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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年来，中外的研究者中，一个流行的观点是，新政的改革，激化了原有的社会矛盾，破坏了原有的社会政治结构，因而引发了革命。其中，新政诸项改革中，最令人争议的就是废科举，在许多学者看来，这项改革改掉了中国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制度，不仅打断了士子们上升的渠道，而且切断了民间精英跟朝廷的联系,也导致了大批士子没有出路，倾向革命。所以说，革命发生，土崩瓦解，良有以也。
当然，废科举的确很有问题。科举制度，本质上是一种选官制度。以考试选官，原本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就目前来看，依然是最佳的制度选择。但是，在古代的中国，这个制度不幸地跟教育制度捆绑在了一起，使得学校教育，基本上以科举为导向，到了明清两代，官学系统，居然成了科举的一个台阶，基本上丧失了作为教育机构的功能。而且连带着把民间的私学体系，也跟科举联系起来。虽然说进私塾读书的人，未必都要考科举，但其中学得好的，肯定是以科举为目标的。这样一来，整个学校体系，所教的内容，基本上被科举左右了。显然，这种现象，是导致中国社会其他的技能教育缺失，只能师徒相传，口传心授的一个重要原因。间接地，也跟近代科学技术难以在中国发端，不无关系。
一直以来，对科举的诟病就没断过，而近代则更是把中国之弱归结于这个制度。似乎只有废除了科举，西方的科技才能在中国落地。在废科举的时候，实际上人们是把科举看成了教育制度。所以，废科举，才跟兴学堂相对应。事实上，当时兴办的新式学堂，是面对社会的，目的是给社会输送各类的人才。而科举考试，则是面对官场的，为官场选拔人才。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把科举和学校制度剥离开来，保留科举，但降低位置，取消附在上面的种种荣誉和特权，仅仅作为选官之用。而同时废旧学，兴新学。但是，当时的改革，却把这两者捆在一起，一并扔掉了。
当然，这样的改革，的确会引发一些社会问题，比如会导致民间私学的动荡，私学市场萎缩，一些不发达地区以教书为业的人，生计会出现问题。山西的一些地方，就出现了秀才上街抗议游行的现象。这一时期，山西农村打先生、烧学堂的风波，多少跟废科举有点关系。传统的士绅金字塔结构，也会因此而出现麻烦，新学堂的学生，从小学到大学或者留学生，到底要摆放在哪个位置，有点混乱。但是，这种改革并没有导致大批的士子失业，没有奔头。当时学堂一兴，大批的士子都奔学堂去了。当时传说是小学相当于秀才，中学相当于举人，大学相当于进士。当年考一个秀才相当难，但进个小学却容易得多，进中学，难度也不太大。各地都在兴办学堂，名额比当初的秀才，不知多了多少倍。所以，人们实际上是把学堂当便宜科举看的，蜂拥而至，可以理解。到辛亥革命发生前夜，这些学堂学生多数还没毕业，出路问题，并不严重。同时，由于改革，新事业也在出现。一九○五年之后，是中国民营企业的高峰，报馆也在纷纷兴办，比起从前，新的就业机会，还是多了起来。据统计，新政时期也是一个民营资本投资的高峰，加上朝廷因新政而出现各种新事业，士人的机会从另一个方面也在增加。随着朝廷军事改革的推进，投身待遇优厚的新军，也是一种不错的出路。况且，即使新学堂兴办了，但旧式私塾教育，一时半会儿也不可能消亡，整个民国时期，私塾都在顽强地生存。我们不能断定，在新政时期，教旧书的人，就没饭吃了。迄今为止，我们也没看到有关士人失业的确切资料。
