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天津图书馆事业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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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近代天津图书馆事业从无到有,不断发展。本文从历史学、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角度,对天津图书馆事业的建立与发展进行了梳理,提出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社会基础,中西文化融合是天津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特有轨迹。
  关键词 民国时期,天津图书馆事业,演进
  中图分类号 K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6)18-0039-06
  传统中国并无近代意义的面向公众开放的图书馆,类似的设施有以收藏古籍为宗旨,仅对士人开放的藏书楼,天津亦是如此。天津图书馆事业发端于清末,初兴于民国年间。清朝末年,清政府推行“变法新政”,源于西方的图书馆作为一种建制开始在各地落实,“欧风东渐,各城市渐有图书馆之设,采集古今载籍,付之公开阅览,其用意至美而善”。①
  清末至民国时期天津的图书馆事业,既具有20世纪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共同特征,又具有其特殊的历史发展轨迹,基本是学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和专业图书馆并存的局面。由于天津租界较多,一些租界建立了面向本国侨民的图书馆,华界图书馆与租界图书馆并肩而立,引领中西文化交融的新气象。
  一、近代天津图书馆的兴起
  清朝末年,在变法维新和洋务运动的影响与推动下,天津开始兴办新式学堂,推行新政,倡导教育救国。新式学堂的兴办,对图书、报刊的搜集和编印、流通提出了新的需求,沿袭几千年的“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传统藏书楼模式,由于不具备对公众开放的功能,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一些爱国教育家和有识之士的倡导与推动下,掀起了兴办图书馆的热潮。
  1.北洋大学图书馆的建立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所近代意义上的高等学校——北洋西学堂在天津成立(北洋西学堂是北洋大学的前身,1952年更名为天津大学),为适应新式教学的需求,北洋西学堂效法美国办学,引进西学,图书馆随学校而成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近代高等学校图书馆,“其初始设备组织均甚简陋,由校中文案兼任管理员,职名为通判衔兼图书馆经理官”,②根据学校课程的设置,图书馆馆藏图书“以法律及理工科教材与参考书为主”,③数量不是很多,“完全采用美国大学图书馆的管理模式”。④西文书分类采用杜威十进法,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改,编目参考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法,采用美国图书馆协会A.L.A编目法,并根据实际情况稍加修改。中文书采用王云五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检字采用王云五四角号码检字法。⑤到了1915年,“图书馆(馆储中西书籍万数千种,中西报章一百余种),为法律图书馆,则英美成案及中西名著庋焉”。⑥北洋大学图书馆开中国近代大学图书馆之先河,虽然“其影响远不如后来的京师大学堂藏书楼”,①但毕竟脱离旧式藏书作风的桎梏,成为天津新式图书馆事业的开端。
  2.直隶省图书馆的建立
  清朝末年,在当时社会思潮推动下,官绅纷纷兴办新式学堂。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1904年1月),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对大、中、小学堂图书馆的行政、业务和职员等作出比较具体的规定,其中,《大学堂章程》“屋场图书器具章”第四节规定:“大学堂当附设图书馆一所,广罗中外古今各种图书,以资考证。”②《奏定学堂章程》对中国近代教育、对近代学校图书馆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清政府的大力倡导下,一批地方官吏直接参与图书馆的建设,形成创办新式图书馆的热潮。
