进西方政党制度框架的同时，主要借重领袖个人威望打造具有本国特色的“政权党主导，反对党参政”的政党体制。长期由“总统党”主导政坛的哈萨克斯坦，近期也开始酝酿修改宪法和相关政党法律，降低其他小党进入议会的门槛，着手从“一党制”朝“新型多党制”过渡，哈政党体制也出现一些新变化。
与西方国家相对“规范”、“成熟”的政党体制相比，多数发展中国家政党体制形态各异，且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一方面，各种外部因素要么催化了本国政党体制的形成，要么打断和强行改变了这一演进过程，从而使得发展中国家的政党体制具有较强的“模仿”、“嫁接”和“混血”特征。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特别是复杂各异的国情，从根本上决定了政党体制的基本框架和演进脉络不可能与西方所谓“标准”政党体制完全重合。在所有影响发展中国家政党体制的因素中，有些具有普遍性，而有些则是发展中国家所独有的。各种因素相互交织，共同对发展中国家政党体制产生深刻影响。厘清这些复杂因素，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发展中国家必须探索和实行符合自身国情的政党体制”的必要性，并在对比中更加客观冷静地审视西方多党制，才能为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政党体制提供有益的借鉴。
(责任编辑：王栋)
一、诸多外部因素对发展中国家政党体制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示范或阻滞作用。
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社会中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对政党体制的探索常常深受殖民历史、西方民主化压力、国际政治思潮以及地区国际形势等外部因素的影响或干扰。
(一)西方历史上的殖民统治和当前的民主化压力，影响着发展中国家政党体制的形成。广大亚非拉国家长期处于西方殖民统治之下，无论从心理上还是在行动上，都容易对“宗主国”的政党体制产生亲近感。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建国后，学习和引入西方两党制或多党制，在客观上推动了发展中国家政党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另一方面，在遭受西方侵略和殖民的过程中，许多国家的本土政治文化和制度、法律被破坏，独立后仍无法完全摆脱外来的政治经济控制。因此，在探索政党体制时，发展中国家难以表现出较强的独立性，常常主动模仿或被迫接受外来的体制模式。在非洲，二战结束后纷纷独立的一大批发展中国家，不是模仿苏联，就是模仿西方国家建立了自己的政党体制。20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后，西方大国大力在全球掀起民主化浪潮，许多国家在“多党制风潮”中或主动或被迫地全盘接受了西方多党制。
(二)各类政治思潮的传播，对发展中国家政党体制的演进产生重要影响。受到苏联影响，非洲国家20世纪50－60年代建立起具有非洲特色的“一党制”。20世纪上半叶，拉美多国在国际工人运动、科学社会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纷纷建立共产主义性质的政党，在推动本国政党体制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在反对新自由主义的中左思潮影响下，拉美多国中左翼政党和新民众主义政党迅速崛起，在大选中纷纷获胜并执政，也深刻地改变着拉美政党政治的格局。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保守主义、社民主义和基民主义等思潮在全球的传播，以及生态主义、女权运动向发展中国家扩张，不少发展中国家传统的民族主义政党出现社民主义化、基民主义化和保守主义化趋势，而绿党、女权党也在一些国家出现，令发展中国家的政党体制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
(三)地区和国际形势的剧烈变动，影响着发展中国家政党体制的自然演进过程。在苏东剧变大背景下，拉美、非洲以及中东欧多国共产党、中左政治力量严重受挫，而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基民主义政党则乘胜追击并迅速坐大，重塑了多国政党格局，政党体制也因之生变。最显著的特征是，苏东地区的共产党退出主流政治舞台，或销声匿迹，或改名换姓，不再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中东地区的巴勒斯坦、黎巴嫩、伊拉克、叙利亚及亚洲的阿富汗等国家，长期受国内政治动荡和周边军事冲突的困扰，其现代政党体制发展进程屡遭迟滞和破坏。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中小国家，周旋于大国博弈之间，长期动荡不安的周边和国际局势促使这些国家有着强烈的危机意识，因此更倾向于实行有利于集中资源、凝聚人心和整合利益的“威权主义”政党体制。
二、错综复杂的内部因素从根本上限定了发展中国家政党体制的基本框架和演进脉络。
(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了发展中国家政党体制具有不稳定性和脆弱性。首先，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社会分工和阶层分化不充分，不利于形成稳定的政党体制。西方多党民主制的重要条件之一是发达的市场经济、成熟的中产阶级和运作规范的现代政党组织，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处在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难以形成较固定的、以不同利益群体为基础的政党组织，政党时常处于频繁的分化组合之中，影响政党体制的稳定。其次，为解决生存与发展问题，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选择了有利于凝聚共识、集中资源的“一党主导”型体制，“集权倾向”较明显。一般而言，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承担着维护国家统一、巩固政权和发展经济等多重任务，因而更强调整体价值而不是多元利益，更关注经济发展而不是政治民主。这导致了许多国家的政党体制呈现出“多党并存、一党独大”的特征。此外，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调整或受挫导致社会动荡的情况下，政党体制也会随之发生变动。如拉美多国先后经历了混合经济、单一民族经济、民族资本主义和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等不同阶段，与之相应，各国政党体制也经历了传统两党制、多元混合型现代政党体制和现代竞争性多党制等不同发展形态。