那么，士子跟朝廷，或者说政府的联系是否中断了呢？显然也不是。科举废了，民间与朝廷，以科举作为阶梯的联系方式是断掉了。但当时的改革，又创造了其他的联系方式，比如地方自治组织，预备立宪期间的准议会咨议局，以及这些机构背后的各种社会组织，学会、商会、农会等等。我们知道，科举作为一种士子跟朝廷的联系，是无声的。一般来说，除非出现明显的科举舞弊，或者特别的政治事件，士子无法通过科举这个形式，对朝廷发声。但各种地方自治组织，各种社会组织，却有这样的发声渠道，更不要说作为士大夫的议政平台咨议局和资政院了。事实证明，自废科举之后，士绅与清政府的沟通和对话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而且增加的幅度非常高。在野士绅和绅商不仅跟地方当局沟通密切，跟中央政府直接对话，也有了管道。即使一九○八年之后上台的满族亲贵政府，也不能完全忽视民间的声音，立宪请愿虽说失败，但也不是没有一点成果——毕竟预备期缩短了三年。没有了选官制度，但不能说士子们就没了进入官场的渠道，很多受过新教育的知识分子，比如回国的留学生，有不少都通过一种特别的留学生考试，进入了官场。在改革后的各种新式机构中，洋学生的比例相当高。进入新军的士人，由于有文化，晋升的机会也多，从士兵变成了军官，也算是入仕了。
至于新政的军事改革，产生的新军成为清廷掘墓人的问题，其实也不能单从表面上看。的确，军事改革是导致了新军和旧军的矛盾。不仅原来的绿营面临被淘汰，或者转为警察的命运，就是曾经叱咤风云的湘淮军，甚至部分由淮军改编的练军，也不得不退为巡防营（相当于地方部队或者武警）。改革中，新军的新，也曾让一部分地方官产生畏惧，觉得这些新军的军官和士兵，有思想上的异动。好些地方都出现了限制新军的举措，平时不发子弹，演习时限制子弹数量，关键时刻甚至连枪栓都卸了。但是，明显作为次等军队的巡防营，却从没有这方面的限制。更过分的是，有的地方官还用巡防营监视新军，造成了跟改革初衷截然相反的歧视。在各个国家，各个不同军种之间，军人和警察之间，都免不了有冲突。试想，在大街上，一旦出现口角，有枪有弹和有枪没弹的人之间，肯定前者气更粗，胆更壮。原本是天之骄子的新军，忽然成了受气包，心气如何能平？
当然，在改革中，新事物和旧事物难免出现扞格和冲突，如果一些官员思想比较旧，喜旧厌新，扞格和冲突就会更加严重。但解决之道在于不断推进改革，让旧的事物得到改造，以新事物取代旧事物。军事改革，目的就是用新军取代旧军，因为只有这样，中国的国防才有出路。改革，矛盾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不能因为这些矛盾和冲突，就质疑新事物的“忠诚”。北洋军也是新军，在当时就没有人怀疑他们的忠诚。即使在南方新军中，不稳的人，也只是一小部分。受革命思想习染的新军士兵，即使在被革命党人大规模渗透的湖北新军中，也是少数。就算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到时候能不能革命，也不一定。武昌起义时，湖北的一镇一协新军，在武汉的，差不多有一万人，参加起义的不过三千，而且基本上没有军官，其中也难说没有被裹挟进去的。事实上，如果不是革命党据点提前暴露，党人花名册落到湖广总督瑞澄手里，而且瑞澄又处置严重失当，杀人示威，导致谣传满天，说瑞澄要按图索骥，大开杀戒，等于反向为革命做了动员，形成了举事死，不举事亦死，而且必死的态势，起义能否如期发动，能否有那么多人参加，都是未知之数。很多地方新军的不稳，实际上跟地方官的反向歧视有关，这样的歧视，激起了新军的怨怼之情。即便如此，新军的不稳，也不是全局性的。
当然，革命的发生以及迅速扩散，的确因为朝廷的政策引发了怨怼之情，情绪还相当大。但这不是新政改革所致，而是当时当家的满族亲贵，逆改革的潮流而动所致。政治改革的趋势，就是使更多的人分享更多的权力，在当时而言，就是让汉人士绅和绅商，进一步分享权力。可是，把持朝政的满人亲贵，不仅拒绝分权，反而大肆收权，推行铁路国有（收回资源），搞皇族内阁（收回权力），因而得罪了最不该得罪的人——代表士绅和绅商的立宪派，也开罪了地方实力派甚至部分地方官僚。此情此景，让这些人造反，倒未必能做，但有人造反，他们就能加入。革命党人，恰在此时，扮演了一个放火者的角色，于是，革命之火就成燎原之势了。
