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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银饰》通常被认为是黄建中“女性三部曲”的第一部，是一个典型的女性主义文本，其实这更像是一种先入为主的误读。电影对主人公同性恋、异装癖、恋物癖、性压抑等心理疾病的视觉呈现使得它更适宜用精神分析理论进行新的解读与发掘。吕道景的离经叛道的性取向、少恒与碧兰的非常规异性恋表达方式恰当的解释了俄狄浦斯情结的合理性。
[关键词] 《银饰》 精神分析 俄狄浦斯情结 缺席 夭折 “代母”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1.23.017
引言
《银饰》是根据作家周大新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电影《银饰》被称为2005最具震撼力的情爱电影，伴随影片拍摄过程的是不绝于耳的关于“情色、露点、叫停”等炒作与争论。人们更是缘于对《贞女》、《过年》、《大鸿米店》的喜爱累积而成了对黄健中的新作《银饰》的一如既往的期待。在某种意义上来讲，被扭曲的女性形象曾经一度成为中国导演曲线救“影”的工具，而且凭借着他们所营造的东方奇观屡屡在西方电影节摘金夺银，我们亦不难发现从《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炮打双灯》等影片中所呈现出女性形象的症候化特征。
《银饰》在故事情节的架构上基本沿袭了这一寓言化的类型特征：年代的久远与模糊，边缘的、与世隔绝的偏远地区，庭院深深、青砖灰瓦、迷宫般的深宅大院以及被锁闭在大宅院中情欲受到压抑的大家闺秀与怨妇，主人公同样选择了飞蛾扑火般的反抗，结局是同样的凄惨。因而很多人将《银饰》作为一个典型的女性主义或后殖民主义文本进行解读，但这更像是前人电影带来的一种先入为主的误读，电影对主人公同性恋、异装癖、恋物癖、性压抑等心理疾病的视觉呈现使得它更适宜用精神分析理论进行新的解读与发掘。
一、俄狄浦斯情结的夭亡
俄狄浦斯情结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一经提出就被人们广泛应用并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它的合理性。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在男性的成长过程中（在其人格心理学中，这一阶段被界定为3—5岁即性器期），必然经历俄狄浦斯情结，出于对父权的恐惧与女性玩伴的血淋淋的“阉割”事实，男孩产生了阉割焦虑，进而顺从、认同父权从而超越俄狄浦斯情结进入正常的成长历程，并最终成为新的父权代言人，这种认同也被拉康称为对“父之名”、“父之法”的认同与接受。
俄狄浦斯情结同样适用于解读吕道景的精神困境，只是俄狄浦斯情结在他身上出现了异化，他并没有经历完全的俄狄浦斯情结历程，俄狄浦斯情结在他的成长历程中出现了夭亡。
（一）母亲的角色缺席
吕道景是一个多义的文本，作为一个封建大家庭的长子，他经历了良好的教育，但在他身上集中展现了同性恋、异装癖、恋物癖等多种话语。生得男儿身，却有颗女儿心，不爱男装爱女装，对女性的银首饰有着非比寻常的酷爱，夜深人静之时喜欢身著女装对镜顾盼，可以说他是一个典型的性颠倒者。
