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西风凋碧树。
　　“威马逊”强台风过后的广西北海涠洲岛，树木摧折，依然挺立的也被大风揪光了叶子，或者满树枯黄，恍如深秋。
　　同样萧瑟的还有岛民们的心理底线。台风过后没有得到及时救助，甚至被遗忘和忽视，是岛民们的共同感受。
　　7月20日，台风后的第二天，骤雨初歇，阳光普照，灾民们终于可以动手缝补破碎的房屋，然而，涠洲岛旅游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却贴出一纸通告：严禁私运建材上岛。
　　瓦面破碎，阳光照在床上，人们继续等了将近一周。7月26日，愤怒的岛民来到管委会以及其下属的旅游公司抗议“不救灾也不允许自救”的行为，最后群情失控，石头、砖块纷飞，管委会和旅游公司被砸得七零八落。
　　过激行为的背后，是岛民们对管委会的多年积怨。而在官方看来，“这些都是发展中的问题”。

大风悲歌

　　西进村的王其芬记得很清楚，7月18日晚上8点多开始起风，然后风势越来越大。19日凌晨一点左右，十六七级的狂风，从涠洲岛西北角登陆，摇撼着已经斑驳的老屋。
　　这个岛上的本土居民，大部分住在传统老屋里，老屋大多修筑于上世纪80年代初，已经有30多年房龄。房子有着相同的结构：一字排开，中间一间堂屋，两旁各一间房间。大一点的，两旁各有两间房。
　　破旧，但这是他们唯一的家，大部分人在台风袭击当夜，留守在家里。王其芬和丈夫一起，从凌晨开始，一直用力顶着堂屋的大木门，直到天亮。瓦片被掀去，积水满屋也无暇顾及—如果门被吹开，这个老旧的家就会彻底毁灭。
　　新寮村的王其锋在村里的水泥路边上开了一家小卖店，全家人都躲到了店里。王其锋和妻子也是一样，用力顶着门与大风抗衡，直至天明风力减弱。
　　19日白天，风停了，雨一直下。屋子里一片狼藉，人们站在还能避雨的角落，又撑了一个白天，等着救援。
　　以上描述，是大多数仍居住在老屋中的岛民的共同经历。20日，天放晴了，可以着手修复房屋，人多的地方贴出来一纸通知，禁止私运建材上岛。
　　荔枝山村的陈阿寿说，所谓救灾，一开始就是一人发了两瓶矿泉水。大家不满意，后来追加了一人一包水泥，60岁以上的老人还有一包米。西进村的村民被承诺发给瓦片，从几十片到四五百片不等，但风灾过后两周仍未兑现。
　　就发放的形式看，唯一的建筑材料—水泥，在岛民们看来也不像是救灾。因为那些修建了洋楼，房屋未受任何损失的岛民，也是一人一包。
　　67岁的西进村村民吴志萍，屋顶也被吹坏，但官方只承诺给她30片瓦。
　　吴志萍40岁丧夫，儿子患严重的青光眼，儿媳妇有智力障碍，孙子、孙女年幼。她患有风湿病，一下雨就疼痛难忍，仍独力支撑着整个家。
　　风过后，没有人来家里看看，吴志萍自己强忍腿痛，爬上屋顶，把瓦片密度拉得稀疏一点，希望能抵挡下一场雨。“再下雨就没地方住了，蛇皮纸都买不到一块。”
　　几天之后，东湾“大队”有工作人员带着保险公司来各家各户看损失。“大队”干部在外面站着望了几眼，连屋子都不进。吴志萍让他们进屋了解，他们说，我赶时间。吴志萍心里生气，说，你赶时间干脆不要来，来了我心里窝火。
　　荔枝山村就在台风登陆的西北角，受损严重。陈阿寿则说，到现在（8月2日）为止，他还没有见过干部来过荔枝山村。灾前每家每户买了10元的保险，所以保险公司的人来看过，这人还是自己村子里的。

