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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1月25日到今年2月5日，笔者一次又一次逡巡在广州城中村的幽暗巷道。“禁止黄赌毒”的标语、出售迷药的广告随处可见。在繁华背后的城中村，你可能想象不到这里的人们是怎样生活的。杀人者悔恨的眼泪，月入过万的乞丐，内心迷茫的村民……但他们不是城市的毒瘤，而是难以自愈的伤口。
犯罪者说：“这里是天堂，也是地狱”
也许犯罪者并不能从城中村整个大环境中单独剥离出来，正如不能从公民中分离出一个犯罪阶层。原本是人人平等的，但究竟是谁，让担负众生的天平失衡?当他们的手伸向黑暗的那一刻起，便失去了原来的身份而被打上另一个印记，一个特殊的群体就诞生了。
1月25日当我第一次走进员村，中午的阳光温暖明亮，然而不久前，一场血案就发生在派出所值班室的隔壁。这让我觉得村里熙攘的人群和即将过年的喜庆气氛有点虚幻。你不知道下一刻即将发生什么。那些故事，更多的隐藏于阳光的背后。正如易平(化名)，如果不是杀人后主动向《南方周末》诉说并自首，又有多少人知道他是如何走上这条路?也许大家只会注意“菜刀狂砍31刀致人于死”的血腥场面。
16岁初中毕业后为帮补贫穷的家庭而来到广州打工的易平，落脚城中村石东。由于文凭太低，谋不到固定工作，为了省钱，在饥饿时喝凉水：在40摄氏度高温下一次扛两包水泥上8楼挣5元钱。而当他终于发现即使如此拼命也并不能过上稍微像样的生活时，他开始寻找“发家”的捷径——“不偷不抢不犯罪，我难道不能撞撞赌运?”他当然早已熟悉城中村的赌场与规则。这里不知有多少个充满闯世界幻想的年轻人终如易平一样，在一瞬间转变了念头，将自己的人生抵押给罪恶。易平在此后的数年中一次次离开赌桌，又一次次无法自控而重新沦落。然而他在这样的环境中却坚持读每期的《南方周末》，并且喜欢看凤凰卫视的时事节目，但这最后的精神晚餐并不能把他拯救出来，在数次讨债未果却遭到毒打之后，他找来三位老乡要给欠账人一个教训。他已叮嘱过不许买匕首，“当三把菜刀拿回来时，我挨个检查了，认为那些家伙砍不死人”。可31刀后，“血在20平方米的屋子里飞溅”……自首时最后经过出租屋旁，他哭着说：“这里是天堂，也是地狱。”(注：关于易平一案的详细报道，请参看《南方周末》2005年11月24日《杀人嫌犯的人生自白》)
而此时，徘徊在案发现场和那些出租屋旁，已不能发现当时的一丝痕迹，也许那间被血染过的房子，早已洗抹干净，住进了另一位闯进都市的“创业者”。当地居民对这些事情早已司空见惯，狭窄的巷道中所有的人都把表情调成闲散和冷漠，忽然会有硕大的老鼠在迷宫般的城中村窜来窜去。断掉的电线从空中耷拉下来，问一户主，他说，这里的电线经常被偷，—个月要剪十几次，剪了抽出铜丝卖钱。为什么不报警?户主显然对我的无知很吃惊，“报警?没有杀人你打破电话警察都不会管的!”我这才看到沿路的墙壁上不时贴有派出所报警电话的小纸牌，和那些办证、治疗性病、出租、按摩洗头的小广告混在一起。