弗洛伊德指出“双性倾向自然存在于性颠倒者身上”[1]，性别模糊也是“物恋者”的特征之一，这也是恋物癖者应有的心理特征。在男性性颠倒者的混沌的婴儿阶段，与母亲的亲昵的接触同样会使得男性性颠倒者顺理成章的进入俄狄浦斯情境，基于对自身身体的镜像认知以及他所观照到的女性玩伴的阉割事实，他们可能会暂时认同了作为男性的生理身份，服从了父亲的权威。此外，能够抵制性对象的永久颠倒的最强大力量，无疑来自于异性性征间的相互吸引力。然而仅这样一个因素还不足以消除性颠倒，消除性颠倒的还有其他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社会性的权威禁忌与道德规范。随着年龄的增长，自我意识的觉醒，“精神力量的发展开始抑制性生活，它就像一道河堤，引导它走向狭窄的河床。这些精神力量包括了厌恶感、羞耻心、以及道德和审美上的理想化要求。” [2]另外，男人在幼儿时代受到其母亲或其他女性照顾时的情爱，总会出现于日后的记忆中，这本身就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导引他们去接近女人。
如此说来，有多种因素能阻止性颠倒者诱发错误的性取向，性颠倒者同样可能会按照俄狄浦斯情结的预设按部就班的成长为异性恋者，但事情的发展并不会尽如人意，对吕道景而言就出现了俄狄浦斯情结的夭亡。
精神分析学认为性颠倒现象并不是先天性的，“如果对所谓的先天性性颠倒病例加以更详尽的检查，（我们）就可能会发现，其原欲的发展方向原是取决于儿童早期的某一次经验，这一经验虽然可能已不能回忆。”弗洛伊德同时研究指出性颠倒现象常常发生在那些在其他方面均与正常人毫无差异的人甚至还常常发生在那些“心智能力非但无损，反而在智力和道德修养方面有高度成就的人身上”，此外，“性颠倒常常出现在文明古国文化发展的高峰时期。” [3]
吕道景之所以蜕变成一个同性恋者恰恰因为童年的经历——母亲的缺席，正如弗洛伊德所说“那些出身贵族名门的男人最多出现性颠倒，其原因只能归结于他们多使用男仆以及母亲对儿子的疏远” [4]，因而性颠倒者常常出现在文明古国也就不足为奇了。从影片中可以看出，吕道景的生母在“明德府”只是父权的附属品，权威的真正掌控者是“父亲”吕敬仁，母亲与吕道景的关系是疏离的，“母亲”这一角色对吕道景来说可能仅仅只是履行一种生养或在出生初期的略尽“喂养”义务一种模糊的印象。在墙高院深的明德府，吕道景以后的成长记忆中更多会是伴随在他周围的男性形象——父亲、男仆人、甚至私塾的启蒙老师。生身母亲只是帮助吕道景产生了俄狄浦斯情结中母亲角色的的原始镜像，而母亲角色在俄狄浦斯情结发展的关键阶段的半途缺席却导致了俄狄浦斯情结的夭亡。因此我们可以理解，这里所说的缺席是指具有血亲的生身之母的“角色缺席”。
性颠倒者自身就具有模糊的性别倾向，而吕道景在母亲角色的中途离席、长期处于男性主导的环境诸多合力的作用下，使其对自身本就羸弱的男性性别认同产生了怀疑，反而将心理性别中的女性角色认同释放出来。所以童年记忆、创伤情境与身体所受的刺激均可能在性颠倒者的性取向的转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二）异装癖、恋物癖架构的性别认同
弗洛伊德于1927年在《恋物癖》中解释了一个事实：许多男人只有借助于某些他称为“恋物”的特殊物品才能获得性满足。他认为阉割焦虑使得物恋的对象总是女人的阳具的替代品。恋物癖者把他对女性应同样拥有阳具的信念转移到了恋物上，有些人通过恋物避开了同性恋；相反，认为女人也有阳具的观念一旦在儿童头脑中“固置”，它就会无视后来生活中的一切影响，使这个男人永远无法排除其性对象身上一定有一个阳具的幻觉。这样一来，这个男人一旦有了正常的性生活，便会成为一个同性恋患者，而女人的性器官给同性恋患者造成的往往是恐惧，而不是快乐。
那么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恋物癖是男性的特权，女性是不会有恋物癖的，男性的恋物癖是对性对象的替代或性目的、性指向不能达成的补偿，有些人可以通过恋物避开了同性恋；此外男同性恋中男性角色的扮演者之所以走向性颠倒者与他本人所“固置”的女人应同样拥有阳具的观念有关。