被打砸的管委会

　　从19日至26日，一周时间里，岛民们破损的房屋一直无法修复。停水、停电，生活难以为继，作物、道路尽毁，也无法开展生产。加上没有建材，无法“自救”，他们只能在家干等，情緒变得越来越焦躁。
　　26日，数千岛民来到管委会前抗议。他们发现，与自己家断水断电不同，管委会有电供应，工作人员都在里面“叹空调”，玩电脑。王其锋说，大家看着就很生气。一开始并没有动手，陈阿寿说，有人说了一句“你们岛民，打你又怎样”才引爆了冲突。
　　于是，年轻人一顿打砸，将管委会每个房间的物品、门窗都一一砸毁。冲进去之后，还看到了电脑屏幕上正在播放的黄色电影。
　　砸完管委会，又去旅游公司、旅游公司的博物馆，一一打砸。这些房屋坚固、在风灾中未曾受损的场所，变得一片狼藉。
　　这个岛上最老的岛民，也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风，同时没有见过的是如此严重的官民冲突。
　　官民矛盾的产生和积蓄，都是在2010年12月成立涠洲岛旅游区管委会以后的事情。旅游公司一名工作人员向《南风窗》记者证实，旅游公司是管委会下属的国有企业，而博物馆则属于旅游公司。
　　耐人寻味的是，管委会、旅游公司、博物馆都被砸了，而涠洲镇政府则安然无恙。岛民们说，自从管委会来了之后，镇政府就成了摆设，而管委会来之前，人们对镇政府并无意见，所以“不关他们的事”。
　　他们的不满，主要对准的是管委会以及它身后的旅游产业链条。

怒气的由来

　　王其芬在今年4月份已经向管委会递交了修补厨房屋顶的申请。厨房的屋梁早已朽坏，随时可能塌顶。管委会派人来看过，让王其芬等着，“不要去找他们，办好了会打电话通知”，然而，3个月过去，杳无音信。
　　风一来，屋顶塌了，水缸也被砸烂。王其芬认为，如果早点修好，肯定就不会塌下来。
　　修补一下房屋，但拿不到批条，这不是个案。管委会副主任岑博雄在灾后对媒体称，此次台风实属罕见，由于岛上没有建筑材料售卖，村民受灾后重建遇到难题。不过在岛民们看来，这一说法完全颠倒了逻辑。
　　人们回忆，当年镇政府负责管理的时候，岛上有建筑材料卖，还有人拉着瓦片到各村兜售。而管委会接手管理以后，要买材料就只能去北海，而且很难得到批准。 　　返修房屋都做不到，这让岛民们无法理解。陈阿寿说，无论在任何地区，谁家的房屋一辈子都不用修？
　　管委会限制私运建材、私自搭建，据称是出于统一规划、防止非法占地违建的目的。就旅游区的特殊性而言，此举似并无不妥。
　　不过据《南风窗》记者调查和观察，岛上许多村子，其实与旅游毫无关系，与旅游有关的主要是沿海村庄。王其锋所在的新寮村位于岛的中央，村民绝大部分依靠种香蕉为生，“一年也不来一个游客”。他们无法得到旅游产业发展的涓滴，却一样承受各种政策限制。
　　王其芬家低矮的厨房藏在西进村一片老屋之中，即便刻意去寻找都很难找到，更别说与游客“偶遇”，因此她无法理解，自己修补厨房究竟会怎样影响旅游业发展。
　　在岛民们的印象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钱的家庭却能轻松获得批条，想盖大楼就盖大楼，盖在香蕉地里都没人管。岛民们说，要批条，就要给钱，给3万元就可以随便拉建材建房子。
　　对此，管委会有关负责人面对媒体时未予否认，只说“可能是个别工作人员的行为”。
　　王其锋说，村子里有村民想搭一个晒衣服用的凉棚，也被人赶过来拆掉，最后村民操起铁棍就上去打架。
　　除了新盖和维修房子难以实现，岛民们认为，自己寻求更好生活的各种努力都受到限制。
　　王其锋的哥哥去年买了一辆三轮摩托车，搭客赚钱补贴生计，然而被官方告知这是不允许的，被交警抓到将会被罚款。这个岛上的马路，都是乡村道路，管委会进入以前根本没有交警。
　　王其锋的哥哥说，去年涠洲岛成立了嘉洋公交客运公司，还配套了交警，同时禁止三轮摩托搭客。“去年告诉我们，搭一个客人，要交30元，我们拉一车客人，最多也就20多块钱。这么做，就是想变相提高我们的运价，好让我们做不下去。”
　　为此，三轮车司机们在客运公司成立之后去了几次管委会“要说法”，几轮下来，“现在不怎么管了”。用三轮摩托搭客的司机，大多是来自没有风景区的岛上农村，生活比较艰难，搭客是他们和旅游沾边的简捷方式。
　　如果买不起三轮摩托车，或者不会驾驶，那么摆地摊就是另一个选择。竹蔗寮位于风景优美的海滩旁边，是岛上最富裕的一个村子，但一样生活着一些贫穷的岛民。七八十岁的“老妈子”，通过摆摊卖岛上自产的香蕉挣取生活费用，但这种简单的谋生手段也被禁止。
　　今年5月，官方在晚上11点钟派人将“老妈子”们搭建的摊棚拆毁，年轻人看到了，上去吵架。第二天，竹蔗寮的村民们扛来电线杆封住了去海滩的路，惊动北海市的领导前往处理。
　　王其锋的哥哥介绍，今年管委会还试图将货运资质归集到一家公司统一经营，激起了靠运货为生的船主们的愤怒，告到了北海市，最后被迫取消计划。