但这些小小广告牌中最显眼的，无疑是写有“迷药，电话★★★★★★★★”的广告。利用迷药作案的事例屡有曝光，但我不知，迷药在这里，竟这么容易获得，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钱，就这么简单。有一位朋友曾深受其害，路边他接受了陌生人问路请求，陌生人很感激地递来一支烟并开始攀谈，但一支烟过后这位朋友已不知身在何方，醒来时身上财物被洗劫一空，连外套都被剥走了。当然是那支烟里的迷药，让作案过程如此简洁。
一位城中村原住民看我对墙上的这种广告感兴趣，误以为我是执法人员，拉我走进他的家中，从层层缠裹的塑料袋中掏出一叠此类“迷药广告”，“你顺着这些电话打过去吧，一定能抓住他们，这些都是犯罪证据!打架杀人，鸡婆满天飞，这里实在住不下去了!”“那边有一帮带着老婆打工的，专门让自己的老婆做这种生意，自己突然闯入诈骗钱财。还有专门砍手的、飞车的，清洁工不是曾在垃圾箱里清出一只人手来吗?”老伯忽然做了一个往自己脖子方向抓夺的动作，“拽了别人的金项链就往这里边跑，巷子七拐八弯的，一会就不见人了!”70岁的老伯很激动，他厌恶这里的环境，盼望赶快拆迁。他每天义务清理这种害人广告，见了就撕，但一个人的力量显然不能制止遍街遍村的“牛皮癣”。
“赶紧拆吧，赶紧拆吧!怎么拆都行!”我已走远，听见老伯还在喃喃自语。拆迁不会如此容易，它牵扯太多人的利益和生存。而最关心拆迁的，当然是这里的村民。
贫富悬殊的村民
当我问及一位正在生火做饭的阿姨对何种改造满意时，她扔下手中的火钳，警惕地问：“又要拆迁吗?”之所以有一个“又”字，是因为过去几年里，拆迁的通知来了多次，从来没有一种政府满意村民也满意的方案制定出来。
陈阿姨说自己命不好，几十年都是霉运：80年代刚刚兴起农转非，她进入一家经营并不太好的工厂，以为总算有了一个铁饭碗。但没过多久迅猛的改革大潮冲到了这个村庄，忽然农民就不用种地了，开始大肆建房出租等收租金，并且每年有分红，而已是城市户口的她此时不属于村民，分红自然没份。没多久厂子撑不下去，只有下岗在家，勉强把房子修建到三层，自己住一层，另两层出租。这个城中村由于环境最差，所以房租也最低，两层房的租金也只能勉强维持生活。“国家让我们搬走，外面的房子现在五六千一平方米，我们怎么买得起?即使住进去，还要交养房费用(物业费等)，一家老小怎么生活啊?”她边说边把废纸屑投进煤炉。煤炉是这个城市在八、九十年代常用的那种，摆在1米宽的过道中，青烟在夹缝中艰难上升，陈阿姨用一把蒲扇朝炉子扇动，“没办法，煤气涨价太厉害，用不起，改回煤炉煲汤啦!”她低下头，不再看我，似乎这是很令她尴尬的事情。“国家拆迁可以，但每平方米的补偿价至少应该和外面市场上的价格相当吧!”
一些村民被称为“二世祖”，意指吃饱了没事干，天天游手好闲，日久难免陷入吸毒、赌博、嫖妓的漩涡中。但这并不是所有村民的生活。实际上，在村民群体中依然有严重的贫富悬殊现象，正如陈阿姨，她的生活在村民中也许只能属于中等偏下。在深圳大冲村，“有的人(包括很多村干部)多的有十几栋楼，有些穷的只有小平房，而且是非常古老的那种。”如果再按房子面积来实施补偿，当然是“穷者愈穷，富者愈富”。“而村干部除了可以多盖房子，年底多分红之外，每月工资就一万多元”。另一位村民却说：“村里最有钱的人当然是当干部的，凡是当村干部没有一个真正靠工资度日的。”“所以选举前拉票现象很严重啊!上门送礼为的是你投他一票，他们权力很大，分多少钱啊，对一些大事啊，都是他们说了算!”