如果我们僵化的将这种理论去解读吕道景的恋物癖那就会产生一个悖论、一个问题：作为生理上的男性，通过恋物的转移并没有使他摆脱同性恋的倾向；男同性恋中男性角色的扮演者是因为女性应具有阳具的观念的“固置”而走向同性恋的，吕道景是因为俄狄浦斯情结的夭折走向了同性恋，那么又如何解释他作为女性角色扮演者那种近似疯狂的恋物癖呢？
弗洛伊德同样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认为“一旦物恋的追逐成为对某一物品的固执追求，从而完全取代了正常的性目的，或者所崇拜的物品与其所属之人脱离了关系，本身成了性的对象” [5]，那这种物恋就属于病态的范畴了。在《性道德文明与现代人的不安》一章中，弗洛伊德指出，对一个性本能十分强烈的性颠倒者来讲会有两种可能的后果：第一种十分明显，这种人会无视社会文化中流行的道德准则，即使受到制止，其性颠倒也会坚持到底；第二种则比较复杂，由于教育和社会的要求造成的压制力，这种颠倒的性冲动受到压制，但这种压制并非真正的压制，弗洛伊德称其为“一种流了产的压制” [6]。“抑制后的性冲动不再直接呈现——单就这一点，抑制还是成功的——却以其他地方来表达，结果同样有害于他本人。在性本能遭受压制之后继而形成的这种替代现象，便是我们所说的心理症。” [7]
吕道景身上所展现出的恋物癖、异装癖同样是一种典型的心理症，恋物癖、异装癖并不是性目的、性指向不能达成的补偿，而是一种性本能的替代，是对其心理性别中女性身份的架构、确定与认同。事实上，吕道景一直拥有双重性别，扮演着两重角色：前者分别是生理上的男性身份即生理性别与心理上的女性身份即心理性别；两重角色分别是生理性别所带来的为夫为子的现实中的社会角色与心理性别所带来的渴望为女人为人妻的理想化角色。而恋物癖、异装癖恰恰是吕道景对自身的心理性别与理想化角色的架构与强化，因为他无法再现实生活中将其心理性别变成合法化的身份并被他者所接纳。
众所周知，性是自然的，而性别二元对立是社会建构的。性别是一种历史性的文化范畴，人们从起居、服饰、娱乐等方方面面的差异中建构了性别。在人类的伦理观中，二元对立的绝对性、清晰性是不容挑战的，否则将被逐出社会，自食恶果。吕道景的易装行为违背了建构性别差异的传统服饰规范，削弱了男性性征，从而实现了对生理性别的僭越，达到了性别自我认同的一种满足。因此当吕敬仁在账房发现了吕道景的秘密后问他“为什么偏要戴银饰装女人”时，他回答道：“因为戴着银饰，看见自己，心里舒坦，心里好受，安逸。”
“心理症患者是一群天生的造反者，‘文化要求’对他们本能的压制能取得表面的成功，而且一天天变得不起作用，对于这些人来说，只有付出巨大的代价，才能勉强符合文明生活的需求，代价的付出又造成内心的空虚，因而绝大部分时间都遭受病魔的煎熬。” [8]吕道景的生理性别及社会角色使得他始终囿于道德教化、社会规范、宗法祖制的禁闭之中，他甚至只能通过焚香自残来压制内心的反叛，努力地尝试成为父亲眼中中规中矩，宗法道德约束下本本分分的男人，履行自己为人子为人夫的社会义务，但他的内心又是苦楚的，他苦苦挣扎于现实身份与理想角色之间。他只能寻租于戏剧舞台，或许只有穿上戏服才能真正达到双重性别的同一，但这只是虚拟的世界，不可能为他提供一个出路，面对这种困境他发出了“老天爷，你给了我一个男儿身，可偏偏给了我一颗女儿心”的愤怨与呐喊。
总之，在儿童性心理的形成阶段，出于对阉割事实的恐惧和对父权的屈从，吕道景本有机会超越俄狄浦斯情结进入正常的成长主题，但母亲的角色缺席却使得俄狄浦斯情结中途夭折。他在双重身份之间痛苦挣扎而不得解脱之法，或许也只有死亡才能解决抑或回避这种身份的纠葛，凄惨的结局不禁令人扼腕。