共享之难

　　在对岸的人们看来，这个每天人潮汹涌的旅游岛，岛民们都生活无忧，怡然自得。然而《南风窗》记者探访发现，其中家徒四壁者比比皆是。
　　富裕的，主要是能够从事旅游行业的岛民。涠洲岛人口约1.6万人，记者调查所得的口头数据显示，岛上从事旅游行业的本土人士约占一半左右。
　　能够进入旅游公司工作，是岛民们垂涎的职业。王其锋说，新寮村也有村干部的子女在其中工作，一个月有五六千元工资，“奖金比工资还多”。对比明显的是，其他村民大多种香蕉为生，王其锋的哥哥家里有1.2亩香蕉地，一亩香蕉地一年产值大约为1000多元。这一收入还取决于天气，今年风灾之后，香蕉全部绝收。

　　旅游公司员工阿福（化名）告诉记者，工资并没有外人想象的高，去年自己还是拿2000多元，今年涨到了将近4000元，领导也就是多个千儿八百元。作为受益者，阿福没有参加抗议和打砸，“我不可能自己去砸自己的飯碗”。他表示，心理失衡，应该是造成打砸事故的重要原因。
　　岛民们并不否认存在“心理失衡”，但认为这缘于本身的不公正。要进旅游公司，要么有钱，要么有关系，否则不可能。阿福也说，进公司的资质，除了办公室、财务一类的后勤人员，基本与学历无关，各有各的办法。
　　旅游公司收入来源主要是登岛门票，在岛上被称为“上岛费”，目前的标准是每人115元。阿福说，最旺的时候，曾经一天涌上来将近2万名游客，一天“上岛费”就是200多万元。因为人太多了宾馆不足，后来限制人流，一天不超过1万人。岛民们测算，一年下来，平均一天大约上岛3000人，一年的“上岛费”就超过1亿元。不过，管委会副主任岑博雄介绍，去年该项收入只有4000多万元。
　　岛民们没有忘记的是，这些钱，是用自己的祖居之地换来的。然而，2004年开发旅游以来，岛民们没有获得一分钱的分红，“上岛费”几乎与岛民无关。此前几年，他们曾零星地提出过意见，但没有获得答复。7月26日当天在管委会集中提出的诉求，也包括将20%的“上岛费”用于岛民分红。
　　岛民们的另一个意见是，“上岛费”用途不明。荔枝山村一名三轮摩托司机说，岛上基本没有建设，大家意见也很大。“就是在我们的地方设个关卡，每天收钱，但岛上的面貌没什么改变。”
　　这个岛上，大部分地方的基础设施与普通乡村无异，除了“圣母堂”、“博物馆”这种小规模的景区周边经过整饬之外，在岛上看不到作为旅游区的额外基建的痕迹，相反，许多地方道路泥泞、垃圾成堆，千万只苍蝇发出可怖的嗡鸣。
　　陈阿寿说，十分抢眼的是，管委会内部修建了一个室内网球场，给政府工作人员自己打球用，这让岛民们很难接受。
　　矛盾不断加深。岑博雄对媒体称，对于岛民提出的公开财政支出的要求，管委会正在考虑。
　　分红则尚无希望，岛民如果试图用自己的方式对接滚滚客源，最直接的办法是建房出租。阿福有一栋3层洋楼，租给外地人经营客栈，一年租金9万元左右。他表示，自己即便不工作，也已衣食无忧。 　　这种生活，被岛民们共同歆羡，他家的洋房旁边，就有许多居住在80年代的老屋里的贫民，风过之后，瓦面掀破，“在屋里就可以晒被子”。阿福说，以前的老房子，占地大，却一般只有3间房，根本不够住，即便建成新房不能用于出租，人们也希望能建造一栋够住而且能防风抗雨的新房。
　　王其芬和吴志萍根本不抱建房的希望，修缮风灾损坏的老房子，预算约需6000元，已经愁坏了这两个家庭。吴志萍说得很粗俗但很清楚：“别说建房，说句难听的，还好我现在老了，年轻的话，卫生棉都买不起。”
　　西进村原来是渔村，后来渔民们的木船年岁日久坏掉了，没有钱买新的，许多渔民就靠帮船主打工为生了。经济状况如王其芬、吴志萍的村民，不在少数。
　　无法建房，搭客和摆摊，就成为剩下的成本最为低廉的两条路，而这两条路又受到限制。
　　“心里屈火啊！”几乎记者接触到的每个岛民都说过这句话。屈火是当地白话，意为“憋屈、恼火”。