村官不是“官”，但村官的权力有时超出你的想象，正因为不是“官”，所以一直没有有效的监督和选拔制度。在这都市里的村庄，他的作为甚至可以游离 于法律之外，“地头无赖现在却是这个村的发展部经理。”一位熟悉深圳城中村的朋友说。政府在改造之前，是否应该先“盘清家底”，这也许是个问题。
富和穷是城中村的两极，但更多的村民属于中间地带：每月房租收入5000-10000元不等，年终有一笔还算可观的分红。他们过着物质上的小康生活，却精神委顿，腰里的一大串出租屋钥匙“咣朗朗”地响着，是他们唯一觉得实在的东西。他们害怕对他们不利的拆迁，宁愿维持现状，任何一点有关改造的新通知，都会激起他们眼神里的惊恐。他们的利益其实没有保障，“大学城那边的村子不就是强行拆迁了吗?推土机都推到面前了哪敢不走?怎么就见不得穷人过大年呢?”员村的村民这样说。这是一群“穷人中的富人”。
当那些艰辛的打工者对房东的生活充满了羡慕时，也有房东暗暗嫉妒一些另类租屋者的收入。
月入过万的乞讨者
城中村的租住者，除了白领、蓝领，还有你不太熟悉的“灰领”，之所以不熟悉，是因为，当他们一天的乞讨“工作”完成，回到村中，他们的身份已不再是“乞讨者”，除了房东，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真正职业及其真实收入。在匆忙行走的城市人眼中，看到的只是他们手脚不全跪在街头行乞的可怜景象。
年初三，当我第三次走进员村的那条巷道，临路而居的张叔和李叔正在黑暗、狭窄的小屋里择青菜，一只颜色发黑、凹凸不圆的小铝盆放在地上。两人坐在门口，里面摆放两张简陋的单人床，6平方米、月租200元的小屋已没有空余地方，我只能站在门边和他们交谈。这两位分别从四川、陕西来的中年男人，面容憔悴却透着悲楚和慈祥。原本并不相识，为了节省房租开支，二人搭伴同住。但他们却不愿说在这里具体做什么，只是歉笑着含糊地说： “没什么，只是在这里讨生活啊!都一样的!”当我离开，心里还在想着那盆青菜，这是他们年初三中午菜谱上的唯一选择。
我在这里的长久转悠引起了一位江姓房东的注意，误以为我是租房者，热情且不由分说地带我去看他的“好房间”，转了七八个弯儿之后，我忽然发觉，又回到了张、李的门前，他们已经吃过午饭，倚在外面墙壁上晒太阳。这一次我看见倚墙而站的张叔只有右腿，那条空空的左裤管被挽在腰间。
江房东要带我看的房间就在他们的楼上。谈到楼下二人，房东说他们是乞讨者。怪不得生活艰难啊，我感叹着，房东却激动起来：
“你不要觉得他们可怜啊，这些人的收入说不定比你们都高!每天都在300块以上!逢年过节更多!你知道初一那天，他们讨回的红包有多少钱吗?900多块!”
“两年前这里住的是—位独臂人,80多岁，每天乞讨回来后要我帮他数钱，第一天369块，第二天399块，还说要是早来(广州)十年，怕已是百万富翁了!”
“他们每天出去乞讨前都要化妆的，‘工作妆’啊!怎么可怜怎么化。那个老头每天的早餐是牛奶加鸡蛋!比你们这些上班的都好!”
我一时无语，虽然此前听过有关“骗讨”的故事，却没有想到他们的收入这么高，又想起那盆青菜和他们慈祥的笑。但毫无疑问，大部分能讨来不错收入的确实是真残废，只是进行了更能赢得众人同情的“包装”。他们出卖自尊换来这样的收入，不知是高是低，而周围的居民，对他们更多的是鄙夷，包括帮人数钱的房东。
这一次离开时，我没敢回头看门口的张李二人，我怕我的眼神会流露出质疑。即使收入可观，他们活得也不轻松。
拾荒人是城中村另一群“另类租住者”，他们只能租最差最脏的房子，因为没有人肯把好的房子租给整日往家抱“垃圾”的人，他们在有垃圾的地方出没，犹如这城市清洁大军里的“游击队”。勤劳勇敢并且“眼尖”的人，也可以有一笔像样的收入。只是他们的门前甚至摆在门前的饭碗里，永远盘旋着嗡嗡的苍蝇。但他们不怕，“这比在家里种田好多了!”
一位全家都在捡垃圾的中年男子说，“早几年来的老乡，已有人准备在这边买房了。当然是偏僻地段，二手，不太贵的!”
但无论是乞讨者还是拾荒者，只是闯进城中村的少数，更多的，却是那些心怀梦想为未来打拼的年轻人。城中村相对低廉的房租使他们能够拥有存活于城市的一席之地。晚上拖着疲惫之躯回来，早上又重新融入写字楼、超市、摊档、街头。他们能忍受污浊的环境，却无法承受过高的房租。有的人梦想实现，走出去了；有的却沦于深渊不能自拔，像易平一样，悄无声息地，从某个城中村消失了……这里是起点，但有时，也是终点。
萌芽状态下的性产业?