二、“代母”的出现与俄狄浦斯情结的完结
郑少恒同样会经历俄狄浦斯情结，而母亲的事实上的缺席却真实发生在他的成长过程中。郑少恒的生母在其五岁时因病离世，按弗洛伊德的观点，五岁所处的性器期正是人格发展的最重要阶段，他强调了“事实上儿童在3一5岁之间就能清楚地选择对象，且伴有强烈的情感” [9]，在某种程度来讲，俄狄浦斯情结同样会在他身上出现夭折，至少俄狄浦斯情结在他身上的发展并不是完全的，他不会顺利完成对俄狄浦斯情结的超越。但对郑少恒而言，母亲只是事实性的缺席即生母确实已经离世，而“代母”角色——老银匠的出现弥补了这一缺失。老银匠在郑少恒的生母去世以后一直扮演着“代母行权”的角色，这里的“权”同样是一种母亲式怜爱与义务，比如做饭、洗衣等家务是有老银匠一手包办，当少恒与碧兰幽会回家之后他像母亲一样没完没了、絮絮叨叨、事无巨细的询问打听。
所以母亲这一角色在他的生活经历中是一直存在的，而生母的记忆也早已固化在了它的头脑之中。弗洛伊德指出，当一个小孩吸吮指头时，这表明他正在寻找某种记忆犹新的愉快体验，儿童时期反复地吸吮皮肤黏膜，原是一种最简单的性满足方式，“我们不难理解，一个儿童在这种情况下所竭力追求的愉快体验，过去曾在什么样的场合体验过。吸吮母亲的奶，原是孩童生活中体验最早的愉快动作，也是最重要的愉快动作。” [10]因此，男性从儿童时代便已开始的性对象寻找的准备工作，而且在心理上业已经完全就绪了。最初，当性满足仍然与摄取营养的活动合为一体时，性本能就指向一个存在于婴孩体外的性对象，这就是母亲的乳房，这是性本能第一个指向的对象。所以少恒会对碧兰身上所散发的体香产生一种敏感，两人在梅园野合、少恒吸吮碧兰的乳房则重新找回了他对母亲的记忆，使他回到了童年情境之中。
对所有人而言，他们幼儿时代对自己母亲的那种眷恋之情的固置，是他们爱情的渊源。“对正常人来说，他们选择的对象固然还保留着“母亲原型”的痕迹，但他们的原欲脱离开母亲的意象还是相当容易的；这类人（爱怜对象多是有夫之妇）就不同了，他们的原欲在母亲身上倾注的过久，因而即使越过了青春期其母亲的特征仍深深的影响着他们对爱人的选择” [11]碧兰在少恒的心中更似母亲，恋母情结已深深的植根于记忆深处。
母亲的事实性缺席理应造成恋母情结的夭折，但“代母”的出现使郑少恒拥有对“母亲”这一角色的完整体验，相反，生母的缺席使他对母亲的美好回忆固化在儿时，进而深陷俄狄浦斯情结之中不能自拔，而这种畸形的爱情在等级、宗法森严的封建集权社会注定是一个悲剧。
小结
在弗洛伊德看来，经历并超越俄狄浦斯情结是男性成长主题中必需的成人仪式，能否顺利的完成对人格的发展至关重要，但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多种变数，各种因素制约着俄狄浦斯情结的完结。在场母亲的角色缺席导致吕道景成长中的俄狄浦斯情结的夭折，使得他最终走入了同性恋、恋物癖、异装癖的歧途；郑少恒却因弥补生母事实缺席的“代母”角色的出现而深陷俄狄浦斯情结之中。吕道景的离经叛道的性取向、少恒与碧兰的非常规异性恋表达方式恰当的解释了俄狄浦斯情结的合理性，所有的一切使得《银饰》这个交织着性别的焦虑与压抑、离经与叛道、生命的狂欢与凋零的故事成为一幕带有宿命色彩的悲剧。
参考文献
[1] [2] [3] [4] [5] [6] [7] [8] 弗洛伊德：《性学与爱情心理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 年第二版，第 21,39,19,69,27,156,156,156页
[9] 周华：《阅读俄狄浦斯情结化》，中国优秀硕士论文库
[10] [11]弗洛伊德：《性学与爱情心理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 年第二版，