  直隶提学使卢靖(木斋)多次上书朝廷,呼吁“保存国粹,宣传文化,辅助学校教育,增长社会知识”,他认为,天津是南北交通之冲,为人文荟萃之处,建议设立面向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公共图书馆。经过半年多的紧张筹备,清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十一日(1908年6月9日)直隶图书馆正式成立并开馆,是为我国长江以北最早建立的近代公共图书馆,馆址初设在河北大经路(今河北区中山路)直隶学务公所内,学部侍郎严修向该馆捐赠私藏图书12000余部约50000卷;两江总督端方、两广总督张鸣岐,云贵总督锡良、浙江巡抚增韫、山东巡抚袁树勋、吉林巡抚陈昭良等各赠其省书籍共几万部,直隶总督署拨图书10000余卷。③傅增湘任直隶提学使后,筹款购书120000余卷,使该馆藏书扩充至200000卷,初步奠定了馆藏图书的基础。
  清末民初,直隶图书馆在全国颇负盛名,因其藏书量大,成为位居全国第三的公共图书馆。1913年迁到中山公园北部的一幢楼房内,④更名为“天津直隶省图书馆”。与原馆址相比,新馆面积更大,房间更为宽敞,拥有56间房屋,楼上右8间房屋为藏书室,左8间房屋为办公室,中间12间房屋为妇女、儿童图书阅览室,楼下左右两侧共12间房屋为藏书室和出纳科,中间16间房屋为成人阅览室。⑤
  3.专业图书馆的建立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袁世凯在天津设立工艺总局,附设工业学堂考工厂及教育品陈列所。教育品陈列所罗列中外各种教科书、仪器标本、模型、设立藏书室,这是比较早的专业图书馆。⑥
  1917年10月12日,全国最早的一所儿童图书馆——天津社会教育办事处儿童图书馆建立并正式对外开放。⑦该馆是我国第一座儿童图书馆,附设于天津社会教育办事处内(今西北角附近)。该馆规定:凡年龄在8岁以上12岁以下并能自己书写姓名之男女儿童,皆可入馆阅览,阅览者到馆后,须领取阅览券,阅览券概不收费;借书之儿童,须有保证人或交纳保证金;等等。同时,该馆还陈列多种儿童玩具,管理员在每日开馆后,酌情演示一二种。该馆每月召开一次儿童联谊会,与会的儿童可以使用本馆收藏的玩具进行游戏。该馆每年还召开讲演会一或两次,举办展览一或两次。由于该馆的藏书与玩具很吸引儿童,大批儿童前来借阅和游玩。⑧
  二、天津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民国初年至30年代中期,是天津图书馆事业的兴盛时期。公共图书馆、学校图书馆、专业图书馆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直隶图书馆的各种规章制度日臻完善,并且开展了各种促进教育、奖掖后学的活动,鼓励民众阅读。1929年4月至1930年6月,相继成立了7所市立通俗图书馆,并分设42个代办处,备有7辆流动书车和200个巡回文库书箱。1936年,由7所通俗图书馆集资,在城内、西头和河东设立了3个附属儿童图书馆。1931年6月,又新建立了“天津市立图书馆”。⑨1923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创办了以马克思命名的“马氏通讯图书馆”,它以通讯邮寄方式,宣传出借马列主义著作。   1.公共图书馆的普及与发展
  1920年,天津直隶省图书馆更名为直隶省立第一图书馆。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奉军强占该馆,几经交涉,毫无结果,几年之内,馆舍成为驻军之地,图书器具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在全馆职工刻意维护下,保存了馆藏大部分书籍。由于战乱频仍,至北洋军阀统治被推翻前,该馆无法维持正常开馆,被迫关闭。
  1928年6月,国民政府统一全国,直隶省更名为河北省,该馆更名为河北省立第一图书馆。经过一年多的整理,重新开馆接待读者。1932年,该馆与天津市立图书馆和河北省通俗图书馆建立巡回书库,采用“刘国钧图书十进分类法”编写书刊卡片目录。河北省政府每年拨9360元经费。
  1914年9月,直隶图书馆在东马路附设了通俗图书馆。1915年10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通俗图书馆规程》11条,明确规定:各省治、县治应设通俗图书馆,储集各种通俗图书,供公众之阅览。各自治区得视地方情形设置之。私人或公共团体,公私学校及工场,得设立通俗图书馆。定名称为公立通俗图书馆。规定“通俗图书馆得设主任一人,馆员若干人”。天津通俗图书馆,有书15000种。①
  1929年,天津特别市教育局为“倡导教育,启发民智”决定在各区内筹建通俗图书馆,自1929年4月至1930年4月间新建了6座通俗图书馆(原东马路的通俗图书馆称第一通俗图书馆),第二通俗图书馆位于西马路,有6间房屋;第三通俗图书馆位于北大关桥北路西,有10间楼房、6间平房,另有1座讲演厅;第四通俗图书馆设在地藏庵,利用庙宇大殿并对其进行改造,有6间房屋;第五通俗图书馆位于南马路旧县衙对面,有7间房屋;第六通俗图书馆位于堤头村,由村里出地皮,市教育局拨款新建,有12间房屋;第七通俗图书馆位于元纬路,租赁了17间民房。②每个通俗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为3至5人,经费由教育局拨款,每年为3500元。