向左，向右，再向左……在任何一个城中村，不管是条件稍好的石牌、棠下、下渡，还是环境较差的员村、猎德、程介，你都会失去方向感，没有东南西北，只有前后左右。而因光线不足整日开灯的一楼小店，或许是初来人辨别路线的最好指针。发廊旋转的彩灯，却显得千篇一律，因为太多。
拐进一条更为狭窄的小道，我停下来，前面5米远的地方有一装扮前卫、表情独特的女子坐在路中央，双腿时而叉开时而高跷，路过的男子不时从她腿上跨过，并回头眼神交流。我与她对视了一下，最终没有勇气跨过去，选择岔路前行。售货店的小老板说，这些都是拉客的，白天照样上街，有的寄身发廊，有的单枪匹马。
深圳的沙嘴村也许更为典型，一位跑遍深圳城中村的著名博客人记述沙嘴村时把它定位为“萌芽状态下的性产业”：
一些年纪较大的妇女或者中年男人有意无意地朝路人喊一句：“捏女仔?”说的是香港白话。因为来这里最大的主顾是香港人，沙嘴村纵横几十条小道上，都会响起这些招揽生意的声音。身边走过一个走路打手机的男人，飘落一句话在我肩头：“她现在有男朋友了，不做了”……由于性产业的相对发达，吸引了大批港人北上消费，也带动了这里的非性服务产业的蓬勃发展，装潢豪华的洗脚按摩中心和茶餐厅，各种金碧辉煌的KTV酒吧。沙嘴村的房东们也因为性产业他们带来的高出租率而可以安闲地在村口荔枝林里下象棋。性产业甚至在沙嘴村触发了一个新兴的服务业——化妆屋。为小姐们提供美丽的工作妆容，以提高竞争力。高收入小姐的大量存在，也引来了另一种外在经济——大量小偷在沙嘴村觅食。据一个交谈对象讲，她最近两次被人在夜间用迷药迷晕，醒来后发现衣物证件整整齐齐码放在沙发上，手机和现金却统统不见。
城中村不是贫民窟，这里有比穷人更穷的，也有比一般富人更富的；城中村也不是罪恶场，当它被都市转移来的罪恶侵袭，受害者是谁?
处处伤口却生机勃勃的城中村，依然在茫然中等待未来……
犯罪者说：“这里是天堂，也是地狱”
也许犯罪者并不能从城中村整个大环境中单独剥离出来，正如不能从公民中分离出一个犯罪阶层。原本是人人平等的，但究竟是谁，让担负众生的天平失衡?当他们的手伸向黑暗的那一刻起，便失去了原来的身份而被打上另一个印记，一个特殊的群体就诞生了。
1月25日当我第一次走进员村，中午的阳光温暖明亮，然而不久前，一场血案就发生在派出所值班室的隔壁。这让我觉得村里熙攘的人群和即将过年的喜庆气氛有点虚幻。你不知道下一刻即将发生什么。那些故事，更多的隐藏于阳光的背后。正如易平(化名)，如果不是杀人后主动向《南方周末》诉说并自首，又有多少人知道他是如何走上这条路?也许大家只会注意“菜刀狂砍31刀致人于死”的血腥场面。
16岁初中毕业后为帮补贫穷的家庭而来到广州打工的易平，落脚城中村石东。由于文凭太低，谋不到固定工作，为了省钱，在饥饿时喝凉水：在40摄氏度高温下一次扛两包水泥上8楼挣5元钱。而当他终于发现即使如此拼命也并不能过上稍微像样的生活时，他开始寻找“发家”的捷径——“不偷不抢不犯罪，我难道不能撞撞赌运?”他当然早已熟悉城中村的赌场与规则。这里不知有多少个充满闯世界幻想的年轻人终如易平一样，在一瞬间转变了念头，将自己的人生抵押给罪恶。易平在此后的数年中一次次离开赌桌，又一次次无法自控而重新沦落。然而他在这样的环境中却坚持读每期的《南方周末》，并且喜欢看凤凰卫视的时事节目，但这最后的精神晚餐并不能把他拯救出来，在数次讨债未果却遭到毒打之后，他找来三位老乡要给欠账人一个教训。他已叮嘱过不许买匕首，“当三把菜刀拿回来时，我挨个检查了，认为那些家伙砍不死人”。可31刀后，“血在20平方米的屋子里飞溅”……自首时最后经过出租屋旁，他哭着说：“这里是天堂，也是地狱。”(注：关于易平一案的详细报道，请参看《南方周末》2005年11月24日《杀人嫌犯的人生自白》)