(二)政治文化传统使发展中国家政党体制必然具有浓厚的“本土色彩”。一是与西方国家尊崇“自由”、“民主”相比，发展中国家更注重权威、等级和秩序，因而政党体制中的“威权主义”色彩相对浓厚。长期的专制统治历史，使得民众形成了强烈的等级观念，崇尚权威，使得“一党主导”型体制的生成和发育具备了深厚的政治文化基础。如多数东南亚国家深受儒家文化熏陶，强调统一、集体和服从，其政党体制无论怎样演变，仍然具有威权文化的内核。二是许多发展中国家主流政党在领导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过程中，曾紧密依靠或拥有军事武装，军权在政党体制中留有深刻烙印。亚非拉许多国家都出现过“军人干政”现象，军事政变常常打乱政党体制的自然演进过程。在巴勒斯坦、黎巴嫩、叙利亚等一些中东国家，政党组织至今仍掌握武装，并成为政党在政坛中立足的重要资本。三是王室统治、家族政治导致部分国家政党体制的发展复杂而多变。一些国家的政党体制深受王权因素影响。近年来，尼泊尔国王以平息党争为由宣布亲政，八个主要政党针对王权联合开展了“还政于民”的激烈斗争，最终促成了国家共和体制的形成，政党重新回归权力中心。一些国家家族政治盛行，深刻影响着政党体制。巴基斯坦错综复杂的家族裙带关系经常与政党政治纠缠在一起；孟加拉国两大家族各自以政党为工具展开斗争，其政党体制更多地反映了政治家族间的较量与实力。
(三)错综复杂的民族宗教因素对发展中国家政党体制发展演变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与西方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民族构成复杂，民族主义和部族主义成为政党政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东南亚国家的威权政党制度多为民族主义运动产物，许多党执政后均强化民族认同、注重提高民众的国家归属感，在巩固执政地位的同时，也固化了威权政党体制。马来西亚巫统、马华公会和印度人国大党分别是国家三个主要民族的代言人，三党的联合与合作对于形成以巫统为核心的执政联盟意义非凡，为“一党主导、多党合作”体制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种族、部族主义一直困扰着非洲多国的发展和稳定，深刻影响着其政党体制。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许多国家改行西 方多党制后，种族和部族主义等因素被激活，许多政党以种族、部族为依托组建，党争常常演变成种族、部族流血冲突，得到大部族支持的政党才能在政党体制中占据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宗教因素对发展中国家政党体制的影响也不可小视。一些党利用宗教的强大号召力迅速发展壮大，冲击原有政党体制。印度人民党正是高举“印度教特性”口号、鼓吹建设基于印度教思想和文化的世界大国，才得到了广大印度教民的支持，迅速崛起为与国大党争夺政权的全国性政党，并最终打破印度国大党苦心经营多年的“一党独大”体制，使当前印度“准两党”体制初具雏形。部分国家宗教与世俗力量之间持续展开较量，也对本国政党体制产生一定影响。土耳其宗教性政党与世俗政党之间的角力和争斗一直没有停止过。当前，土耳其世俗政党与具有浓厚伊斯兰色彩的执政党“正义发展党”之间不时爆发法律争端，使得土耳其现代政党体制发展进程中的宗教因素再次突显。
(四)政党制度和法律法规对一些国家政党体制的发展演变作用不一。近些年来，发展中国家越来越重视宪法、政党法在塑造和稳定政党体制中的作用，努力实现政党政治的“法治化”，但效果却大相径庭。一是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政党体制在法治化进程中逐步成型。如拉美多数国家20世纪30－60年代普遍制定了《政党法》，规范党争，政党体制也逐渐定型。巴西、智利、玻利维亚、秘鲁、厄瓜多尔等国的政党运作逐步规范，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多党制；巴巴多斯和圣卢西亚等国则逐渐形成了较稳定的两党交替执政体制。二是一些国家并没有因政党政治的“法治化”而建立起西方式的多党制，而是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传统的“一党主导”体制。委内瑞拉在查韦斯上台后，通过修改宪法和政党法规，试图将传统的两党体制转变为“一党独大”制，其领导的“第五共和国运动”和后来新组建的“统一社会主义党”几乎垄断了全国各级立法行政机构，在国家政党体制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埃及开放党禁后，虽然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以“多党制”作为本国政治制度基础，但在实际操作中，又通过相关法律条文对其他党派活动设限，基本上延续了以民族民主党为核心的“霸权式一党制”。三是多数发展中国家表面上建立了西方式的政党法律体系，但大多根据国情加以“改造”，突出了政党体制中的“本土”特征。非洲许多国家虽然仿效西方制定政党制度和各种规范政党行为的法律、法规，但政党体制的关键内核仍然体现出浓烈的本土化色彩。近年来，一些国家深入探索建设适合本国国情的政党体制，开始尝试对西方多党制进行改造。有的党修改选举法和政党法，创造出无任期总统制、无党派总统主政以及无执政党但由主要政党参政等多种政党运作模式。俄罗斯在学习和引进西方政党制度框架的同时，主要借重领袖个人威望打造具有本国特色的“政权党主导，反对党参政”的政党体制。长期由“总统党”主导政坛的哈萨克斯坦，近期也开始酝酿修改宪法和相关政党法律，降低其他小党进入议会的门槛，着手从“一党制”朝“新型多党制”过渡，哈政党体制也出现一些新变化。
与西方国家相对“规范”、“成熟”的政党体制相比，多数发展中国家政党体制形态各异，且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一方面，各种外部因素要么催化了本国政党体制的形成，要么打断和强行改变了这一演进过程，从而使得发展中国家的政党体制具有较强的“模仿”、“嫁接”和“混血”特征。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特别是复杂各异的国情，从根本上决定了政党体制的基本框架和演进脉络不可能与西方所谓“标准”政党体制完全重合。在所有影响发展中国家政党体制的因素中，有些具有普遍性，而有些则是发展中国家所独有的。各种因素相互交织，共同对发展中国家政党体制产生深刻影响。厘清这些复杂因素，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发展中国家必须探索和实行符合自身国情的政党体制”的必要性，并在对比中更加客观冷静地审视西方多党制，才能为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政党体制提供有益的借鉴。
(责任编辑：王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