  通俗图书馆注重书籍的流通与推广,设立了42个代办处,备有7个流动书车和200个巡回文库书箱,通过地区巡回文库、学校巡回文库、家庭巡回文库等方式,把馆藏书籍推广到天津的各个角落,供广大民众阅览。通俗图书馆通过举办妇女识字班、读书会等活动普及文化知识。
  1929年,天津特别市教育局为“发展社会教育,增长民众知识”,提议创办市立图书馆,并颁布了“市立图书馆计划大纲”。天津市绅王贤宾热心赞助图书馆事业,1930年9月,他把价值10万的位于南开杨家花园的一所住房作价4万出让,作为市立图书馆的馆舍。这是一座四合院式建筑,占地5亩,共114间房屋。1931年5月20日举行开馆典礼。1937年,日军侵占天津后,曾一度更名为“天津特别市立第一图书馆”。1939年,天津发生特大洪水时,图书馆馆舍被淹,损失惨重,特别是馆藏1939年以前的所有报纸全部被毁。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恢复原称——“天津市市立图书馆”。③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时局动荡,天津的图书馆事业陷入半停顿的状态,直隶图书馆因战乱馆舍与藏书屡经辗转搬迁,不仅馆名随隶属关系的变动多次更改,馆舍也被日军强行占领。1939年初,日军限期3天强令图书馆搬迁,时任馆长的杨鸿绶先生急忙在西关外联兴里找到一处民宅暂作馆舍。由于房屋狭窄,书箱设备无法展开,只能散乱堆置。6月,改租城内鼓楼东大街164号的15间民宅为馆舍。1939年,天津发生特大洪水时,这批存放于鼓楼东的图书资料逃过一劫,免遭水灾,其中包括严范孙捐赠的善本书,特别是他手写的日记,得以保存下来。
  2.学校图书馆的迅速发展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确立了由教育部主管全国图书馆事业的制度,在社会各界支持下,天津学校图书馆发展极为迅速。民国时期天津的学校图书馆主要有北洋大学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河北工学院(今河北工业大学)图书馆、河北法商学院图书馆、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今天津美术学院)图书馆、河北水产专科学校图书馆、工商大学图书馆等。
  1919年,南开大学建校,南开大学图书馆随之成立。1923年,南开大学搬迁至八里台新校舍,秀山堂二楼为图书馆新馆舍,1924年改迁到思源堂二楼。1927年,著名藏书家卢靖捐资在南开大学建立“木斋图书馆”,1928年,木斋图书馆落成。一层为出纳处、报刊室和教员研究室;二楼为有400座位的阅览室。在各方人士的支持下,南开大学图书馆得到较快的发展,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夕,馆藏图书由建馆初期的千余册,增至20多万册,除百余种古籍外,还有6万余册的西文图书、550多种中外文报刊,年借阅量达4万多册。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南开大学图书馆被日军炸毁,南开大学被迫迁到昆明,与当时的清华大学、北平大学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日战争胜利后,南开大学回迁到八里台原址,1946年复校时图书馆暂设于胜利楼东端的6间教室内。1947年,南开大学从日本追回194箱中外文书籍,1948年接受社会赠书9000余册,新中国成立前夕,南开大学图书馆藏书达17万余册。
  1937年,北洋大学被日军占领,北洋大学与北平大学工学院、东北大学工学院及私立焦作工学院组合为西北工学院。1945年,北洋大学在西沽原址复校,图书馆设在南大楼东头。1947年迁入新馆,共两层,设借书处及综合阅览室。1948年底馆藏图书达7万余册。
  3.儿童图书馆的普及与发展
  1936年,天津特别市市立通俗图书馆设三处儿童图书馆:一处在城内鼓楼西,一处在河东特二区,一处在西头太平街,预定三处每月经费共为210元,由市立7处图书馆平均分担,图书费由各馆每月拨10元(共70元)充用,实行按月续购办法,馆内书籍以易于理解、能够激发儿童兴趣之正规读物为主。5月1日,城内鼓楼西第一儿童图书馆成立并对外开放,该馆有十余间宽敞、空气适宜的房屋,馆藏儿童图书、儿童刊物及书籍等达300余种,馆内设办事员1人,差役1人,负责招待儿童。6月18日,位于西头大伙巷市立第三通俗图书馆开办的儿童图书馆成立。①   4.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图书馆的兴起与发展
  1921年,天津工人运动的早期领导人安体诚、于树德创办了天津工余补习学校,他们非常重视为工人建立一个借书阅报的场所,《工余补习学校章程》第九条规定:本校依当地工人之需要,得附设工人阅报室及工人图书馆等。这所专门为工人设立的图书馆,附设在天津工余补习学校内,馆址位于河北区宇纬路东兴里4段12号。《天津工人图书馆章程》明确规定:本馆以增进工人知识,促进工人觉悟为目的;本馆设备各种书籍、报纸、杂志等以供工人阅览。为了给工人们提供更多的文化读物,1922年6月9日,天津工人图书馆在上海《民国日报》刊出《天津工人图书馆募书启》:“向各地工友,劳动者和同情于劳工运动的同志们求援,希望各同志们,把许多有益于工友们的快报捐助给本馆。”②天津工人图书馆通过对工人进行启蒙教育,对提高工人觉悟,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因而,这所图书馆及其补习学校被称为“天津劳工的一道曙光”。