而此时，徘徊在案发现场和那些出租屋旁，已不能发现当时的一丝痕迹，也许那间被血染过的房子，早已洗抹干净，住进了另一位闯进都市的“创业者”。当地居民对这些事情早已司空见惯，狭窄的巷道中所有的人都把表情调成闲散和冷漠，忽然会有硕大的老鼠在迷宫般的城中村窜来窜去。断掉的电线从空中耷拉下来，问一户主，他说，这里的电线经常被偷，—个月要剪十几次，剪了抽出铜丝卖钱。为什么不报警?户主显然对我的无知很吃惊，“报警?没有杀人你打破电话警察都不会管的!”我这才看到沿路的墙壁上不时贴有派出所报警电话的小纸牌，和那些办证、治疗性病、出租、按摩洗头的小广告混在一起。
但这些小小广告牌中最显眼的，无疑是写有“迷药，电话★★★★★★★★”的广告。利用迷药作案的事例屡有曝光，但我不知，迷药在这里，竟这么容易获得，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钱，就这么简单。有一位朋友曾深受其害，路边他接受了陌生人问路请求，陌生人很感激地递来一支烟并开始攀谈，但一支烟过后这位朋友已不知身在何方，醒来时身上财物被洗劫一空，连外套都被剥走了。当然是那支烟里的迷药，让作案过程如此简洁。
一位城中村原住民看我对墙上的这种广告感兴趣，误以为我是执法人员，拉我走进他的家中，从层层缠裹的塑料袋中掏出一叠此类“迷药广告”，“你顺着这些电话打过去吧，一定能抓住他们，这些都是犯罪证据!打架杀人，鸡婆满天飞，这里实在住不下去了!”“那边有一帮带着老婆打工的，专门让自己的老婆做这种生意，自己突然闯入诈骗钱财。还有专门砍手的、飞车的，清洁工不是曾在垃圾箱里清出一只人手来吗?”老伯忽然做了一个往自己脖子方向抓夺的动作，“拽了别人的金项链就往这里边跑，巷子七拐八弯的，一会就不见人了!”70岁的老伯很激动，他厌恶这里的环境，盼望赶快拆迁。他每天义务清理这种害人广告，见了就撕，但一个人的力量显然不能制止遍街遍村的“牛皮癣”。
“赶紧拆吧，赶紧拆吧!怎么拆都行!”我已走远，听见老伯还在喃喃自语。拆迁不会如此容易，它牵扯太多人的利益和生存。而最关心拆迁的，当然是这里的村民。
贫富悬殊的村民
当我问及一位正在生火做饭的阿姨对何种改造满意时，她扔下手中的火钳，警惕地问：“又要拆迁吗?”之所以有一个“又”字，是因为过去几年里，拆迁的通知来了多次，从来没有一种政府满意村民也满意的方案制定出来。
陈阿姨说自己命不好，几十年都是霉运：80年代刚刚兴起农转非，她进入一家经营并不太好的工厂，以为总算有了一个铁饭碗。但没过多久迅猛的改革大潮冲到了这个村庄，忽然农民就不用种地了，开始大肆建房出租等收租金，并且每年有分红，而已是城市户口的她此时不属于村民，分红自然没份。没多久厂子撑不下去，只有下岗在家，勉强把房子修建到三层，自己住一层，另两层出租。这个城中村由于环境最差，所以房租也最低，两层房的租金也只能勉强维持生活。“国家让我们搬走，外面的房子现在五六千一平方米，我们怎么买得起?即使住进去，还要交养房费用(物业费等)，一家老小怎么生活啊?”她边说边把废纸屑投进煤炉。煤炉是这个城市在八、九十年代常用的那种，摆在1米宽的过道中，青烟在夹缝中艰难上升，陈阿姨用一把蒲扇朝炉子扇动，“没办法，煤气涨价太厉害，用不起，改回煤炉煲汤啦!”她低下头，不再看我，似乎这是很令她尴尬的事情。“国家拆迁可以，但每平方米的补偿价至少应该和外面市场上的价格相当吧!”