“农村的收入，香港的物价”

　　对于西进村、荔枝山村、新寮村这样的没有景区的村子而言，村民们心理上其实“宁愿不要发展旅游”。
　　“农村的收入，香港的物价”，这是他们的自我解嘲。王其锋说，发展旅游之前，一斤普通的海鱼，两三块钱，好一点的也不超过10块钱，而现在，最普通的鱼也要十几块，好点的几十块。而香蕉，一级蕉卖1.2元一斤，其他都是几角钱，价格10年没变过。
　　王其芬、吴志萍买不起鱼和肉，只在过年过节的时候能吃上。南瓜苗、木瓜是她们主要的蔬菜，需要补充营养的时候，就到村子后面的海滩上去敲蚝肉，一个上午在烈日下劳作，所获也不过几两蚝肉。
　　王其锋倒是认为，虽然没有存款，但生活还是越过越好，不过他不认为这与旅游有什么关系。“全国哪个地方，生活不是越来越好？”
　　旅游的进一步发展，使得这个岛上有了管委会，生活就受到了各种限制。除了修缮房屋、搭客谋生均不自由之外，人们感觉办事也变得艰难起来。
　　陈阿寿说，今年自己差点就去骂管委会的领导了。他去给新生的孙子办入户，而管委会负责户政的部门竟然在北海办公，为此他跑了3趟，船票就花了360元。第一次去，說材料不齐打回来重办；第二次去，户政部门竟然没人，“都来涠洲岛旅游了”；第三次去，还是说材料依然不齐。“我就生气啊，你们读过大学的人，要什么材料最清楚，怎么就不能一次给我说清楚？”
　　吴志萍为了办低保的事情也奔波受气，集体办理的时候工作人员说漏掉了自己，后来再去，总是不批准。吴志萍是“眼盲”（文盲），她说，你们眼光（有文化）的欺负我，我不识字有人识字。她就去找人写状纸，告到北海去，这才办了下来。
　　陈阿寿总结，办事的时候受了气，现在必须来硬的，来硬的就很快办完了。他给记者列举了好几次自己跟官方人士“比狠”的经历。他说，26日那天激烈的打砸之后，官方当天就宣布，建材上岛“都开放了”。
　　岑博雄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26日晚上7时，北海市政府就进一步完善涠洲岛救灾工作进行了现场部署，管委会撤销“禁止私运建材”的决定正是在该会上做出。
　　不过，由于北海也受灾，建材供应不上，一块瓦片从1元涨到了5元，只能继续等待。部分岛民将屋顶的破洞先用蛇皮纸覆盖起来，而大部分的老屋，仍然朝天敞开。
　　太阳照在床上，岛民们每天祈祷着天上不要下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