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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第24天，1949年10月24日晚，解放军三野十兵团攻金“第一梯队”的三个团共十个营，总计9086人夜袭金门岛。
经过三天鏖战，这支人马终因后继无援、寡不敌众而全军覆没。参加金门战斗的13名团职干部和36名营级干部尽数牺牲或被俘，3800余名年轻的解放军官兵壮烈牺牲，5200余人被俘，其中负伤者占三分之一。这些被俘人员一部分坚贞不屈遗骨无存，一部分900余人被遣返后，在随后的那段特殊历史时期中经历了“苦战三天，苦楚卅年”的不幸命运，另一部分被永远滞留台湾饱受思乡之苦。赵保厚为当年参加战斗的营部医务员，在金门战争的第二天被俘。被困金门近两年之后，他被押运至台湾，从此在台湾度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坎坷人生。1987年，已年近花甲的赵保厚才得以从日本辗转回大陆探亲。此时他已阔别家乡近40年。在本文中，赵保厚回忆了他被俘之后困于金门的曲折经历。
差点被补充到“国军”去打“共军”
被俘后，我们被关押在国民党军118师师部驻地——琼林镇（位于金门岛中央偏北）的一个院子里。天黑后，开始我们还能听到古宁头（地处金门岛西北部）方向时急时缓的枪炮声，那一定是我们的战友仍在苦战。后来，由于一整夜加一白天的连续作战，疲劳至极的我们都席地熟睡过去……
第二天醒来，我们发现院子里不知何时又增加了四五十名被俘的解放军战友，几乎占满了整个院子。大家都衣衫褴褛，疲惫至极，更有一些伤俘走进来就昏倒在地上。这时，古宁头方向时急时缓的枪炮声仍没有平息。我们悄声议论是不是战局发生了变化，第二梯队的增援部队或许正在登岛吧。忽然，二十几个国民党官兵荷枪实弹来到院子里：“仗还没有打完，你们也都吃了我们的饭。今天，你们都给我补充到‘国军’里打‘共军’去。”
然后，我们就被分散到国民党各班去了，当时我们都还穿着解放军服装。一个四川籍国民党兵发给我一支枪，告诉我先擦擦枪，等候命令随时出发。我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呀。惊愕，一夜之间我就从人民英雄变成俘虏兵（赵保厚战前获得过“华东三级人民英雄”荣誉——编者）；愤懑，自参军我就把枪口对准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兵，现在竟让我对准战友；懊恼，当初如果战死沙场就不用受这种耻辱了；决绝，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头颅扣动扳机就可以结束这莫大的耻辱和巨大的心理煎熬。当时的心境真是五味杂陈、痛苦至极呀！
我慢慢擦着枪管，抬头望去，看到另一被俘战友在偷偷地掉眼泪，或许他也想起死去的战友，想念遥远的大陆老家亲人吧。我突然想到用不了多久，我们的部队一定会打过来，现在我们应当活着。眼下我们在这里是孤家寡人，硬顶硬撞肯定吃眼前亏。但又不甘心束手就范，于是，我狠狠地把手中步枪的枪栓卸下来，假装怎么也装不上：“报告班长，这个枪栓被我拉下来，弄不上了。”那个四川老兵指着我的鼻子：“你是干啥子的？给老子当兵不会擦枪？”我昂起头，拨开他的手：“我是当医生的，没擦过枪，不会打枪。”他生气了，大声嚎着：“不会打枪，给老子扛子弹箱！”我心里狠狠地骂着，去你老子个蛋，让我扛子弹半路给你丢进大沟里去。随后我还想到，或许可以弄到一颗手榴弹，在合适的时候引爆手榴弹与他们同归于尽，也不负自己那“华东人民英雄”的光荣称号。
又过了一天，即10月27号的上午，琼林的国民党军受命向古宁头出发了。我被迫扛着一箱机枪子弹，跟着慢慢地走，一边走一边盘算着怎么办。但半路上，突然又听到：“好了，古宁头完全解决了，回去,回去。”于是，又都返回琼林。午饭后，我们这些临时被充军的被俘人员，又被重新集中看押起来。