一些村民被称为“二世祖”，意指吃饱了没事干，天天游手好闲，日久难免陷入吸毒、赌博、嫖妓的漩涡中。但这并不是所有村民的生活。实际上，在村民群体中依然有严重的贫富悬殊现象，正如陈阿姨，她的生活在村民中也许只能属于中等偏下。在深圳大冲村，“有的人(包括很多村干部)多的有十几栋楼，有些穷的只有小平房，而且是非常古老的那种。”如果再按房子面积来实施补偿，当然是“穷者愈穷，富者愈富”。“而村干部除了可以多盖房子，年底多分红之外，每月工资就一万多元”。另一位村民却说：“村里最有钱的人当然是当干部的，凡是当村干部没有一个真正靠工资度日的。”“所以选举前拉票现象很严重啊!上门送礼为的是你投他一票，他们权力很大，分多少钱啊，对一些大事啊，都是他们说了算!”
村官不是“官”，但村官的权力有时超出你的想象，正因为不是“官”，所以一直没有有效的监督和选拔制度。在这都市里的村庄，他的作为甚至可以游离 于法律之外，“地头无赖现在却是这个村的发展部经理。”一位熟悉深圳城中村的朋友说。政府在改造之前，是否应该先“盘清家底”，这也许是个问题。
富和穷是城中村的两极，但更多的村民属于中间地带：每月房租收入5000-10000元不等，年终有一笔还算可观的分红。他们过着物质上的小康生活，却精神委顿，腰里的一大串出租屋钥匙“咣朗朗”地响着，是他们唯一觉得实在的东西。他们害怕对他们不利的拆迁，宁愿维持现状，任何一点有关改造的新通知，都会激起他们眼神里的惊恐。他们的利益其实没有保障，“大学城那边的村子不就是强行拆迁了吗?推土机都推到面前了哪敢不走?怎么就见不得穷人过大年呢?”员村的村民这样说。这是一群“穷人中的富人”。
当那些艰辛的打工者对房东的生活充满了羡慕时，也有房东暗暗嫉妒一些另类租屋者的收入。
月入过万的乞讨者
城中村的租住者，除了白领、蓝领，还有你不太熟悉的“灰领”，之所以不熟悉，是因为，当他们一天的乞讨“工作”完成，回到村中，他们的身份已不再是“乞讨者”，除了房东，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真正职业及其真实收入。在匆忙行走的城市人眼中，看到的只是他们手脚不全跪在街头行乞的可怜景象。
年初三，当我第三次走进员村的那条巷道，临路而居的张叔和李叔正在黑暗、狭窄的小屋里择青菜，一只颜色发黑、凹凸不圆的小铝盆放在地上。两人坐在门口，里面摆放两张简陋的单人床，6平方米、月租200元的小屋已没有空余地方，我只能站在门边和他们交谈。这两位分别从四川、陕西来的中年男人，面容憔悴却透着悲楚和慈祥。原本并不相识，为了节省房租开支，二人搭伴同住。但他们却不愿说在这里具体做什么，只是歉笑着含糊地说： “没什么，只是在这里讨生活啊!都一样的!”当我离开，心里还在想着那盆青菜，这是他们年初三中午菜谱上的唯一选择。
我在这里的长久转悠引起了一位江姓房东的注意，误以为我是租房者，热情且不由分说地带我去看他的“好房间”，转了七八个弯儿之后，我忽然发觉，又回到了张、李的门前，他们已经吃过午饭，倚在外面墙壁上晒太阳。这一次我看见倚墙而站的张叔只有右腿，那条空空的左裤管被挽在腰间。
江房东要带我看的房间就在他们的楼上。谈到楼下二人，房东说他们是乞讨者。怪不得生活艰难啊，我感叹着，房东却激动起来：
“你不要觉得他们可怜啊，这些人的收入说不定比你们都高!每天都在300块以上!逢年过节更多!你知道初一那天，他们讨回的红包有多少钱吗?900多块!”
“两年前这里住的是—位独臂人,80多岁，每天乞讨回来后要我帮他数钱，第一天369块，第二天399块，还说要是早来(广州)十年，怕已是百万富翁了!”