可以说，辛亥革命的发生，不是改革引发了革命，而是打着改革名义，实际上反改革的政府决策导致了革命。
当然，废科举的确很有问题。科举制度，本质上是一种选官制度。以考试选官，原本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就目前来看，依然是最佳的制度选择。但是，在古代的中国，这个制度不幸地跟教育制度捆绑在了一起，使得学校教育，基本上以科举为导向，到了明清两代，官学系统，居然成了科举的一个台阶，基本上丧失了作为教育机构的功能。而且连带着把民间的私学体系，也跟科举联系起来。虽然说进私塾读书的人，未必都要考科举，但其中学得好的，肯定是以科举为目标的。这样一来，整个学校体系，所教的内容，基本上被科举左右了。显然，这种现象，是导致中国社会其他的技能教育缺失，只能师徒相传，口传心授的一个重要原因。间接地，也跟近代科学技术难以在中国发端，不无关系。
一直以来，对科举的诟病就没断过，而近代则更是把中国之弱归结于这个制度。似乎只有废除了科举，西方的科技才能在中国落地。在废科举的时候，实际上人们是把科举看成了教育制度。所以，废科举，才跟兴学堂相对应。事实上，当时兴办的新式学堂，是面对社会的，目的是给社会输送各类的人才。而科举考试，则是面对官场的，为官场选拔人才。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把科举和学校制度剥离开来，保留科举，但降低位置，取消附在上面的种种荣誉和特权，仅仅作为选官之用。而同时废旧学，兴新学。但是，当时的改革，却把这两者捆在一起，一并扔掉了。
当然，这样的改革，的确会引发一些社会问题，比如会导致民间私学的动荡，私学市场萎缩，一些不发达地区以教书为业的人，生计会出现问题。山西的一些地方，就出现了秀才上街抗议游行的现象。这一时期，山西农村打先生、烧学堂的风波，多少跟废科举有点关系。传统的士绅金字塔结构，也会因此而出现麻烦，新学堂的学生，从小学到大学或者留学生，到底要摆放在哪个位置，有点混乱。但是，这种改革并没有导致大批的士子失业，没有奔头。当时学堂一兴，大批的士子都奔学堂去了。当时传说是小学相当于秀才，中学相当于举人，大学相当于进士。当年考一个秀才相当难，但进个小学却容易得多，进中学，难度也不太大。各地都在兴办学堂，名额比当初的秀才，不知多了多少倍。所以，人们实际上是把学堂当便宜科举看的，蜂拥而至，可以理解。到辛亥革命发生前夜，这些学堂学生多数还没毕业，出路问题，并不严重。同时，由于改革，新事业也在出现。一九○五年之后，是中国民营企业的高峰，报馆也在纷纷兴办，比起从前，新的就业机会，还是多了起来。据统计，新政时期也是一个民营资本投资的高峰，加上朝廷因新政而出现各种新事业，士人的机会从另一个方面也在增加。随着朝廷军事改革的推进，投身待遇优厚的新军，也是一种不错的出路。况且，即使新学堂兴办了，但旧式私塾教育，一时半会儿也不可能消亡，整个民国时期，私塾都在顽强地生存。我们不能断定，在新政时期，教旧书的人，就没饭吃了。迄今为止，我们也没看到有关士人失业的确切资料。
那么，士子跟朝廷，或者说政府的联系是否中断了呢？显然也不是。科举废了，民间与朝廷，以科举作为阶梯的联系方式是断掉了。但当时的改革，又创造了其他的联系方式，比如地方自治组织，预备立宪期间的准议会咨议局，以及这些机构背后的各种社会组织，学会、商会、农会等等。我们知道，科举作为一种士子跟朝廷的联系，是无声的。一般来说，除非出现明显的科举舞弊，或者特别的政治事件，士子无法通过科举这个形式，对朝廷发声。但各种地方自治组织，各种社会组织，却有这样的发声渠道，更不要说作为士大夫的议政平台咨议局和资政院了。