第 41,123页
作者简介
谢国庆,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广播电视艺术学专业09级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 《银饰》 精神分析 俄狄浦斯情结 缺席 夭折 “代母”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1.23.017
引言
《银饰》是根据作家周大新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电影《银饰》被称为2005最具震撼力的情爱电影，伴随影片拍摄过程的是不绝于耳的关于“情色、露点、叫停”等炒作与争论。人们更是缘于对《贞女》、《过年》、《大鸿米店》的喜爱累积而成了对黄健中的新作《银饰》的一如既往的期待。在某种意义上来讲，被扭曲的女性形象曾经一度成为中国导演曲线救“影”的工具，而且凭借着他们所营造的东方奇观屡屡在西方电影节摘金夺银，我们亦不难发现从《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炮打双灯》等影片中所呈现出女性形象的症候化特征。
《银饰》在故事情节的架构上基本沿袭了这一寓言化的类型特征：年代的久远与模糊，边缘的、与世隔绝的偏远地区，庭院深深、青砖灰瓦、迷宫般的深宅大院以及被锁闭在大宅院中情欲受到压抑的大家闺秀与怨妇，主人公同样选择了飞蛾扑火般的反抗，结局是同样的凄惨。因而很多人将《银饰》作为一个典型的女性主义或后殖民主义文本进行解读，但这更像是前人电影带来的一种先入为主的误读，电影对主人公同性恋、异装癖、恋物癖、性压抑等心理疾病的视觉呈现使得它更适宜用精神分析理论进行新的解读与发掘。
一、俄狄浦斯情结的夭亡
俄狄浦斯情结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一经提出就被人们广泛应用并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它的合理性。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在男性的成长过程中（在其人格心理学中，这一阶段被界定为3—5岁即性器期），必然经历俄狄浦斯情结，出于对父权的恐惧与女性玩伴的血淋淋的“阉割”事实，男孩产生了阉割焦虑，进而顺从、认同父权从而超越俄狄浦斯情结进入正常的成长历程，并最终成为新的父权代言人，这种认同也被拉康称为对“父之名”、“父之法”的认同与接受。
俄狄浦斯情结同样适用于解读吕道景的精神困境，只是俄狄浦斯情结在他身上出现了异化，他并没有经历完全的俄狄浦斯情结历程，俄狄浦斯情结在他的成长历程中出现了夭亡。
（一）母亲的角色缺席
吕道景是一个多义的文本，作为一个封建大家庭的长子，他经历了良好的教育，但在他身上集中展现了同性恋、异装癖、恋物癖等多种话语。生得男儿身，却有颗女儿心，不爱男装爱女装，对女性的银首饰有着非比寻常的酷爱，夜深人静之时喜欢身著女装对镜顾盼，可以说他是一个典型的性颠倒者。
弗洛伊德指出“双性倾向自然存在于性颠倒者身上”[1]，性别模糊也是“物恋者”的特征之一，这也是恋物癖者应有的心理特征。在男性性颠倒者的混沌的婴儿阶段，与母亲的亲昵的接触同样会使得男性性颠倒者顺理成章的进入俄狄浦斯情境，基于对自身身体的镜像认知以及他所观照到的女性玩伴的阉割事实，他们可能会暂时认同了作为男性的生理身份，服从了父亲的权威。此外，能够抵制性对象的永久颠倒的最强大力量，无疑来自于异性性征间的相互吸引力。然而仅这样一个因素还不足以消除性颠倒，消除性颠倒的还有其他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社会性的权威禁忌与道德规范。随着年龄的增长，自我意识的觉醒，“精神力量的发展开始抑制性生活，它就像一道河堤，引导它走向狭窄的河床。这些精神力量包括了厌恶感、羞耻心、以及道德和审美上的理想化要求。” [2]另外，男人在幼儿时代受到其母亲或其他女性照顾时的情爱，总会出现于日后的记忆中，这本身就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导引他们去接近女人。