“他们每天出去乞讨前都要化妆的，‘工作妆’啊!怎么可怜怎么化。那个老头每天的早餐是牛奶加鸡蛋!比你们这些上班的都好!”
我一时无语，虽然此前听过有关“骗讨”的故事，却没有想到他们的收入这么高，又想起那盆青菜和他们慈祥的笑。但毫无疑问，大部分能讨来不错收入的确实是真残废，只是进行了更能赢得众人同情的“包装”。他们出卖自尊换来这样的收入，不知是高是低，而周围的居民，对他们更多的是鄙夷，包括帮人数钱的房东。
这一次离开时，我没敢回头看门口的张李二人，我怕我的眼神会流露出质疑。即使收入可观，他们活得也不轻松。
拾荒人是城中村另一群“另类租住者”，他们只能租最差最脏的房子，因为没有人肯把好的房子租给整日往家抱“垃圾”的人，他们在有垃圾的地方出没，犹如这城市清洁大军里的“游击队”。勤劳勇敢并且“眼尖”的人，也可以有一笔像样的收入。只是他们的门前甚至摆在门前的饭碗里，永远盘旋着嗡嗡的苍蝇。但他们不怕，“这比在家里种田好多了!”
一位全家都在捡垃圾的中年男子说，“早几年来的老乡，已有人准备在这边买房了。当然是偏僻地段，二手，不太贵的!”
但无论是乞讨者还是拾荒者，只是闯进城中村的少数，更多的，却是那些心怀梦想为未来打拼的年轻人。城中村相对低廉的房租使他们能够拥有存活于城市的一席之地。晚上拖着疲惫之躯回来，早上又重新融入写字楼、超市、摊档、街头。他们能忍受污浊的环境，却无法承受过高的房租。有的人梦想实现，走出去了；有的却沦于深渊不能自拔，像易平一样，悄无声息地，从某个城中村消失了……这里是起点，但有时，也是终点。
萌芽状态下的性产业?
向左，向右，再向左……在任何一个城中村，不管是条件稍好的石牌、棠下、下渡，还是环境较差的员村、猎德、程介，你都会失去方向感，没有东南西北，只有前后左右。而因光线不足整日开灯的一楼小店，或许是初来人辨别路线的最好指针。发廊旋转的彩灯，却显得千篇一律，因为太多。
拐进一条更为狭窄的小道，我停下来，前面5米远的地方有一装扮前卫、表情独特的女子坐在路中央，双腿时而叉开时而高跷，路过的男子不时从她腿上跨过，并回头眼神交流。我与她对视了一下，最终没有勇气跨过去，选择岔路前行。售货店的小老板说，这些都是拉客的，白天照样上街，有的寄身发廊，有的单枪匹马。
深圳的沙嘴村也许更为典型，一位跑遍深圳城中村的著名博客人记述沙嘴村时把它定位为“萌芽状态下的性产业”：
一些年纪较大的妇女或者中年男人有意无意地朝路人喊一句：“捏女仔?”说的是香港白话。因为来这里最大的主顾是香港人，沙嘴村纵横几十条小道上，都会响起这些招揽生意的声音。身边走过一个走路打手机的男人，飘落一句话在我肩头：“她现在有男朋友了，不做了”……由于性产业的相对发达，吸引了大批港人北上消费，也带动了这里的非性服务产业的蓬勃发展，装潢豪华的洗脚按摩中心和茶餐厅，各种金碧辉煌的KTV酒吧。沙嘴村的房东们也因为性产业他们带来的高出租率而可以安闲地在村口荔枝林里下象棋。性产业甚至在沙嘴村触发了一个新兴的服务业——化妆屋。为小姐们提供美丽的工作妆容，以提高竞争力。高收入小姐的大量存在，也引来了另一种外在经济——大量小偷在沙嘴村觅食。据一个交谈对象讲，她最近两次被人在夜间用迷药迷晕，醒来后发现衣物证件整整齐齐码放在沙发上，手机和现金却统统不见。
城中村不是贫民窟，这里有比穷人更穷的，也有比一般富人更富的；城中村也不是罪恶场，当它被都市转移来的罪恶侵袭，受害者是谁?
处处伤口却生机勃勃的城中村，依然在茫然中等待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