10月28日早晨，有人高声喊道：“全部俘虏集合！”我们全体被俘人员被集合在村边的一个小广场上。一个国民党军官讲话了：“我们的台湾很好，要把你们送到台湾去……”听到这话，大家心里都十分难受。金门距离大陆近，总还有回到大陆的机会。如果到台湾去，那可就惨了，就再也回不来了。我心里暗暗地想，坚决不能到台湾去，要留在这里等待后续部队登陆。当时，我们大家都坚信，解放军北上南下把上海、福州都拿下了，过几天拿下这小小的金门岛没有一点问题。也许再过几天，也许等到年底，也许最迟到明春，海峡对岸的解放军就会再次攻打金门岛。
正当我盘算时，又听那人说：“听着！我们‘国军’118师需要几个看护，这几个看护就先不送台湾了……你们当中，谁是卫生兵，给我站过来。”我心中暗喜，机会来了。当时，队伍里一下子走出了二三十个人，国民党军军官看到这种情形，立刻就表示怀疑。他叫过其中的一个被俘解放军战士，问道：“你是卫生兵？别是担架兵吧。来人！给这些人每人一张纸，写写药名字，考考试。”结果，当场有十几个人返了回去。剩下我们十几个人，当然还包括几个担架兵就地进行了“考试”，最后我们大约10个人被选上了。留在金门岛，不去台湾就有希望，大家都心照不宣，彼此的脸上都露出了喜悦的神情。
我们10个卫生兵全部被补充进金门岛国民党军118师。我和另外3人被分派到353团团部卫生连的看护班。看护班的班长是山东人，叫陈鸿声。不久，我们4个人被调走1个，就只剩下徐启辉（山东宁津人）、胡作亮（山东章丘人）和我了。我们3个人同住一间房子，天天盼着部队攻打金门岛。特别希望晚上听到隆隆的炮声，因为我们的部队一般都是夜间发起战斗。每当在夜间听到炮声，我们就兴奋起来，嘀嘀咕咕一晚上。我们3人中我是唯一的党员，我学着首长的样子暗暗鼓励他们：“新中国建立了，虽然金门战斗暂时失利，可蒋家王朝已败退台湾岛，我们就是它的最后掘墓人。”
在这期间，我们渐渐获知12月10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已由成都仓皇逃亡到台湾了。有几次，我们跟看护班长陈鸿声请假，假装下午散步故意来到海边。但是，海峡对面一直杳无声息，大陆上的解放军并没有一点登陆迹象。我们非常纳闷，疑惑不解。
其实，围绕“武力解放台湾”，中央曾制订了一个1950年春季发动台湾战役的计划。然而，由于苏联的援助不力，特别是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的爆发，以及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的军事干预，以1950年8月中国东北边防军的成立为标志，武力解放台湾的战役计划便退出了中共领导人的议事日程。 被俘不是变成了胆小鬼，
是没办法
1950年春天、夏天都过去了，一个月又一个月总也盼不到解放军登陆。我们心烦意乱，这一年有两件事记忆最深。
第一是胡清河事件。1950年8月，118师师部看护胡清河（原是解放军251团二营的卫生员）偷了两个篮球胆下海泅渡回大陆去了！这个消息让我受到很大的震动，我们3人好几天都心神不定，一是担心胡清河能否安全回到大陆，二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泅渡返回大陆呢？然而，胡清河事件后，118师各部加强了对我们这些人的看管。看护班班长陈鸿声再也不准许我们到海边散步了。
第二是获悉解放军战俘开始被遣返。1950年年底，我们隐隐约约地听到去年被押往台湾的许多被俘战友，已经被国民党用船送回大陆了。据说当时被押送台湾的有4889名解放军战俘，除去千余人在高雄补充国民党军，更多地被运往台北内湖战俘营。在战俘营中不少人因伤、营养不良或受迫害而死亡。经过甄别分化威胁、审讯感训之后，台湾方面认为，与其继续关押那些顽固不化的俘虏，不如配合“反攻大陆”的政策，把他们放回去成为解放军的负担。于是，900多名年龄较大、受过伤的党员干部和一些坚决要求返回大陆的解放军战俘被分为3批遣回大陆。我们听到这个消息，非常后悔为什么要主动留在金门岛充军，否则，现在岂不也被送回大陆了？