如此说来，有多种因素能阻止性颠倒者诱发错误的性取向，性颠倒者同样可能会按照俄狄浦斯情结的预设按部就班的成长为异性恋者，但事情的发展并不会尽如人意，对吕道景而言就出现了俄狄浦斯情结的夭亡。
精神分析学认为性颠倒现象并不是先天性的，“如果对所谓的先天性性颠倒病例加以更详尽的检查，（我们）就可能会发现，其原欲的发展方向原是取决于儿童早期的某一次经验，这一经验虽然可能已不能回忆。”弗洛伊德同时研究指出性颠倒现象常常发生在那些在其他方面均与正常人毫无差异的人甚至还常常发生在那些“心智能力非但无损，反而在智力和道德修养方面有高度成就的人身上”，此外，“性颠倒常常出现在文明古国文化发展的高峰时期。” [3]
吕道景之所以蜕变成一个同性恋者恰恰因为童年的经历——母亲的缺席，正如弗洛伊德所说“那些出身贵族名门的男人最多出现性颠倒，其原因只能归结于他们多使用男仆以及母亲对儿子的疏远” [4]，因而性颠倒者常常出现在文明古国也就不足为奇了。从影片中可以看出，吕道景的生母在“明德府”只是父权的附属品，权威的真正掌控者是“父亲”吕敬仁，母亲与吕道景的关系是疏离的，“母亲”这一角色对吕道景来说可能仅仅只是履行一种生养或在出生初期的略尽“喂养”义务一种模糊的印象。在墙高院深的明德府，吕道景以后的成长记忆中更多会是伴随在他周围的男性形象——父亲、男仆人、甚至私塾的启蒙老师。生身母亲只是帮助吕道景产生了俄狄浦斯情结中母亲角色的的原始镜像，而母亲角色在俄狄浦斯情结发展的关键阶段的半途缺席却导致了俄狄浦斯情结的夭亡。因此我们可以理解，这里所说的缺席是指具有血亲的生身之母的“角色缺席”。
性颠倒者自身就具有模糊的性别倾向，而吕道景在母亲角色的中途离席、长期处于男性主导的环境诸多合力的作用下，使其对自身本就羸弱的男性性别认同产生了怀疑，反而将心理性别中的女性角色认同释放出来。所以童年记忆、创伤情境与身体所受的刺激均可能在性颠倒者的性取向的转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二）异装癖、恋物癖架构的性别认同
弗洛伊德于1927年在《恋物癖》中解释了一个事实：许多男人只有借助于某些他称为“恋物”的特殊物品才能获得性满足。他认为阉割焦虑使得物恋的对象总是女人的阳具的替代品。恋物癖者把他对女性应同样拥有阳具的信念转移到了恋物上，有些人通过恋物避开了同性恋；相反，认为女人也有阳具的观念一旦在儿童头脑中“固置”，它就会无视后来生活中的一切影响，使这个男人永远无法排除其性对象身上一定有一个阳具的幻觉。这样一来，这个男人一旦有了正常的性生活，便会成为一个同性恋患者，而女人的性器官给同性恋患者造成的往往是恐惧，而不是快乐。
那么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恋物癖是男性的特权，女性是不会有恋物癖的，男性的恋物癖是对性对象的替代或性目的、性指向不能达成的补偿，有些人可以通过恋物避开了同性恋；此外男同性恋中男性角色的扮演者之所以走向性颠倒者与他本人所“固置”的女人应同样拥有阳具的观念有关。
