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一生服务清华长达47年，其中担任校长31年，在两岸清华人的心目中，他是当之无愧的“终身校长”“永远的校长”。
　　梅贻琦在执掌清华期间始终坚持勤俭办学、廉洁治校。他初到清华时，便再三强调勤俭。他说，我这样做一则是希望学生保持简朴学风，无纨绔习气；二则是为了节约办学经费。其实，当时的清华庚子赔款相当丰厚，梅贻琦完全可以不用那样做，但是他没有。对于数额巨大的庚款梅贻琦分文不取，相反他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为了节约开支，梅贻琦辞去了司机，自己学开车；辞去厨师，让夫人韩咏华亲自下厨。不但如此，梅贻琦甚至连学校供应他的两吨煤也不要。
　　抗战时，梅贻琦主持西南联大校务，当时他的方针就是一个字——省。他说：“让我管这个家，就得精打细算。”据郑天挺《梅贻琦与西南联大》一文回忆，梅校长做事既稳靠又无私。抗战期间，物价上涨，供应短缺，西南联大同仁生活极为清苦，形同乞丐。梅校长在常委会建议一定要保证全校师生不断粮，按月每户需有一石六斗米的实物，租车派人到邻近各县购运，此项工作异常艰苦、危险。幸而不久得到在行政部门工作的三校校友的支援，一直维持到抗战胜利。抗战期间清华组成服务社，用生产盈余补助清华同仁生活。为顾念北大、南开同仁皆在困境，梅贻琦年终送给大家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馈赠。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回忆，抗战时父亲为了筹措资金，协调与中央政府和当地领导的关系，每年必须奔走重庆几次。“那时由昆明到重庆乘飞机是件
　　难事，飞机说不定什么时候起飞，一天走不成，得第二天再来。”梅贻琦有一次返途中遭遇敌机轰炸加上阴雨天气，一连走了三个月才回到昆明。
　　1949年，60岁的梅贻琦来到美国管理清华在美的庚款基金。他只有一间办公室，聘了一位兼职助理。梅贻琦当时给自己定的薪水是三百元，和庚款资助的在美留学生一样。当局觉得过意不去，让梅贻琦将自己的薪水改为1500元，梅贻琦不同意，他说：“薪水是我自己定的，我不情愿改。”台湾地区早期财政一度很穷困，所以有不少人经常打清华庚款的主意，但均被梅贻琦严词拒绝，于是有人便骂梅贻琦是“守财奴”。
　　1955年11月，梅貽琦从美国回到台湾考察创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及台湾清华大学情况。由于他掌握着数额巨大的清华基金，台湾地区各“县长”“市长”纷纷接近他，企图趁机捞一把油水。可是他们哪里知道，此时的梅贻琦却因为经济拮据不得不将已62岁的太太韩咏华留在纽约依靠打工独自生活，自己只身一人赴台。当有人告诉梅贻琦“师母在那边生活太苦，必须设法给师母汇钱，或接她来台湾”时，梅贻琦说自己在台薪金微薄，无法汇钱照料。晚年梅贻琦患病住院，甚至无力支付医药费。
　　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病逝于台大医院，享年73岁。梅贻琦生前随身携带一个手提皮包，住院后一直放在床下一个较为隐秘的地方。两星期后，在各方人士监督下秘书将皮包启封。当包打开时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原来里面装的是清华基金账目，一笔笔清清楚楚地列着。睹物思人，在场者无不落泪。两袖清风的梅贻琦真是穷极了。他病中所欠医院的医疗费及丧葬费用由清华师生捐款偿还。蒋梦麟在为梅贻琦撰写的碑文中称梅贻琦“一生尽瘁学术，垂五十年，对于国家服务之久，贡献之多，于此可见，其学养毅力，尤足为后生学习楷模”，这话确是中肯之论。
　　（摘自《杂文月刊》）