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
　　自杀需要多大的勇气，人在什么时候、因为什么才会决然放弃生命，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这里举两个自杀的事例。
　　2012年4月5日，一位77岁的希腊老人在雅典的宪法广场饮弹自尽，他在遗书中说：原本我是可以靠自己缴纳了35年的退休金生活的，但政府摧毁了我所有的生计。我找不到其他有尊严的结束生命的方式，我不想到垃圾箱捡食物过活。有目击者说，这位老人在开枪前曾高喊：“我不想把债务留给我的子女。”
　　在此轮经济危机之前，希腊的自杀率在欧洲是最低的。但近几年，希腊社会被绝望情绪笼罩，自杀率翻番。
　　另一个例子是，2011年8月8日，沈阳铁西区一位年逾七旬的老人从7楼跳下，当场死亡。老人身患多重慢性病，自杀前病情加重，邻居证实，老人生前曾多次感叹，真不想再拖累儿女了。
　　这两个自杀的选择都与家庭有关，老人不愿意将负担留给子女，宁可选择自杀。此类案例在中国更多，还可以列举下去，但在西方社会出现多少有点让人意外。
　　按照社会学家迪尔凯姆的分类，此类自杀可以归为“利他主义的自杀”，即为了他人的利益而结束自己的生命。利他主义自杀的社会心理基础是社会对某种集体主义价值的认可，个人在这种价值面前觉得自己无足轻重，所以会选择自杀来维护它。
　　对中国人而言，家庭无疑是至高无上的价值之一，传统中国人的观念是，个人价值要通过家族的延续来实现，人在完成了伦理的职责后，死亡并不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所以文艺作品中常见老人安详地为自己准备棺椁的情节。在家庭面临困境时，老人为了子女而选择自尽，令人伤感，但理解起来并不困难。
　　但是，此类事件在现代西方社会出现，足以令人惊诧，说明西方社会可能出了大问题。如迪尔凯姆所说，西方社会中很少出现利他主义的自杀，因为西方完成了“个人人格从集体人格中解放出来”的过程。在这样的社会中，“利己主義的自杀”更为常见—个人过于注重自身的价值实现，当社会解体（Anomie）的情形使个人的价值诉求无法得到实现时，就会出现自杀的倾向。
　　西方社会为何呈现利他主义自杀抬头的趋向？恐怕除了国家的失职，难以找到更具有说服力的原因了。个人主义在西方能够压倒家庭伦理，是因为个人的自由与权利能够更充分地得到实现，而这离不开国家的保障。没有国家的支持，就不会有福利制度。
　　在经济危机面前，西方国家的选择是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资本累积不受影响，同时放弃保护公民权利的职责，压缩公共开支，削减退休金，这就瓦解了个人主义存在的社会基础，把个人推回给传统价值的领域，也就是家庭。欧洲的老年人体会到了中国老年人的悲凉，于是有人就这样被逼走上绝路。
　　摧毁福利制度，保障资本增殖的情形是全球性的。我们可以负责任地假设，全球资本主义体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国家的形态也发生了改变，在这样的情境下，个人的权利正在遭遇空前的挑战和威胁，普通人经过数代人的努力和争取而得到的权益正在被抽离。
　　这种社会体制演进的本质还有待分析，这是每个自由思考的人的责任。同时，我们的责任还包括对这样一种倾向进行阻止，为他人，也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