如果我们僵化的将这种理论去解读吕道景的恋物癖那就会产生一个悖论、一个问题：作为生理上的男性，通过恋物的转移并没有使他摆脱同性恋的倾向；男同性恋中男性角色的扮演者是因为女性应具有阳具的观念的“固置”而走向同性恋的，吕道景是因为俄狄浦斯情结的夭折走向了同性恋，那么又如何解释他作为女性角色扮演者那种近似疯狂的恋物癖呢？
弗洛伊德同样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认为“一旦物恋的追逐成为对某一物品的固执追求，从而完全取代了正常的性目的，或者所崇拜的物品与其所属之人脱离了关系，本身成了性的对象” [5]，那这种物恋就属于病态的范畴了。在《性道德文明与现代人的不安》一章中，弗洛伊德指出，对一个性本能十分强烈的性颠倒者来讲会有两种可能的后果：第一种十分明显，这种人会无视社会文化中流行的道德准则，即使受到制止，其性颠倒也会坚持到底；第二种则比较复杂，由于教育和社会的要求造成的压制力，这种颠倒的性冲动受到压制，但这种压制并非真正的压制，弗洛伊德称其为“一种流了产的压制” [6]。“抑制后的性冲动不再直接呈现——单就这一点，抑制还是成功的——却以其他地方来表达，结果同样有害于他本人。在性本能遭受压制之后继而形成的这种替代现象，便是我们所说的心理症。” [7]
吕道景身上所展现出的恋物癖、异装癖同样是一种典型的心理症，恋物癖、异装癖并不是性目的、性指向不能达成的补偿，而是一种性本能的替代，是对其心理性别中女性身份的架构、确定与认同。事实上，吕道景一直拥有双重性别，扮演着两重角色：前者分别是生理上的男性身份即生理性别与心理上的女性身份即心理性别；两重角色分别是生理性别所带来的为夫为子的现实中的社会角色与心理性别所带来的渴望为女人为人妻的理想化角色。而恋物癖、异装癖恰恰是吕道景对自身的心理性别与理想化角色的架构与强化，因为他无法再现实生活中将其心理性别变成合法化的身份并被他者所接纳。
众所周知，性是自然的，而性别二元对立是社会建构的。性别是一种历史性的文化范畴，人们从起居、服饰、娱乐等方方面面的差异中建构了性别。在人类的伦理观中，二元对立的绝对性、清晰性是不容挑战的，否则将被逐出社会，自食恶果。吕道景的易装行为违背了建构性别差异的传统服饰规范，削弱了男性性征，从而实现了对生理性别的僭越，达到了性别自我认同的一种满足。因此当吕敬仁在账房发现了吕道景的秘密后问他“为什么偏要戴银饰装女人”时，他回答道：“因为戴着银饰，看见自己，心里舒坦，心里好受，安逸。”
“心理症患者是一群天生的造反者，‘文化要求’对他们本能的压制能取得表面的成功，而且一天天变得不起作用，对于这些人来说，只有付出巨大的代价，才能勉强符合文明生活的需求，代价的付出又造成内心的空虚，因而绝大部分时间都遭受病魔的煎熬。” [8]吕道景的生理性别及社会角色使得他始终囿于道德教化、社会规范、宗法祖制的禁闭之中，他甚至只能通过焚香自残来压制内心的反叛，努力地尝试成为父亲眼中中规中矩，宗法道德约束下本本分分的男人，履行自己为人子为人夫的社会义务，但他的内心又是苦楚的，他苦苦挣扎于现实身份与理想角色之间。他只能寻租于戏剧舞台，或许只有穿上戏服才能真正达到双重性别的同一，但这只是虚拟的世界，不可能为他提供一个出路，面对这种困境他发出了“老天爷，你给了我一个男儿身，可偏偏给了我一颗女儿心”的愤怨与呐喊。
总之，在儿童性心理的形成阶段，出于对阉割事实的恐惧和对父权的屈从，吕道景本有机会超越俄狄浦斯情结进入正常的成长主题，但母亲的角色缺席却使得俄狄浦斯情结中途夭折。他在双重身份之间痛苦挣扎而不得解脱之法，或许也只有死亡才能解决抑或回避这种身份的纠葛，凄惨的结局不禁令人扼腕。
二、“代母”的出现与俄狄浦斯情结的完结