在金门岛上的这段时间，我时常会陷入一种恐惧之中。有一次，我意外遇到我的邻村战友崔秉俭。我俩都是20周岁，他的未婚妻就是我们村最漂亮的姑娘。当初我亲眼看到，他因身高体壮被挑选留在了金门岛，这时他就在琼林118师354团扛机枪。这次碰面，我们曾非常认真地商量过“遗嘱”：无论谁活着，一定要给老家捎个信，告诉父母——战场被俘并不是儿子变成了胆小鬼，是没办法呀！父母千万不要伤心抱怨我们，我们心里更难受呀……还有，未婚妻是好姑娘，要让她另找人家出嫁吧。最后我们抱头大哭了一场。
1951年9月，国民党军118师要从金门岛调防台湾岛。我得知这个消息后思绪纷繁，晚上通宵面壁。我心里很清楚，一旦去了台湾，离开与大陆近在咫尺的金门岛，将意味着什么。在乱哄哄走向码头的路上，许多人叽叽喳喳、磨磨蹭蹭，看起来许多大陆籍国民党兵，似乎也不愿意到更远的台湾岛上去。我观察着、思索着怎样能留在金门岛，但是根本没有机会。
那天的风浪特别大，我们乘坐的登陆艇非常颠簸。拥挤的人们东倒西歪地坐在舱底，随着机器单调的轰鸣，都无精打采。我因一夜失眠头脑昏昏，内心更加陷入无尽的懊悔与绝望之中。早知今日，不如当初始终跟大伙待在一起呢。
登陆艇航行了一整天，天色暗下来后，徐启辉、胡作亮和我坐在一起，窃窃私语，商量如何寻机跳海，可登陆艇四壁是高高的钢板，我们跳不了海！最后，我们只能无奈地闭上眼睛，相互间一句话也不说，各自心底都在默默流泪……算起来我们在金门岛共待了1年零11个月。
附：在大陆彼岸，赵保厚成为台北陆军总司令部的一名传令兵。36岁那年，赵保厚与一个年龄小自己14岁的台北姑娘结了婚。51岁那年，在国民党军队服役30年后按准尉军阶退役。此时的赵保厚，已经开了两个牙科诊所。
在大陆，1953年，山东博兴县人民政府民政局的两名工作人员陪同两名军人，出现在纯化乡东王文村村口。村内一大群农民把他们引到村南赵保厚的老宅前。两位军人来到一位50多岁的农村妇女——赵保厚的母亲面前，郑重地向她举手敬礼，然后把一张“失踪军人证明”和100元钱双手递到她微微颤抖的手里。母亲身边站着一位20多岁的姑娘，她就是赵保厚的未婚妻，两人订亲已三年，到1953年得知赵保厚失踪之后又等了整整4年。那时，博兴县县政府在县城东郊新修了一座烈士陵园。在陵墓区一排排坟冢中，赵保厚的墓碑也竖立其中，碑文是“解放军244团卫生员赵保厚烈士之墓 博兴县人民政府 公元一九五三年立”。
然而赵保厚在其回忆录中讲述了这么一桩心酸事：
1965年我写了一封家信，由海员朋友“小信封装进大信封”丢进了日本邮筒。这封信经过国内的严格检查，最终还是寄到了父亲手中。家里知道我没有死，都很惊喜；不久乡里来人通知取消了母亲的烈属待遇，县烈士陵园里我的“烈士”名字也被涂抹掉。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父母就真的倒霉了。由于属于有台湾海外关系的家庭，父亲不久就被折磨而死，母亲也在村中被强迫扫大街。从此以后，我的母亲由为了儿子牺牲而悲痛与悲伤，一下变成了遥不可及的牵挂与担心。唉，那究竟是一封该不该寄回山东老家的家书呀！
1983年中央74号文件下达，根据文件精神对金门战斗中被俘归来人员进行复查，对处理过重的都给予了一定程度上的平反，并落实政策。一、判死刑者，全部维持原判。二、10年以上徒刑者，复查后分别处理：有维持原判的，有免予起诉、恢复军籍的，有撤销起诉，恢复党籍、军籍的。三、10年以下徒刑者，一律撤销原判，恢复党籍、军籍。四、其余一律撤销有关处分，复转、资遣者补发复转费。此时金门战斗遣返归来人员共900余人中，已有三分之一的人去世了，平均死亡年龄低于60岁。