  1922年,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了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又称“马氏学会”,该会为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扩大革命理论在群众中的影响,创办了“马氏通讯图书馆”,与普通图书馆不同的是,“马氏通讯图书馆”以通信、邮寄的方式向青年推荐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宣传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进步书籍。1923年1月5日,该会在天津《新民意报》发表《马氏通讯图书馆宣言》和《马氏通讯图书馆章程》,宣称:“我们相信马氏学说,是改造社会底惟一的工具”,而改造社会“不是少数人能办到的事,所以便把我们底工具——马氏底书籍——来供给人家”。③
  三、租界图书馆的建立与发展
  租界图书馆是天津较早的公共图书馆,最初为海关所设,收藏书籍不多,服务对象仅限于海关人员,后来才改为英租界公共图书馆。英、法、日、意、奥、俄等国租界都建有图书馆,由于年代久远,资料缺失,目前仅搜集到英、日、法租界图书馆的资料。当时在天津居住的外国侨民不是很多,租界图书馆主要为本国侨民提供服务,一般中国人无法进入阅读。现在天津图书馆收藏的旧西文书籍中常见有租界图书馆的藏书遗存,其中不乏非常珍贵的史料。
  1.英租界图书馆
  天津英租界图书馆建馆最早,大约始建于19世纪80年代,当时的名称为The Tientsin Public Library(天津公共图书馆)。按照西方图书馆管理模式进行经营,实行会员制,读者必须缴纳一定的费用成为图书馆的正式会员,才能进入图书馆借阅图书,每年举行一次会员大会,推选三名以上会员组成图书馆委员会,负责图书馆的经营与管理。同时规定:经会员介绍,非正式会员也可阅览图书;向“国家”(指英租界当局)纳税超过一定数额者,可以认定其为会员,也可进入图书馆阅览。由此不难看出,该馆具有公共图书馆的性质。①
  英租界图书馆建馆时,天津海关会馆提供了400多册西文图书,为此,海关外勤人员阅览图书时享有特殊的优惠,不受图书馆规章的约束。经过几年的发展,图书馆藏书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光绪十二年(1886年)时藏书达1100册,据光绪二十八年图书馆编辑的馆藏目录记载,著录藏书达4600多册(包括过期的期刊和报纸)。
  英租界图书馆对图书的分类与排架非常独特,全部馆藏分为八个大类,按照英文字母A-H的顺序排列:A为小说,B为传记,C为历史,D为旅行、娱乐和冒险,E为综合,F为参考书,G为科学与哲学,H为诗歌。同类书按照收藏的先后编写流水号,各类书的最大号即为该类书的馆藏量。分类号及顺序号粘贴在书脊上,其分类号的大写字母是印刷的,顺序号则用墨水笔写上。流传至今的许多书籍仍保存着这种最初的索书号,非常醒目。
  最初的馆藏目录已无迹可寻,留存下来最早的馆藏目录是光绪二十八年由图书馆委员会编纂,天津印字馆印刷的印刷本。分为著者目录和书名目录两部分,其著者目录按照人名字母顺序排列,书名目录则按类别依标题字母顺序排列。目录每页正文后都有空白,每个字母的结尾处也都留出约30%的空白。每隔一段时间,图书馆委员会便会印刷新增馆藏的小纸条,方便订阅者自行粘贴到他们的目录上,使馆藏书目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能反映全部馆藏。
  2.日租界图书馆
  光绪三十一年,来天津聚居的日本人逐渐增多,日租界当局加强对天津日租界的建设。日本共立井上医院院长井上勇之丞等人发起成立图书馆的倡议,并得到租界当局的批准。名为清国天津日本图书馆,图书馆设立之初为会员制,会员按月缴纳会费后,免费阅览图书,对非会员实行收费阅览。图书馆创立总会由会长1名,评议员20名组成,负责处理图书馆的一切事务。
  光绪三十三年,天津居留民团成立。图书馆创立总会决定并于次年将图书馆交付居留民团管理,成为日租界行政管理机构的组成部分。1913年8月,日租界当局修建新居民留团事务所和分会堂,日本图书馆设在该建筑的二楼。②
  1925年,居留民团会议根据图书馆发展情况对原有的规章进行了修改,使其更加完备。1926年,馆藏图书达10843册(含中文书3800册)。③1934年1月,居留民会议员三昌洋行的冈本久雄捐赠建馆基金,④7月,新图书馆在大和公园动工兴建。1935年6月,新图书馆落成开馆。
  1937年7月,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天津日本图书馆被日军征用,图书馆被迫关闭。一年后,天津局势稳定,图书馆返还给居留民团,并于1938年9月20日重新开馆。1945年8月,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天津日本图书馆及其8万余册图书全部被中国政府接收。