郑少恒同样会经历俄狄浦斯情结，而母亲的事实上的缺席却真实发生在他的成长过程中。郑少恒的生母在其五岁时因病离世，按弗洛伊德的观点，五岁所处的性器期正是人格发展的最重要阶段，他强调了“事实上儿童在3一5岁之间就能清楚地选择对象，且伴有强烈的情感” [9]，在某种程度来讲，俄狄浦斯情结同样会在他身上出现夭折，至少俄狄浦斯情结在他身上的发展并不是完全的，他不会顺利完成对俄狄浦斯情结的超越。但对郑少恒而言，母亲只是事实性的缺席即生母确实已经离世，而“代母”角色——老银匠的出现弥补了这一缺失。老银匠在郑少恒的生母去世以后一直扮演着“代母行权”的角色，这里的“权”同样是一种母亲式怜爱与义务，比如做饭、洗衣等家务是有老银匠一手包办，当少恒与碧兰幽会回家之后他像母亲一样没完没了、絮絮叨叨、事无巨细的询问打听。
所以母亲这一角色在他的生活经历中是一直存在的，而生母的记忆也早已固化在了它的头脑之中。弗洛伊德指出，当一个小孩吸吮指头时，这表明他正在寻找某种记忆犹新的愉快体验，儿童时期反复地吸吮皮肤黏膜，原是一种最简单的性满足方式，“我们不难理解，一个儿童在这种情况下所竭力追求的愉快体验，过去曾在什么样的场合体验过。吸吮母亲的奶，原是孩童生活中体验最早的愉快动作，也是最重要的愉快动作。” [10]因此，男性从儿童时代便已开始的性对象寻找的准备工作，而且在心理上业已经完全就绪了。最初，当性满足仍然与摄取营养的活动合为一体时，性本能就指向一个存在于婴孩体外的性对象，这就是母亲的乳房，这是性本能第一个指向的对象。所以少恒会对碧兰身上所散发的体香产生一种敏感，两人在梅园野合、少恒吸吮碧兰的乳房则重新找回了他对母亲的记忆，使他回到了童年情境之中。
对所有人而言，他们幼儿时代对自己母亲的那种眷恋之情的固置，是他们爱情的渊源。“对正常人来说，他们选择的对象固然还保留着“母亲原型”的痕迹，但他们的原欲脱离开母亲的意象还是相当容易的；这类人（爱怜对象多是有夫之妇）就不同了，他们的原欲在母亲身上倾注的过久，因而即使越过了青春期其母亲的特征仍深深的影响着他们对爱人的选择” [11]碧兰在少恒的心中更似母亲，恋母情结已深深的植根于记忆深处。
母亲的事实性缺席理应造成恋母情结的夭折，但“代母”的出现使郑少恒拥有对“母亲”这一角色的完整体验，相反，生母的缺席使他对母亲的美好回忆固化在儿时，进而深陷俄狄浦斯情结之中不能自拔，而这种畸形的爱情在等级、宗法森严的封建集权社会注定是一个悲剧。
小结
在弗洛伊德看来，经历并超越俄狄浦斯情结是男性成长主题中必需的成人仪式，能否顺利的完成对人格的发展至关重要，但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多种变数，各种因素制约着俄狄浦斯情结的完结。在场母亲的角色缺席导致吕道景成长中的俄狄浦斯情结的夭折，使得他最终走入了同性恋、恋物癖、异装癖的歧途；郑少恒却因弥补生母事实缺席的“代母”角色的出现而深陷俄狄浦斯情结之中。吕道景的离经叛道的性取向、少恒与碧兰的非常规异性恋表达方式恰当的解释了俄狄浦斯情结的合理性，所有的一切使得《银饰》这个交织着性别的焦虑与压抑、离经与叛道、生命的狂欢与凋零的故事成为一幕带有宿命色彩的悲剧。
参考文献
[1] [2] [3] [4] [5] [6] [7] [8] 弗洛伊德：《性学与爱情心理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 年第二版，第 21,39,19,69,27,156,156,156页
[9] 周华：《阅读俄狄浦斯情结化》，中国优秀硕士论文库
[10] [11]弗洛伊德：《性学与爱情心理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 年第二版，
第 41,123页
作者简介
谢国庆,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广播电视艺术学专业09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