(责任编辑/叶 筱)
(电子邮箱：wind.0116@163.com)
经过三天鏖战，这支人马终因后继无援、寡不敌众而全军覆没。参加金门战斗的13名团职干部和36名营级干部尽数牺牲或被俘，3800余名年轻的解放军官兵壮烈牺牲，5200余人被俘，其中负伤者占三分之一。这些被俘人员一部分坚贞不屈遗骨无存，一部分900余人被遣返后，在随后的那段特殊历史时期中经历了“苦战三天，苦楚卅年”的不幸命运，另一部分被永远滞留台湾饱受思乡之苦。赵保厚为当年参加战斗的营部医务员，在金门战争的第二天被俘。被困金门近两年之后，他被押运至台湾，从此在台湾度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坎坷人生。1987年，已年近花甲的赵保厚才得以从日本辗转回大陆探亲。此时他已阔别家乡近40年。在本文中，赵保厚回忆了他被俘之后困于金门的曲折经历。
差点被补充到“国军”去打“共军”
被俘后，我们被关押在国民党军118师师部驻地——琼林镇（位于金门岛中央偏北）的一个院子里。天黑后，开始我们还能听到古宁头（地处金门岛西北部）方向时急时缓的枪炮声，那一定是我们的战友仍在苦战。后来，由于一整夜加一白天的连续作战，疲劳至极的我们都席地熟睡过去……
第二天醒来，我们发现院子里不知何时又增加了四五十名被俘的解放军战友，几乎占满了整个院子。大家都衣衫褴褛，疲惫至极，更有一些伤俘走进来就昏倒在地上。这时，古宁头方向时急时缓的枪炮声仍没有平息。我们悄声议论是不是战局发生了变化，第二梯队的增援部队或许正在登岛吧。忽然，二十几个国民党官兵荷枪实弹来到院子里：“仗还没有打完，你们也都吃了我们的饭。今天，你们都给我补充到‘国军’里打‘共军’去。”
然后，我们就被分散到国民党各班去了，当时我们都还穿着解放军服装。一个四川籍国民党兵发给我一支枪，告诉我先擦擦枪，等候命令随时出发。我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呀。惊愕，一夜之间我就从人民英雄变成俘虏兵（赵保厚战前获得过“华东三级人民英雄”荣誉——编者）；愤懑，自参军我就把枪口对准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兵，现在竟让我对准战友；懊恼，当初如果战死沙场就不用受这种耻辱了；决绝，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头颅扣动扳机就可以结束这莫大的耻辱和巨大的心理煎熬。当时的心境真是五味杂陈、痛苦至极呀！
我慢慢擦着枪管，抬头望去，看到另一被俘战友在偷偷地掉眼泪，或许他也想起死去的战友，想念遥远的大陆老家亲人吧。我突然想到用不了多久，我们的部队一定会打过来，现在我们应当活着。眼下我们在这里是孤家寡人，硬顶硬撞肯定吃眼前亏。但又不甘心束手就范，于是，我狠狠地把手中步枪的枪栓卸下来，假装怎么也装不上：“报告班长，这个枪栓被我拉下来，弄不上了。”那个四川老兵指着我的鼻子：“你是干啥子的？给老子当兵不会擦枪？”我昂起头，拨开他的手：“我是当医生的，没擦过枪，不会打枪。”他生气了，大声嚎着：“不会打枪，给老子扛子弹箱！”我心里狠狠地骂着，去你老子个蛋，让我扛子弹半路给你丢进大沟里去。随后我还想到，或许可以弄到一颗手榴弹，在合适的时候引爆手榴弹与他们同归于尽，也不负自己那“华东人民英雄”的光荣称号。
又过了一天，即10月27号的上午，琼林的国民党军受命向古宁头出发了。我被迫扛着一箱机枪子弹，跟着慢慢地走，一边走一边盘算着怎么办。但半路上，突然又听到：“好了，古宁头完全解决了，回去,回去。”于是，又都返回琼林。午饭后，我们这些临时被充军的被俘人员，又被重新集中看押起来。