  3.法租界图书馆
  法租界图书馆建立的具体年代已无从查考,目前发现的有关这个图书馆的最早文字记载见于1919年,当时的馆址设在大法国河坝6号(今张自忠路),与法国工部局同在一处,后来迁到大法国路37号(今解放北路)。⑤法租界最高行政机构是董事会,下设几个委员会,图书馆委员会负责图书的购置、经费支配及图书馆设施的利用等事宜。⑥   据1926年出版的《天津租界及特区》记载,法租界图书馆藏书为5000部,⑦1939年法租界图书馆编辑了馆藏目录,其著录的法文书近12000种。⑧
  法租界图书馆全部馆藏分为十一个大类,按照英文字母A-K的顺序排列:A为小说,B为戏剧和诗歌,C为历史、回忆录和传记,D为地理、游记和通讯,E为哲学、宗教、社会科学和政治,F为艺术、文学和评论,G为科学和教育,H为参考书,I为军队、航海、航空和体育,J为杂俎,K为儿童读物。著录格式为著者、书号和书名,各类图书依据著者的姓氏字母顺序排列,每种书都配有一个阿拉伯数字编号,没有类别界限。
  四、图书馆事业演进的历史启示
  清末至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最为动荡的年代,天津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跌宕起伏,合乎近代社会的发展规律,纵观半个世纪天津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图书馆事业与国家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发展态势密切相关。
  1.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
  清末新政促进了图书馆事业的建设与发展,加速了从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的转变。经历过民国初年的社会动荡,中国政局相对稳定,国民政府依据近代图书馆思想,制定了关于图书馆概念、管理模式的一系列政策法规,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上的保证。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时局动荡,战乱频仍,天津的图书馆事业更是命运多舛,基本处于半停顿的状态,租界图书馆也未能幸免。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
  2.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社会基础
  民国时期,天津的高等教育、中等教育、社会教育有了长足的发展,天津市民文化水平不断提高,特别是产生于清末民初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逐步壮大,他们实际上担当着新知识、新文化、新观念的传播者、建设者和探索者的社会角色。为满足他们的阅读需求,满足多层次的阅读对象,天津图书馆布局发生了重大变化,通过巡回文库方式,把馆藏书籍推广到天津的各个角落。
  3.中西文化融合是天津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特有轨迹
  以传播文化、传承文明、开启民众智慧、提高人民素质为使命的近代图书馆的建立,颠覆了“重藏轻用”的传统观念,体现了“书是为了用的这一定律”。华界图书馆与租界图书馆的发展,不仅传播了图书馆的服务理念与服务宗旨,而且大幅提升了社会对图书馆的认识。一方面,在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保存地方文献、教育启迪民众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与实践;另一方面,天津作为近代中国中西文化的交汇点,吸收了大量的西方文化,特别是租界的西风东渐,使天津在兼收并蓄、包罗万象中形成别致的文化气息,既有传统的痕迹,又不乏舶来的风采。日久天长,天津这座城市对多元文化发生了中和作用,既有传统文化的延续,又有西方文化的移植,既有多种地域特色的合成,又有中西文化的融合,天津逐渐成为北方新式文化的中心。
  近代天津图书馆事业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在完善图书馆管理体系与工作内容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不仅使图书馆的建设趋向科学化、社会化和平民化,而且为图书馆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简介】郭登浩,天津社会科学院图书馆馆长、副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图书馆学。
  【责任编辑:杨莲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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