事实证明，自废科举之后，士绅与清政府的沟通和对话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而且增加的幅度非常高。在野士绅和绅商不仅跟地方当局沟通密切，跟中央政府直接对话，也有了管道。即使一九○八年之后上台的满族亲贵政府，也不能完全忽视民间的声音，立宪请愿虽说失败，但也不是没有一点成果——毕竟预备期缩短了三年。没有了选官制度，但不能说士子们就没了进入官场的渠道，很多受过新教育的知识分子，比如回国的留学生，有不少都通过一种特别的留学生考试，进入了官场。在改革后的各种新式机构中，洋学生的比例相当高。进入新军的士人，由于有文化，晋升的机会也多，从士兵变成了军官，也算是入仕了。
至于新政的军事改革，产生的新军成为清廷掘墓人的问题，其实也不能单从表面上看。的确，军事改革是导致了新军和旧军的矛盾。不仅原来的绿营面临被淘汰，或者转为警察的命运，就是曾经叱咤风云的湘淮军，甚至部分由淮军改编的练军，也不得不退为巡防营（相当于地方部队或者武警）。改革中，新军的新，也曾让一部分地方官产生畏惧，觉得这些新军的军官和士兵，有思想上的异动。好些地方都出现了限制新军的举措，平时不发子弹，演习时限制子弹数量，关键时刻甚至连枪栓都卸了。但是，明显作为次等军队的巡防营，却从没有这方面的限制。更过分的是，有的地方官还用巡防营监视新军，造成了跟改革初衷截然相反的歧视。在各个国家，各个不同军种之间，军人和警察之间，都免不了有冲突。试想，在大街上，一旦出现口角，有枪有弹和有枪没弹的人之间，肯定前者气更粗，胆更壮。原本是天之骄子的新军，忽然成了受气包，心气如何能平？
当然，在改革中，新事物和旧事物难免出现扞格和冲突，如果一些官员思想比较旧，喜旧厌新，扞格和冲突就会更加严重。但解决之道在于不断推进改革，让旧的事物得到改造，以新事物取代旧事物。军事改革，目的就是用新军取代旧军，因为只有这样，中国的国防才有出路。改革，矛盾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不能因为这些矛盾和冲突，就质疑新事物的“忠诚”。北洋军也是新军，在当时就没有人怀疑他们的忠诚。即使在南方新军中，不稳的人，也只是一小部分。受革命思想习染的新军士兵，即使在被革命党人大规模渗透的湖北新军中，也是少数。就算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到时候能不能革命，也不一定。武昌起义时，湖北的一镇一协新军，在武汉的，差不多有一万人，参加起义的不过三千，而且基本上没有军官，其中也难说没有被裹挟进去的。事实上，如果不是革命党据点提前暴露，党人花名册落到湖广总督瑞澄手里，而且瑞澄又处置严重失当，杀人示威，导致谣传满天，说瑞澄要按图索骥，大开杀戒，等于反向为革命做了动员，形成了举事死，不举事亦死，而且必死的态势，起义能否如期发动，能否有那么多人参加，都是未知之数。很多地方新军的不稳，实际上跟地方官的反向歧视有关，这样的歧视，激起了新军的怨怼之情。即便如此，新军的不稳，也不是全局性的。
当然，革命的发生以及迅速扩散，的确因为朝廷的政策引发了怨怼之情，情绪还相当大。但这不是新政改革所致，而是当时当家的满族亲贵，逆改革的潮流而动所致。政治改革的趋势，就是使更多的人分享更多的权力，在当时而言，就是让汉人士绅和绅商，进一步分享权力。可是，把持朝政的满人亲贵，不仅拒绝分权，反而大肆收权，推行铁路国有（收回资源），搞皇族内阁（收回权力），因而得罪了最不该得罪的人——代表士绅和绅商的立宪派，也开罪了地方实力派甚至部分地方官僚。此情此景，让这些人造反，倒未必能做，但有人造反，他们就能加入。革命党人，恰在此时，扮演了一个放火者的角色，于是，革命之火就成燎原之势了。
可以说，辛亥革命的发生，不是改革引发了革命，而是打着改革名义，实际上反改革的政府决策导致了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