10月28日早晨，有人高声喊道：“全部俘虏集合！”我们全体被俘人员被集合在村边的一个小广场上。一个国民党军官讲话了：“我们的台湾很好，要把你们送到台湾去……”听到这话，大家心里都十分难受。金门距离大陆近，总还有回到大陆的机会。如果到台湾去，那可就惨了，就再也回不来了。我心里暗暗地想，坚决不能到台湾去，要留在这里等待后续部队登陆。当时，我们大家都坚信，解放军北上南下把上海、福州都拿下了，过几天拿下这小小的金门岛没有一点问题。也许再过几天，也许等到年底，也许最迟到明春，海峡对岸的解放军就会再次攻打金门岛。
正当我盘算时，又听那人说：“听着！我们‘国军’118师需要几个看护，这几个看护就先不送台湾了……你们当中，谁是卫生兵，给我站过来。”我心中暗喜，机会来了。当时，队伍里一下子走出了二三十个人，国民党军军官看到这种情形，立刻就表示怀疑。他叫过其中的一个被俘解放军战士，问道：“你是卫生兵？别是担架兵吧。来人！给这些人每人一张纸，写写药名字，考考试。”结果，当场有十几个人返了回去。剩下我们十几个人，当然还包括几个担架兵就地进行了“考试”，最后我们大约10个人被选上了。留在金门岛，不去台湾就有希望，大家都心照不宣，彼此的脸上都露出了喜悦的神情。
我们10个卫生兵全部被补充进金门岛国民党军118师。我和另外3人被分派到353团团部卫生连的看护班。看护班的班长是山东人，叫陈鸿声。不久，我们4个人被调走1个，就只剩下徐启辉（山东宁津人）、胡作亮（山东章丘人）和我了。我们3个人同住一间房子，天天盼着部队攻打金门岛。特别希望晚上听到隆隆的炮声，因为我们的部队一般都是夜间发起战斗。每当在夜间听到炮声，我们就兴奋起来，嘀嘀咕咕一晚上。我们3人中我是唯一的党员，我学着首长的样子暗暗鼓励他们：“新中国建立了，虽然金门战斗暂时失利，可蒋家王朝已败退台湾岛，我们就是它的最后掘墓人。”
在这期间，我们渐渐获知12月10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已由成都仓皇逃亡到台湾了。有几次，我们跟看护班长陈鸿声请假，假装下午散步故意来到海边。但是，海峡对面一直杳无声息，大陆上的解放军并没有一点登陆迹象。我们非常纳闷，疑惑不解。
其实，围绕“武力解放台湾”，中央曾制订了一个1950年春季发动台湾战役的计划。然而，由于苏联的援助不力，特别是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的爆发，以及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的军事干预，以1950年8月中国东北边防军的成立为标志，武力解放台湾的战役计划便退出了中共领导人的议事日程。 被俘不是变成了胆小鬼，
是没办法
1950年春天、夏天都过去了，一个月又一个月总也盼不到解放军登陆。我们心烦意乱，这一年有两件事记忆最深。
第一是胡清河事件。1950年8月，118师师部看护胡清河（原是解放军251团二营的卫生员）偷了两个篮球胆下海泅渡回大陆去了！这个消息让我受到很大的震动，我们3人好几天都心神不定，一是担心胡清河能否安全回到大陆，二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泅渡返回大陆呢？然而，胡清河事件后，118师各部加强了对我们这些人的看管。看护班班长陈鸿声再也不准许我们到海边散步了。
第二是获悉解放军战俘开始被遣返。1950年年底，我们隐隐约约地听到去年被押往台湾的许多被俘战友，已经被国民党用船送回大陆了。据说当时被押送台湾的有4889名解放军战俘，除去千余人在高雄补充国民党军，更多地被运往台北内湖战俘营。在战俘营中不少人因伤、营养不良或受迫害而死亡。经过甄别分化威胁、审讯感训之后，台湾方面认为，与其继续关押那些顽固不化的俘虏，不如配合“反攻大陆”的政策，把他们放回去成为解放军的负担。于是，900多名年龄较大、受过伤的党员干部和一些坚决要求返回大陆的解放军战俘被分为3批遣回大陆。我们听到这个消息，非常后悔为什么要主动留在金门岛充军，否则，现在岂不也被送回大陆了？
