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昏官混官，人们是必须要骂的，骂他们贪赃枉法，尸位素餐；亲戚朋友当了官，找他办事没办成，人们也是要骂的，骂他们不通人情，忘恩负义。其实，你去求人家办事，大多数都是不合法的，否则，也用不着走后门。人家不给你办，也许恰恰是不愿枉法徇私。这是一个悖论：人人都希望官员是清官，但又不愿意当官的熟人油盐不进，滴水不漏。所以，做清官真难，必须面对来自社会和亲朋截然相反的利益诉求，他可以直面权贵甚至触怒上司，但不能得罪与自己沾亲带故的人。清官在世界上混，许多时候可以黑起脸来，可他不能坚持一辈子“独身”，恶劣的生存环境使他们更重视朋友和亲人的支持，因此他们也要建立自己的关系网。
　　我们就来看看历史上两个最著名的清官的关系网。
　　一个是包拯。包拯的最高职位是枢密副使，中央决策机构的9个成员之一。同为副使的吴奎是他的铁哥们，私交甚好，包拯死后，其墓志铭就是由吴奎来撰写的；枢密使张升是包拯的顶头上司，与包拯工作关系密切，意见相当一致；宰相韩琪、副相曾公亮和包拯都是天圣年间的进士，对包拯素有好感；参知政事欧阳修对包拯有褒有贬，但基本上态度还算客观。看来，包拯的工作环境还算不错。而对于自己的朋友，包拯不免要有情感上的倾向。当初，包拯一直在地方上工作，经过王拱辰的大力举荐，才被调到中央。包拯进京以后立即上奏，攻击王拱辰的政敌范仲淹等人。欧阳修很反感他这种做法，认为他在为以王拱辰为代表的御使台捉刀。同样，吴奎遭到贬斥，包拯也为之愤愤不平，多次上奏请求让他留任。在朝廷不愿收回成命的情况下，包拯便七次要求调任地方。这种状况显然已经突破了清官的底线，很难说没有个人情绪夹杂在里面。固然，“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清官的惺惺相惜者也不乏其例，像“怒铡包勉”之类的故事只是老百姓编排出来聊以自慰的，不足为信。问题恰恰在于：清官的朋友缺少那种光天化日之下的大是大非，但他们免不了打擦边球，介入个人恩怨和朋党之争。清官怎么办？他也得靠朋友，既然朝哪边倒都有冠冕堂皇的理由，那么，他是不是会不由自主地要倾向于自己人？而人们的“清官癖”心理容不得这个，老百姓巴不得清官们把朋友得罪个精光，显示出清官的出淤泥而不染之美。试问，假如吴奎在和别人争执中略微理亏，包拯能一是一、二是二地不偏不倚吗？
　　另一位是海瑞。这位先生上书痛斥嘉靖皇帝，一骂成名。皇帝怕后世将自己比作纣王，也不敢杀他，只好把他投进大牢。出狱后，在首辅徐阶的提拔下，海瑞两年间换了六七次官职，连升四级，升迁之快无以复加。试问，他能不感激徐阶吗？在徐阶有难的时候，他能不拔刀相助吗？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广东道监察御史齐康弹劾徐阶的家人在乡里横行不法，这本是当时尽人皆知的事实，以后海瑞巡抚应天十府时也对该如何处置徐阶的儿子而伤透了脑筋。但当时的言官都是徐阶的亲信，他们一口咬定齐康是受徐阶的政敌首辅高拱指使，乘机攻击高拱。这时担任大理寺丞的海瑞也跟着起哄，上了一本《乞治党邪言官疏》，说齐康是受高拱指使的鹰犬，二人乃是奸党，请求穆宗“罢斥高拱，将齐康重加刑治”。海瑞以其骂皇帝的才华来骂大臣，不过是小菜一碟，但十几年后海瑞整理文集，重读此文，自己都觉得脸红，于其上加了个附注说“一时误听人言，说二公（指徐阶和高拱）心事俱未的确”。但高拱毕竟因此去职，海瑞难辞其咎。清官终究为清官，比谁都明白是非界限。
　　在一个没有法制或者法制只被当作摆设的环境里，人人自危，朋党就成了安全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一浊俱浊。有良知者只能靠所谓道德来约束自己。但道德能有多大力量？清官们如何在关系网和是非之间找一个契合点，至今仍没有答案。
　　
　　终南有捷径
　　
　　终南山位于陕西西安以南，以偏远险峻著称，鸟不拉屎，人迹罕至，路途都没有，何谈“捷径”呢？
　　原来在古代，着实有些皇帝喜好隐士，一旦打听到哪里藏有隐士，被其大名所吸引，就会三番五次派人征召，入朝后加官晋爵，让人羡煞。卢藏原先隐居终南山中，弹琴作画写文章，空腹辟谷练气功，很是潇洒。武则天时，卢声名远播，都知道神秘的终南山里有这么一个大腕儿。于是，卢藏想当然地被请进京都，先后任中书舍人、尚书右丞，享尽荣华富贵。
　　后来，有个叫司马承祯的道士也被征召入朝，但这家伙牛烘烘地呆了几天，非要回去。卢藏指着终南山说：“这里就是个很好的地方，何必隐居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呢？”司马承祯回答道：“照我看来，这里只是有做官的捷径而已。”
　　于是，“终南捷径”成了投机取巧的代名词。躲到远远的终南山里，不为逃离，而是待价而沽，为了更深地介入。拿到现在，领导们可没这个耐心，你躲了，就没机会了。他们才不要什么礼贤下士的虚名呢！收钱办事，论功行赏，似乎天经地义。于是，这个时代，隐士绝种了，人们像苍蝇一样扑向有实权的人。
　　这样一说，似乎在慨叹人心不古，其实人心从来就没有“古”过。无论隐居，还是行贿，都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终南捷径，是以取得私利为目的，绝不仅仅拘泥于所谓“隐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