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版《鹿鼎记》开播了。
　　金庸这部将江湖与朝堂紧密联系的作品备受青睐，光是电视剧就有8个版本。韦小宝这个与传统侠客迥异的形象也让不少演员乐于挑战。但显然，这一次的《鹿鼎记》还是令人吐槽之力全开。抛开演员等问题不谈，光是鳌拜家被挂上写着“鳌府”二字的匾额，就引发了一轮“群嘲”。
　　以礼制区分等级
　　其实这版《鹿鼎记》也有点冤。“鳌府”的用法曾出现在多个版本中，比如1992年周星驰主演的电影版，以及1998年陈小春主演版，只是当时并未引起太多注意。随着大家对历史了解的增多，很快就有人指出鳌拜不姓鳌，而是瓜尔佳氏，还有人戏言应该改名为“瓜府”。实际上，“鳌府”的问题主要并不在于姓氏，而是鳌拜家本来就没有资格被称作“府”。同样的，和珅家、纪晓岚家也没有资格被称作“和府”“纪府”。
　　封建社会最重礼制，尽管春秋战国时人们认为礼已崩、乐已坏，但长久以来，以衣冠服饰、住所出行的规制区分人的等级一直存在，且有严格要求。明太祖朱元璋就认为，服食居住的混乱是元朝灭亡的原因，“闾里之民，服食居住与公卿无异、贵贱无等、僭礼败度，此元之所以败也”。因此，明朝对衣食住行各方面都形成了一套繁琐的制度，如在女性衣着上，规定皇后、王妃才准使用翡翠珠冠，命妇则根据品阶使用金或银，布料上也有所區分，五品以上可用纻丝绫罗，六品以下用绫罗绸缎。
　　光是衣着就这么复杂，建筑上更是如此。梁思成曾说，“古代建筑随其国其俗，思想制度，政治经济之趋向”。各朝各代都对皇宫、王府、官邸、民宅等之间的差异有细密的规定，大到建筑规模、厅房数量，小至内部装饰、家具摆设。
　　如《明会典》规定，一、二品官员厅堂五间九架，屋脊用瓦、梁栋、斗拱、檐桷青碧绘饰，门二间三绿油，兽面锡环。随着官阶变化，到六品至九品，则厅堂三间七架，梁栋饰以土黄，门一间三架，黑门铁环。清朝基本沿袭了明朝的制度，在某些方面还更加细致严密，就连门钉也有要求。
　　问题出在“府”上
　　尽管一直都有严格的规定，但僭越的现象却难以避免，尤其在政权不稳时更加明显。唐朝安史之乱后，地方藩镇势力越发强盛，不仅争相逾制营建私宅，还在京城也大兴土木，“竞务奢豪，亭馆第舍，力穷乃止”。当时有人对这些僭越的内臣戎帅取了个形象的名字——“木妖”。
　　清朝和珅的僭越之举也是出了名。嘉庆帝登基后，下诏列和珅罪状，其中第13条、14条便是拿逾制说事：“所钞家产，楠木房屋僭侈逾制，仿照宁寿宫制度，园寓点缀与圆明园蓬岛、瑶台无异，大罪十三。蓟州坟茔设享殿，置隧道，居民称和陵，大罪十四。”
　　在衣食住行方面形成一套强制性制度用来区分等级，无疑是封建社会的糟粕。无论是在普通百姓还是官宦中，僭礼逾制始终是一股暗流。只是这类僭越，基本只敢隐于暗处，再飞扬跋扈、耽于炫富与享受，也不敢将僭越之举摆到明面上来。和珅家宅之后演变为恭王府，但和珅作为主人时，门口牌匾无论如何也不敢写上一个“府”字，最多只敢称“和第”，因为“府”字不是谁都能用。
　　根据《大清会典》，各王公府邸的等级差别十分详细，除了间数、台基高度等，名称的表述也有严格规定。亲王与郡王的住宅称作“王府”，贝勒、贝子的住宅称作“府”，至于官员的住宅，则只能称作“第宅”了。
　　此外，官员也甚少直接以姓名刻写牌匾，通常会按称呼、职位或爵位来，如“进士第”“太史第”等。后来，清廷为鳌拜恢复了部分名誉，雍正五年（1727年）鳌拜复一等公爵，雍正九年（1731年）又加封其为超武公。一本由清人吴长元所撰，记录北京地理人文的著作《宸垣识略》记载道：“一等超武公第在东堂子胡同。”可见“鳌府”的正确表述应当是爵位或官职加“第”字，口语化表达中称鳌拜第也无太大问题，意为鳌拜家。
　　至于人们纠结瓜尔佳氏的鳌拜是否能被叫做“鳌中堂”，钮祜禄氏的和珅是否能被叫做“和大人”，倒是没有太大问题。满族通常“称名不举姓”，这里的“鳌”与“和”并非真正姓氏，只是一个方便的称呼罢了。清人记载名臣鄂尔泰第宅时，便称“西城帅府胡同，为西林鄂文端尔泰第”。文端为鄂尔泰的谥号，清人往往称其鄂文端，就如称鳌拜为鳌中堂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