在金门岛上的这段时间，我时常会陷入一种恐惧之中。有一次，我意外遇到我的邻村战友崔秉俭。我俩都是20周岁，他的未婚妻就是我们村最漂亮的姑娘。当初我亲眼看到，他因身高体壮被挑选留在了金门岛，这时他就在琼林118师354团扛机枪。这次碰面，我们曾非常认真地商量过“遗嘱”：无论谁活着，一定要给老家捎个信，告诉父母——战场被俘并不是儿子变成了胆小鬼，是没办法呀！父母千万不要伤心抱怨我们，我们心里更难受呀……还有，未婚妻是好姑娘，要让她另找人家出嫁吧。最后我们抱头大哭了一场。
1951年9月，国民党军118师要从金门岛调防台湾岛。我得知这个消息后思绪纷繁，晚上通宵面壁。我心里很清楚，一旦去了台湾，离开与大陆近在咫尺的金门岛，将意味着什么。在乱哄哄走向码头的路上，许多人叽叽喳喳、磨磨蹭蹭，看起来许多大陆籍国民党兵，似乎也不愿意到更远的台湾岛上去。我观察着、思索着怎样能留在金门岛，但是根本没有机会。
那天的风浪特别大，我们乘坐的登陆艇非常颠簸。拥挤的人们东倒西歪地坐在舱底，随着机器单调的轰鸣，都无精打采。我因一夜失眠头脑昏昏，内心更加陷入无尽的懊悔与绝望之中。早知今日，不如当初始终跟大伙待在一起呢。
登陆艇航行了一整天，天色暗下来后，徐启辉、胡作亮和我坐在一起，窃窃私语，商量如何寻机跳海，可登陆艇四壁是高高的钢板，我们跳不了海！最后，我们只能无奈地闭上眼睛，相互间一句话也不说，各自心底都在默默流泪……算起来我们在金门岛共待了1年零11个月。
附：在大陆彼岸，赵保厚成为台北陆军总司令部的一名传令兵。36岁那年，赵保厚与一个年龄小自己14岁的台北姑娘结了婚。51岁那年，在国民党军队服役30年后按准尉军阶退役。此时的赵保厚，已经开了两个牙科诊所。
在大陆，1953年，山东博兴县人民政府民政局的两名工作人员陪同两名军人，出现在纯化乡东王文村村口。村内一大群农民把他们引到村南赵保厚的老宅前。两位军人来到一位50多岁的农村妇女——赵保厚的母亲面前，郑重地向她举手敬礼，然后把一张“失踪军人证明”和100元钱双手递到她微微颤抖的手里。母亲身边站着一位20多岁的姑娘，她就是赵保厚的未婚妻，两人订亲已三年，到1953年得知赵保厚失踪之后又等了整整4年。那时，博兴县县政府在县城东郊新修了一座烈士陵园。在陵墓区一排排坟冢中，赵保厚的墓碑也竖立其中，碑文是“解放军244团卫生员赵保厚烈士之墓 博兴县人民政府 公元一九五三年立”。
然而赵保厚在其回忆录中讲述了这么一桩心酸事：
1965年我写了一封家信，由海员朋友“小信封装进大信封”丢进了日本邮筒。这封信经过国内的严格检查，最终还是寄到了父亲手中。家里知道我没有死，都很惊喜；不久乡里来人通知取消了母亲的烈属待遇，县烈士陵园里我的“烈士”名字也被涂抹掉。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父母就真的倒霉了。由于属于有台湾海外关系的家庭，父亲不久就被折磨而死，母亲也在村中被强迫扫大街。从此以后，我的母亲由为了儿子牺牲而悲痛与悲伤，一下变成了遥不可及的牵挂与担心。唉，那究竟是一封该不该寄回山东老家的家书呀！
1983年中央74号文件下达，根据文件精神对金门战斗中被俘归来人员进行复查，对处理过重的都给予了一定程度上的平反，并落实政策。一、判死刑者，全部维持原判。二、10年以上徒刑者，复查后分别处理：有维持原判的，有免予起诉、恢复军籍的，有撤销起诉，恢复党籍、军籍的。三、10年以下徒刑者，一律撤销原判，恢复党籍、军籍。四、其余一律撤销有关处分，复转、资遣者补发复转费。此时金门战斗遣返归来人员共900余人中，已有三分之一的人去世了，平均死亡年龄低于60岁。
(责任编辑/叶 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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